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贾平凹的小说《极花》取材于妇女拐卖的真实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沉痛残酷的。贾平凹不仅用乡村的物象来展示其流逝的生机，展示乡村“空心化”的现实状况，还营构宏大的神秘意象来揭示乡土社会中的罪恶欲望。也借此说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不应扮演着牺牲者的角色，或成为城市现代化的祭品，更不该成为城市“肥大”而被遮蔽和被遗忘的所在。《极花》反映的农村地区背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和精神信仰问题所造成的城乡失衡，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
关键词：贾平凹 《极花》 城乡 隐痛 失衡
贾平凹的《极花》这部作品全文刊登在《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之后，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网上舆论对这部作品一片声讨之声，主要观点是“贾平凹的《极花》是为拐卖妇女做辩护”，笔者不再过多纠结于作品是否存在对女性的不尊重，艺术作品不只是做道德上的肯定与否定，更重要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对弱者的行为有一种“同情之理解”，所以更愿意从《极花》所描述的拐卖妇女这一事件，从根源分析事件产生的原因和症结所在。老乡的女儿被拐卖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事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男人与女人、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也是本文探讨的关键所在。
一、胡蝶由村入城再被拐进乡的悲剧命运
作者为了展现这一场苦难悲剧命运，选取的角色是出身贫苦农村的胡蝶，自幼丧父，随母亲和弟弟来到城市拾荒生活，但她的心中对城市抱有幻想，她与许多追梦爱美的年轻女孩一样，有着“城市梦”。她最喜欢穿的那件小西服是别人送的，喜欢的那双高跟鞋也是克扣弟弟的学费才辛苦买来。她后来一心想着赚钱，想让母亲对自己刮目相看，想要减轻家庭的负担，抱着这样的城市梦，不想却被拐卖到一个不知名的荒芜偏僻的农村。主人公胡蝶由村入城再被拐卖到乡的极端选材，使作品展现的人物悲剧色彩更加浓厚，尤其是胡蝶梦里获救返回城市后再次返回乡里的开放式结局，更增强了作品的深度和思考性。
从胡蝶自身看，胡蝶是一个迫切希望摆脱自身贫穷，渴望向城市发展的农村年轻女性，所以她追求穿小西服、高跟鞋这些作为城市标签的物质化的东西来标榜自己。从胡蝶代表的群体看，这类农村女性形象代表了封闭、落后的乡村最初的觉醒，只是这种觉醒还显得十分肤浅，她崇媚和艳羡城市的现代化，其中存在着自我认识迷失和自我价值否定的观念，在迫不及待改变自我“土气”的同时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愚昧、无知，内心的不安分与周围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胡蝶这类农村女性更容易在现代化中受到伤害。城市化、商业化大潮中，胡蝶成为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边缘人，不断上演着“乡下人进城”的悲剧。
《极花》主要关注的是在农村女性急于冲破贫穷的努力与挣扎，和落后农村男性青年的生存与坚守的困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品选取女性作为展现城乡失衡问题的主要载体，因为女性在城乡发展中大多位于弱势地位，乡村女性更是如此，她们只看到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进入城市后，她们更容易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从而导致精神变异和人性异化。她们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也没有实现“寻梦”的人生蓝图，所以她们的代表——胡蝶的“进城”故事刚刚开始，还未来得及展开就结束了。
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背后，是贾平凹多年来对农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也带着他作为“农村之子”的深深痛感，作品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女青年的命运与困境的揭示、对农村未来的深度忧思，都折射出了贾平凹对乡土和城市复杂的文化心态。作者借胡蝶展现落后乡村最初的觉醒，胡蝶们的“离去”，对农村而言意味着生存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如作品中黑亮所控诉的：“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农村女性的离去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农村男女比例由此更加恶化。《极花》讨论的是最后的乡土和农人如何在当下生存下去的故事，而在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处皈依的撕裂感和漂浮感，是贾平凹对转型之下社会现实既无序亦无解的认识。
二、《极花》背后农村隐痛和失衡的具体探讨
