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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0日至21日，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与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故宫学与明清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的目的是联系故宫学建设，对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基础概念、问题、视角、方法等进行一次具体深入的讨论，深化历史研究中运用政治文化理论方法的自觉意识，同时为参会的青年明史研究者提供一次深度交流的机缘。会上，20余名青年学者宣读了相关研究论文，并由南开大学南炳文教授、辽宁师范大学赵毅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邱澎生教授、美国博懋大学（Bryn Mawr College）姜永琳教授、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所长和赵中男研究员、四川大学原祖杰教授、浙江大学吴艳红教授、吉林大学王剑教授、黑龙江大学胡凡教授、肇庆学院赵克生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罗冬阳教授等国内外10余位明史与故宫学领域专家进行点评和讨论。
会上，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所长首先介绍了故宫学的由来、现有成果及学科前景，并从建筑学、文献学、文物学、历史学、博物馆学5个方面介绍了故宫学的分支结构。随后，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发表了主题论文《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从总体上阐释了明清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内涵，以及有关论题的切入视角。他认为，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基本内容是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基于此，所谓政治文化，就是社会共同体在存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关于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的观念倾向。相关研究，可以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4个维度展开。这种研究，可以拓宽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在深化帝制后期中国社会的内在特质与演进趋势的研究中有特殊意义。文中提到，政治文化视阈下的政治史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史，而是社会、文化、政治交融的历史，也是一种反思的政治史。邱澎生教授认为，反思的政治史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非常值得探究，将政治及政治文化的研究从国家统治层面扩展到中国传统价值观、伦理观的层面，重现社会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能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况。王剑教授指出，目前政治文化研究容易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明代中国历史事实的研究不一定总是适用于西方现有的理论范畴。南炳文教授、赵毅教授都呼吁，当下中国史学应该重视宏观理论的创建，历史研究须同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连接起来，以政治文化为基本线索的研究，符合这种研究取向。其他学者也围绕以上议题，从政治制度创设与实施背后蕴含的文化理念、政治关系中社会各类成员的价值诉求、社会精英的政治思想等角度，展开了内容丰富的讨论。
一、对明代君臣政治价值、理念的考察
