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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为“主义的结合”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1921年1月初，他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他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运动渐近高潮。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然间把他推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和教育界爱国运动，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四处奔走，倡导湖南自治，组织工人罢工，参加建党建团活动，创办自修大学培养进步青年，等等。虽然公开和正式的职业一度是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但他事实上已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毛泽东依然钟情书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时期结合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的阅读，使他的探索异常活跃。逡巡于不同的“思想房间”，他的认识不断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夏天，毛泽东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可以放开肚皮啃吃新鲜的“知识青菜”。他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一干进步青年也多有来往，这无疑是难得的幸运，一下子就站到了接触新思潮的高点上面。
1920年夏天，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中说，“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毛泽东很敬业也很职业地经营着这个书社。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请胡适、陈独秀这些名人给他担保，从各个出版公司选进图书，还列出推荐书目，撰写售书广告，招募读书会友，发布营业报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营书店或个体书商。在此期间，除领导新民学会活动外，毛泽东还先后发起成立和准备组织健学会、问题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等等，大力推荐和阅读各种新书。
广泛的阅读，使他先前脑海中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本大源”，同寻找现实的救国方案和各种“主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实现了阅读目的的一个重大飞跃。
“主义”为什么重要？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说得很透彻：“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因此，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最紧迫的是“要变为主义的结合”。“主义”无疑是他此前追求的“本源”的具体化。
“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理论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可以互换的表述。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便主张把原来的宗旨“改造学术与人心”改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的目的，变为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了。
当时人们所说的“主义”，大多要从新学、西学中寻找。毛泽东曾说，他的治学之道是先读古籍，“然后下山涉其新”。为寻求主义，他果然“下山涉其新”，把目光投向了国外。1919年7月，他发起成立健学会，目的就是研究新学，特别是新学中的“主义”。他说，中国思想界已经“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陈独秀等人“首倡革新”，“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是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极为迫切的阅读和探索主线。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会的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为倡导，“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才“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下列”者有：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美术、政治、经济、法律、科学，一共10个领域的“主义”。
1920年，新民学会不少成员陆续赴法国留学。毛泽东也表示，自己这一生，“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这话是1920年3月14日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的。在这封信中，他还表示，自己虽然暂时留在国内，但从新学、西学中寻求主义的心情更加急迫：“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为此，他打算把有关主义学说的文章“编成一本书”。
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有人提出新民学会的宗旨既已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以不讨论主义的问题了。毛泽东不以为然，明确表示“还有讨论的必要”。理由是，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因此，学会的共同行动还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和此前不同的是，他这时强调要研究的主义，已经聚焦到了政治层面。他希望会员们在看书的基础上，定期研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五六个主义”。 新思潮的“追星族”
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这一时期阅读的宣传、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刊，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报刊。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当时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民铎》等。五四时期兴起的这些刊物，引领思想风尚，塑造着进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泽东是这些刊物的热心读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1920年夏天他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主要经营的也是这些刊物。这些刊物在宣传新思潮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某种主张，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
那个时候，毛泽东对各种主张都感兴趣，真正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陈独秀被捕，他写文章声援，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和李大钊走得较近，还到天安门广场听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组织湖南来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适座谈；他参加由邵飘萍组织的新闻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上海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也赶到人群中欢迎。1945年在延安还对黄炎培讲：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先生啦，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台下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1920年10月，他自愿为湖南教育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做记录，演讲者除了各有主张的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思想文化界名人外，还有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他所做记录整理出7篇，供《大公报》迅速刊布。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后，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时间，先后撰写过三个“书之重要者”书目，或向书社股东报告，或作为广告拿到报上发表。被列入的重点书，都是他亲自选进或率先阅读的。1920年11月，他还为文化书社写了一份传单，四处散发。传单上要求识字的人组织各种“读书会”，每人出点钱，买一批书回来，大家互相传看，然后一起讨论。最后说：“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来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按：文化书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他当时看重并大力推荐的西学书籍，按类归纳，大致有以下这些，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在五四前后所读西学的情形。
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有：《柏拉图之理想国》《赫克尔一元哲学》《欧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西洋伦理学史》《欧洲文学史》《现代教育的趋势》等。
译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的有：《现代思潮批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讲演》《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欧美各国改造问题》《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国际联盟讲评》《到自由之路》《工团主义》《实验主义》等。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有：《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试验论理学》《天文学》《科学通论》《达尔文物种原始》《创化论》《生物之世界》等。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通过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后来提到有三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都是他在1920年读到的。在这年创办的文化书社经营书刊中，他认为重要并大力推荐的，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科学的社会主义》。1920年9月，他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
