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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是中国依法设立的用以悼念与缅怀死难同胞的国家法定纪念日。每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与公祭活动都会吸引许多观众的关注和参与。国家公祭日就像是一个无形的纽带将不同群体的人们团结起来，通过仪式活动的展演，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重塑集体记忆，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感。研究国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通过仪式传播理论的分析阐述，使我们能够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国家公祭日的传播特征、传播价值、限制因素及其提升路径。
【关键词】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南京大屠杀
二战结束后，为了祭奠在战争中死难的国民，增强人们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一些参战国家纷纷设立了国家级的哀悼日。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日本右翼势力猖狂嚣张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在铁证如山面前仍抵赖、狡辩，千方百计否定南京大屠杀及其他种种罪恶行径。
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以及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
本文运用仪式传播的相关理论分析研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传播特征与传播效果，在丰富国家公祭日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希望能够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传播效果的提升给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发展流变
（一）国家公祭日的缘起发展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举行国家祭祀活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国家祭祀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俗礼仪等，推动着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促进了中华民族血脉绵延。
多年以来，人们多是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逝去的亲人同胞，直到1994年12月13日举行的“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活动，南京市才第一次真正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死难同胞的公祭活动。
2005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首次提交了提案，建议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并由国家领导人参与整个公祭活动。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以法定形式设立国家公祭日，把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到国家层面，为的是告慰和缅怀那些死难同胞，激励生存者。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有利于维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图谋，更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二）仪式传播的内涵价值
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
仪式传播正是在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研究传播的模式。仪式传播通过仪式化的形式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起来，交流情感、传承文化、强化共同信仰、凝聚社会、维系政治秩序，从而建构和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认同空间。
仪式传播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不是为了改变态度或思想，而是为了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2]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是通过公祭活动与媒介参与进行传播，以实现历史文化的认同传承与国家共同体的维系建构。因而，运用仪式传播的研究范式去分析与探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传播过程中的特征、价值与问题是比较合理而适用的。
二、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特征分析
（一）公祭活动的仪式化
1.国家公祭仪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作为国家公祭日最核心、规格最高的公祭活动，吸引着无数国人屏息驻足观看，而国家公祭现场的环境设置使这种仪式感得以强化。整个国家公祭现场由黑、白、灰三种颜色构成，黑色的灾难之墙上用白色黑体书写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主会标，282面蓝底白字的国家公祭幡环绕着广场四周的黑色围墙，地面上铺满了灰色碎石，营造出一种庄严而肃穆的氛围。国家公祭广场的正中间，共和国的旗帜以降半旗的形式表达着对死难同胞与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与缅怀之情。
