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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旅·标本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一周参观记录:
★3月6日：7个单位392人；
★3月7日：12个单位472人；
★3月8日：33个单位1169人；
★3月9日：50个单位1320人；
★3月10日：37个单位1364人；
★3月11日：48个单位1305人；
★3月12日：14个单位386人。
合计：201个单位6408人次（包括免票参观的单位）。
八办在编工作人员：41人，在岗29人。
门票：5元（学生、军人、老干部免费）。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工作人员李一红告诉记者，上周（3月6日—12日）是百年不遇的高峰，这两天已经没有这么多人了，每天大概一百多人次，但还是比往年多了许多。往年一年的门票收入也就是10万元左右。
时间：2005年3月6日 星期天 晴
地点：西安市北新街中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采访目标：观众随机访问。
当日观众记录：392人
当一个日本游客站在面前
他一个人挨着墙，走走看看。当一个参观团随着讲解员离开这间展室，他仍然站在那里。头顶是一幅林伯渠当年在这间办公室里工作的图片。他很费力地看上面的文字说明。
上午已经采访了几个团队，但没有采访零散的游客，而散客的目的性更真实，也更可能“有故事”。记者走近他，我们交谈起来。
他是一个日本人。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当外教，对中国历史比较感兴趣。他生涩的中文只能告诉记者这么多。
其实，在实施采访之前，记者已经翻阅了许多“八办”的历史资料，这时，当一个日本游客站在面前，记者感觉到这座处于闹市中的安静院落里的一切都变得生动起来，包括身边的旧木桌，墙上的挂钟，脚下厚重的木地板，还有那些刚刚“存放”进脑子里的资料。可是，语言障碍使我无法向他介绍太多的东西。
七贤庄所在的这片区域，原是清代满族居民区。辛亥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恨”乌及屋，把它毁为废墟。后来，一些银行资本家买下了这里的地皮，并在此建起了一排连墙式的宅院，共有十个院落，整齐划一 ，对外出租。来此租住的多是些中上层人士，借《晋书》“竹林七贤”的美传而得名，当时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题书“七贤庄”镶嵌于庄首。
193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刘鼎来到竣工不久正待出租的七贤庄，因这里距火车站较近，交通十分方便，便看上了这所不起眼的小院，用200块银元租下了七贤庄的一号院。在德国牙科博士温奇·冯海伯牙科诊所的掩护下，秘密交通站开始为延安供应药品、卫生器材和通讯器材。
从1936年至1946年的10年间，七贤庄1、3、4、7号院先后被租用，成为党中央设立的秘密交通站、红军办事处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作为一方阵地，在维护和推动民族抗日运动发展，为八路军采购物资，做好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组织广大国统区爱国青年以及国际援华友人奔赴延安、走向抗日前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如今的“八办”，有多间以当时在这里工作或居住过的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小屋。这些小屋的陈设都同样简单：一张窄小的床，一张木色斑驳的书桌，一把旧藤椅。
“八办”最后一进院落，正在举行“陕西革命图片展”。一对老夫妇在一张张老照片跟前转了半个多小时。老两口住在解放路，本来在革命公园转悠，后来想看看“老革命”，就跑到“八办”来了。
一位来自邯郸的年轻父亲领着他四岁的小儿子在看理发室里那个 “土风扇”，儿子的小手不停地拽着他要走。
两个从东北出差路过西安的中年人，是专程来“八办”参观的，他们对那段历史很熟悉，所以他们的神态显得更为虔诚。
在“八办”旧址复原的办公室里，墙上的挂钟指向22时——记录着1946年9月10日“八办”工作人员最后撤离的时间。而只能容纳百余人的小小院落，也许只有当中的老树见证过这里流光岁月中匆促的身影和深夜不眠的灯火。
今天有七个单位的党员团队来“八办”参观学习。散客不多。
