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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李孝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舒衡哲，2007
“启蒙”在康德那里是作为出口（exit）、出路（wayout）得到界定的，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和依赖状态，是谓启蒙。如果可以化约，对个体而言，启蒙即指涉自由及理性，从社会论之，启蒙也不出“现代性”的范畴。
福柯进一步强调“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的方案，技术的变化”。所提“事件”及“历史过程”广受认同。舒衡哲即认为，启蒙在康德时代是一套“除魅”的规划，以自然界的真理替代宗教迷信，而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追求则是持续不断的“除魅”过程，要将中国“从纲常名教禁锢中解放出来”，此关宏旨。
但在现有研究中，多数启蒙话语在知识生产中的传布每每由理念至理念，缺乏事实依凭。真正存在于历史中的启蒙是怎样一幅图景，尚待考镜源流。在舒衡哲所谓20世纪前10年中国的祛魅过程中，李孝悌及陈旭麓二先生的著作对于启蒙的对象是谁、通过何种渠道传布、其实际效果如何等诸问题的引介和分析无疑十分重要。
李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即是以白话报、讲报、演说、戏曲及至阅报社、茶馆等媒介形式和场合中的“启蒙”为切入点，探求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如何在知识上交流并产生勾连。与其说此书关注的是清末的下层社会知识流布情况，毋宁说是聚焦于一种关系。用李孝悌的话来说，他“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过程”。在这种知识由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精英的理念经受着简化及曲解，民间的信仰、习俗也不断与知识阶层产生互动。
在考察这一知识分子与下层社会的关系时，陈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宏观背景。《近》书由讲义集成，类目也大体按时间顺序推进，对城乡社会的演变及欧风美雨影响下的国内哲学、电影、戏曲、小说多有创见，及至社会心态及主义思潮，皆有细致描述。如果抛开陈著对过去阶级斗争“史观”的扬弃不论，单是从动态的，新陈代谢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变化，也有助于分析知识分子如何与下层社会互动。
总之，两书从知识分子阶层的知识传布如何影响到下层社会为线索，试图回答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启蒙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
白话文是李著的重点考察对象。在李看来，诸多论者认定的白话文发展以1911年前后为分水岭实则存有误解。历史的过程绝非在固定时刻的截然两分，而是由过程渐次更替而来。20世纪初叶的10年对后世白话文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积累作用，而正是借着对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媒介开展考察，李著辨析了白话报、讲报、演说、戏曲等如何将知识阶层的意图传达至下层社会、下层社会又做出了何种反馈，其间的启蒙流向对治史者而言有莫大的兴趣与意义。
由白话报刊数量的显著增加切入，李开始讨论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题旨。在他看来，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乃至各种汉字改革方案及识字学堂都是在1901年以后大量兴起的，这不仅预示着启蒙的文章灿然杂陈，形成了较为集中的主题和内容；同时，大量民间各阶层人士及至政府也开始大力介入启蒙事业，并将其中一些赋以组织制度化。设若跳脱出来加以审视，当时的启蒙既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又得到实践的砥砺，启蒙者之间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运动也就蔚然成风。