国家公祭仪式作为国家级的祭祀活动，其仪式展演过程也是仪式传播的集中体现，每年国家公祭仪式都是固定的，展演过程如下：
（1）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
（3）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
（4）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
（5）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6）撞响“和平大钟”，放飞和平鸽；
（7）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厅。
这些仪式传播展现出国家对死难同胞的悼念、对侵略者的憎恨以及对和平的捍卫。人们在这样的仪式洗礼之下，凝聚成一个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上更加牢固的共同体。
2.地方公祭活动
世界和平法会在每年国家公祭日的下午3点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该祭祀活动最早举行于2003年。仪式的定期举行，加深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情感，使之更加亲密与和谐。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守灵暨烛光祭活动在每年国家公祭日的晚上6点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场举行，该祭祀活动源于2009年。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有来自南京市的青少年学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抗战老兵、僧侶和国际友人等为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守灵祈祷。祭场内的烛光陆续点亮，僧侣们的诵经声不绝于耳，人们手托红烛，低头默哀，祭奠逝者，祈愿和平。 每年国家公祭日期间，在全国抗战主题纪念馆和部分城市也会同步举行纪念活动。在2016年的国家公祭日当天，由中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牵头，在北京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都进行了多城联动公祭，悼念死难同胞与革命先烈。这些全国多地的线下公祭活动扩大了国家公祭日的传播范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亲身参与到公祭活动中。
3.网上公祭活动
国家公祭网正式上线于2014年7月6日，由新华社与南京市委宣传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方共同筹办建立，是国家官方的在线公祭网站，截至2016年12月，在线祭奠人数已逾1500万人。
国家公祭网在2016年12月2日改版上线，改版后的网站首页将站内所有内容划分为新闻资讯馆、在线史料馆与在线公祭三个入口。国家公祭网的在线公祭功能被设置在网站首页最醒目的中间位置，使网站的在线公祭核心价值得以提升。人们通过虚拟的在线公祭，亲身参与着“点烛”“献花”“敲钟”等仪式行为，为人们爱国情感的表达提供了条件，对人们集体记忆的重塑与国家认同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二）媒介参与的仪式化
1.电视的直播报道
在国家公祭日当天，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卫视都对国家公祭仪式进行了电视直播，观众可以通过电视参与到这一神圣的仪式中去。
除了对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直播外，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还推出了特别节目。中央电视台在2014年国家公祭日当天利用三个直播时段、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推出特别报道，在直播报道中讲述了侵华日军的深重罪孽、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以及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图像和影像资料等。电视媒体通过这样的议程设置功能与媒介仪式效果，使历史议题不断浮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人们共同分享的意向，从而形成社会认同的基础和建构自己集体身份的凭证。
2.互联网的直播互动
龙虎网是南京市重点新闻门户网站，它在每年的国家公祭日前后都会推出国家公祭日的专题报道，并对国家公祭日进行全天全景超长时间的图文滚动直播，为观众集中全面地呈现最新信息。在2016年的国家公祭日，龙虎网推出了全媒体直播，通过记者在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及其他丛葬地的视频直播，为观众带来更直观的现场报道。
（三）符号呈现的仪式化
我国人类学家瞿明安将象征符号分为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主要类型。[3]国家公祭日的整个传播过程中蕴含着许多象征符号，本节就着重分析一下在国家公祭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和社会象征符号的呈现与仪式化传播特征。
1.物化象征符号的呈现
物化象征符号包括建筑、器物、服饰等人工制造并被赋予一定历史文化意义的各种物质形态，如国家公祭仪式中的国旗、标志碑、国家公祭鼎等象征符号。
国旗是最能代表国家的象征符号，在国家公祭日当天为死难者降半旗，显示出国家对逝者的高度崇敬。广场两侧分别是刻有“1937.12.13—1938.1”的十字形标志碑和遇难同胞名单墙。遇难同胞名单墙以灰色为背景，用黑色镌刻着遇难同胞的名字，这些名字不仅表达着对逝去同胞的怀念，更是对侵略者的深深控诉。
在国家公祭日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国家公祭鼎揭幕。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国家重器，也是祭祀时重要的祭器和礼器，用鼎来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突出祭祀主题，体现国家礼仪，营造庄重氛围。
2.感觉象征符号的呈现