时间：2005年3月7日上午 星期一 晴
地点：“八办”纪念馆馆长办公室
采访目标：上官习琴馆长
当日参观人次：472人
资金都要去跑去要去争取
走进馆长办公室，桌上的传真机正忙着收发传真。“咱现在已经进入高峰了，过去7月是高峰期，现在提前了。”上官馆长一边忙着整理她的传真，一边向记者介绍情况。上个星期‘八办’接待了70多个单位，这两天一直到星期三都排得满满的。
尽管今年过完年，到“八办”来参观的单位就络绎不绝，一些党政机关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虽然给“八办”带来了繁荣景象，但是仍不能掩盖这里沉寂多年的面貌。
陕西是一个文物大省，更看重历史文物，而不是革命文物。这似乎是一个市场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肩负爱国主义传统教育使命的纪念馆，除了依靠行政指令，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哪个阶段需要重视革命文物了就重视一下，其它时候就应付一下。你给我把家门看好就行。”对不甘心只是看好家门的上官来说，面对的是更多的困难。
1998年年底，上官习琴调到“八办”，正是“八办”陷入低谷的时候，馆里设施陈旧、客源不足、经费短缺，而真正让她难以忍受的是馆里的氛围，好像大家都习惯了不给别人讲自己的困难。但是，“你不说别人不会知道，所以你必须得去说。”
当时刚好省政协对革命旧址进行调研，政协副主席朱振义亲自到“八办”来，来了以后，他就请“八办”的同志讲困难。上官记得当时朱振义拍着桌子说：共产党的阵地，共产党不去管谁去管？这句话出自政协的一个领导之口，上官觉得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八办”的领导第一次有了勇气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
从那以后，“八办”的情况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后来省长来视察，又召集市上领导现场办公。当时在会上就定下：给“八办”职工工资部分是全额拨款，另批了经费62万元。
厚厚一本〈红色旅游建设可行性报告〉就搁在上官的手边，很快就要给市计委报上去。她觉得惟一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用三年时间分期来实行：第一年，先把8—10号院收回，整个南边就很整齐了；第二年把停车场配套设施搞好；第三年再把2—7号院的北半部分收回来。然后就是恢复民居，也可以恢复旧址，整体保护起来。地方大了，才有条件开发利用，还能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为观众提供更多形式多样、内容灵活的有收益的服务。
但是，日常修缮维护和未来的开发保护样样都缺不了钱。上官说自己这个当馆长的，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是为资金到处去筹措，去费口舌。好在最难的时候也过来了。这次发展红色旅游，应该说是“八办”赶上了好时候，好机遇。国家提供70%的经费，省、市有30%的配套资金。
“现在更要积极地、主动地去跑去要去争取。而且还要把事儿给人家做好，争取来的资金落到地下要有个响儿。” 上官馆长这样对记者说。
时间：2005年3月8日下午 星期二 晴
地点：西北二路
采访目标：“八办”刘彤璧老馆长
困境在于机制
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刘彤璧老馆长家里的茶几上还放着一份“八办”的红头文件。她告诉记者那是“八办”工作人员行梅拿来的一份辅助陈列的方案，让她帮着看看。
刘彤璧1967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八办”，1984年任馆长。2001年7月从“八办”退休。
在刘彤璧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馆里的游客很多，前院老是坐得满满的，台阶儿上也坐着人。每年春季以后就是参观高潮。最多的一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年，有两个月游客就连着不断往里走。以后游客慢慢地就少了。
刘彤璧一直觉得八十年代的“八办”比现在活跃，办展览陈列、征集文物资料、充实馆藏内容。那个时候她家就住在北新街口省政府家属院，礼拜天经常去加班，她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所以积累的材料也多，不管办展览还是写文章，都是得心应手。她想就算“八办”好多人都来过，但是你搞个新的展览，还是会吸引一批新的观众。而现在馆里的同志认为办展览得不偿失。自1999年办过一个展览之后，就没再办过了。