作为一部乡土问题小说，贾平凹不仅想反映农村，还犀利地揭示出人性中的贪婪。小说也隐含了作者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和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在他看来，现代性压抑了乡土社会的发展，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对立，而贪婪地采挖极花，对血葱疗效的夸大，也是一种病态的掠夺。“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和盛行，城市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迅速发展，以利为本的利己主义的理性强烈冲击了乡村美好的人性，乡村的素朴的道德情感被人的私利欲望所控制。
在农村被人遗忘、生活困苦，人的素朴的道德情感被人的私利欲望控制的背景基础上，面对亡种的危机，村民不得不采用原始的拐卖或抢夺的方式来强行进行种族的延续。拐卖妇女的方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引发笔者思考的是：对于吃住似乎很少看到他们抱怨条件差，相反还想着法把单调的食物变着花样做，有着他们的善良之处的男人，在受害于乡村被极度城市化所掠夺后的荒芜与凄凉后，最终变得扭曲、变异、精神信仰缺失，他们作为走不出鄉村被遗忘的一群人，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诚如作者所说：“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背后所挖掘的是城市对农村的掠夺。”所以“极花”和“血葱”意象背后不仅是乡村的绝种问题，作者更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繁荣和嘈杂的掩饰下，农村的荒芜、颓败和逐渐凋敝的现状，并且农村的逐渐凋敝，换来的却是被漠然和无视的问题。
《极花》所关注的正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的尖锐的时代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城乡发展进程中，由于无节制地追求物质财富，也出现了城市环境越来越失去对人的尊重，城乡对立日益严重，人的心理状态也日益被扭曲的问题，这与如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似，农村与城市对比，是弱势群体，且话语权缺失。霍华德“城乡磁铁”论就提出，设想三种磁力：城市、农村和城乡结合。城市和乡村作为两块磁铁各自力争把人民吸引过去，第三块磁铁：城乡结合吸取部分新生活的人民，尽可能避免城市—乡村的缺点。可见，不管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问题一直都被关注，并且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需要缓和的地带和经济连接。 实现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面对农村在发展过程中的隐痛和失衡，还有农村现实生存可持续性的消失与民间传统文化的衰亡，都让我们意识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体制的漏洞、城市的承载能力乃至人性的缺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该是强势城市对弱势农村的压榨、侵袭与吞噬，亦非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碰撞与对接，过度强调城市的中心地位，毫无节制地索取乡村的土地、劳动力、水、空气，不计后果对乡村的剥削不仅伤害乡村也伤害城市。城市化进程不应导致农村的必然衰退与消亡，而是应该促成农村的现代化，应是两者的和谐共荣，相互推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我们如何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正视其中所出现的种种可能的问题，从制度、物质、精神等层面做好城市与农村的对接，从而顺利完成社会的艰难转型。
三、《极花》中各类意象的象征意义
整部作品，都以女主人公胡蝶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情感真实接地气，黑亮的家，几孔窑洞，门前有一个井台，水井在左边，石磨在右边，还有四颗白皮松立在旁边，落满了乌鸦，硷畔沿上有架葫芦藤蔓，开白色的小花……贾平凹在创作《极花》时，尝试使用水墨画的手法，贾平凹认为当今的水墨画作品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所以《极花》中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
在簡单的白描、水墨画式的写法里，出现的各类事物都被赋予了深刻的隐藏的意蕴，是具有独特意义的美学意象。在《极花》这部作品中，首先最应当关注的便是作为作品书名的核心意象“极花”。极花，产于圪梁村一带，冬天是虫，夏天开花。早时被人发现后经大力推广，药用价值也得到广泛宣扬，因遭到村民疯狂采挖，数量骤减。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隐含了性的意识。极花在此代表了一种女性立场，而对极花的供奉也体现了圪梁村单身汉们对繁衍的渴求。
与“极花”意象相对的是村中另一项谋生活动“血葱”。血葱是圪梁村的特产，颜色发红，个头较小，传言有极强的壮阳效果。血葱在作品中则代表了一种男性立场，也是延续后代生殖功能的象征，圪梁村单身汉们对血葱的信奉也表现了对性的渴求。但是村里的女人却如同极花一样稀少，甚至单身汉们用雕刻女人石像立在家门前来满足性幻想。贾平凹通过对肆意采挖极花和大量种植血葱的情节描写，充分表现了落后农村中个体的人性无法得到舒张，即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性欲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以及无法得到满足的背后更深刻的危机是种族得不到延续的绝种问题。
