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认识她的时候，尽管她已经２５岁，已婚，并是一个３岁儿子的母亲，但我还是把她当做需要父母疼爱的女孩看待。
　　１９９８年７月初的一天，上午１０点左右，看完一拨病人后，我静下来稍作喘息，刚端起茶杯，一个长得眉清目秀，肩上挎着背包的漂亮女孩走进了诊室。看上去她像只有十八九岁。我认为她肯定是走错了门。
　　她很有礼貌地说：“请问，吴医生在吗？我找吴医生。”口气中透露着矜持，她没有料到我正是她要找的人。
　　“你找他有什么事？”我试探着问。
　　她毫不犹豫地说：“看病啦，看肿瘤。”
　　“我就是，请坐。”我边说边用手示意请她坐在诊断桌旁的凳子上。不过心中仍然是疑问不断：莫非她是肿瘤患者？怎么就她一个人来呢？
　　
　　二
　　
　　她开始讲述自己的病情。她说她患有脑瘤，我感到很吃惊，潜意识里不愿将漂亮的女孩与残酷的肿瘤疾病联系在一起。见我有些不相信，她迅速撩起右边鬓角处的秀发给我看：鬓角处明显有一个小突起，上面有敷过药的痕迹，足以证明脑瘤确实存在，且已引起外部变形。她说头痛，右眼发涨，耳朵里总是“嗡嗡”作响，时常有想吐的感觉。
　　她是带着求生的愿望来的，最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而我心里确实没底，甚至在想：如此巨大的脑瘤很可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搞不好会影响到自己的声誉，我有拒绝接手治疗的念头闪现。
　　沉静了片刻，她见我顾虑重重，突然开诚布公地说：“我想到找你试试用中药治疗，请你大胆地治，治不好我也不会责怪你……”
　　她的话像一剂强心针让我清醒过来。作为一名患者能如此开明地劝说医生，真是难能可贵，这是对我的高度信任。我的顾虑一下子便烟消云散，心里紧绷的弦也放松下来，但还是客观地告诉她说：“因为肿瘤确实巨大，我不敢给你保证，但是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请你放心。”
　　听完我的话，她笑了，笑得很甜，眼睛里闪现着希望的光芒。作为已被各大医院判了死刑的她来说，医生答应接手治疗，对她就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她微笑着说：“有治疗总比没有治疗好，有治疗就有希望，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作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死也甘心，总比在家里等死强。”我深深理解她此时的心情，惊讶于她的坦言，更感叹于她勇敢面临死亡威胁的豁达和抗争。
　　接着，我开始给她做认真仔细的检查，她用虔诚的眼神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非常主动，配合默契，生怕自己做得不好，影响到诊断和治疗。
　　大约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才检查完并给她拟好处方交给她，让她去取药。在等待取药的时间里，她又返回到诊室里来坐，继续谈论她的病情。这时，我才想起来问她：“你怎么是一个人来的？”她回答：“我的爱人在家里走不开。”尽管她说的这个理由很难让我信服，但我没必要再追问她，我已经隐约感觉到她有难言之隐。
　　取到了一个月的药之后，她高兴地与我道别，并乐观地强调说：“一个月后我一定再来。”
　　她走后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戴丽娟的姑妈的女士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问戴丽娟来了没有，她的病情怎样，并告诉我戴丽娟的处境：她父母早逝，一直跟随姑妈长大，嫁给了一个家庭条件不错的独生子，确诊患脑瘤之后，她的丈夫开始还陪同她求诊，听医生说没有把握治好她的病后，就不再管她，任由她自生自灭……她姑妈的话，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和同情，也增强了我的责任感。
　　
　　三
　　
　　戴丽娟第二次来到诊所正好是她服用第一个月药的最后一天。她牵着儿子走进我的诊室时，满脸都是灿烂的笑容，她把满心的喜悦毫无保留地全都挂在脸上。我再次给她做认真的检查之后告诉她说：“你的病情确实好转，右鬓角处的外部肿块基本消失……”
　　她的儿子非常调皮可爱，小眼睛，小脑袋，留着小平头，一点也不像她，可能像他的爸爸。小家伙像是在过节日，不停地爬上爬下，跑进跑出，甚至把听诊器拿在手里玩，根本就不把大人的喜怒哀乐当回事。我拽着他问：“你喜欢谁？”小家伙脱口而出：“喜欢妈妈。”戴丽娟用母亲特有的柔情眼光欣赏着儿子，脸上笑开了花。看着母子俩亲密的情景，我不由自主地一阵心酸，因为我此时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将她的病彻底治好，那么，母子俩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也就很可能屈指可数了。
　　为了表示感谢，她这次特意给我带来了一箱猕猴桃，说是家乡的特产。我执意不肯收，她生起气来：“如果你不收，说明把我当外人。”我想，这是她的心意，收下礼物会令她少一些顾虑多一份宽慰，想到这才答应收下，并当即表明要给她减免药费，她更是感激不尽。
　　
　　四
　　