九十年代走下坡路是革命旧址纪念馆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光是陕西、西安，全国的革命纪念馆都没有历史文物那么受欢迎，受重视。有时候一天只有几个人。有一年遇上博物馆国际日，所有博物馆包括纪念馆免费向观众开放。刘彤璧记得，那天，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出动了部队维持秩序，而“八办”只有一百多人来参观。
“你要进一个人不由你，而不管你需要不需要的人，都能塞进来。”老馆长无奈地说，作为一馆之长，既没有财权，也没有人事权。就算看得清清楚楚，又有什么用呢？参观的人那么少，没有给“八办”的工作人员带来任何紧迫感，“因为工资又不少拿，哪怕是关了门。”
刘彤璧到延安馆开过两次会，在那里她看到“八办”所缺少的东西。回来后，她常给馆里同志打这样的比方：“你看那个饭馆，与其一天到晚费那个麻烦，点香敬神，不如加强管理，搞新的管理制度可能才真有实惠。”
“必须改变整个单位的思想，”刘彤璧认为这才是“八办”惟一的出路。如果真的有一天，事业单位完全实现聘任制，聘进来一些能够使馆里改变面貌的能人，她想纪念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天靠向财政要钱维持生计。
时间：2005年3月10日上午 星期四 晴
地点：“八办”周围民居
采访目标：七贤庄居民
四十年生活无法向前迈进
绕着“八办”走访一圈，记者看到，与“八办”相连的民居因年久失修而面目全非。这些曾经整齐划一的房产，归属于各个单位，原来的单位家属早已搬迁新居，将旧房转租他人，形成现在居民杂居的现象。
张先生一家三代在这里住了有40年。走近那座院子，听到里面隐约传来钢琴声响。敲开门，记者看见一个与“八办”的院落如出一辄的四合院，只是这里没有“八办”的干净整齐，也没有“八办”的新。过厅的木地板已经没了颜色，而且磨损非常厉害。它已经承受了70年的人来人往，不堪重负，露出明显的倦容。
从台阶步入院中，院子里的老树已经枯死。站在与“八办”仅一墙之隔的院落当中，站在这样一种真实的颓败面前，在这样一个可以窥见历史的角落，一种悲哀油然而生。
40年前，张先生家老爷子的单位是省政府的，当时房子分到这儿，还算可以。后来都有楼房了，该给他们调房的时候，老爷子死了，这事就搁在这儿了。过去三代人在一起，四、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如今，两口子下岗在家，孩子在外地打工。
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无法相信，在西安市的中心，还有人过着如此不便的生活。院子里没有供水设施，每天要穿过马路，到对面的院子去提水。厕所是旱厕，有个粪车，一个星期来一次。北面墙上的青砖已经松软，手一碰就掉渣渣。冬天生炉子总得小心翼翼，不敢放在屋里，屋里只好装上土暖气取暖。有一家的屋顶上铺着油毛毡，年年遇着下大雨对他们来说，是最提心吊胆的。
门廊上的铁皮灯罩已经锈了多年，灯炮早已没有。过厅西北角木板地下面有一个与“八办”相似的地下室，早就废弃不用。
张先生说，这房子他自己已“收拾”过三次。“我们也在想着，国家有一天能把我们这个院子收去了，好多事情就解决了。”
今年过年儿子本来打算回来，后来张先生考虑来考虑去的，就没叫儿子回来。“有女朋友了，回来咋住呀？”
钟楼报时的钟声响起，那熟悉的东方红的旋律隐隐传来。
张先生指着院子西侧石台上那家说，那家老头也死了，死了以后把房子给了他农村的儿子，农村儿子在外头做生意，几年都不来一回。现在跟他们联系都没办法。房里头都塌了。
听到记者说八办计划三年把七贤庄全部收回，张先生好几次忍不住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们已经申请了吗？”“我不会是做梦吧。”
时间：2005年3月10日中午 星期四 晴
地点：“八办”2号院办公室门前
采访目标：“八办”业务部主任行梅
当日参观人次：1364人
“八办”的故事和她的故事
中午午休时间，“八办”四、五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上午接待了十几个单位，忙活了一早上，这会儿是难得的空闲。记者坐在行梅旁边，和她闲聊起来。