李著援引了李泽厚“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解释框架来索解当时知识阶层的启蒙行为及最后“走向人民”的取向。以白话报刊及宣传品为例，1900年至1911年期间出版的有记载的白话报达111种，其命名大都事关“醒群”“启蒙”“京话”“俗话”“白话”等，足见其报刊主旨及特征。此间最为后世提及的便是胡适、陈独秀与清末白话报的关系。李认为，既然白话报刊的兴起因应的是启蒙救亡的思潮，启蒙的对象自然以下层社会为主体，这在报载的内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下层社会并非目不识丁的群氓，更可能是粗通文字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孩童及林琴南所谓“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根据李对《京话日报》《大公报》刊载读者来稿及报道被挪作讲本的考证，白话报对下层社会确实是存在影响的。既是如此，报载内容对启蒙的实际效果如何影响甚深。
破除迷信、劝戒缠足及鸦片、攻击传统制度及习俗、介绍新知的内容占据了当时白话报的版面。《大公报》影响深远的白话附刊《敝帚千金》就对内容有如许自况：开智、辟邪、合群、劝戒缠足和寓言。乍看之下，此类内容与传统善书所载并无不同，但随媒介形式的变化而衍生的，是知识分子传达信息方式的嬗变，以及启蒙效果的更张。报章这般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相较善书之类自不可同日而语，因其受众的广泛而影响作者的文本也并非绝无可能。更为殊异的是，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报道旋即被搬上舞台，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启蒙系统”。李著所揭的女杰惠兴以死明志一事即是明证。
除却白话报的启蒙，官员也开始动用白话宣传品，以期政令获得更显著的效果。时任川督的岑春煊发布了劝戒缠足的白话告示，引来争相效仿。而后四川省内的停止缠足的情形确实较别处为甚，可见以政令“启蒙”的宣传品比之过往确实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书面文本之外，李孝悌还着意从“口语启蒙”来观察清末下层社会确凿发生的变迁。最直接的物事是阅报社营造的类似“公共空间”，讲报、宣讲、演说熔于一炉。这种空间的出现弥补了白话报的覆盖盲区，以带有吉登斯所谓“生活政治”色彩的方式完成了对民间共同话题和生活方式的塑造。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在此时真正影响到了下层社会，成为社会动员中不可或缺的方式。陈平原在研究“有声的中国”时关注的是作为口语媒介的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与之相比，李孝悌更关注作为口语启蒙的演说取得了怎样的社会效果。 顺着这条线索还可以梳理其对于戏曲改良的认知。比之演说，戏曲和宗教确是形塑中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的重要工具，在旧宗教遭受知识界质疑与冲击的当口，以戏曲再造人心成为启蒙的不二途径。联系后世唐文治创设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习“吟诵”作为“正人心，救民命”的手段，应与清末戏曲改良、口语启蒙同属一条路径，差别仅在于一则旁采泰西，一则上溯三代而已。
如福柯所言，与其说启蒙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实，毋宁视之为一种历史过程。李著梳理的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看到，在单个的事件、运动背后有一种广泛的联系，即在“开民智”的同时，还有严复所谓“鼓民力”“新民德”的诉求。唯其如此，才足以解释各项启蒙措施都是以民间社会的绅士、知识分子、商人、教师、僧侣为发端，再由政府的力量予以组织化、制度化，终成浩浩大流。在启蒙中的普及和深化中，各种力量相互呼应，又偶有掣肘，其复杂的互动终于汇成了李孝悌所言的1900年的中国近代史上“走向人民”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展。1904年3月《警钟日报》所载《马将牌改革议案》虽然不免滑稽，却成为当时无远弗届、挥斥方遒的启蒙运动的鲜活注脚。
如果说李著描绘的更多是城市小生产者所经受的启蒙状况，陈旭麓先生则以新陈代谢为核，提出了当时城乡社会的演变情状。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状况的更替，教会及会党在地方产生的深远影响，及至后世的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与下层社会的启蒙状况存有微妙的关联。至于论及“中等社会”提挈下等社会，更是暗合题中之意。陈著只是概说，倘使以李著思路切入，观察1911年以后至1919年期间的下层社会启蒙情形，或者也是饶有兴味的问题。