感觉象征符号包括色彩、数字、口语、文字符号等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传递方式。这些符号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无不带有浓郁的象征意义，可以再次激活和强化我们的记忆。[4]
人们对色彩的感知是最直观的，国家公祭现场的黑、白、灰三色营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黑色的围墙与灾难之墙，白色的文字与胸花，灰色的碎石与雕塑，这样的色彩选择预示着这里曾经毫无生命的迹象，让人们感觉心情沉重。
数字符号在国家公祭仪式中的运用随处可见，最醒目的是刻有“1937.12.13—1938.1”的标志碑和镌刻着数字“300000”的灾难之墙，他们永久定格着同胞的遇难时间与人数，是对历史的永久见证。在国家公祭仪式中，30万遇难同胞的数字“3”被多次呈现，如撞响3次和平大钟、放飞3000羽和平鸽等，这些数字符号的仪式化运用，强化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记忆。
口语和文字符号在国家公祭仪式中也有着很好的体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增强了人们的国家认同。《和平宣言》采用诗经体，四字一句，两句一节，将悲壮的历史追溯与庄严的和平祈愿都浓缩在240个字中，更加符合国家公祭的主题，这些文字符号由青少年们诵读，是对逝去同胞的缅怀，更飽含着对世界和平的祈愿。
3.社会象征符号的呈现
社会象征符号包括制度、等级、职业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是仪式权威性和有序性的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家公祭仪式，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为国家公祭鼎揭幕并发表重要讲话，展现了国家公祭日的重要地位。
国家公祭仪式会对每个参与者的身份和资格进行严格而仔细的筛选。国家公祭仪式每年都会邀请抗战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国际友人等参加国家公祭仪式，体现了国家公祭仪式的最高规格与最高礼仪。国家公祭仪式的规模之大、参加人员范围之广，使国家公祭仪式不再只是一场简单的仪式展演，而是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国家记忆。
三、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提升路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2014年到2016年已经举办了3次，其新鲜感与吸引力在逐渐退去，观众和媒体也变得不愿花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目的并不在于仪式本身，而是受众的反应与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因而，我们亟待发现和解决传播过程中的限制因素，提升国家公祭日的传播效果。 （一）仪式传播过程中的限制因素
1.受众关注度低
从首个国家公祭日开始，中央电视台、江苏卫视等电视媒体每年都对国家公祭仪式进行现场直播，并对国家公祭日进行特别报道。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及网络社交媒体也会及时更新信息，希望提高人们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但即使这样，受众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也没有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热度。
以“国家公祭日”为关键词搜索出的百度搜索指数和媒体新闻头条量，可以看出受众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集中在每年的12月13日前后，虽然在2015年国家公祭日前后搜索指数出现了峰值，但在2016年的国家公祭日前后搜索指数便降为三年的最低值。再看媒体新闻头条量，对比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三年的新闻头条量可以发现，相较于新闻媒体对2014年12月13日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新闻报道的重视度来说，2015年和2016年的新闻头条量不足2014年的半数，且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以“国家公祭日”为关键词搜索人群的地域分布，可以发现只有江苏、山东、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较高，其他地区的搜索指数非常低，可见对于国家公祭日的关注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国家公祭日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媒介事件，其知晓程度虽然在不断提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媒体还是个人，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远低于预期，且传播的影响广度不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可见，国家公祭日的受众参与度和传播范围还有待提升，这是国家公祭日在今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限制因素。
2.受众互动性差
国家公祭日设立的目的在于将国家不同群体的人们团结起来悼念和缅怀死难同胞。人们参与其中并不只是简单的观看，而是需要一种彼此间的互动。互动的产生会带来情感的释放、观点的表达与集体的认同，进而有助于实现国家共同体的构建。
当前新闻媒体对国家公祭日的直播报道仍以单向传播为主，缺少对受众真实需求的了解。在国家公祭日期间，大部分电视媒体和新闻网站对国家公祭日报道的策划与创新不够，报道形式单一，报道深度不够。新闻媒体如果无法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那么受众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与互动性将会逐渐降低，而国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效果也会被削弱。
（二）仪式传播过程中的效果提升
1.加强议程设置
