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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翻译界，无意当中出现了“泾渭分明”的实践者和理论者两大阵营。翻译实践者大量的从事翻译实践活动，却没有或甚少对翻译进行理论研究。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发表了自己对翻译的看法，而这正成为了两大阵营的交集。翻译理论研究者没有或甚少从事真正的翻译实践活动，但他们研究的对象是翻译实践者对翻译发表的言论和译作，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某种翻译观。而这些上升到理论阶段的翻译观，进一步指导翻译实践。本文指出，总结出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的翻译观，正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者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翻译实践 翻译理论 交集 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者两大阵营
众所周知，在哲学认识论中，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辞海》中对“理论”这一词条的解释就是：“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那么，毫无疑问，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翻译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反过来，翻译理论又起到指导翻译实践的作用。翻译理论必须是对翻译这一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反映，是要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翻译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但在我国的翻译界存在的情况却是，大量的具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家很少对自己的翻译实践进行总结，将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他们鲜有自己的翻译理论（李瑞林，2004）。甚至有的翻译家对翻译理论采取嗤之以鼻的态度，认为翻译者只要能够翻译出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就是功德圆满了。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者又大多不从事翻译实践活动，他们的翻译理论是从描写和分析翻译作品中总结出来的。这样看来在中国的翻译界，就出现了不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翻译实践者和不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翻译理论者这两大阵营。那么，我国的翻译理论是不是违背了“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原理呢？笔者认为并不违背马克思哲学原理。这是因为这两大阵营存在着某种交集。
二 翻译实践者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
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曾出现过无数翻译家（为方便起见，本文侧重于讨论文学翻译家。）比如作为我国翻译先驱的梁启超、林复、林纾、苏曼殊，以及近代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矛盾、巴金、朱生豪、傅雷、萧乾、朱光潜、季羡林、董秋思等。他们大量地从事翻译实践活动，为我国读者提供了许多让人耳熟能详的、脍炙人口的翻译佳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也曾只言片语地提到了自己在翻译实践当中的认识和体会。但这些认识和体会只是这些翻译家们对翻译发表的感想，所以没有上升到翻译理论的高度，但确实对翻译的研究有着极高的价值。因为他们的认识和体会，是来自于翻译实践的第一手资料，任何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都不能也不敢忽视它们。
梁启超先生写有《佛典和翻译》、《翻译文学和佛典》等文，从中总结了自己翻译佛经的心得体会，对我国翻译理论思想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丰富（谢天振、查明建，2004）。他说：“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寝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在这些文章中，梁先生总结了我国翻译史上直译和意译交替出现的规律。他还在《论译书》一文中说：“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这就抓住了当时中国译界3个最主要的问题：一，谨慎选择应该翻译的原著；二，建立翻译规范；三，培养翻译人才。这3个问题即使对我国当前的翻译界也无不是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言论。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的翻译家是林复。他对我国的翻译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译完《天演论》后写的“译者例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信达雅”说。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阴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又曰：‘言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而！”林复的“信达雅”说被推崇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经典，简直到了凡谈翻译，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谢天振、查明建，2004）。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也是翻译家的鲁迅先生，也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影响。关于翻译的主张和方法，鲁迅持有著名的“直译”说。在1931年12月28日写给瞿秋白的信（即《关于翻译的通信》中），鲁迅针对不同的读者，同时也是为了忠实于原著，提出了“直译”的主张。在《他“题未定”草》中，他又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他的这一“力求保持洋气”的主张，还包括力图通过异国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语言等这些陌生化的因素，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学格局，以创生新文艺的意图。他强调在翻译时“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要求“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方法”，即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鲁迅的这些对翻译的看法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译介实践，并根据现实需要提出的。正由于此，他对我国翻译理论的贡献才尤为珍贵。