关于明代的政治冲突与政治批评，吉林大学李佳《论明代士大夫的谏诤观》一文，通过对明代士大夫向皇帝激越建言谏诤行为的梳理，分析了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诉求。文章谈到，明代君主权力相对前代有所强化，但舆论环境其实较为宽松。当时士大夫以谏为忠，虽也有借谏求名的情况，但主流还是体现了士大夫追求公权力合理运作的责任意识与理性精神。南炳文教授认为，考察士大夫的谏诤观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比照《明实录》和明人文集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文化环境是一方面鼓励进谏，一方面又要维护皇帝的正面形象。邱澎生教授表示，可以对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进行关联性研究，从而显现出动态的制度史。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氛围和派系斗争，士大夫在谏诤时机的拿捏方面自己有何考虑，都须细加探研。哈尔滨商业大学王伟《明代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以乞休奏疏为中心》指出，明正统之后乞休现象频发，其出现时机和演变态势是士大夫家国观念变化的重要表现。此间士大夫“家”、“族”的观念渐趋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的途径多元化，“国”并非是他们施展抱负的唯一选择，明中后期地方绅士阶层的发展与这种家国观念嬗变多有牵连。对此，赵克生教授评论，由乞休现象可以窥见当时君臣相处和大臣自处之道，研究时须考虑到乞休的一般原因和个体特殊原因。原祖杰教授提出，明朝历代乞休现象的多寡其实意味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暗示了明代的政治走向。邱澎生教授认为，官员集体性乞休的政治正当性较高，应是集中探讨的焦点，并建议引入“集体行动”的概念做比较分析。姜永琳教授提议，可以借用美国“新清史”的理论方法，分辨古今“国家”的不同涵义。贵州财经大学苏新红《明朝万历时期内库财政运行中的“公”与“私”》一文，分析了万历时朝臣关于区分内库财政运行的“国家公共财政”与“皇帝私人财产”的言论，认为明代皇帝拥有私财虽为大臣认可，但士大夫倾向于将之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当政府财政吃紧时，他们会要求皇帝拿出私人帑藏接济公用。赵毅和南炳文教授对明代帝制国家能否清楚区分公、私财政表示怀疑，认为皇室花销可被视为公共开支，即使内库财物在大多情况下亦为公私兼用，明后期或有试图打破公私混同的迹象，但总体来看尚未有公私财政的明确区分。原祖杰和王剑教授认为，从财政角度考察明代官员的公共意识及明代中国是否存在对皇帝行为的体制性制约因素是有意义的。
关于明代君臣的中国与世界意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刘喜涛的《封贡体系与明代君臣的天下观——以朝鲜王朝为中心》主张，明代的天下观念已逐渐由“天下一统”的一元观向承认其他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元观转变，封贡的功用也从原来侧重政治礼仪转向政治、经济、军事并重。朝鲜王朝依托以明朝为主体的封贡体系确立自身在周边国家中的“小中华”地位，同时借助明朝的军事力量保卫其在这一体系内的安全，因此极力维护与明朝的封贡关系。罗冬阳教授认为，研究朝鲜王朝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应该意识到古代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分别。南炳文教授指出，古代中国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分等级的宗藩关系一直存在，从先秦至明清，中原王朝看待天下的观点几近一致，外国学者有夸大朝贡体系的经济关系而模糊其政治关系作用的倾向。澳门大学陈玉芳的《容禁之间——明廷对入华西洋教士的管理初探》，分析了明朝对待欧洲来华传教士的政策，认为明朝在传统华夷秩序观念框架内的管控防范心理，介于“怀柔向化远人”与“谨防华夷之变”二者之间。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外国人入华都没有厉行禁约，甚至酌情给予在华教士某些优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允准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此同时，他们又严守华夷区处的底线，全力遏止以“夷”变“华”，一旦中国的文化根基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西洋教士就会被看成是扰害既有社会秩序的异端分子而遭致驱逐。 关于明代士大夫的心态，黑龙江大学王雪萍的《明初士大夫妇女观再探析》一文讨论了明初与明中后期士大夫妇女观的割裂与对接问题，文章质疑学界流行的明初士大夫妇女观保守僵化而至明中叶以后发生质变的说法，认为明前期与中后期士大夫的妇女观以相承袭为主，都倡导夫义妇贞、褒美妇女的真挚情感。明初士大夫称颂妇女贞节事迹深受政府“正人伦而天下治”的治国理念影响，但客观上也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升。她还指出，明初士大夫赞美贞妇合乎道统的“情”，这与明末人宣扬的颓世迷情有根本区别，其涵义还需另外研究。吴艳红教授认为，元明鼎革之际士大夫的心理纠结反射出很多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容，可以关注士大夫群体对自身的期待和要求，并留意元末与明初两个时段士大夫妇女观的差别。东北师范大学武少民《明末政治乱局中的理学、心学纠葛——以张履祥对刘宗周学术的评价及背离为例》考察了张履祥对其师刘宗周学术的评价与背离，认为张履祥不满东林学派的学术取向和政治行为，抨击王学，推崇实学，对刘宗周的人格操守终生景仰，而对其学术则既有继承发展，又有商榷批评。章宏伟教授在点评时指出，刘宗周、张履祥二人对于东林党态度的差别还与入清以后思想界普遍反思明亡原因有关。