行梅1979年来馆里时才18岁，现在她的女儿都18岁了。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八办”只有1—3号院很小的地方，到3号院的地方堵了一道墙，是“文革”时留下的，墙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过去人多。”行梅觉得这是“八办”最明显的变化。那会儿，她当讲解员，一批就是五、六百人。那也是“八办”讲解员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0个讲解员。一个人一天要讲五、六批，后来慢慢就少了，每年就是到“七·一”的时候参观人数多一点。现在的特征是，小学生来得特别少，几乎没有了。
行梅说，有一次，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说她：“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你，还以为你调哪去儿了，咋还在那儿，那啥地方嘛。”行梅反倒很诧异，自己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换个单位。“我是1979年3月19日工作的，当时招了5个讲解员，4月12日叶剑英就来了。当时叶剑英还对我们说：‘你们多大了？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行梅觉得大概是自己住在老一辈居住过的地方，接触的资料都是老一辈当年奋斗的历史，所以想法可能有点不一样。
行梅始终觉得那会儿的日子挺充实的。晚上不回家，就呆在馆里，“八办”的老业务人员给她们讲每一个房子里发生的故事，这样慢慢积累，自己就能把它们整理成针对不同观众的讲解词。像中国近代史、英语以及大学的课程都是在工作期间自学的，那时年轻人也多，大家都是边学习边积累。后来游客不多了，每个月除了工资能保证，没有额外的奖金。有很多大学生分来，很快就跳槽了。
行梅最难忘的工作还是到全国各地去走访老同志，这也是抢救文物的一种方式。去年她们到云南文山，走访一位当年在“八办”工作的老同志，80多岁了。行梅给老同志打电话联系的时候，老同志在电话里哭了，他说没想到你们办事处还能记得我。
每年12月，她肯定要去买一批贺卡，给每个老同志寄去，她知道他们接到那个贺卡心情肯定不一样。有时候她也会收到老同志回寄给她的卡片。
行梅觉得现在对青年一代革命传统教育抓得还是不够，孩子们那种民族的观念在脑子里还是很少。所以她几次出差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听老同志讲当年的故事，也会很感动。
今年一开始，大家都没料到，春节前才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动员大会，年过完没两天，就忙上了。一直到现在，每天参观的观众很多。袁纯清书记3月5日到“八办”参观以后，开了个座谈会，对“八办”评价也挺高的，回去就要求市级99个单位的党员全部要到“八办”来接受教育，所以这几天每天都有上千人次来参观。四个讲解员忙不过来的时候，行梅也顶上去讲解。
中午一点半，已经有单位来参观，省林业厅的一位女同志，来联系讲解。讲解员还在午休，行梅便亲自上阵了。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一周参观记录:
★3月6日：7个单位392人；
★3月7日：12个单位472人；
★3月8日：33个单位1169人；
★3月9日：50个单位1320人；
★3月10日：37个单位1364人；
★3月11日：48个单位1305人；
★3月12日：14个单位386人。
合计：201个单位6408人次（包括免票参观的单位）。
八办在编工作人员：41人，在岗29人。
门票：5元（学生、军人、老干部免费）。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工作人员李一红告诉记者，上周（3月6日—12日）是百年不遇的高峰，这两天已经没有这么多人了，每天大概一百多人次，但还是比往年多了许多。往年一年的门票收入也就是10万元左右。
时间：2005年3月6日 星期天 晴
地点：西安市北新街中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采访目标：观众随机访问。
当日观众记录：392人
当一个日本游客站在面前
他一个人挨着墙，走走看看。当一个参观团随着讲解员离开这间展室，他仍然站在那里。头顶是一幅林伯渠当年在这间办公室里工作的图片。他很费力地看上面的文字说明。
上午已经采访了几个团队，但没有采访零散的游客，而散客的目的性更真实，也更可能“有故事”。记者走近他，我们交谈起来。
他是一个日本人。在西安外国语学院当外教，对中国历史比较感兴趣。他生涩的中文只能告诉记者这么多。
其实，在实施采访之前，记者已经翻阅了许多“八办”的历史资料，这时，当一个日本游客站在面前，记者感觉到这座处于闹市中的安静院落里的一切都变得生动起来，包括身边的旧木桌，墙上的挂钟，脚下厚重的木地板，还有那些刚刚“存放”进脑子里的资料。可是，语言障碍使我无法向他介绍太多的东西。