事实上，谈“启蒙”易，谈“启蒙如何进入下层社会”难。前者无非是理路上的疏通，将概念的流变阐释一二，后者则需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厘清浩繁卷帙背后的历史实相。其中最重要的即是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与作为受众的黎民黔首之间的关系。
舒衡哲的著作聚焦的年代是五四以降，但通篇贯彻的问题意识仍能为20世纪前后中国下层社会的启蒙索骥。在启蒙的社会思潮中，知识分子与升斗小民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读书人虽有恢廓的自况，可一旦脱离对象，也自成无本之木。而市井中人虽为生计所迫，无力专事杏坛聆道，耳濡目染之间，自也介入了启蒙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下层社会启蒙的基石，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市井民众，反倒是两者建立的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关系并非单纯的“冲击—回应”模式可解。抛开彼此交流中的信息损耗不谈，两者本身亦有各自的更替。舒著特别强调，中国的启蒙运动是极具特殊性的。虽然20世纪初期，对西方渗透中国的态度，已不似曾国藩所言“名教奇变”那般耸动，但“非中国化”仍是读书人难承的罪名。建立现代国家始终优先于启蒙，是国中历史一贯的理路。因此，知识分子要向民众引介“现代性”，势必要心绪澄明，再有所包装。这看似简单的一语背后，蕴含着知识分子的蜕变方向。为此，舒衡哲引用葛兰西所谓“新型知识分子”的概念，比附五四以降知识分子身处中西罅隙里的挣扎。至于民众的变化，研究专著已是汗牛充栋，在此不赘。
之所以将李、陈、舒三著统摄在一起，辨析20世纪前10年，启蒙如何进入下层社会的问题，理由大体如下：李著通过翔实的史料，展现了启蒙话语如何通过具体的媒介，进入下层民众的生活。陈著则展示了在那样一个剧变的年代，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是怎样的，城乡之间有怎样的脉络牵连。舒著则可做参照，虽然年代参差十余载，但作为启蒙主体和受众，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是亟须梳理的疑问。唯有环境、史实、关系兼备，梳理启蒙才能跳脱过往简单的意义分析，摆脱单纯的报载内容、主题及栏目设置，以更全面的视野观照并进入更复杂的社会现实。
盖棺论定不易，一则要寻到切口，二则要爬梳史实，三则要框定参照系，若非如此，便容易以偏概全。以这样的研究路径切入中国新闻思想中的“启蒙”问题，框定时段及面向，厘清启什么蒙，以何种形式，对象是谁，实际效果如何，或是最大启示。
（责任编辑洪滔）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舒衡哲，2007
“启蒙”在康德那里是作为出口（exit）、出路（wayout）得到界定的，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和依赖状态，是谓启蒙。如果可以化约，对个体而言，启蒙即指涉自由及理性，从社会论之，启蒙也不出“现代性”的范畴。
福柯进一步强调“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的方案，技术的变化”。所提“事件”及“历史过程”广受认同。舒衡哲即认为，启蒙在康德时代是一套“除魅”的规划，以自然界的真理替代宗教迷信，而20世纪中国的启蒙追求则是持续不断的“除魅”过程，要将中国“从纲常名教禁锢中解放出来”，此关宏旨。
但在现有研究中，多数启蒙话语在知识生产中的传布每每由理念至理念，缺乏事实依凭。真正存在于历史中的启蒙是怎样一幅图景，尚待考镜源流。在舒衡哲所谓20世纪前10年中国的祛魅过程中，李孝悌及陈旭麓二先生的著作对于启蒙的对象是谁、通过何种渠道传布、其实际效果如何等诸问题的引介和分析无疑十分重要。
李著《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即是以白话报、讲报、演说、戏曲及至阅报社、茶馆等媒介形式和场合中的“启蒙”为切入点，探求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如何在知识上交流并产生勾连。与其说此书关注的是清末的下层社会知识流布情况，毋宁说是聚焦于一种关系。用李孝悌的话来说，他“关心的是‘知识分子’如何把他们的想法、理念加在下层社会的过程”。在这种知识由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精英的理念经受着简化及曲解，民间的信仰、习俗也不断与知识阶层产生互动。