在《极花》中，还有大量黑与白意象群的铺陈出现：黑亮、黑狗、乌鸦、何首乌、黑夜、白皮松、白蒸馍、小白花、白天等。读者在阅读中不自觉会将黑色与黑亮、白色与老老爷相对应。这些黑白相对的意象，是作品水墨画手法运用的体现，黑与白意象群的组合布局也最能体现丰富的水墨韵味。作者从核心意象“极花”出发，结合黑与白的群体意象，试图展现乡土社会的深刻性内涵：“小说就是要写这生活的黑白之间，人心里极难说出来的东西。”
作为胡蝶的丈夫和造成胡蝶悲剧的人——黑亮，也是胡蝶悲剧后面的另一个悲剧人物。黑亮在作品中，代表着挣扎着不想被遗忘的农村光棍群体，身上背负着无可名状的悲哀。作者把黑亮描绘为一个心地善良、头脑灵活、聪明干练的年轻人。可无论黑亮如何优秀，窑洞、油灯、石磨、水井、土豆饭，就是黑亮的生存环境，只能靠些小聪明和机智的头脑做些倒买倒卖的活计而已，比如在醋里加些水再卖给村人，赚点差价、盈些小利。他的生活环境就像西北乡村的“生死场”，沉滞与闭塞令人窒息，过去像谜，未来像梦，人们善良与愚昧交织，如动物般的生生死死。现世一切的生活目标就是找个女人，传宗接代，人丁兴旺。但生长于极其落后的农村，女人在这里如极花般稀缺，这是黑亮所代表的农村年轻人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他们无奈地不得不靠买女人来传宗接代。有这些人的需求就会有更多的女人被人贩子源源不断地拐卖过来，这是多少次解救行动都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男性作为承担传宗接代的乡村伦理的人，无法像女人一样说离开乡村就离开乡村，并且永远不回来，但没有了女人的农村，他们又能守望多久？在《极花》里，胡蝶代表的女性群体是善者、弱者，黑亮代表的男性群体也是善者、弱者，可为了生存，当善者对善者施暴、弱者对弱者戕害时，这种双重的悲剧尤其令人惊心与值得反思，也更凸显了当下农村的困顿与悲哀。
作品中还有对主人公胡蝶影响重大的人物——老老爷，他代表着圪梁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在作品中扮演着相当于巫师的角色，有着抚慰村民心灵的作用。巫师是与神鬼沟通的法师，巫的作用如同君王，“巫君合一”是氏族文化时期的巫史传统，其象征的就是乡村的民间道德和传统文化，是宗法制农村的精神文化权威。但行将就木的老老爷预示着这种威权的即将消亡、传统的民间文化式微。年轻人已开始了对他的不屑与反叛，这恰恰反映的是，随着城市从物质与文化层面对农村的强势冲击，人们的观念从封建道德变异为带有现代性的野蛮观念。农村一套维持其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宗法制度和自足的封闭体系被彻底打破，从而导致人们不再遵奉传统文化信仰，继而人们的精神家园丧失。
四、结语
贾平凹作为“农村之子”，在作品中延续了对日渐凋敝乡土社会的关注与书写，野蛮掳掠妇女是传统农村挣扎与反抗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胡蝶被非正常的方式被暴力挟裹到农村，胡蝶的悲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圪梁村的悲剧：胡蝶成为圪梁村最后走向灭绝的见证者。但作品最终，胡蝶被解救后又选择重新回到圪梁村，在这里能看到乡村在衰亡过程中仍有温情的一面，也是城市在发展中所缺少的温情。
显然这是作者在为宗法制农村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贾平凹作为一位恋土型的作家对乡土农村的矛盾心理，农村的凋敝使他痛心，但又舍不得放弃他所希冀的乡村。就像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取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作者绝望地呼喊出了乡村在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物质、精神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外在表现就是拐卖妇女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 侯玲宽.中国农村的隐痛表达：贾平凹《极花》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6）.
[3] 毛亚楠 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6）.
[4] 张汝伦.狂者的世界[N].南方人物周刊，2012（4）.
[5]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 陈倩.浅谈贾平凹小说的语言特色：以《秦腔》为例[J].名作欣赏，2019（17）.
[7] 和亚茹.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一次亮相：评贾平凹《极花》[J].大众文艺， 2019（3）.
[8] 程华.在现实与想象中纠葛：贾平凹《极花》的叙事艺术[J].当代文坛，2017（12）.
[9] 於丹枫，高侠.试论贾平凹《极花》叙事的水墨意蕴[J].名作欣赏， 2017（12）.
[10] 南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J].文艺研究，2019（6）.
[1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2] 高珮义.外关于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概况 [J].北京社会科学，1990（4）.