七贤庄所在的这片区域，原是清代满族居民区。辛亥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恨”乌及屋，把它毁为废墟。后来，一些银行资本家买下了这里的地皮，并在此建起了一排连墙式的宅院，共有十个院落，整齐划一 ，对外出租。来此租住的多是些中上层人士，借《晋书》“竹林七贤”的美传而得名，当时的文化名人成柏仁题书“七贤庄”镶嵌于庄首。
1936年春夏之交，周恩来指派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在西安设立秘密交通站。刘鼎来到竣工不久正待出租的七贤庄，因这里距火车站较近，交通十分方便，便看上了这所不起眼的小院，用200块银元租下了七贤庄的一号院。在德国牙科博士温奇·冯海伯牙科诊所的掩护下，秘密交通站开始为延安供应药品、卫生器材和通讯器材。
从1936年至1946年的10年间，七贤庄1、3、4、7号院先后被租用，成为党中央设立的秘密交通站、红军办事处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所在地。七贤庄作为一方阵地，在维护和推动民族抗日运动发展，为八路军采购物资，做好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组织广大国统区爱国青年以及国际援华友人奔赴延安、走向抗日前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如今的“八办”，有多间以当时在这里工作或居住过的领导人名字命名的小屋。这些小屋的陈设都同样简单：一张窄小的床，一张木色斑驳的书桌，一把旧藤椅。
“八办”最后一进院落，正在举行“陕西革命图片展”。一对老夫妇在一张张老照片跟前转了半个多小时。老两口住在解放路，本来在革命公园转悠，后来想看看“老革命”，就跑到“八办”来了。
一位来自邯郸的年轻父亲领着他四岁的小儿子在看理发室里那个 “土风扇”，儿子的小手不停地拽着他要走。
两个从东北出差路过西安的中年人，是专程来“八办”参观的，他们对那段历史很熟悉，所以他们的神态显得更为虔诚。
在“八办”旧址复原的办公室里，墙上的挂钟指向22时——记录着1946年9月10日“八办”工作人员最后撤离的时间。而只能容纳百余人的小小院落，也许只有当中的老树见证过这里流光岁月中匆促的身影和深夜不眠的灯火。
今天有七个单位的党员团队来“八办”参观学习。散客不多。
时间：2005年3月7日上午 星期一 晴
地点：“八办”纪念馆馆长办公室
采访目标：上官习琴馆长
当日参观人次：472人
资金都要去跑去要去争取
走进馆长办公室，桌上的传真机正忙着收发传真。“咱现在已经进入高峰了，过去7月是高峰期，现在提前了。”上官馆长一边忙着整理她的传真，一边向记者介绍情况。上个星期‘八办’接待了70多个单位，这两天一直到星期三都排得满满的。
尽管今年过完年，到“八办”来参观的单位就络绎不绝，一些党政机关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虽然给“八办”带来了繁荣景象，但是仍不能掩盖这里沉寂多年的面貌。
陕西是一个文物大省，更看重历史文物，而不是革命文物。这似乎是一个市场的选择。但是作为一个肩负爱国主义传统教育使命的纪念馆，除了依靠行政指令，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哪个阶段需要重视革命文物了就重视一下，其它时候就应付一下。你给我把家门看好就行。”对不甘心只是看好家门的上官来说，面对的是更多的困难。
1998年年底，上官习琴调到“八办”，正是“八办”陷入低谷的时候，馆里设施陈旧、客源不足、经费短缺，而真正让她难以忍受的是馆里的氛围，好像大家都习惯了不给别人讲自己的困难。但是，“你不说别人不会知道，所以你必须得去说。”
当时刚好省政协对革命旧址进行调研，政协副主席朱振义亲自到“八办”来，来了以后，他就请“八办”的同志讲困难。上官记得当时朱振义拍着桌子说：共产党的阵地，共产党不去管谁去管？这句话出自政协的一个领导之口，上官觉得非常意外，也非常感动。“八办”的领导第一次有了勇气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
从那以后，“八办”的情况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后来省长来视察，又召集市上领导现场办公。当时在会上就定下：给“八办”职工工资部分是全额拨款，另批了经费62万元。
厚厚一本〈红色旅游建设可行性报告〉就搁在上官的手边，很快就要给市计委报上去。她觉得惟一比较可行的方案就是用三年时间分期来实行：第一年，先把8—10号院收回，整个南边就很整齐了；第二年把停车场配套设施搞好；第三年再把2—7号院的北半部分收回来。然后就是恢复民居，也可以恢复旧址，整体保护起来。地方大了，才有条件开发利用，还能解决一些就业问题，为观众提供更多形式多样、内容灵活的有收益的服务。