其他的（翻译家）诸如郭沫若，对翻译诗歌提出了自己的“以诗译诗”的主张，认为诗歌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还诸如傅雷先生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的观点。由于傅雷先生的翻译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对翻译的观点在国内翻译界也备受推崇。
以上这些翻译活动实践者，有的可以称其为翻译大家，有的甚至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都有从事大量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是文学翻译活动的经验。由于他们的对翻译的经验之谈来自于各自的广泛的翻译实践，所以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他们无意于成为翻译理论家，但他们的有感而发，对任何我国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素材。
三 翻译理论者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另一方面，我国的翻译界又存在着一个更为庞大的理论研究者队伍，他们甚少或者根本没有从事真正的翻译实践活动，但他们却在进行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他们只是在单纯地研究翻译。但令人欣喜的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正是我国漫长历史中的各种翻译实践活动和我国许许多多的翻译家们对翻译的感想。他们有的研究翻译文本的得与失，有的研究我国古代、近现代的翻译家的翻译经验之谈。他们将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汇聚起来，从而形成相对系统的翻译理论。比如，他们将严复先生的翻译经验总结成“信达雅”说，将傅雷先生的翻译经验总结成“神似”说等等。这些已经上升到理论阶段的学说，又对我国大量的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起到指导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发现，我国的翻译实践者们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正好是翻译理论者们的研究对象，这也就成为了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者这两大阵营的交集。虽然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者自己甚少从事真正的翻译实践活动，但他们研究的对象恰恰是来自于真正的实践。他们总结出的翻译理论也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这并不违背认识论的原理。所以，我国翻译理论者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话，也是可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
但也正是因为我国翻译理论者所研究总结出的翻译理论并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翻译实践者们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所以我们不能够奢望建立一门专门研究翻译的翻译学。因为不同时代的翻译实践者会对翻译有不同的认识和体会。我国早期的翻译先驱梁启超先生对翻译的体会，就和近代的傅雷先生对翻译的体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断发展着的言论怎么可以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原理呢？在我国，像谭载喜、许钧、辜正坤等学人都在积极地推动翻译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建立。既然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翻译学就要归纳出一套诸如翻译本质、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等的原理，然后这些原理再去指导翻译实践活动。但是，翻译实践活动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翻译实践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侧重点，那么这些不断变化着的内容能够受到一套不变的理论指导吗？那些难以固定的研究侧重点可以在一套不变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吗？显然翻译学要建立的这些所谓的原理，并不能够像数学原理、物理原理、化学原理那样相对恒久地去指导各自的科学研究工作。所以笔者认为，建立一门作为单独学科的翻译学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国的翻译理论者们也不能将研究的重点放到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我国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的译作进行评价，或者对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的有感而发进行升华，将他们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四 翻译理论者的研究对象之二
那么翻译理论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呢？笔者非常赞同郭建中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最终要解决的是译者的翻译观问题。郭先生说道，有些大翻译家做了大量优秀的翻译，但没有表达过，或没有正式和系统地表达过他们对翻译的看法。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对翻译没有看法或他们没有自己的翻译观。他们对翻译的看法体现在他们的译作中，或他们零星发表的对翻译的感想中。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这些大家的译著，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他们的翻译观，以及他们在翻译中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可以说，我国翻译研究的任务，就是从这些名家的优秀译著中，总结出各种翻译观，用以指导翻译实践。
所以，我国的翻译理论者们不仅要对翻译实践者们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加以研究，还要研究实践者们留下的大量的翻译作品。在这些译作中弥漫着翻译实践者的翻译观。我国翻译理论者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这些译作，将翻译实践者的翻译观总结出来，然后这些翻译观被用以指导其他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的翻译工作。也就是说，当一个译者赞同并采纳了某种契合自己风格或契合所翻译作品的风格的翻译观的时候，这种翻译观就会统领这个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指导着他去追求自己的翻译风格，去克服翻译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这位译者自己的翻译观也会在自己的译著中逐渐地建立起来。或者他自己总结出自己的翻译观（按照“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或者由翻译理论研究者总结出他的翻译观，进而再去指导其他译者的翻译实践。所以，通过研究翻译实践者们的译作来总结出他们的翻译观，正是我国翻译理论者们的目标，也是价值所在。