作 者： 肖博瑶，湖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基地班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关键词：贾平凹 《极花》 城乡 隐痛 失衡
贾平凹的《极花》这部作品全文刊登在《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之后，收到褒贬不一的评价，网上舆论对这部作品一片声讨之声，主要观点是“贾平凹的《极花》是为拐卖妇女做辩护”，笔者不再过多纠结于作品是否存在对女性的不尊重，艺术作品不只是做道德上的肯定与否定，更重要的是从人性的角度对弱者的行为有一种“同情之理解”，所以更愿意从《极花》所描述的拐卖妇女这一事件，从根源分析事件产生的原因和症结所在。老乡的女儿被拐卖的小地方到底怎样，那里坍塌了什么，流失了什么，事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男人与女人、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也是本文探讨的关键所在。
一、胡蝶由村入城再被拐进乡的悲剧命运
作者为了展现这一场苦难悲剧命运，选取的角色是出身贫苦农村的胡蝶，自幼丧父，随母亲和弟弟来到城市拾荒生活，但她的心中对城市抱有幻想，她与许多追梦爱美的年轻女孩一样，有着“城市梦”。她最喜欢穿的那件小西服是别人送的，喜欢的那双高跟鞋也是克扣弟弟的学费才辛苦买来。她后来一心想着赚钱，想让母亲对自己刮目相看，想要减轻家庭的负担，抱着这样的城市梦，不想却被拐卖到一个不知名的荒芜偏僻的农村。主人公胡蝶由村入城再被拐卖到乡的极端选材，使作品展现的人物悲剧色彩更加浓厚，尤其是胡蝶梦里获救返回城市后再次返回乡里的开放式结局，更增强了作品的深度和思考性。
从胡蝶自身看，胡蝶是一个迫切希望摆脱自身贫穷，渴望向城市发展的农村年轻女性，所以她追求穿小西服、高跟鞋这些作为城市标签的物质化的东西来标榜自己。从胡蝶代表的群体看，这类农村女性形象代表了封闭、落后的乡村最初的觉醒，只是这种觉醒还显得十分肤浅，她崇媚和艳羡城市的现代化，其中存在着自我认识迷失和自我价值否定的观念，在迫不及待改变自我“土气”的同时无可避免地表现出了愚昧、无知，内心的不安分与周围所处的现实环境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胡蝶这类农村女性更容易在现代化中受到伤害。城市化、商业化大潮中，胡蝶成为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边缘人，不断上演着“乡下人进城”的悲剧。
《极花》主要关注的是在农村女性急于冲破贫穷的努力与挣扎，和落后农村男性青年的生存与坚守的困境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品选取女性作为展现城乡失衡问题的主要载体，因为女性在城乡发展中大多位于弱势地位，乡村女性更是如此，她们只看到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进入城市后，她们更容易受到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从而导致精神变异和人性异化。她们没有找到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也没有实现“寻梦”的人生蓝图，所以她们的代表——胡蝶的“进城”故事刚刚开始，还未来得及展开就结束了。
主人公悲剧命运的背后，是贾平凹多年来对农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也带着他作为“农村之子”的深深痛感，作品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女青年的命运与困境的揭示、对农村未来的深度忧思，都折射出了贾平凹对乡土和城市复杂的文化心态。作者借胡蝶展现落后乡村最初的觉醒，胡蝶们的“离去”，对农村而言意味着生存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如作品中黑亮所控诉的：“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农村女性的离去导致了农村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农村男女比例由此更加恶化。《极花》讨论的是最后的乡土和农人如何在当下生存下去的故事，而在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处皈依的撕裂感和漂浮感，是贾平凹对转型之下社会现实既无序亦无解的认识。
二、《极花》背后农村隐痛和失衡的具体探讨
作为一部乡土问题小说，贾平凹不仅想反映农村，还犀利地揭示出人性中的贪婪。小说也隐含了作者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和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在他看来，现代性压抑了乡土社会的发展，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对立，而贪婪地采挖极花，对血葱疗效的夸大，也是一种病态的掠夺。“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资本主义思想的流入和盛行，城市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迅速发展，以利为本的利己主义的理性强烈冲击了乡村美好的人性，乡村的素朴的道德情感被人的私利欲望所控制。