在报道国家公祭日这样一个纪念性节日的过程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对受众的关注度有着很大的影响。无论是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还是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可以提高国家公祭日的曝光度，使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讨论此事，而国家公祭日当天的仪式展演有助于实现不同群体间的共同体凝聚。
在2014年国家公祭日期间，中央电视台和江苏卫视不仅对国家公祭仪式进行了直播，还在国家公祭日当天策划了特别报道，但到了2016年的第三个国家公祭日，电视媒体对国家公祭日的议程设置逐渐减少，受众的关注度也在慢慢减弱，新闻网站亦有此趋势。因此，想要提升国家公祭日的传播效果，需要通过及时更新报道与加强观众情感引导的方式解决问题，以维护国家共同体的稳定团结。
2.增强受众互动
在国家公祭日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体只有重视对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创新，才能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效果。
内容创新不是对内容本身的创新，而是在充分了解受众的关注点与内心诉求的基础上，对原有内容的重新整合与呈现，这种呈现可以是新闻报道、纪录片、人物访谈等各种形式。在过去的三个国家公祭日，中央电视台与江苏卫视每年都会联合制作播出一部纪录片，如2014年的《1937·南京记忆》、2015年的《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和2016年的《幸存者——见证南京1937》。这些纪录片所展现的内容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但通过创作者对内容的重新整合，使观众有机会了解更多欲知而未知的内容，让更多观众有兴趣参与进来。
在2016年国家公祭仪式举行前后，央视新闻中心新浪微博通过记者在公祭现场移动视频直播的形式，向观众展示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环境并采访观众，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有超过47万人进行了观看。因此，通过多种形式的创新传播对于拉近国家公祭日与受众间的距离，增强受众的参与度与互动性，对推动国家共同体的构建有着一定的积极效果。
四、结语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械团结”时刻，通过共同情感、信仰与价值观念的体验与交流，增强了共同体的“有机团结”，实现了对人们集体记忆的重塑与国家认同的强化。仪式传播虽然有着强大的社会整合与共同体团结效果，但是过分注重仪式本身，夸大仪式传播的社会效果而忽视受众反应的话，将会使仪式传播的价值效果大打折扣。在國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关注度、参与度与互动程度如果不高，就会限制国家公祭日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在国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过程中，要加强各种新闻媒介的议程功能设置，注重国家公祭日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唤醒人们的认同意识，实现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建构。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2]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3]瞿明安.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J].贵州社会科学，2013（8）.
[4]张兵娟.记忆的仪式：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传播意义与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新闻与传播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
【关键词】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南京大屠杀
二战结束后，为了祭奠在战争中死难的国民，增强人们对国家遭受战争灾难的历史记忆，一些参战国家纷纷设立了国家级的哀悼日。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日本右翼势力猖狂嚣张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在铁证如山面前仍抵赖、狡辩，千方百计否定南京大屠杀及其他种种罪恶行径。
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以及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
本文运用仪式传播的相关理论分析研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传播特征与传播效果，在丰富国家公祭日相关理论研究的同时，希望能够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传播效果的提升给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发展流变
（一）国家公祭日的缘起发展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举行国家祭祀活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国家祭祀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伦理道德、民俗礼仪等，推动着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促进了中华民族血脉绵延。
多年以来，人们多是自发地举行纪念活动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逝去的亲人同胞，直到1994年12月13日举行的“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活动，南京市才第一次真正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死难同胞的公祭活动。