对这些反映新思潮的著述和报刊，如果没有“追星族”般的阅读和研究热情，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就不会涌动起那样激荡多彩的思想浪花，他对“主义”的寻求也不会那样深入，他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会那样迅速。
打开“思想房间”之后
阅读新学和西学，给毛泽东打开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房间”。那么，他又是如何在这些“思想房间”里逗留、挑选，进而为寻找主义、确立信仰汲取营养的呢？
毛泽东寻找“主义”，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书斋里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比如，他读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便在1919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呼吁实行卢梭在小说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脱离社会压力的“苦海”。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就准备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还写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类问题，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随即到周作人家里去请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设计划书》，还跑到岳麓山一带去找地方，想邀约一些朋友到那里建个“新村”，做个实验。1920年，他读到拉丁美洲有一种叫工读主义的时潮，就在上海组织几个人半工半读，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年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受托回湖南宣传新思想，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就办起了文化书社。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选择“主义”是件大事，必须经过比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当时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抛弃，恰如住旅馆一样，他在不同房间留住过，随之便匆匆离去。其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还有社会进化论，等等，都是他或长或短徘徊过的“思想房间”。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更好的办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他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个说法，符合那一代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他在此前关注过、宣传过甚至尝试过的一些主张，总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进马克思主义门槛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再做比较，表现得很谨慎。
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五种“主义”，供大家讨论，然后进行最终选择。这五种“主义”是：
社会政策（社会改良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无政府主义。
参加会议的谢觉哉，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从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毛泽东在会上就他提出的五种“主义”，分别做了一些分析：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尽管有这样一番比较和解释，参加会议的新民学会会员还是不得不举手表决。结果是：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
毛泽东从五四到建党期间的读书经历，不由得使人感慨：那时，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原本以读书为业的人，通过阅读和相应的实践，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这种通过阅读和比较最终确立信仰的现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个年代，阅读确确实实与寻找真理有关。一旦寻找到真理，并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轻易改变，于是坚定地守望它、维护它、实行它。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剑从来都是由思想来指挥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最根本的，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才能科学有效地改造世界。
当然，阅读与信仰的关系也很复杂。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后来他的信仰和实践，与此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
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就能在实践中做什么，关键在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是否有实践书本理论的兴趣、勇气和办法。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1921年1月初，他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他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运动渐近高潮。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然间把他推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和教育界爱国运动，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四处奔走，倡导湖南自治，组织工人罢工，参加建党建团活动，创办自修大学培养进步青年，等等。虽然公开和正式的职业一度是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但他事实上已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毛泽东依然钟情书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时期结合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的阅读，使他的探索异常活跃。逡巡于不同的“思想房间”，他的认识不断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夏天，毛泽东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可以放开肚皮啃吃新鲜的“知识青菜”。他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一干进步青年也多有来往，这无疑是难得的幸运，一下子就站到了接触新思潮的高点上面。
1920年夏天，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中说，“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毛泽东很敬业也很职业地经营着这个书社。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请胡适、陈独秀这些名人给他担保，从各个出版公司选进图书，还列出推荐书目，撰写售书广告，招募读书会友，发布营业报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营书店或个体书商。在此期间，除领导新民学会活动外，毛泽东还先后发起成立和准备组织健学会、问题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等等，大力推荐和阅读各种新书。
广泛的阅读，使他先前脑海中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本大源”，同寻找现实的救国方案和各种“主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实现了阅读目的的一个重大飞跃。
“主义”为什么重要？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说得很透彻：“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因此，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最紧迫的是“要变为主义的结合”。“主义”无疑是他此前追求的“本源”的具体化。
“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理论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可以互换的表述。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便主张把原来的宗旨“改造学术与人心”改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的目的，变为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了。
当时人们所说的“主义”，大多要从新学、西学中寻找。毛泽东曾说，他的治学之道是先读古籍，“然后下山涉其新”。为寻求主义，他果然“下山涉其新”，把目光投向了国外。1919年7月，他发起成立健学会，目的就是研究新学，特别是新学中的“主义”。他说，中国思想界已经“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陈独秀等人“首倡革新”，“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是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极为迫切的阅读和探索主线。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会的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为倡导，“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才“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下列”者有：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美术、政治、经济、法律、科学，一共10个领域的“主义”。
1920年，新民学会不少成员陆续赴法国留学。毛泽东也表示，自己这一生，“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这话是1920年3月14日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的。在这封信中，他还表示，自己虽然暂时留在国内，但从新学、西学中寻求主义的心情更加急迫：“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为此，他打算把有关主义学说的文章“编成一本书”。