但是，日常修缮维护和未来的开发保护样样都缺不了钱。上官说自己这个当馆长的，一年中有半年的时间是为资金到处去筹措，去费口舌。好在最难的时候也过来了。这次发展红色旅游，应该说是“八办”赶上了好时候，好机遇。国家提供70%的经费，省、市有30%的配套资金。
“现在更要积极地、主动地去跑去要去争取。而且还要把事儿给人家做好，争取来的资金落到地下要有个响儿。” 上官馆长这样对记者说。
时间：2005年3月8日下午 星期二 晴
地点：西北二路
采访目标：“八办”刘彤璧老馆长
困境在于机制
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刘彤璧老馆长家里的茶几上还放着一份“八办”的红头文件。她告诉记者那是“八办”工作人员行梅拿来的一份辅助陈列的方案，让她帮着看看。
刘彤璧1967年从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八办”，1984年任馆长。2001年7月从“八办”退休。
在刘彤璧的印象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馆里的游客很多，前院老是坐得满满的，台阶儿上也坐着人。每年春季以后就是参观高潮。最多的一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那年，有两个月游客就连着不断往里走。以后游客慢慢地就少了。
刘彤璧一直觉得八十年代的“八办”比现在活跃，办展览陈列、征集文物资料、充实馆藏内容。那个时候她家就住在北新街口省政府家属院，礼拜天经常去加班，她总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所以积累的材料也多，不管办展览还是写文章，都是得心应手。她想就算“八办”好多人都来过，但是你搞个新的展览，还是会吸引一批新的观众。而现在馆里的同志认为办展览得不偿失。自1999年办过一个展览之后，就没再办过了。
九十年代走下坡路是革命旧址纪念馆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光是陕西、西安，全国的革命纪念馆都没有历史文物那么受欢迎，受重视。有时候一天只有几个人。有一年遇上博物馆国际日，所有博物馆包括纪念馆免费向观众开放。刘彤璧记得，那天，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出动了部队维持秩序，而“八办”只有一百多人来参观。
“你要进一个人不由你，而不管你需要不需要的人，都能塞进来。”老馆长无奈地说，作为一馆之长，既没有财权，也没有人事权。就算看得清清楚楚，又有什么用呢？参观的人那么少，没有给“八办”的工作人员带来任何紧迫感，“因为工资又不少拿，哪怕是关了门。”
刘彤璧到延安馆开过两次会，在那里她看到“八办”所缺少的东西。回来后，她常给馆里同志打这样的比方：“你看那个饭馆，与其一天到晚费那个麻烦，点香敬神，不如加强管理，搞新的管理制度可能才真有实惠。”
“必须改变整个单位的思想，”刘彤璧认为这才是“八办”惟一的出路。如果真的有一天，事业单位完全实现聘任制，聘进来一些能够使馆里改变面貌的能人，她想纪念馆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天靠向财政要钱维持生计。
时间：2005年3月10日上午 星期四 晴
地点：“八办”周围民居
采访目标：七贤庄居民
四十年生活无法向前迈进
绕着“八办”走访一圈，记者看到，与“八办”相连的民居因年久失修而面目全非。这些曾经整齐划一的房产，归属于各个单位，原来的单位家属早已搬迁新居，将旧房转租他人，形成现在居民杂居的现象。
张先生一家三代在这里住了有40年。走近那座院子，听到里面隐约传来钢琴声响。敲开门，记者看见一个与“八办”的院落如出一辄的四合院，只是这里没有“八办”的干净整齐，也没有“八办”的新。过厅的木地板已经没了颜色，而且磨损非常厉害。它已经承受了70年的人来人往，不堪重负，露出明显的倦容。
从台阶步入院中，院子里的老树已经枯死。站在与“八办”仅一墙之隔的院落当中，站在这样一种真实的颓败面前，在这样一个可以窥见历史的角落，一种悲哀油然而生。
40年前，张先生家老爷子的单位是省政府的，当时房子分到这儿，还算可以。后来都有楼房了，该给他们调房的时候，老爷子死了，这事就搁在这儿了。过去三代人在一起，四、五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如今，两口子下岗在家，孩子在外地打工。