　　但她第三次来时，脸色发黄显得憔悴，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情绪低落地说：“最近感觉病情有一些反复，头又开始疼，经常做噩梦。”按经验判断，这种反复往往出现在几种特定的情况下，我问她是不是按时吃药。她说：“是。”我又问她感冒没有或劳累没有。她都给予否定。这些都被排除，那就只有精神因素，我问她：“你最近是不是跟丈夫生气了？”话音刚落，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痛哭起来，边哭边说：“从我打算来你这里治疗，他就坚决反对，他说我继续治疗完全是浪费钱。我第一次动身前，他为了阻止我把家里的钱都藏了起来，幸好有姑妈借钱给我，我才得以成行。有了明显的治疗效果以后，他硬说我是精神作用，不断地用难听的语言刺激挖苦我，甚至还说我看上了医生，有意惹我生气。我知道生气对我不好，平时一忍再忍。这次他的做法已让我忍无可忍。他竟然在夜里偷偷地将我的每包药都倒掉一些，我发现后跟他大吵一架。我找婆婆评理，婆婆不但不指责自己的儿子，反而更露骨地责怪我，说大医院都宣判了死刑我还花冤枉钱干什么，何必长时间拖着她的儿子，让他们人财两空……”
　　我听完她的哭诉，禁不住一阵寒战，深深为她的处境担忧，为今后是否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发愁，只有反复地嘱咐她：“千万不要跟丈夫一般见识，权当没有这个人，保持良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否则就会影响治疗效果……”在我的劝说下，她慢慢平静下来，她答应一定会记住我的话。
　　随后，她还是每个月按时来看病取药，每次都带着她的儿子，她的丈夫却一直没有出现。病情虽继续好转（经拍片证实肿瘤明显缩小），但她却表现得越来越着急，因为她的经济状况已经十分窘迫，很难坚持治疗，而她的病情不做继续治疗就会前功尽弃。
　　她是某地市造纸厂的工人，病后下岗，每月只有１８０元的基本生活费，她的丈夫甩手不管后，药费都是她的姑妈给她东挪西凑借来的。
　　尽管我后来给她减免到只收药材的成本费，对她来说，月复一月，那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为她的丈夫此时连儿子的生活费都不给她了，为的是迫使她中止治疗。
　　她到一家商店打过小工，虽然辛苦，毕竟每月还能挣到４００块钱，但好景不长，老板知道她是肿瘤患者后，不敢再聘用她。她仅仅干了两个月。
　　１９９９年１月，她来取药时对我说，她想带着儿子到南方打工，用打工挣来的钱治病。我表示反对，我说她打工挣的钱还不够付往返的路费，劳累只会加重病情。
　　她又说，她想离婚，离婚后家产就可以分得一半，就有钱继续治病。因为丈夫已经和一个女子鬼混在一起，她上次取药回家就看见丈夫和那个女子赤身裸体睡在自己的床上。
　　可是她再来取药时又告诉我，她的丈夫根本就不打算离婚，打算等她死后独得全部家产。
　　
　　五
　　
　　戴丽娟第十个月来取药的这一天，我终于第一次看见了她的丈夫。他个子不高，小眼睛，小鼻子，小脑袋。他的儿子真的很像他。我以为他良心发现，笑脸迎接他，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像是来找麻烦的：你是不是大学毕业？有没有从医资格？有没有执照？能不能保证治好我老婆的病？治好后能不能保证不复发？他一连串的问话完全是有意挑衅。尽管这样，我还是一一客观地给他作答，让他无可挑剔。
　　他见找不到破绽，才改变语气和态度。但我已十分讨厌他。他等戴丽娟去取药的空隙，鬼头鬼脑地说：“吴医生，你看，她的病反正是治不好的，你以后把她的药下轻一点，意思一下就行。”他还夸张地说：“我的家已经为了给她治病花费了十多万，只差变卖房产了……”
　　我根本不想再听他胡言乱语，打断他的话：“我是医生，不可能做违背医德、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说完，我埋下头来想看书，却因心里气愤难平根本看不进。于是我又特意告诉他：“我不但不减轻药量，而且还要送一个月的药给戴丽娟。”
　　我告诉戴丽娟她丈夫刚才对我所讲的话，她流着眼泪说：“我相信他能讲出没有人性的话，他甚至还会做出下毒的事情来……”
　　戴丽娟这次拿了两个月的药回家。快到服完的最后几天，我就算计着她哪一天来。可是，到了该来的日子，左盼右盼一直盼不来她的身影，我纳闷：过去一直都是很准时的，她走时还特别强调服完就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过了一周，我忍不住给她家里打电话，电话传来“此号是空号”的提示音。随后在一个月之内我又打了无数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结果。我再给她写信，信也被退了回来。我也不知道她姑妈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就此，我与戴丽娟完全失去了联系……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她的努力，希望她能健康地活着，无论以怎样的形式活着，然而几经努力却怎么也打听不到她的任何消息。惟独在梦里我还能经常见到她：她在向我哭诉。她成了我心中解不开的谜团。她的名字却长期保留在追访病人的名单中，在没有打探到她的真实情况之前，无论如何，我都不愿将她的名字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