2005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首次提交了提案，建议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并由国家领导人参与整个公祭活动。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以法定形式设立国家公祭日，把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上升到国家层面，为的是告慰和缅怀那些死难同胞，激励生存者。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有利于维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遏制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图谋，更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二）仪式传播的内涵价值
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讯息在地理上的拓展，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则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1]
仪式传播正是在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研究传播的模式。仪式传播通过仪式化的形式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起来，交流情感、传承文化、强化共同信仰、凝聚社会、维系政治秩序，从而建构和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认同空间。
仪式传播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不是为了改变态度或思想，而是为了代表事物的基本秩序。[2]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是通过公祭活动与媒介参与进行传播，以实现历史文化的认同传承与国家共同体的维系建构。因而，运用仪式传播的研究范式去分析与探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传播过程中的特征、价值与问题是比较合理而适用的。
二、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特征分析
（一）公祭活动的仪式化
1.国家公祭仪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作为国家公祭日最核心、规格最高的公祭活动，吸引着无数国人屏息驻足观看，而国家公祭现场的环境设置使这种仪式感得以强化。整个国家公祭现场由黑、白、灰三种颜色构成，黑色的灾难之墙上用白色黑体书写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主会标，282面蓝底白字的国家公祭幡环绕着广场四周的黑色围墙，地面上铺满了灰色碎石，营造出一种庄严而肃穆的氛围。国家公祭广场的正中间，共和国的旗帜以降半旗的形式表达着对死难同胞与革命烈士的崇高敬意与缅怀之情。
国家公祭仪式作为国家级的祭祀活动，其仪式展演过程也是仪式传播的集中体现，每年国家公祭仪式都是固定的，展演过程如下：
（1）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
（3）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
（4）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
（5）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6）撞响“和平大钟”，放飞和平鸽；
（7）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厅。
这些仪式传播展现出国家对死难同胞的悼念、对侵略者的憎恨以及对和平的捍卫。人们在这样的仪式洗礼之下，凝聚成一个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上更加牢固的共同体。
2.地方公祭活动
世界和平法会在每年国家公祭日的下午3点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该祭祀活动最早举行于2003年。仪式的定期举行，加深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情感，使之更加亲密与和谐。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守灵暨烛光祭活动在每年国家公祭日的晚上6点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祭场举行，该祭祀活动源于2009年。每年的12月13日都会有来自南京市的青少年学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抗战老兵、僧侶和国际友人等为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守灵祈祷。祭场内的烛光陆续点亮，僧侣们的诵经声不绝于耳，人们手托红烛，低头默哀，祭奠逝者，祈愿和平。 每年国家公祭日期间，在全国抗战主题纪念馆和部分城市也会同步举行纪念活动。在2016年的国家公祭日当天，由中国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牵头，在北京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都进行了多城联动公祭，悼念死难同胞与革命先烈。这些全国多地的线下公祭活动扩大了国家公祭日的传播范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亲身参与到公祭活动中。
3.网上公祭活动
国家公祭网正式上线于2014年7月6日，由新华社与南京市委宣传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方共同筹办建立，是国家官方的在线公祭网站，截至2016年12月，在线祭奠人数已逾1500万人。
国家公祭网在2016年12月2日改版上线，改版后的网站首页将站内所有内容划分为新闻资讯馆、在线史料馆与在线公祭三个入口。国家公祭网的在线公祭功能被设置在网站首页最醒目的中间位置，使网站的在线公祭核心价值得以提升。人们通过虚拟的在线公祭，亲身参与着“点烛”“献花”“敲钟”等仪式行为，为人们爱国情感的表达提供了条件，对人们集体记忆的重塑与国家认同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二）媒介参与的仪式化