若不是亲眼所见，记者无法相信，在西安市的中心，还有人过着如此不便的生活。院子里没有供水设施，每天要穿过马路，到对面的院子去提水。厕所是旱厕，有个粪车，一个星期来一次。北面墙上的青砖已经松软，手一碰就掉渣渣。冬天生炉子总得小心翼翼，不敢放在屋里，屋里只好装上土暖气取暖。有一家的屋顶上铺着油毛毡，年年遇着下大雨对他们来说，是最提心吊胆的。
门廊上的铁皮灯罩已经锈了多年，灯炮早已没有。过厅西北角木板地下面有一个与“八办”相似的地下室，早就废弃不用。
张先生说，这房子他自己已“收拾”过三次。“我们也在想着，国家有一天能把我们这个院子收去了，好多事情就解决了。”
今年过年儿子本来打算回来，后来张先生考虑来考虑去的，就没叫儿子回来。“有女朋友了，回来咋住呀？”
钟楼报时的钟声响起，那熟悉的东方红的旋律隐隐传来。
张先生指着院子西侧石台上那家说，那家老头也死了，死了以后把房子给了他农村的儿子，农村儿子在外头做生意，几年都不来一回。现在跟他们联系都没办法。房里头都塌了。
听到记者说八办计划三年把七贤庄全部收回，张先生好几次忍不住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们已经申请了吗？”“我不会是做梦吧。”
时间：2005年3月10日中午 星期四 晴
地点：“八办”2号院办公室门前
采访目标：“八办”业务部主任行梅
当日参观人次：1364人
“八办”的故事和她的故事
中午午休时间，“八办”四、五名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晒太阳，上午接待了十几个单位，忙活了一早上，这会儿是难得的空闲。记者坐在行梅旁边，和她闲聊起来。
行梅1979年来馆里时才18岁，现在她的女儿都18岁了。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八办”只有1—3号院很小的地方，到3号院的地方堵了一道墙，是“文革”时留下的，墙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过去人多。”行梅觉得这是“八办”最明显的变化。那会儿，她当讲解员，一批就是五、六百人。那也是“八办”讲解员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0个讲解员。一个人一天要讲五、六批，后来慢慢就少了，每年就是到“七·一”的时候参观人数多一点。现在的特征是，小学生来得特别少，几乎没有了。
行梅说，有一次，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说她：“这么长时间都没见你，还以为你调哪去儿了，咋还在那儿，那啥地方嘛。”行梅反倒很诧异，自己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换个单位。“我是1979年3月19日工作的，当时招了5个讲解员，4月12日叶剑英就来了。当时叶剑英还对我们说：‘你们多大了？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行梅觉得大概是自己住在老一辈居住过的地方，接触的资料都是老一辈当年奋斗的历史，所以想法可能有点不一样。
行梅始终觉得那会儿的日子挺充实的。晚上不回家，就呆在馆里，“八办”的老业务人员给她们讲每一个房子里发生的故事，这样慢慢积累，自己就能把它们整理成针对不同观众的讲解词。像中国近代史、英语以及大学的课程都是在工作期间自学的，那时年轻人也多，大家都是边学习边积累。后来游客不多了，每个月除了工资能保证，没有额外的奖金。有很多大学生分来，很快就跳槽了。
行梅最难忘的工作还是到全国各地去走访老同志，这也是抢救文物的一种方式。去年她们到云南文山，走访一位当年在“八办”工作的老同志，80多岁了。行梅给老同志打电话联系的时候，老同志在电话里哭了，他说没想到你们办事处还能记得我。
每年12月，她肯定要去买一批贺卡，给每个老同志寄去，她知道他们接到那个贺卡心情肯定不一样。有时候她也会收到老同志回寄给她的卡片。
行梅觉得现在对青年一代革命传统教育抓得还是不够，孩子们那种民族的观念在脑子里还是很少。所以她几次出差都带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听老同志讲当年的故事，也会很感动。
今年一开始，大家都没料到，春节前才开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动员大会，年过完没两天，就忙上了。一直到现在，每天参观的观众很多。袁纯清书记3月5日到“八办”参观以后，开了个座谈会，对“八办”评价也挺高的，回去就要求市级99个单位的党员全部要到“八办”来接受教育，所以这几天每天都有上千人次来参观。四个讲解员忙不过来的时候，行梅也顶上去讲解。
中午一点半，已经有单位来参观，省林业厅的一位女同志，来联系讲解。讲解员还在午休，行梅便亲自上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