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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规范与组织网络三要素构成了理解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基础重要视角，它们可能是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有效政治资源；政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决定了社会资本培育的向度。
关键词：政治秩序；社会资本；社会基础；政治资源；向度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任何政治秩序的产生、运行与维持都同人类的制度理性建构直接相关，事实上，人类的制度理性在建构政治秩序的实践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的制度理性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很多时候表现为“致命的自负”。因此，以制度理性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不是自足的，没有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撑，政治秩序无法有序、有效运行，更谈不上长久的维持。社会资本不但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解析力的概念，而且从其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来看，它本身就是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论证社会基础之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一个社会基础
就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而言，社会资本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之所以做如此判断是因为社会资本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二者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重叠共识”。
社会资本的要素具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的特征。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与人类的制度理性息息相关，但也离不开社会基础的支撑。所谓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就是指一切有利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条件，包括价值的、规范的和组织网络的等各种形式。价值形式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指那些能够指导政治秩序有序有效运行的一系列观念；规范形式的社会基础不仅是指那些为规范政治实体关系而确立的正式政治制度，而且一切有利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组织网络形式的社会基础是指各种公民参与组织。而社会资本就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社会基础。按照帕特南的观点，社会资本包含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他给社会资本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可见，就内容而言，社会资本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它正是由信任、互惠规范和组织网络等社会基础构成的集合体。其中，信任、互惠等对应着价值形式的社会基础；习惯、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应着规范形式的社会基础：各种社会团体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对应着组织网络式的社会基础。因此，从社会资本的内容来说，它完全具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特征。
社会资本具有作为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的功能。社会基础对政治秩序的运行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社会资本也发挥着这种支撑作用。社会资本对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其“社会粘合剂”效应，即帕特南所言的“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当然，社会资本的社会基础作用是通过其三个组成要素分别实现的。其中，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素的信任有助于个人或组织间进行合作，使互惠性交往成为可能；规范是对公民或组织间关系的一种规定，它使行为模式得到确定，从而使得公民或组织的行为关系可以预期，这就降低了交往和行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而组织网络则可以达成灵活多样的普遍性互惠规范，为公民的协调与沟通提供平台，在此过程中也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从而尽可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公民通过组织网络的密集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培养声誉的方式。社会资本功能所表现出的互惠性和公共物品性的特征，使得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或是一定共同体，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利益，具有与社会基础相似的功能特征。
社会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积极的社会资本能够使各方达到多赢的局面。这就是社会资本构成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一个社会基础的原因。因此，在以制度理性建构政治秩序的同时，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社会基础对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但直接构成了政治秩序建构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内容．而且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也离不开它的支撑作用。这一点从它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内在结构要素所发挥的功能方面会看得更清楚。
二社会资本：一种可能的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政治资源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的是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各要素结构中的放大作用，它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改进了劳动工具和扩大了劳动对象等。社会资本也有与“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相似的特征，它一经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各内在结构要素中去，也必然更能推动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福山就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社会资本对政治秩序的支撑作用主要是通过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内在结构要素中体现出来，从而从整体上推进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