1.电视的直播报道
在国家公祭日当天，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地卫视都对国家公祭仪式进行了电视直播，观众可以通过电视参与到这一神圣的仪式中去。
除了对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直播外，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还推出了特别节目。中央电视台在2014年国家公祭日当天利用三个直播时段、将近五个小时的时间推出特别报道，在直播报道中讲述了侵华日军的深重罪孽、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以及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图像和影像资料等。电视媒体通过这样的议程设置功能与媒介仪式效果，使历史议题不断浮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人们共同分享的意向，从而形成社会认同的基础和建构自己集体身份的凭证。
2.互联网的直播互动
龙虎网是南京市重点新闻门户网站，它在每年的国家公祭日前后都会推出国家公祭日的专题报道，并对国家公祭日进行全天全景超长时间的图文滚动直播，为观众集中全面地呈现最新信息。在2016年的国家公祭日，龙虎网推出了全媒体直播，通过记者在国家公祭仪式现场及其他丛葬地的视频直播，为观众带来更直观的现场报道。
（三）符号呈现的仪式化
我国人类学家瞿明安将象征符号分为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主要类型。[3]国家公祭日的整个传播过程中蕴含着许多象征符号，本节就着重分析一下在国家公祭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和社会象征符号的呈现与仪式化传播特征。
1.物化象征符号的呈现
物化象征符号包括建筑、器物、服饰等人工制造并被赋予一定历史文化意义的各种物质形态，如国家公祭仪式中的国旗、标志碑、国家公祭鼎等象征符号。
国旗是最能代表国家的象征符号，在国家公祭日当天为死难者降半旗，显示出国家对逝者的高度崇敬。广场两侧分别是刻有“1937.12.13—1938.1”的十字形标志碑和遇难同胞名单墙。遇难同胞名单墙以灰色为背景，用黑色镌刻着遇难同胞的名字，这些名字不仅表达着对逝去同胞的怀念，更是对侵略者的深深控诉。
在国家公祭日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国家公祭鼎揭幕。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国家重器，也是祭祀时重要的祭器和礼器，用鼎来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突出祭祀主题，体现国家礼仪，营造庄重氛围。
2.感觉象征符号的呈现
感觉象征符号包括色彩、数字、口语、文字符号等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传递方式。这些符号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无不带有浓郁的象征意义，可以再次激活和强化我们的记忆。[4]
人们对色彩的感知是最直观的，国家公祭现场的黑、白、灰三色营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黑色的围墙与灾难之墙，白色的文字与胸花，灰色的碎石与雕塑，这样的色彩选择预示着这里曾经毫无生命的迹象，让人们感觉心情沉重。
数字符号在国家公祭仪式中的运用随处可见，最醒目的是刻有“1937.12.13—1938.1”的标志碑和镌刻着数字“300000”的灾难之墙，他们永久定格着同胞的遇难时间与人数，是对历史的永久见证。在国家公祭仪式中，30万遇难同胞的数字“3”被多次呈现，如撞响3次和平大钟、放飞3000羽和平鸽等，这些数字符号的仪式化运用，强化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记忆。
口语和文字符号在国家公祭仪式中也有着很好的体现。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增强了人们的国家认同。《和平宣言》采用诗经体，四字一句，两句一节，将悲壮的历史追溯与庄严的和平祈愿都浓缩在240个字中，更加符合国家公祭的主题，这些文字符号由青少年们诵读，是对逝去同胞的缅怀，更飽含着对世界和平的祈愿。
3.社会象征符号的呈现
社会象征符号包括制度、等级、职业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等，是仪式权威性和有序性的体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国家公祭仪式，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为国家公祭鼎揭幕并发表重要讲话，展现了国家公祭日的重要地位。
国家公祭仪式会对每个参与者的身份和资格进行严格而仔细的筛选。国家公祭仪式每年都会邀请抗战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国际友人等参加国家公祭仪式，体现了国家公祭仪式的最高规格与最高礼仪。国家公祭仪式的规模之大、参加人员范围之广，使国家公祭仪式不再只是一场简单的仪式展演，而是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国家记忆。
三、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提升路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从2014年到2016年已经举办了3次，其新鲜感与吸引力在逐渐退去，观众和媒体也变得不愿花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关注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仪式传播的目的并不在于仪式本身，而是受众的反应与国家共同体的建构。因而，我们亟待发现和解决传播过程中的限制因素，提升国家公祭日的传播效果。 （一）仪式传播过程中的限制因素
1.受众关注度低
从首个国家公祭日开始，中央电视台、江苏卫视等电视媒体每年都对国家公祭仪式进行现场直播，并对国家公祭日进行特别报道。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及网络社交媒体也会及时更新信息，希望提高人们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但即使这样，受众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也没有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热度。