在农村被人遗忘、生活困苦，人的素朴的道德情感被人的私利欲望控制的背景基础上，面对亡种的危机，村民不得不采用原始的拐卖或抢夺的方式来强行进行种族的延续。拐卖妇女的方法当然是错误的，但引发笔者思考的是：对于吃住似乎很少看到他们抱怨条件差，相反还想着法把单调的食物变着花样做，有着他们的善良之处的男人，在受害于乡村被极度城市化所掠夺后的荒芜与凄凉后，最终变得扭曲、变异、精神信仰缺失，他们作为走不出鄉村被遗忘的一群人，其实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害者。诚如作者所说：“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背后所挖掘的是城市对农村的掠夺。”所以“极花”和“血葱”意象背后不仅是乡村的绝种问题，作者更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繁荣和嘈杂的掩饰下，农村的荒芜、颓败和逐渐凋敝的现状，并且农村的逐渐凋敝，换来的却是被漠然和无视的问题。
《极花》所关注的正是“城市在怎样地肥大了而农村在怎样地凋敝着”的尖锐的时代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城乡发展进程中，由于无节制地追求物质财富，也出现了城市环境越来越失去对人的尊重，城乡对立日益严重，人的心理状态也日益被扭曲的问题，这与如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相似，农村与城市对比，是弱势群体，且话语权缺失。霍华德“城乡磁铁”论就提出，设想三种磁力：城市、农村和城乡结合。城市和乡村作为两块磁铁各自力争把人民吸引过去，第三块磁铁：城乡结合吸取部分新生活的人民，尽可能避免城市—乡村的缺点。可见，不管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问题一直都被关注，并且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需要缓和的地带和经济连接。 实现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面对农村在发展过程中的隐痛和失衡，还有农村现实生存可持续性的消失与民间传统文化的衰亡，都让我们意识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体制的漏洞、城市的承载能力乃至人性的缺陷。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该是强势城市对弱势农村的压榨、侵袭与吞噬，亦非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碰撞与对接，过度强调城市的中心地位，毫无节制地索取乡村的土地、劳动力、水、空气，不计后果对乡村的剥削不仅伤害乡村也伤害城市。城市化进程不应导致农村的必然衰退与消亡，而是应该促成农村的现代化，应是两者的和谐共荣，相互推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我们如何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正视其中所出现的种种可能的问题，从制度、物质、精神等层面做好城市与农村的对接，从而顺利完成社会的艰难转型。
三、《极花》中各类意象的象征意义
整部作品，都以女主人公胡蝶的视角来叙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情感真实接地气，黑亮的家，几孔窑洞，门前有一个井台，水井在左边，石磨在右边，还有四颗白皮松立在旁边，落满了乌鸦，硷畔沿上有架葫芦藤蔓，开白色的小花……贾平凹在创作《极花》时，尝试使用水墨画的手法，贾平凹认为当今的水墨画作品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的动向。所以《极花》中注重接地气、引活水，深度夯入生活的地层，刻画生活湍流里普通人的浮沉。
在簡单的白描、水墨画式的写法里，出现的各类事物都被赋予了深刻的隐藏的意蕴，是具有独特意义的美学意象。在《极花》这部作品中，首先最应当关注的便是作为作品书名的核心意象“极花”。极花，产于圪梁村一带，冬天是虫，夏天开花。早时被人发现后经大力推广，药用价值也得到广泛宣扬，因遭到村民疯狂采挖，数量骤减。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隐含了性的意识。极花在此代表了一种女性立场，而对极花的供奉也体现了圪梁村单身汉们对繁衍的渴求。
与“极花”意象相对的是村中另一项谋生活动“血葱”。血葱是圪梁村的特产，颜色发红，个头较小，传言有极强的壮阳效果。血葱在作品中则代表了一种男性立场，也是延续后代生殖功能的象征，圪梁村单身汉们对血葱的信奉也表现了对性的渴求。但是村里的女人却如同极花一样稀少，甚至单身汉们用雕刻女人石像立在家门前来满足性幻想。贾平凹通过对肆意采挖极花和大量种植血葱的情节描写，充分表现了落后农村中个体的人性无法得到舒张，即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性欲得不到满足的问题，以及无法得到满足的背后更深刻的危机是种族得不到延续的绝种问题。
在《极花》中，还有大量黑与白意象群的铺陈出现：黑亮、黑狗、乌鸦、何首乌、黑夜、白皮松、白蒸馍、小白花、白天等。读者在阅读中不自觉会将黑色与黑亮、白色与老老爷相对应。这些黑白相对的意象，是作品水墨画手法运用的体现，黑与白意象群的组合布局也最能体现丰富的水墨韵味。作者从核心意象“极花”出发，结合黑与白的群体意象，试图展现乡土社会的深刻性内涵：“小说就是要写这生活的黑白之间，人心里极难说出来的东西。”