首先，社会资本培养了公民的宽容妥协精神，从而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具备和谐的政治实体关系。这种和谐是根源于各政治关系实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协调，然而，由于众多的原因，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利益总是有差别的，这样冲突与矛盾就不可避免，于是秩序成了人们的期盼。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建构理性粉墨登场了。但政治秩序的建构理性并不能自足，它必须要有来自社会基础的支撑。而事实上，社会资本在支撑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确实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要素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或合作的心理基础，没有信任基础，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就不可能发生。不但如此，在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作过程中，各政治实体遵循着彼此认同的互惠规范，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他们反复博弈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反复博弈的过程必然能够培养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宽容妥协精神，这种宽容妥协精神对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资本培养了公民的宽容妥协精神，有利于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为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准备了良好的主体关系基础。
其次，社会资本不但扩展了人际“信任半径”而且巩固了对规则的信任，从而增强了公民对政治规则的认同感。信任产生合法性的感觉，而合法性是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深层基础，它主要由其政治规则结构要素体现出来。从经验层面上来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直接来自于公民对其的认知态度，是信任还是反对它。在现代政治中，信任度是衡量政治秩序合法性高低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公民对政治秩序持有较高的信任度，那么说明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较高；如果社会中的公民对政治秩序表现出冷漠、被动甚至无动于衷，那么要么是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本来就低，要么是公民对该政治秩序缺乏体认。而社会资本对这两种现象都有较好的疗效，因为这俩种现象都与信任的缺乏有关。对政治秩序而言，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对制度的信任，一是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由于互 惠规范和组织网络的存在，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不但其本身在公民的互动中得到传播而加强，而且它也在遵循互惠规范的指导下通过组织网络不断得到扩展。也就说在互动过程中，随着公民参与数目的无限增多，彼此之间的“信任半径”也不断扩大。同时，由于每次互动都是以遵循一定规范开始的，所以规范也在互动中不断得到体认，对规范的信任也越来越稳定。而且与人际信任相比，规范信任则更持久、稳定。相比较而言，公民对制度的信任能够更持久地维持一个政权，而公民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则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多数家族式的君主政权由于其信任根基是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的基础上的，所以，一旦现任统治者发生更迭，政权就会陷入动荡的旋涡之中。因此，阿尔蒙德建议，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也就是制度)上来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那么这种社会基础就能够维持政治的长期稳定，这是作为政治秩序社会基础的社会资本对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
最后，社会资本锻炼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技巧，从而促进了政治控制的合法性。政治控制是指为政治体系取得成就提供必要的手段和目标的一系列机制，合法性是其能否真正发挥有效控制与调节作用的内在尺度。一般而言，合法性意味着认同。因此，一切合法的政治控制必须以公民的普遍认同为前提，换言之，认同是对政治控制的过程与结果的一种体认。而公民获致这种体认必须要有互动平台，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角度来看，这种平台就是社会资本中的各种组织网络。这种组织网络，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按照帕特南的观点，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两类：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似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也是一致的，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形成组织之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社会制约国家的关系。而社会资本中的组织网络就属于这种横向关系网络，通过参与这种组织网络，公民不但培养起了能消解社会冲突的宽容、妥协的现代民主精神、学习到或锻炼了各种参与技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民政治意识得到了充足的激励，对政治体系的政治控制有了理性的、自主的认识，从而促进了政治控制的合法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社会资本之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自生自发秩序”及其弥散性、渗透性特征，它构成了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一种政治资源。一般而言，社会资本存量高低决定了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状态，但它们也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关系，还取决于社会资本的性质，因此，社会资本的培育不是没有向度的。
三政治秩序：社会资本培育的一个内在向度