以“国家公祭日”为关键词搜索出的百度搜索指数和媒体新闻头条量，可以看出受众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集中在每年的12月13日前后，虽然在2015年国家公祭日前后搜索指数出现了峰值，但在2016年的国家公祭日前后搜索指数便降为三年的最低值。再看媒体新闻头条量，对比2014年、2015年和2016年三年的新闻头条量可以发现，相较于新闻媒体对2014年12月13日第一个国家公祭日新闻报道的重视度来说，2015年和2016年的新闻头条量不足2014年的半数，且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以“国家公祭日”为关键词搜索人群的地域分布，可以发现只有江苏、山东、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较高，其他地区的搜索指数非常低，可见对于国家公祭日的关注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国家公祭日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媒介事件，其知晓程度虽然在不断提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无论是媒体还是个人，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远低于预期，且传播的影响广度不够，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可见，国家公祭日的受众参与度和传播范围还有待提升，这是国家公祭日在今后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限制因素。
2.受众互动性差
国家公祭日设立的目的在于将国家不同群体的人们团结起来悼念和缅怀死难同胞。人们参与其中并不只是简单的观看，而是需要一种彼此间的互动。互动的产生会带来情感的释放、观点的表达与集体的认同，进而有助于实现国家共同体的构建。
当前新闻媒体对国家公祭日的直播报道仍以单向传播为主，缺少对受众真实需求的了解。在国家公祭日期间，大部分电视媒体和新闻网站对国家公祭日报道的策划与创新不够，报道形式单一，报道深度不够。新闻媒体如果无法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那么受众对国家公祭日的关注度与互动性将会逐渐降低，而国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效果也会被削弱。
（二）仪式传播过程中的效果提升
1.加强议程设置
在报道国家公祭日这样一个纪念性节日的过程中，媒体的议程设置对受众的关注度有着很大的影响。无论是电视、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还是微博、微信等网络社交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可以提高国家公祭日的曝光度，使越来越多的受众关注、讨论此事，而国家公祭日当天的仪式展演有助于实现不同群体间的共同体凝聚。
在2014年国家公祭日期间，中央电视台和江苏卫视不仅对国家公祭仪式进行了直播，还在国家公祭日当天策划了特别报道，但到了2016年的第三个国家公祭日，电视媒体对国家公祭日的议程设置逐渐减少，受众的关注度也在慢慢减弱，新闻网站亦有此趋势。因此，想要提升国家公祭日的传播效果，需要通过及时更新报道与加强观众情感引导的方式解决问题，以维护国家共同体的稳定团结。
2.增强受众互动
在国家公祭日的传播过程中，新闻媒体只有重视对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的创新，才能增强与受众的互动效果。
内容创新不是对内容本身的创新，而是在充分了解受众的关注点与内心诉求的基础上，对原有内容的重新整合与呈现，这种呈现可以是新闻报道、纪录片、人物访谈等各种形式。在过去的三个国家公祭日，中央电视台与江苏卫视每年都会联合制作播出一部纪录片，如2014年的《1937·南京记忆》、2015年的《外国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和2016年的《幸存者——见证南京1937》。这些纪录片所展现的内容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但通过创作者对内容的重新整合，使观众有机会了解更多欲知而未知的内容，让更多观众有兴趣参与进来。
在2016年国家公祭仪式举行前后，央视新闻中心新浪微博通过记者在公祭现场移动视频直播的形式，向观众展示国家公祭仪式的现场环境并采访观众，在短短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有超过47万人进行了观看。因此，通过多种形式的创新传播对于拉近国家公祭日与受众间的距离，增强受众的参与度与互动性，对推动国家共同体的构建有着一定的积极效果。
四、结语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机械团结”时刻，通过共同情感、信仰与价值观念的体验与交流，增强了共同体的“有机团结”，实现了对人们集体记忆的重塑与国家认同的强化。仪式传播虽然有着强大的社会整合与共同体团结效果，但是过分注重仪式本身，夸大仪式传播的社会效果而忽视受众反应的话，将会使仪式传播的价值效果大打折扣。在國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过程中，受众的关注度、参与度与互动程度如果不高，就会限制国家公祭日的传播与发展。因此，在国家公祭日的仪式传播过程中，要加强各种新闻媒介的议程功能设置，注重国家公祭日传播过程中的内容创新与形式创新，唤醒人们的认同意识，实现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建构。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8.
[2]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3]瞿明安.象征人类学视野中象征的构成要素[J].贵州社会科学，2013（8）.
[4]张兵娟.记忆的仪式：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传播意义与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新闻与传播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