在考察这一知识分子与下层社会的关系时，陈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提供了宏观背景。《近》书由讲义集成，类目也大体按时间顺序推进，对城乡社会的演变及欧风美雨影响下的国内哲学、电影、戏曲、小说多有创见，及至社会心态及主义思潮，皆有细致描述。如果抛开陈著对过去阶级斗争“史观”的扬弃不论，单是从动态的，新陈代谢的视角来审视近代中国的变化，也有助于分析知识分子如何与下层社会互动。
总之，两书从知识分子阶层的知识传布如何影响到下层社会为线索，试图回答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启蒙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
白话文是李著的重点考察对象。在李看来，诸多论者认定的白话文发展以1911年前后为分水岭实则存有误解。历史的过程绝非在固定时刻的截然两分，而是由过程渐次更替而来。20世纪初叶的10年对后世白话文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积累作用，而正是借着对以白话文为载体的媒介开展考察，李著辨析了白话报、讲报、演说、戏曲等如何将知识阶层的意图传达至下层社会、下层社会又做出了何种反馈，其间的启蒙流向对治史者而言有莫大的兴趣与意义。
由白话报刊数量的显著增加切入，李开始讨论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题旨。在他看来，像戏曲、阅报社、讲报、宣讲、演说乃至各种汉字改革方案及识字学堂都是在1901年以后大量兴起的，这不仅预示着启蒙的文章灿然杂陈，形成了较为集中的主题和内容；同时，大量民间各阶层人士及至政府也开始大力介入启蒙事业，并将其中一些赋以组织制度化。设若跳脱出来加以审视，当时的启蒙既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又得到实践的砥砺，启蒙者之间达成了相当的共识，运动也就蔚然成风。
李著援引了李泽厚“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解释框架来索解当时知识阶层的启蒙行为及最后“走向人民”的取向。以白话报刊及宣传品为例，1900年至1911年期间出版的有记载的白话报达111种，其命名大都事关“醒群”“启蒙”“京话”“俗话”“白话”等，足见其报刊主旨及特征。此间最为后世提及的便是胡适、陈独秀与清末白话报的关系。李认为，既然白话报刊的兴起因应的是启蒙救亡的思潮，启蒙的对象自然以下层社会为主体，这在报载的内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下层社会并非目不识丁的群氓，更可能是粗通文字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孩童及林琴南所谓“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根据李对《京话日报》《大公报》刊载读者来稿及报道被挪作讲本的考证，白话报对下层社会确实是存在影响的。既是如此，报载内容对启蒙的实际效果如何影响甚深。
破除迷信、劝戒缠足及鸦片、攻击传统制度及习俗、介绍新知的内容占据了当时白话报的版面。《大公报》影响深远的白话附刊《敝帚千金》就对内容有如许自况：开智、辟邪、合群、劝戒缠足和寓言。乍看之下，此类内容与传统善书所载并无不同，但随媒介形式的变化而衍生的，是知识分子传达信息方式的嬗变，以及启蒙效果的更张。报章这般大众传媒的传播效果，相较善书之类自不可同日而语，因其受众的广泛而影响作者的文本也并非绝无可能。更为殊异的是，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报道旋即被搬上舞台，形成了前所未见的“启蒙系统”。李著所揭的女杰惠兴以死明志一事即是明证。
除却白话报的启蒙，官员也开始动用白话宣传品，以期政令获得更显著的效果。时任川督的岑春煊发布了劝戒缠足的白话告示，引来争相效仿。而后四川省内的停止缠足的情形确实较别处为甚，可见以政令“启蒙”的宣传品比之过往确实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书面文本之外，李孝悌还着意从“口语启蒙”来观察清末下层社会确凿发生的变迁。最直接的物事是阅报社营造的类似“公共空间”，讲报、宣讲、演说熔于一炉。这种空间的出现弥补了白话报的覆盖盲区，以带有吉登斯所谓“生活政治”色彩的方式完成了对民间共同话题和生活方式的塑造。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在此时真正影响到了下层社会，成为社会动员中不可或缺的方式。陈平原在研究“有声的中国”时关注的是作为口语媒介的演说如何影响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与之相比，李孝悌更关注作为口语启蒙的演说取得了怎样的社会效果。 顺着这条线索还可以梳理其对于戏曲改良的认知。比之演说，戏曲和宗教确是形塑中国下层社会心灵世界的重要工具，在旧宗教遭受知识界质疑与冲击的当口，以戏曲再造人心成为启蒙的不二途径。联系后世唐文治创设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习“吟诵”作为“正人心，救民命”的手段，应与清末戏曲改良、口语启蒙同属一条路径，差别仅在于一则旁采泰西，一则上溯三代而已。