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有人提出新民学会的宗旨既已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以不讨论主义的问题了。毛泽东不以为然，明确表示“还有讨论的必要”。理由是，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因此，学会的共同行动还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和此前不同的是，他这时强调要研究的主义，已经聚焦到了政治层面。他希望会员们在看书的基础上，定期研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五六个主义”。 新思潮的“追星族”
围绕“主义”问题，毛泽东这一时期阅读的宣传、介绍各种新思潮的书刊，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五四时期各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报刊。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当时主要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改造》《少年中国》《劳动界》《新生活》《时事新报》《民铎》等。五四时期兴起的这些刊物，引领思想风尚，塑造着进步青年的思想面貌。毛泽东是这些刊物的热心读者。比如，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说：“《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1920年夏天他在长沙创办的文化书社，主要经营的也是这些刊物。这些刊物在宣传新思潮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某种主张，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方案。
那个时候，毛泽东对各种主张都感兴趣，真正是新思潮的“追星族”。1919年7月陈独秀被捕，他写文章声援，称“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和李大钊走得较近，还到天安门广场听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的演讲；他组织湖南来京青年同蔡元培、胡适座谈；他参加由邵飘萍组织的新闻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会，由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5月，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上海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毛泽东正好在上海，也赶到人群中欢迎。1945年在延安还对黄炎培讲：我在25年前就有缘见先生啦，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台下一大群听众之中就有一个毛泽东。1920年10月，他自愿为湖南教育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做记录，演讲者除了各有主张的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思想文化界名人外，还有西方哲学家杜威、罗素等，他所做记录整理出7篇，供《大公报》迅速刊布。
第二类是直接译介西方近代理论和思潮的出版物。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后，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4月半年时间，先后撰写过三个“书之重要者”书目，或向书社股东报告，或作为广告拿到报上发表。被列入的重点书，都是他亲自选进或率先阅读的。1920年11月，他还为文化书社写了一份传单，四处散发。传单上要求识字的人组织各种“读书会”，每人出点钱，买一批书回来，大家互相传看，然后一起讨论。最后说：“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来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按：文化书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他当时看重并大力推荐的西学书籍，按类归纳，大致有以下这些，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在五四前后所读西学的情形。
译介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有：《柏拉图之理想国》《赫克尔一元哲学》《欧洲政治思想小史》《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西洋伦理学史》《欧洲文学史》《现代教育的趋势》等。
译介西方近代政治思潮的有：《现代思潮批评》《政治理想》《社会改造原理》《杜威五大讲演》《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欧美各国改造问题》《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国际联盟讲评》《到自由之路》《工团主义》《实验主义》等。
译介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有：《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试验论理学》《天文学》《科学通论》《达尔文物种原始》《创化论》《生物之世界》等。
第三类是马克思主义和有关苏俄研究的著述。
通过和李大钊、陈独秀的接触，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越来越引起毛泽东的兴趣。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后来提到有三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三本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都是他在1920年读到的。在这年创办的文化书社经营书刊中，他认为重要并大力推荐的，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科学的社会主义》。1920年9月，他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经他推荐，湖南《大公报》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
对这些反映新思潮的著述和报刊，如果没有“追星族”般的阅读和研究热情，青年毛泽东的探索就不会涌动起那样激荡多彩的思想浪花，他对“主义”的寻求也不会那样深入，他随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会那样迅速。
打开“思想房间”之后
阅读新学和西学，给毛泽东打开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房间”。那么，他又是如何在这些“思想房间”里逗留、挑选，进而为寻找主义、确立信仰汲取营养的呢？
毛泽东寻找“主义”，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书斋里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比如，他读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便在1919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呼吁实行卢梭在小说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脱离社会压力的“苦海”。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就准备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还写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71类问题，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随即到周作人家里去请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设计划书》，还跑到岳麓山一带去找地方，想邀约一些朋友到那里建个“新村”，做个实验。1920年，他读到拉丁美洲有一种叫工读主义的时潮，就在上海组织几个人半工半读，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年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受托回湖南宣传新思想，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就办起了文化书社。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选择“主义”是件大事，必须经过比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当时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抛弃，恰如住旅馆一样，他在不同房间留住过，随之便匆匆离去。其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还有社会进化论，等等，都是他或长或短徘徊过的“思想房间”。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更好的办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他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个说法，符合那一代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他在此前关注过、宣传过甚至尝试过的一些主张，总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进马克思主义门槛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再做比较，表现得很谨慎。
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五种“主义”，供大家讨论，然后进行最终选择。这五种“主义”是：
社会政策（社会改良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无政府主义。
参加会议的谢觉哉，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从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毛泽东在会上就他提出的五种“主义”，分别做了一些分析：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尽管有这样一番比较和解释，参加会议的新民学会会员还是不得不举手表决。结果是：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
毛泽东从五四到建党期间的读书经历，不由得使人感慨：那时，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原本以读书为业的人，通过阅读和相应的实践，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这种通过阅读和比较最终确立信仰的现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个年代，阅读确确实实与寻找真理有关。一旦寻找到真理，并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轻易改变，于是坚定地守望它、维护它、实行它。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剑从来都是由思想来指挥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最根本的，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才能科学有效地改造世界。
当然，阅读与信仰的关系也很复杂。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后来他的信仰和实践，与此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
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就能在实践中做什么，关键在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是否有实践书本理论的兴趣、勇气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