社会资本的形成一方面是累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治体系的刻意安排。这种刻意安排表征了社会资本培育的内在向度，政治体系总是刻意消除不利于其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资本。相反，也总是刻意扶植那些有利于其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资本。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治秩序构成了社会资本培育的一个内在向度。
首先，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为指向。和谐的政治实体关系是表征政治秩序正当性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但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是难求的，它必需建立在各政治实体之间的普遍信任基础上。和谐意味着信任，信任产生和谐，犹如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所说：信任是“社会中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没有互相之间普通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但一种政治秩序一旦形成，它就表现为公共产品的特征，不但每个公民都能坐享其成，而且也对每个公民都有约束。因此，政治秩序所需求的信任不是特殊主义的信任，而是普遍主义的信任；不仅是人际之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对规范的信任。特殊主义的信任是建立在感情、人情和熟悉度基础上的，是一种人格化的信任模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的信任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由于信任是从熟悉中得到的，而熟悉是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居住关系、职业关系和日常互助关系的结果与函数，布劳也认为，“特殊主义的价值是区别集体的特殊属性，同时也把每个集体的成员联合起来，形成社会团结，他们还在集体中创造隔离的界限”。因此，尽管特殊主义的信任是整合而达至和谐的媒介，但这种媒介的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即只是“熟人”之间的整合，表现为一种人际信任，经不起社会复杂生活的考验。而普遍主义信任是经由建构普遍的、抽象的权利规范将赋予所有人以相同的权利，为使这一权利得以真正落实，人与人之间将不得不相互尊重其利益与权利，打破特殊主义信任的限制，使信任得以扩展，从而引起“陌生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持久的理性信任。对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而言，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建立在普遍主义的规范信任之上，因为，只有这种普遍主义的规范信任才能产生各政治实体之间的普遍信任，从而达至各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信任要素结构的培育向度，要求其以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为指向。
其次，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拓展政治规则的正义为路径。政治规则的正义是政治秩序正当性的内在尺度，它决定了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的状态。社会资本中的规范要素不但是公民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其本身就是在公民反复互动的过程中得以确立的，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它内含了特定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为公民所普遍赞同。但是这种规范据以确立的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如果这种规范得以确立的价值理念是与特定政治秩序所提倡的价值理念相冲突，那么这种规范就必然与特定的政治规则缺乏同一性，导致特定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的困难，相反，如果它们的内涵价值理念相同或相近，那么政治秩序就能顺利运行与维持。对理想政治秩序而言，就是要求，社会资本中的规范要素的价值理念要尽量与政治秩序中的政治规则要素的“正义”价值理念保持同一性。因为，“同一性表达出一个既定社会的价值，而个体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也正是从体现之中汲取他们各自的特性。这些特性并非只是存在的形式。它们也可以通过具有多种形式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何能够将一个社会的同一性描绘成为个体在一个团体的内部、在其运转的不同层次之间所相互给予的行为的总和”。而“正义”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是最能够体现团体或社会同一性的价值，也就是团体或社会最为基础的规范价值理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涂尔干指出，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于这些核心价值的破坏或践踏，其自身都会感到不安，都会将其作为对其自身统一性的威胁，所以，这些核心价值既是集体生活的源头，也是其终极目标，它们构成了基本规范。因此，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政治规则的价值理念为内在向度，形成内在的同一性，共同推进政治秩序的有效、有序运行。对理想政治秩序而言，社会资本中规范要素的价值理念应与政治规则价值理念耦合，以“正义”为路径。
最后，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促进政治控制的合法化为目标。任何政治秩序都需要实行政治控制，但并不是任何政治控制都能有效维护政治秩序。就是说，运转良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有与之相适宜的政治控制。从经验层面讲，这种与运转良好的政治秩序相适宜的政治控制就是指能够获得公民认同的政治控制。质言之，就是合法的政治控制。然而，政治控制合法化也不是容易达至的，它依赖政治体系的自律，而由于政治体系运行的绝对规律，它的自律是脆弱的，因此，它更需要来自社会的促进与监督。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资本中组织网络是公民进行沟通、合作与利益表达的平台，它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在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上，俞可平教授有确切的论述：“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离开了民间组织就无所谓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哈贝马斯则将其概括为“公共领域”，并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非官方的领域。公众在这一领域中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等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组织网络的存在及其“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形成了社会制约国家的可能，因为它们不但培养了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且发展出了促使政治体系进行合法控制的实实在在力量：由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要素为基础构成的“公民社会”。为此，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在组织网络的发展，因为它能够促进政治控制的合法化，从而也就使政治秩序持续、稳定运转。