如福柯所言，与其说启蒙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发生的事实，毋宁视之为一种历史过程。李著梳理的清末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看到，在单个的事件、运动背后有一种广泛的联系，即在“开民智”的同时，还有严复所谓“鼓民力”“新民德”的诉求。唯其如此，才足以解释各项启蒙措施都是以民间社会的绅士、知识分子、商人、教师、僧侣为发端，再由政府的力量予以组织化、制度化，终成浩浩大流。在启蒙中的普及和深化中，各种力量相互呼应，又偶有掣肘，其复杂的互动终于汇成了李孝悌所言的1900年的中国近代史上“走向人民”运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展。1904年3月《警钟日报》所载《马将牌改革议案》虽然不免滑稽，却成为当时无远弗届、挥斥方遒的启蒙运动的鲜活注脚。
如果说李著描绘的更多是城市小生产者所经受的启蒙状况，陈旭麓先生则以新陈代谢为核，提出了当时城乡社会的演变情状。农村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发的社会状况的更替，教会及会党在地方产生的深远影响，及至后世的买办阶层与民族资产阶级，都与下层社会的启蒙状况存有微妙的关联。至于论及“中等社会”提挈下等社会，更是暗合题中之意。陈著只是概说，倘使以李著思路切入，观察1911年以后至1919年期间的下层社会启蒙情形，或者也是饶有兴味的问题。
事实上，谈“启蒙”易，谈“启蒙如何进入下层社会”难。前者无非是理路上的疏通，将概念的流变阐释一二，后者则需以大量事实为基础，厘清浩繁卷帙背后的历史实相。其中最重要的即是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与作为受众的黎民黔首之间的关系。
舒衡哲的著作聚焦的年代是五四以降，但通篇贯彻的问题意识仍能为20世纪前后中国下层社会的启蒙索骥。在启蒙的社会思潮中，知识分子与升斗小民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读书人虽有恢廓的自况，可一旦脱离对象，也自成无本之木。而市井中人虽为生计所迫，无力专事杏坛聆道，耳濡目染之间，自也介入了启蒙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下层社会启蒙的基石，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市井民众，反倒是两者建立的一种互动关系。
这种关系并非单纯的“冲击—回应”模式可解。抛开彼此交流中的信息损耗不谈，两者本身亦有各自的更替。舒著特别强调，中国的启蒙运动是极具特殊性的。虽然20世纪初期，对西方渗透中国的态度，已不似曾国藩所言“名教奇变”那般耸动，但“非中国化”仍是读书人难承的罪名。建立现代国家始终优先于启蒙，是国中历史一贯的理路。因此，知识分子要向民众引介“现代性”，势必要心绪澄明，再有所包装。这看似简单的一语背后，蕴含着知识分子的蜕变方向。为此，舒衡哲引用葛兰西所谓“新型知识分子”的概念，比附五四以降知识分子身处中西罅隙里的挣扎。至于民众的变化，研究专著已是汗牛充栋，在此不赘。
之所以将李、陈、舒三著统摄在一起，辨析20世纪前10年，启蒙如何进入下层社会的问题，理由大体如下：李著通过翔实的史料，展现了启蒙话语如何通过具体的媒介，进入下层民众的生活。陈著则展示了在那样一个剧变的年代，中国社会的宏观结构是怎样的，城乡之间有怎样的脉络牵连。舒著则可做参照，虽然年代参差十余载，但作为启蒙主体和受众，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是亟须梳理的疑问。唯有环境、史实、关系兼备，梳理启蒙才能跳脱过往简单的意义分析，摆脱单纯的报载内容、主题及栏目设置，以更全面的视野观照并进入更复杂的社会现实。
盖棺论定不易，一则要寻到切口，二则要爬梳史实，三则要框定参照系，若非如此，便容易以偏概全。以这样的研究路径切入中国新闻思想中的“启蒙”问题，框定时段及面向，厘清启什么蒙，以何种形式，对象是谁，实际效果如何，或是最大启示。
（责任编辑洪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