二、对明代政治之文化含义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现海《明代的九边镇守与太监参政》以九边镇守太监制度的形成、权力变化及其与文武系统关系为个案，探求明代政治架构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征。文章认为，九边经历了由镇守太监和镇守总兵官“内外互制”体制到镇守太监、镇守总兵官、巡抚“三堂共政”体制的演变。镇守太监职权从监军、抚绥渐次向行政、司法、军事等多领域渗透，以至于总理军镇事务，是明代宦官外官化的表现。这种文武、内外交错制约的模式，在保证军镇军事效能的基础上，显示了既突出中央集权，又均衡地方各种势力，从而保障君权的政治立意。胡凡教授认为，宦官参政制度化是明朝政治制度的一个趋势性特点，宦官与文武系统的制衡关系尤该认真厘清，而军事文化亦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内容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李媛《明代宫廷祭祀礼仪的空间布局》一文考察明代国家祭祀活动的空间安排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结合实地访查结果，对明代宫廷祭礼布局展示的家——国——宇宙意象进行了分析。邱澎生教授指出，从明代祭礼空间布局的角度，可以对学界关于“家国同构”的看法做进一步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宋继刚与肇庆学院赵克生合作的《明代宫廷赐赙初探》一文，就明代宫廷赐赙的对象、特征和意义作了阐述。文中提到，在家国一体的背景下，宫廷赐赙即国家赐赙，昭示着国家对死者的褒奖及对其家属的抚恤和奖掖，具有笼络臣下、维系宗亲的政治功效。明代赐赙规模较前代多有缩减，且由法定之典转化为特恩之典，这些是历史综合因素所致。吴艳红教授提出，赐赙虽以帝、后个人名义授予，但也有体制规范，各政治群体对国恩和皇恩的看法亦存分歧，可以拓展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丁亮《“法体汉唐”与明初政体的设计思路——以明代通政使司、翰林院为对象》认为，明初翰林院、通政使司及其附属机构的职能明显仿照唐代中书、门下省，表明明初政体重又回归到唐、宋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决策机构与行政机构相分离的传统中。赵中男研究员认为，通政使司和翰林院两个机构功能差别较大，明代最高决策权始终由皇帝掌控，阁臣和翰林院官员只承担秘书角色，且明初废相后产生了一个职权高于内阁和六部的辅政集团，此政治历程的考量有助于对各机构职能、关系的认识。王剑教授指出，明初政治变动的主线是相权向皇权的集中，内阁制度是为着解决集权与效率的矛盾而尝试推演出来的。东北师范大学常文相《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一文，着重从明代制度法规及司法判词中探究明代商人的法律权利及地位，认为明初虽对商人服饰和外出有所规定，但商人正常的商业活动得到政府认可，商人与其他庶民人群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科举中也未受歧视。所以，明代商人被广泛包容于帝制体系框架内，不构成当时社会体制的瓦解要素。罗冬阳教授指出，商业的发展不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这一从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就普遍持有的假设已经受到学界质疑。
聊城大学胡克诚《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嘉靖八年内阁之争》审视了嘉靖初“大礼议”之后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认为当时导致杨一清罢职的根本原因是明世宗对结党擅权的疑虑，杨一清“纳贿罪”不过是世宗平衡权力的借口，结果加剧了文官集团的裂痕，也反映出中枢制度的缺失和政见争论道德化的倾向。吴艳红教授指出，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来体察不同时代、体制及价值观下“权臣”、“奸臣”、“结党擅权”等政治语汇的特殊含义有重要意义。胡凡教授主张，士大夫政治风气的转换是理解嘉靖时期政局变化的关键，此间嘉靖皇帝驾驭臣僚的成熟度与士大夫的公共理性构成政治冲突的焦点。东北师范大学齐畅《宦官、寺庙与国本之争——以京师〈东岳庙碑记〉为中心》一文，采用北京东岳庙、泰山三阳观等处碑刻资料，指出在明万历年间“国本”确定之前，王锡爵撰写的