五 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者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追求建立翻译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问，而是研究翻译实践者的译著或他们对翻译的想法，将这些译者的翻译观加以总结，从而去指导翻译实践，是需要我们很多人一起去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李瑞林：《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郭建中：《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中国科技翻译》，1997年第2期。
作者简介：董双建，男，1972—，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实践、美国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
关键词：翻译实践 翻译理论 交集 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一 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者两大阵营
众所周知，在哲学认识论中，实践和理论的关系是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辞海》中对“理论”这一词条的解释就是：“理论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和证明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那么，毫无疑问，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翻译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反过来，翻译理论又起到指导翻译实践的作用。翻译理论必须是对翻译这一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反映，是要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翻译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但在我国的翻译界存在的情况却是，大量的具有丰富翻译实践经验的翻译家很少对自己的翻译实践进行总结，将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他们鲜有自己的翻译理论（李瑞林，2004）。甚至有的翻译家对翻译理论采取嗤之以鼻的态度，认为翻译者只要能够翻译出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就是功德圆满了。而在另一方面，大量的从事翻译理论的研究者又大多不从事翻译实践活动，他们的翻译理论是从描写和分析翻译作品中总结出来的。这样看来在中国的翻译界，就出现了不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翻译实践者和不进行翻译实践活动的翻译理论者这两大阵营。那么，我国的翻译理论是不是违背了“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原理呢？笔者认为并不违背马克思哲学原理。这是因为这两大阵营存在着某种交集。
二 翻译实践者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
在我国的翻译史上曾出现过无数翻译家（为方便起见，本文侧重于讨论文学翻译家。）比如作为我国翻译先驱的梁启超、林复、林纾、苏曼殊，以及近代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矛盾、巴金、朱生豪、傅雷、萧乾、朱光潜、季羡林、董秋思等。他们大量地从事翻译实践活动，为我国读者提供了许多让人耳熟能详的、脍炙人口的翻译佳品。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也曾只言片语地提到了自己在翻译实践当中的认识和体会。但这些认识和体会只是这些翻译家们对翻译发表的感想，所以没有上升到翻译理论的高度，但确实对翻译的研究有着极高的价值。因为他们的认识和体会，是来自于翻译实践的第一手资料，任何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都不能也不敢忽视它们。
梁启超先生写有《佛典和翻译》、《翻译文学和佛典》等文，从中总结了自己翻译佛经的心得体会，对我国翻译理论思想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丰富（谢天振、查明建，2004）。他说：“翻译文体之问题，则直译意译之得失，实为焦点……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及兹业寝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反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在这些文章中，梁先生总结了我国翻译史上直译和意译交替出现的规律。他还在《论译书》一文中说：“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这就抓住了当时中国译界3个最主要的问题：一，谨慎选择应该翻译的原著；二，建立翻译规范；三，培养翻译人才。这3个问题即使对我国当前的翻译界也无不是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言论。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的翻译家是林复。他对我国的翻译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在译完《天演论》后写的“译者例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信达雅”说。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辞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阴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又曰：‘言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而！”林复的“信达雅”说被推崇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经典，简直到了凡谈翻译，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谢天振、查明建，2004）。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也是翻译家的鲁迅先生，也对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影响。关于翻译的主张和方法，鲁迅持有著名的“直译”说。在1931年12月28日写给瞿秋白的信（即《关于翻译的通信》中），鲁迅针对不同的读者，同时也是为了忠实于原著，提出了“直译”的主张。在《他“题未定”草》中，他又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他的这一“力求保持洋气”的主张，还包括力图通过异国文学作品的思维方式、语言等这些陌生化的因素，来改变中国原有的文学格局，以创生新文艺的意图。他强调在翻译时“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要求“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方法”，即主张以“信”为主，以“顺”为辅。鲁迅的这些对翻译的看法都是来自于自己的译介实践，并根据现实需要提出的。正由于此，他对我国翻译理论的贡献才尤为珍贵。
其他的（翻译家）诸如郭沫若，对翻译诗歌提出了自己的“以诗译诗”的主张，认为诗歌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直译，……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还诸如傅雷先生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的观点。由于傅雷先生的翻译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对翻译的观点在国内翻译界也备受推崇。