社会资本的培育是累积的结果，也是政治体系刻意安排的结果。就后一种结果来说，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其目的是尽量为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创造一个适宜的社会基础。因此，对政治体系来说，创建一个以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政治规则的正义和政治控制的合法化为表征的政治秩序决定了社会资本培育的内在向度。
(责任编辑焦德武)
关键词：政治秩序；社会资本；社会基础；政治资源；向度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任何政治秩序的产生、运行与维持都同人类的制度理性建构直接相关，事实上，人类的制度理性在建构政治秩序的实践中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人类的制度理性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很多时候表现为“致命的自负”。因此，以制度理性为主要形式的政治秩序建构并不是自足的，没有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的支撑，政治秩序无法有序、有效运行，更谈不上长久的维持。社会资本不但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解析力的概念，而且从其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来看，它本身就是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论证社会基础之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关系。
一社会资本：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一个社会基础
就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而言，社会资本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之所以做如此判断是因为社会资本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二者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有“重叠共识”。
社会资本的要素具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的特征。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与人类的制度理性息息相关，但也离不开社会基础的支撑。所谓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就是指一切有利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条件，包括价值的、规范的和组织网络的等各种形式。价值形式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指那些能够指导政治秩序有序有效运行的一系列观念；规范形式的社会基础不仅是指那些为规范政治实体关系而确立的正式政治制度，而且一切有利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组织网络形式的社会基础是指各种公民参与组织。而社会资本就表现为这样的一种社会基础。按照帕特南的观点，社会资本包含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他给社会资本下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可见，就内容而言，社会资本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具有高度的重叠性。它正是由信任、互惠规范和组织网络等社会基础构成的集合体。其中，信任、互惠等对应着价值形式的社会基础；习惯、风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应着规范形式的社会基础：各种社会团体或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对应着组织网络式的社会基础。因此，从社会资本的内容来说，它完全具有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特征。
社会资本具有作为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的功能。社会基础对政治秩序的运行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社会资本也发挥着这种支撑作用。社会资本对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其“社会粘合剂”效应，即帕特南所言的“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当然，社会资本的社会基础作用是通过其三个组成要素分别实现的。其中，作为社会资本核心要素的信任有助于个人或组织间进行合作，使互惠性交往成为可能；规范是对公民或组织间关系的一种规定，它使行为模式得到确定，从而使得公民或组织的行为关系可以预期，这就降低了交往和行为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而组织网络则可以达成灵活多样的普遍性互惠规范，为公民的协调与沟通提供平台，在此过程中也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从而尽可能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同时，公民通过组织网络的密集联系容易产生公共舆论和其他有助于培养声誉的方式。社会资本功能所表现出的互惠性和公共物品性的特征，使得不管是个人，还是组织，或是一定共同体，都能够享受到社会资本所带来的利益，具有与社会基础相似的功能特征。
社会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积极的社会资本能够使各方达到多赢的局面。这就是社会资本构成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一个社会基础的原因。因此，在以制度理性建构政治秩序的同时，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社会基础对于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不但直接构成了政治秩序建构的社会基础的重要内容．而且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也离不开它的支撑作用。这一点从它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内在结构要素所发挥的功能方面会看得更清楚。
二社会资本：一种可能的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政治资源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的是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各要素结构中的放大作用，它提升了劳动者的素质，改进了劳动工具和扩大了劳动对象等。社会资本也有与“第一生产力”之称的“科学技术”相似的特征，它一经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各内在结构要素中去，也必然更能推动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福山就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的繁荣以及所谓的竞争力至关重要，但是它的最重要的影响力不在经济生活中，而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社会资本对政治秩序的支撑作用主要是通过渗透到政治秩序的内在结构要素中体现出来，从而从整体上推进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