碑文中已经提到“皇三太子”，从而展现出争国本事件中阁臣、言路、宦官、帝后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李小庆《正德十二年武宗出巡事考论》整理了正德十二年明武宗巡幸宣府、大同等地的行程记录以及期间众多朝臣进言劝阻的奏疏，将朝臣反对武宗出行的理由加以归纳，指出朝臣主要认为武宗外出其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国家各项事务无法及时有效处理，因而群臣劝阻的根本考虑在于对国家安危与秩序的顾虑。从此事件可以看出，为确保国家在常态化轨道上运转，明代皇帝其实受到宫廷场域的限制，其活动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王剑教授认为，武宗出巡导致政务迟滞到底是观念性理由还是事实，以及群臣意见有无差异性也应加以追问。罗冬阳教授提出，武宗出巡是否违制或在何种意义上违制仍是需要详细考察的问题。赵中男研究员认为，除了注意反对武宗出巡的声音，宦官、边帅等既得利益者的态度也须纳入考察范围。南开大学李谷悦《明朝历代诚意伯述论》以诚意伯刘基世家为个案，考评明代勋爵家族在政治格局推演中的位势和作为，认为经文臣向武臣转变的诚意伯家族在政治体制内一直被边缘化，但皇权赋予的特殊地位又使其后人多骄纵违法，这一家族的命运兴衰是明代贵族政治的一个缩影。姜永琳教授认为此文对刘基子孙的述评填补了学术史上的一些空白，并提议在政治文化视界下可采取家谱、方志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手法，开掘此类家族史的研究深度。
三、对与政治文化研究相关的其他问题的考察
东北师范大学张会会的《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通过对《金华先民传》的研究，提出明代乡贤传中对“孝”的书写形式有“哭亲守墓”和“现世奉养”两种模式，前者源于晋、唐正史人物传记写作手法，后者是明代士人对本朝孝子的形塑。两者被整合于一本传记之中，其教化功能影响了地方社会实践。原祖杰教授指出，此文展现出明人为建构“孝”的观念做出的努力，同时还要注意乡贤书写在塑造典型时往往存在对史实加以曲解附会的情况。邱澎生教授提出，对历史文本的诠释应多留意文本的代表性及书写笔法与社会现实、个人见解与大众观念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东北师范大学闫瑞《〈明史·佞幸传〉研究》梳理明清之际官私修著的多种史籍，考察了清官修《明史·佞幸传》的资料文本源流，以及“佞幸”含义与“佞幸”人物构成的演变，进而对明清之际“佞幸”观念与士大夫对政治人物的评判标准变化做了讨论。赵中男研究员认为虽然《明史》把佞幸主要分为锦衣卫、方士、边将三种，但佞幸作为为满足皇帝特殊需要而通过非常规渠道进入宫廷的一类特殊人群，成分十分复杂，如明中期曾大行其道的“传奉官”就应扩充进来加以讨论。
齐齐哈尔大学范传南《明代北部边防战略思想变迁刍议》从整体上考察有明一代北部边防战略思想及其变迁。文章认为，明朝建国以来逐步确定了“守备为本”的防御思想，土木之变后更是长期贯彻这一方针，而以万历朝鲜之役为时间节点，明军在北边的防御重心又从西部转向东部。赵中男研究员表示，明初朱元璋规划的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在以后时期有不同表现，也应考虑其差别。吉林师范大学孙明的《论明初盐政与辽东边务》描述了明初开中盐制在辽东边镇的实行及取得的成效。东北师范大学谢进东的《西方史学理论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概念》，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角度梳理了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辨析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
本次研讨会汇集了大陆、港台、美国等地多所科研院校的知名专家与青年学者，研讨热烈、率直，既展现了故宫学与明清史研究结合的更大前景，也弘扬了严谨务实的学风。
[作者常文相（1984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3年8月28日]
（责任编辑：刘波）
会上，故宫学研究所章宏伟所长首先介绍了故宫学的由来、现有成果及学科前景，并从建筑学、文献学、文物学、历史学、博物馆学5个方面介绍了故宫学的分支结构。随后，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发表了主题论文《明代政治文化研究的视阈》，从总体上阐释了明清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内涵，以及有关论题的切入视角。他认为，政治的本质是社会共同体内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基本内容是公共权力的设置与运作。基于此，所谓政治文化，就是社会共同体在存续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关于公共权力设置与运作的观念倾向。相关研究，可以从政治制度、政治价值、政治思想、政治生态4个维度展开。