作为胡蝶的丈夫和造成胡蝶悲剧的人——黑亮，也是胡蝶悲剧后面的另一个悲剧人物。黑亮在作品中，代表着挣扎着不想被遗忘的农村光棍群体，身上背负着无可名状的悲哀。作者把黑亮描绘为一个心地善良、头脑灵活、聪明干练的年轻人。可无论黑亮如何优秀，窑洞、油灯、石磨、水井、土豆饭，就是黑亮的生存环境，只能靠些小聪明和机智的头脑做些倒买倒卖的活计而已，比如在醋里加些水再卖给村人，赚点差价、盈些小利。他的生活环境就像西北乡村的“生死场”，沉滞与闭塞令人窒息，过去像谜，未来像梦，人们善良与愚昧交织，如动物般的生生死死。现世一切的生活目标就是找个女人，传宗接代，人丁兴旺。但生长于极其落后的农村，女人在这里如极花般稀缺，这是黑亮所代表的农村年轻人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他们无奈地不得不靠买女人来传宗接代。有这些人的需求就会有更多的女人被人贩子源源不断地拐卖过来，这是多少次解救行动都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男性作为承担传宗接代的乡村伦理的人，无法像女人一样说离开乡村就离开乡村，并且永远不回来，但没有了女人的农村，他们又能守望多久？在《极花》里，胡蝶代表的女性群体是善者、弱者，黑亮代表的男性群体也是善者、弱者，可为了生存，当善者对善者施暴、弱者对弱者戕害时，这种双重的悲剧尤其令人惊心与值得反思，也更凸显了当下农村的困顿与悲哀。
作品中还有对主人公胡蝶影响重大的人物——老老爷，他代表着圪梁村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在作品中扮演着相当于巫师的角色，有着抚慰村民心灵的作用。巫师是与神鬼沟通的法师，巫的作用如同君王，“巫君合一”是氏族文化时期的巫史传统，其象征的就是乡村的民间道德和传统文化，是宗法制农村的精神文化权威。但行将就木的老老爷预示着这种威权的即将消亡、传统的民间文化式微。年轻人已开始了对他的不屑与反叛，这恰恰反映的是，随着城市从物质与文化层面对农村的强势冲击，人们的观念从封建道德变异为带有现代性的野蛮观念。农村一套维持其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宗法制度和自足的封闭体系被彻底打破，从而导致人们不再遵奉传统文化信仰，继而人们的精神家园丧失。
四、结语
贾平凹作为“农村之子”，在作品中延续了对日渐凋敝乡土社会的关注与书写，野蛮掳掠妇女是传统农村挣扎与反抗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胡蝶被非正常的方式被暴力挟裹到农村，胡蝶的悲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圪梁村的悲剧：胡蝶成为圪梁村最后走向灭绝的见证者。但作品最终，胡蝶被解救后又选择重新回到圪梁村，在这里能看到乡村在衰亡过程中仍有温情的一面，也是城市在发展中所缺少的温情。
显然这是作者在为宗法制农村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贾平凹作为一位恋土型的作家对乡土农村的矛盾心理，农村的凋敝使他痛心，但又舍不得放弃他所希冀的乡村。就像贾平凹在后记中所说，“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取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作者绝望地呼喊出了乡村在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物质、精神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外在表现就是拐卖妇女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 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2] 侯玲宽.中国农村的隐痛表达：贾平凹《极花》论[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7（6）.
[3] 毛亚楠 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6）.
[4] 张汝伦.狂者的世界[N].南方人物周刊，2012（4）.
[5] 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6] 陈倩.浅谈贾平凹小说的语言特色：以《秦腔》为例[J].名作欣赏，2019（17）.
[7] 和亚茹.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一次亮相：评贾平凹《极花》[J].大众文艺， 2019（3）.
[8] 程华.在现实与想象中纠葛：贾平凹《极花》的叙事艺术[J].当代文坛，2017（12）.
[9] 於丹枫，高侠.试论贾平凹《极花》叙事的水墨意蕴[J].名作欣赏， 2017（12）.
[10] 南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J].文艺研究，2019（6）.
[1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12] 高珮义.外关于城市化理论研究的概况 [J].北京社会科学，1990（4）.
作 者： 肖博瑶，湖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国家基地班在读本科生。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