首先，社会资本培养了公民的宽容妥协精神，从而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具备和谐的政治实体关系。这种和谐是根源于各政治关系实体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协调，然而，由于众多的原因，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利益总是有差别的，这样冲突与矛盾就不可避免，于是秩序成了人们的期盼。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建构理性粉墨登场了。但政治秩序的建构理性并不能自足，它必须要有来自社会基础的支撑。而事实上，社会资本在支撑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确实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社会资本中的信任要素为各政治实体的政治行为的展开奠定了互动、沟通或合作的心理基础，没有信任基础，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合作行为就不可能发生。不但如此，在这种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合作过程中，各政治实体遵循着彼此认同的互惠规范，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他们反复博弈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反复博弈的过程必然能够培养各政治实体之间的宽容妥协精神，这种宽容妥协精神对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资本培养了公民的宽容妥协精神，有利于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为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准备了良好的主体关系基础。
其次，社会资本不但扩展了人际“信任半径”而且巩固了对规则的信任，从而增强了公民对政治规则的认同感。信任产生合法性的感觉，而合法性是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深层基础，它主要由其政治规则结构要素体现出来。从经验层面上来看，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直接来自于公民对其的认知态度，是信任还是反对它。在现代政治中，信任度是衡量政治秩序合法性高低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如果公民对政治秩序持有较高的信任度，那么说明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较高；如果社会中的公民对政治秩序表现出冷漠、被动甚至无动于衷，那么要么是该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本来就低，要么是公民对该政治秩序缺乏体认。而社会资本对这两种现象都有较好的疗效，因为这俩种现象都与信任的缺乏有关。对政治秩序而言，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主要以两种形式体现出来：一是对制度的信任，一是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由于互 惠规范和组织网络的存在，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信任不但其本身在公民的互动中得到传播而加强，而且它也在遵循互惠规范的指导下通过组织网络不断得到扩展。也就说在互动过程中，随着公民参与数目的无限增多，彼此之间的“信任半径”也不断扩大。同时，由于每次互动都是以遵循一定规范开始的，所以规范也在互动中不断得到体认，对规范的信任也越来越稳定。而且与人际信任相比，规范信任则更持久、稳定。相比较而言，公民对制度的信任能够更持久地维持一个政权，而公民对具体统治者的信任则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多数家族式的君主政权由于其信任根基是建立在统治者的个人魅力的基础上的，所以，一旦现任统治者发生更迭，政权就会陷入动荡的旋涡之中。因此，阿尔蒙德建议，政治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把合法性从个人身上转移到政权(也就是制度)上来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了公民对制度的牢固信任传统，那么这种社会基础就能够维持政治的长期稳定，这是作为政治秩序社会基础的社会资本对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
最后，社会资本锻炼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技巧，从而促进了政治控制的合法性。政治控制是指为政治体系取得成就提供必要的手段和目标的一系列机制，合法性是其能否真正发挥有效控制与调节作用的内在尺度。一般而言，合法性意味着认同。因此，一切合法的政治控制必须以公民的普遍认同为前提，换言之，认同是对政治控制的过程与结果的一种体认。而公民获致这种体认必须要有互动平台，从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角度来看，这种平台就是社会资本中的各种组织网络。这种组织网络，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按照帕特南的观点，社会关系网络主要有两类：横向为主的关系网络和垂直为主的关系网络。横向关系网络把具有相似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成员地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也是一致的，这种组织结构有利于形成组织之间的制约关系，特别是社会制约国家的关系。而社会资本中的组织网络就属于这种横向关系网络，通过参与这种组织网络，公民不但培养起了能消解社会冲突的宽容、妥协的现代民主精神、学习到或锻炼了各种参与技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民政治意识得到了充足的激励，对政治体系的政治控制有了理性的、自主的认识，从而促进了政治控制的合法性。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社会资本之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的“自生自发秩序”及其弥散性、渗透性特征，它构成了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一种政治资源。一般而言，社会资本存量高低决定了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状态，但它们也不是绝对一一对应的关系，还取决于社会资本的性质，因此，社会资本的培育不是没有向度的。
三政治秩序：社会资本培育的一个内在向度
社会资本的形成一方面是累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治体系的刻意安排。这种刻意安排表征了社会资本培育的内在向度，政治体系总是刻意消除不利于其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资本。相反，也总是刻意扶植那些有利于其政治秩序运行与维持的社会资本。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治秩序构成了社会资本培育的一个内在向度。