这种研究，可以拓宽传统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在深化帝制后期中国社会的内在特质与演进趋势的研究中有特殊意义。文中提到，政治文化视阈下的政治史已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史，而是社会、文化、政治交融的历史，也是一种反思的政治史。邱澎生教授认为，反思的政治史在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非常值得探究，将政治及政治文化的研究从国家统治层面扩展到中国传统价值观、伦理观的层面，重现社会演变的具体过程，更能贴近当时的历史情况。王剑教授指出，目前政治文化研究容易受到西方学界的影响，明代中国历史事实的研究不一定总是适用于西方现有的理论范畴。南炳文教授、赵毅教授都呼吁，当下中国史学应该重视宏观理论的创建，历史研究须同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连接起来，以政治文化为基本线索的研究，符合这种研究取向。其他学者也围绕以上议题，从政治制度创设与实施背后蕴含的文化理念、政治关系中社会各类成员的价值诉求、社会精英的政治思想等角度，展开了内容丰富的讨论。
一、对明代君臣政治价值、理念的考察
关于明代的政治冲突与政治批评，吉林大学李佳《论明代士大夫的谏诤观》一文，通过对明代士大夫向皇帝激越建言谏诤行为的梳理，分析了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诉求。文章谈到，明代君主权力相对前代有所强化，但舆论环境其实较为宽松。当时士大夫以谏为忠，虽也有借谏求名的情况，但主流还是体现了士大夫追求公权力合理运作的责任意识与理性精神。南炳文教授认为，考察士大夫的谏诤观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尝试。比照《明实录》和明人文集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文化环境是一方面鼓励进谏，一方面又要维护皇帝的正面形象。邱澎生教授表示，可以对政治文化的4个维度进行关联性研究，从而显现出动态的制度史。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治氛围和派系斗争，士大夫在谏诤时机的拿捏方面自己有何考虑，都须细加探研。哈尔滨商业大学王伟《明代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以乞休奏疏为中心》指出，明正统之后乞休现象频发，其出现时机和演变态势是士大夫家国观念变化的重要表现。此间士大夫“家”、“族”的观念渐趋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的途径多元化，“国”并非是他们施展抱负的唯一选择，明中后期地方绅士阶层的发展与这种家国观念嬗变多有牵连。对此，赵克生教授评论，由乞休现象可以窥见当时君臣相处和大臣自处之道，研究时须考虑到乞休的一般原因和个体特殊原因。原祖杰教授提出，明朝历代乞休现象的多寡其实意味着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否，暗示了明代的政治走向。邱澎生教授认为，官员集体性乞休的政治正当性较高，应是集中探讨的焦点，并建议引入“集体行动”的概念做比较分析。姜永琳教授提议，可以借用美国“新清史”的理论方法，分辨古今“国家”的不同涵义。贵州财经大学苏新红《明朝万历时期内库财政运行中的“公”与“私”》一文，分析了万历时朝臣关于区分内库财政运行的“国家公共财政”与“皇帝私人财产”的言论，认为明代皇帝拥有私财虽为大臣认可，但士大夫倾向于将之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当政府财政吃紧时，他们会要求皇帝拿出私人帑藏接济公用。赵毅和南炳文教授对明代帝制国家能否清楚区分公、私财政表示怀疑，认为皇室花销可被视为公共开支，即使内库财物在大多情况下亦为公私兼用，明后期或有试图打破公私混同的迹象，但总体来看尚未有公私财政的明确区分。原祖杰和王剑教授认为，从财政角度考察明代官员的公共意识及明代中国是否存在对皇帝行为的体制性制约因素是有意义的。
关于明代君臣的中国与世界意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刘喜涛的《封贡体系与明代君臣的天下观——以朝鲜王朝为中心》主张，明代的天下观念已逐渐由“天下一统”的一元观向承认其他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元观转变，封贡的功用也从原来侧重政治礼仪转向政治、经济、军事并重。朝鲜王朝依托以明朝为主体的封贡体系确立自身在周边国家中的“小中华”地位，同时借助明朝的军事力量保卫其在这一体系内的安全，因此极力维护与明朝的封贡关系。罗冬阳教授认为，研究朝鲜王朝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应该意识到古代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分别。南炳文教授指出，古代中国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分等级的宗藩关系一直存在，从先秦至明清，中原王朝看待天下的观点几近一致，外国学者有夸大朝贡体系的经济关系而模糊其政治关系作用的倾向。