以上这些翻译活动实践者，有的可以称其为翻译大家，有的甚至是伟大的文学家。他们都有从事大量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是文学翻译活动的经验。由于他们的对翻译的经验之谈来自于各自的广泛的翻译实践，所以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他们无意于成为翻译理论家，但他们的有感而发，对任何我国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素材。
三 翻译理论者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另一方面，我国的翻译界又存在着一个更为庞大的理论研究者队伍，他们甚少或者根本没有从事真正的翻译实践活动，但他们却在进行翻译理论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他们只是在单纯地研究翻译。但令人欣喜的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正是我国漫长历史中的各种翻译实践活动和我国许许多多的翻译家们对翻译的感想。他们有的研究翻译文本的得与失，有的研究我国古代、近现代的翻译家的翻译经验之谈。他们将这些零零散散的东西汇聚起来，从而形成相对系统的翻译理论。比如，他们将严复先生的翻译经验总结成“信达雅”说，将傅雷先生的翻译经验总结成“神似”说等等。这些已经上升到理论阶段的学说，又对我国大量的正在从事或将要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起到指导的作用。从这里我们发现，我国的翻译实践者们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正好是翻译理论者们的研究对象，这也就成为了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者这两大阵营的交集。虽然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者自己甚少从事真正的翻译实践活动，但他们研究的对象恰恰是来自于真正的实践。他们总结出的翻译理论也是从实践当中得来的，这并不违背认识论的原理。所以，我国翻译理论者通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如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话，也是可以用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的。
但也正是因为我国翻译理论者所研究总结出的翻译理论并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实践活动，而是翻译实践者们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所以我们不能够奢望建立一门专门研究翻译的翻译学。因为不同时代的翻译实践者会对翻译有不同的认识和体会。我国早期的翻译先驱梁启超先生对翻译的体会，就和近代的傅雷先生对翻译的体会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断发展着的言论怎么可以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原理呢？在我国，像谭载喜、许钧、辜正坤等学人都在积极地推动翻译学作为一门单独学科的建立。既然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翻译学就要归纳出一套诸如翻译本质、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等的原理，然后这些原理再去指导翻译实践活动。但是，翻译实践活动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翻译实践有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侧重点，那么这些不断变化着的内容能够受到一套不变的理论指导吗？那些难以固定的研究侧重点可以在一套不变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吗？显然翻译学要建立的这些所谓的原理，并不能够像数学原理、物理原理、化学原理那样相对恒久地去指导各自的科学研究工作。所以笔者认为，建立一门作为单独学科的翻译学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国的翻译理论者们也不能将研究的重点放到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我国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的译作进行评价，或者对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的有感而发进行升华，将他们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指导。
四 翻译理论者的研究对象之二
那么翻译理论者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目标是什么呢？笔者非常赞同郭建中先生的观点。他认为，翻译理论研究最终要解决的是译者的翻译观问题。郭先生说道，有些大翻译家做了大量优秀的翻译，但没有表达过，或没有正式和系统地表达过他们对翻译的看法。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对翻译没有看法或他们没有自己的翻译观。他们对翻译的看法体现在他们的译作中，或他们零星发表的对翻译的感想中。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这些大家的译著，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他们的翻译观，以及他们在翻译中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可以说，我国翻译研究的任务，就是从这些名家的优秀译著中，总结出各种翻译观，用以指导翻译实践。
所以，我国的翻译理论者们不仅要对翻译实践者们对翻译的认识和体会加以研究，还要研究实践者们留下的大量的翻译作品。在这些译作中弥漫着翻译实践者的翻译观。我国翻译理论者们的任务就是通过研究这些译作，将翻译实践者的翻译观总结出来，然后这些翻译观被用以指导其他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人的翻译工作。也就是说，当一个译者赞同并采纳了某种契合自己风格或契合所翻译作品的风格的翻译观的时候，这种翻译观就会统领这个译者的整个翻译过程，指导着他去追求自己的翻译风格，去克服翻译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这位译者自己的翻译观也会在自己的译著中逐渐地建立起来。或者他自己总结出自己的翻译观（按照“理论来自实践”的原理，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或者由翻译理论研究者总结出他的翻译观，进而再去指导其他译者的翻译实践。所以，通过研究翻译实践者们的译作来总结出他们的翻译观，正是我国翻译理论者们的目标，也是价值所在。
五 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翻译理论研究者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追求建立翻译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问，而是研究翻译实践者的译著或他们对翻译的想法，将这些译者的翻译观加以总结，从而去指导翻译实践，是需要我们很多人一起去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1] 李瑞林：《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系》，《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 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 郭建中：《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中国科技翻译》，1997年第2期。
作者简介：董双建，男，1972—，河北唐山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和实践、美国文学，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