首先，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促进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为指向。和谐的政治实体关系是表征政治秩序正当性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但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是难求的，它必需建立在各政治实体之间的普遍信任基础上。和谐意味着信任，信任产生和谐，犹如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所说：信任是“社会中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没有互相之间普通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但一种政治秩序一旦形成，它就表现为公共产品的特征，不但每个公民都能坐享其成，而且也对每个公民都有约束。因此，政治秩序所需求的信任不是特殊主义的信任，而是普遍主义的信任；不仅是人际之间的信任，更重要的是对规范的信任。特殊主义的信任是建立在感情、人情和熟悉度基础上的，是一种人格化的信任模式。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乡土社会的信任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由于信任是从熟悉中得到的，而熟悉是相互之间的亲属关系、居住关系、职业关系和日常互助关系的结果与函数，布劳也认为，“特殊主义的价值是区别集体的特殊属性，同时也把每个集体的成员联合起来，形成社会团结，他们还在集体中创造隔离的界限”。因此，尽管特殊主义的信任是整合而达至和谐的媒介，但这种媒介的作用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即只是“熟人”之间的整合，表现为一种人际信任，经不起社会复杂生活的考验。而普遍主义信任是经由建构普遍的、抽象的权利规范将赋予所有人以相同的权利，为使这一权利得以真正落实，人与人之间将不得不相互尊重其利益与权利，打破特殊主义信任的限制，使信任得以扩展，从而引起“陌生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持久的理性信任。对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而言，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建立在普遍主义的规范信任之上，因为，只有这种普遍主义的规范信任才能产生各政治实体之间的普遍信任，从而达至各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信任要素结构的培育向度，要求其以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为指向。
其次，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拓展政治规则的正义为路径。政治规则的正义是政治秩序正当性的内在尺度，它决定了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的状态。社会资本中的规范要素不但是公民相互联系的中介，而且其本身就是在公民反复互动的过程中得以确立的，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它内含了特定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为公民所普遍赞同。但是这种规范据以确立的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到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如果这种规范得以确立的价值理念是与特定政治秩序所提倡的价值理念相冲突，那么这种规范就必然与特定的政治规则缺乏同一性，导致特定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的困难，相反，如果它们的内涵价值理念相同或相近，那么政治秩序就能顺利运行与维持。对理想政治秩序而言，就是要求，社会资本中的规范要素的价值理念要尽量与政治秩序中的政治规则要素的“正义”价值理念保持同一性。因为，“同一性表达出一个既定社会的价值，而个体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也正是从体现之中汲取他们各自的特性。这些特性并非只是存在的形式。它们也可以通过具有多种形式的活动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何能够将一个社会的同一性描绘成为个体在一个团体的内部、在其运转的不同层次之间所相互给予的行为的总和”。而“正义”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是最能够体现团体或社会同一性的价值，也就是团体或社会最为基础的规范价值理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涂尔干指出，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对于这些核心价值的破坏或践踏，其自身都会感到不安，都会将其作为对其自身统一性的威胁，所以，这些核心价值既是集体生活的源头，也是其终极目标，它们构成了基本规范。因此，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政治规则的价值理念为内在向度，形成内在的同一性，共同推进政治秩序的有效、有序运行。对理想政治秩序而言，社会资本中规范要素的价值理念应与政治规则价值理念耦合，以“正义”为路径。
最后，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以促进政治控制的合法化为目标。任何政治秩序都需要实行政治控制，但并不是任何政治控制都能有效维护政治秩序。就是说，运转良好的政治秩序必然有与之相适宜的政治控制。从经验层面讲，这种与运转良好的政治秩序相适宜的政治控制就是指能够获得公民认同的政治控制。质言之，就是合法的政治控制。然而，政治控制合法化也不是容易达至的，它依赖政治体系的自律，而由于政治体系运行的绝对规律，它的自律是脆弱的，因此，它更需要来自社会的促进与监督。在这方面，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资本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资本中组织网络是公民进行沟通、合作与利益表达的平台，它构成了公民社会的基础。在民间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上，俞可平教授有确切的论述：“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体，离开了民间组织就无所谓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哈贝马斯则将其概括为“公共领域”，并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非官方的领域。公众在这一领域中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等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也正是由于这些组织网络的存在及其“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形成了社会制约国家的可能，因为它们不但培养了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且发展出了促使政治体系进行合法控制的实实在在力量：由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要素为基础构成的“公民社会”。为此，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在组织网络的发展，因为它能够促进政治控制的合法化，从而也就使政治秩序持续、稳定运转。
社会资本的培育是累积的结果，也是政治体系刻意安排的结果。就后一种结果来说，社会资本的培育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其目的是尽量为政治秩序的运行与维持创造一个适宜的社会基础。因此，对政治体系来说，创建一个以政治实体关系的和谐、政治规则的正义和政治控制的合法化为表征的政治秩序决定了社会资本培育的内在向度。
(责任编辑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