澳门大学陈玉芳的《容禁之间——明廷对入华西洋教士的管理初探》，分析了明朝对待欧洲来华传教士的政策，认为明朝在传统华夷秩序观念框架内的管控防范心理，介于“怀柔向化远人”与“谨防华夷之变”二者之间。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外国人入华都没有厉行禁约，甚至酌情给予在华教士某些优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允准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此同时，他们又严守华夷区处的底线，全力遏止以“夷”变“华”，一旦中国的文化根基和国家安全受到威胁，西洋教士就会被看成是扰害既有社会秩序的异端分子而遭致驱逐。 关于明代士大夫的心态，黑龙江大学王雪萍的《明初士大夫妇女观再探析》一文讨论了明初与明中后期士大夫妇女观的割裂与对接问题，文章质疑学界流行的明初士大夫妇女观保守僵化而至明中叶以后发生质变的说法，认为明前期与中后期士大夫的妇女观以相承袭为主，都倡导夫义妇贞、褒美妇女的真挚情感。明初士大夫称颂妇女贞节事迹深受政府“正人伦而天下治”的治国理念影响，但客观上也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升。她还指出，明初士大夫赞美贞妇合乎道统的“情”，这与明末人宣扬的颓世迷情有根本区别，其涵义还需另外研究。吴艳红教授认为，元明鼎革之际士大夫的心理纠结反射出很多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容，可以关注士大夫群体对自身的期待和要求，并留意元末与明初两个时段士大夫妇女观的差别。东北师范大学武少民《明末政治乱局中的理学、心学纠葛——以张履祥对刘宗周学术的评价及背离为例》考察了张履祥对其师刘宗周学术的评价与背离，认为张履祥不满东林学派的学术取向和政治行为，抨击王学，推崇实学，对刘宗周的人格操守终生景仰，而对其学术则既有继承发展，又有商榷批评。章宏伟教授在点评时指出，刘宗周、张履祥二人对于东林党态度的差别还与入清以后思想界普遍反思明亡原因有关。
二、对明代政治之文化含义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现海《明代的九边镇守与太监参政》以九边镇守太监制度的形成、权力变化及其与文武系统关系为个案，探求明代政治架构与政治文化的时代特征。文章认为，九边经历了由镇守太监和镇守总兵官“内外互制”体制到镇守太监、镇守总兵官、巡抚“三堂共政”体制的演变。镇守太监职权从监军、抚绥渐次向行政、司法、军事等多领域渗透，以至于总理军镇事务，是明代宦官外官化的表现。这种文武、内外交错制约的模式，在保证军镇军事效能的基础上，显示了既突出中央集权，又均衡地方各种势力，从而保障君权的政治立意。胡凡教授认为，宦官参政制度化是明朝政治制度的一个趋势性特点，宦官与文武系统的制衡关系尤该认真厘清，而军事文化亦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内容之一。东北师范大学李媛《明代宫廷祭祀礼仪的空间布局》一文考察明代国家祭祀活动的空间安排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结合实地访查结果，对明代宫廷祭礼布局展示的家——国——宇宙意象进行了分析。邱澎生教授指出，从明代祭礼空间布局的角度，可以对学界关于“家国同构”的看法做进一步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宋继刚与肇庆学院赵克生合作的《明代宫廷赐赙初探》一文，就明代宫廷赐赙的对象、特征和意义作了阐述。文中提到，在家国一体的背景下，宫廷赐赙即国家赐赙，昭示着国家对死者的褒奖及对其家属的抚恤和奖掖，具有笼络臣下、维系宗亲的政治功效。明代赐赙规模较前代多有缩减，且由法定之典转化为特恩之典，这些是历史综合因素所致。吴艳红教授提出，赐赙虽以帝、后个人名义授予，但也有体制规范，各政治群体对国恩和皇恩的看法亦存分歧，可以拓展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丁亮《“法体汉唐”与明初政体的设计思路——以明代通政使司、翰林院为对象》认为，明初翰林院、通政使司及其附属机构的职能明显仿照唐代中书、门下省，表明明初政体重又回归到唐、宋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决策机构与行政机构相分离的传统中。赵中男研究员认为，通政使司和翰林院两个机构功能差别较大，明代最高决策权始终由皇帝掌控，阁臣和翰林院官员只承担秘书角色，且明初废相后产生了一个职权高于内阁和六部的辅政集团，此政治历程的考量有助于对各机构职能、关系的认识。王剑教授指出，明初政治变动的主线是相权向皇权的集中，内阁制度是为着解决集权与效率的矛盾而尝试推演出来的。东北师范大学常文相《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一文，着重从明代制度法规及司法判词中探究明代商人的法律权利及地位，认为明初虽对商人服饰和外出有所规定，但商人正常的商业活动得到政府认可，商人与其他庶民人群拥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科举中也未受歧视。所以，明代商人被广泛包容于帝制体系框架内，不构成当时社会体制的瓦解要素。罗冬阳教授指出，商业的发展不会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这一从古典经济学创立以来就普遍持有的假设已经受到学界质疑。
聊城大学胡克诚《政治文化视野下的嘉靖八年内阁之争》审视了嘉靖初“大礼议”之后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认为当时导致杨一清罢职的根本原因是明世宗对结党擅权的疑虑，杨一清“纳贿罪”不过是世宗平衡权力的借口，结果加剧了文官集团的裂痕，也反映出中枢制度的缺失和政见争论道德化的倾向。吴艳红教授指出，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来体察不同时代、体制及价值观下“权臣”、“奸臣”、“结党擅权”等政治语汇的特殊含义有重要意义。胡凡教授主张，士大夫政治风气的转换是理解嘉靖时期政局变化的关键，此间嘉靖皇帝驾驭臣僚的成熟度与士大夫的公共理性构成政治冲突的焦点。东北师范大学齐畅《宦官、寺庙与国本之争——以京师〈东岳庙碑记〉为中心》一文，采用北京东岳庙、泰山三阳观等处碑刻资料，指出在明万历年间“国本”确定之前，王锡爵撰写的
碑文中已经提到“皇三太子”，从而展现出争国本事件中阁臣、言路、宦官、帝后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李小庆《正德十二年武宗出巡事考论》整理了正德十二年明武宗巡幸宣府、大同等地的行程记录以及期间众多朝臣进言劝阻的奏疏，将朝臣反对武宗出行的理由加以归纳，指出朝臣主要认为武宗外出其人身安全难以保障，国家各项事务无法及时有效处理，因而群臣劝阻的根本考虑在于对国家安危与秩序的顾虑。从此事件可以看出，为确保国家在常态化轨道上运转，明代皇帝其实受到宫廷场域的限制，其活动具有一定的空间范围。王剑教授认为，武宗出巡导致政务迟滞到底是观念性理由还是事实，以及群臣意见有无差异性也应加以追问。罗冬阳教授提出，武宗出巡是否违制或在何种意义上违制仍是需要详细考察的问题。赵中男研究员认为，除了注意反对武宗出巡的声音，宦官、边帅等既得利益者的态度也须纳入考察范围。南开大学李谷悦《明朝历代诚意伯述论》以诚意伯刘基世家为个案，考评明代勋爵家族在政治格局推演中的位势和作为，认为经文臣向武臣转变的诚意伯家族在政治体制内一直被边缘化，但皇权赋予的特殊地位又使其后人多骄纵违法，这一家族的命运兴衰是明代贵族政治的一个缩影。姜永琳教授认为此文对刘基子孙的述评填补了学术史上的一些空白，并提议在政治文化视界下可采取家谱、方志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手法，开掘此类家族史的研究深度。
三、对与政治文化研究相关的其他问题的考察
东北师范大学张会会的《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通过对《金华先民传》的研究，提出明代乡贤传中对“孝”的书写形式有“哭亲守墓”和“现世奉养”两种模式，前者源于晋、唐正史人物传记写作手法，后者是明代士人对本朝孝子的形塑。两者被整合于一本传记之中，其教化功能影响了地方社会实践。原祖杰教授指出，此文展现出明人为建构“孝”的观念做出的努力，同时还要注意乡贤书写在塑造典型时往往存在对史实加以曲解附会的情况。邱澎生教授提出，对历史文本的诠释应多留意文本的代表性及书写笔法与社会现实、个人见解与大众观念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东北师范大学闫瑞《〈明史·佞幸传〉研究》梳理明清之际官私修著的多种史籍，考察了清官修《明史·佞幸传》的资料文本源流，以及“佞幸”含义与“佞幸”人物构成的演变，进而对明清之际“佞幸”观念与士大夫对政治人物的评判标准变化做了讨论。赵中男研究员认为虽然《明史》把佞幸主要分为锦衣卫、方士、边将三种，但佞幸作为为满足皇帝特殊需要而通过非常规渠道进入宫廷的一类特殊人群，成分十分复杂，如明中期曾大行其道的“传奉官”就应扩充进来加以讨论。
齐齐哈尔大学范传南《明代北部边防战略思想变迁刍议》从整体上考察有明一代北部边防战略思想及其变迁。文章认为，明朝建国以来逐步确定了“守备为本”的防御思想，土木之变后更是长期贯彻这一方针，而以万历朝鲜之役为时间节点，明军在北边的防御重心又从西部转向东部。赵中男研究员表示，明初朱元璋规划的防御为主的战略思想在以后时期有不同表现，也应考虑其差别。吉林师范大学孙明的《论明初盐政与辽东边务》描述了明初开中盐制在辽东边镇的实行及取得的成效。东北师范大学谢进东的《西方史学理论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概念》，从史学理论与方法角度梳理了西方学者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辨析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意义。
本次研讨会汇集了大陆、港台、美国等地多所科研院校的知名专家与青年学者，研讨热烈、率直，既展现了故宫学与明清史研究结合的更大前景，也弘扬了严谨务实的学风。
[作者常文相（1984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3年8月28日]
（责任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