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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愈合的历史
伤口又渗出了鲜血
表面上看起来,阎崇年先生被网友“大汉之风”“掌掴”事件,很像近年来发生的许许多多的网络热点那样,倏忽而起,又倏忽而逝,除了成就几个网络红人,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在笔者看来,其实不然,因为一道早已愈合的历史伤口,由于这一事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论,又悄然渗出了鲜血——这道伤口就是所谓“满汉矛盾”。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大汉之风”将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灾难,同纳粹制造的大屠杀相提并论,都是错误的。
阎崇年先生的
“学术”是刻舟求剑
但是,指出“大汉之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不意味着要他对这种错误负责,恰恰相反,应该对此负责的是阎崇年先生,正是他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地拿来解释古典时代的民族冲突,才使得“大汉之风”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作家阎延文因此十分恰当地把阎崇年先生的历史观命名为“民族矛盾史观”——
“浏览《康熙大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先生的历史评说,紧紧聚焦在‘民族’二字上:不仅把明亡清兴60年归结为满汉民族之争;而且上至辽金时代,下至孙中山民主革命,所有历史兴替都是民族问题,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从而把中国1000年来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民族’问题,用民族战争和民族矛盾这个视角加以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推进力量被阎先生解读为‘民族矛盾’——‘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不客气地说,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阎崇年先生的这种观点是非历史的,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学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理论还是一种运动,都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并不能用来解释近代以前的民族冲突。即以当年明、清两朝交替时的情况而论,一方面,确曾发生了针对汉族的屠杀,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者却全盘认同了中华文化,天下初定即开科取士,以获得了“天命”和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这是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只能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阎崇年先生的这种行为,则是一种粗暴地撕开历史伤疤的行为,是一种毫无必要地制造民族仇恨的行为,理应受到严肃的批评。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位于中原地带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几千年来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关系,这期间自然少不了冲突和残杀,但同样也少不了融合。以前述的“五胡十六国”为例,一方面,发生了大量屠杀事件,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历史上闻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羯族固然是被屠灭了,但鲜卑族却是因为倾慕华夏文明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姓氏、服装等,完全融入到汉族之中了。至于后来入主中原的满族、蒙古族等,因为长期和汉族杂居、通婚,和汉族更是不分彼此了。简言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恰如一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难分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清算几百年前的屠杀旧账,除了让完全无辜的后人承担原本与他们无关的仇恨之外,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学术应该服务于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也许有人会说,学术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至于会产生什么后果,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多做事实判断,少做价值判断,尤其是在通过当下最强大的电视传媒——全国收视第一的中央电视台向大众传播的时候,就更应该把做价值判断的机会留给大众,但阎崇年的问题在于,他恰恰做了太多的价值判断,即对清兵入关后的掳掠及屠杀做了太多的赞许性评价,甚至将其称为“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等等,因此而激怒了大众,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令人忧虑的是,阎崇年现象并非是孤立的个案,而是近年来愈来愈强劲的一股风气——文化精英们纷纷以撕开历史伤疤为乐事,以为历史反面人物翻案为前卫,从秦桧、吴三桂,到李鸿章和汪精卫都有人“挺身而出”为他们唱赞歌,而原本公认的历史正面人物,从屈原、岳飞到文天祥、谭嗣同,都有人不吝向他们身上泼污水。
这种状况,深刻地暴露了中国部分文化精英的浅薄与自私:撕开早已愈合的历史伤疤,于国家民族并没有好处,但却会使个人获得一时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出场费水涨船高,签名售书时也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在这种种利好的诱惑面前,这些文化精英就放弃了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
文化精英不应以撕开历史的伤疤为乐,在大众逐渐觉醒,逐渐获得民主权利的时代,执著于这样做,可能还会伴有一定的风险——“掌掴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笔者一个纯粹的事实判断)。唯愿中国的文化精英能够认真反思,从此认识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才应该是自己所有“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国家民族受到了破坏,甚至被毁灭,精英们想出名、想签售,又到哪里去找场地呢?
伤口又渗出了鲜血
表面上看起来,阎崇年先生被网友“大汉之风”“掌掴”事件,很像近年来发生的许许多多的网络热点那样,倏忽而起,又倏忽而逝,除了成就几个网络红人,增加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但在笔者看来,其实不然,因为一道早已愈合的历史伤口,由于这一事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争论,又悄然渗出了鲜血——这道伤口就是所谓“满汉矛盾”。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大汉之风”将发生在中华民族内部的灾难,同纳粹制造的大屠杀相提并论,都是错误的。
阎崇年先生的
“学术”是刻舟求剑
但是,指出“大汉之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不意味着要他对这种错误负责,恰恰相反,应该对此负责的是阎崇年先生,正是他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生搬硬套地拿来解释古典时代的民族冲突,才使得“大汉之风”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作家阎延文因此十分恰当地把阎崇年先生的历史观命名为“民族矛盾史观”——
“浏览《康熙大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先生的历史评说,紧紧聚焦在‘民族’二字上:不仅把明亡清兴60年归结为满汉民族之争;而且上至辽金时代,下至孙中山民主革命,所有历史兴替都是民族问题,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从而把中国1000年来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民族’问题,用民族战争和民族矛盾这个视角加以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推进力量被阎先生解读为‘民族矛盾’——‘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不客气地说,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阎崇年先生的这种观点是非历史的,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学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理论还是一种运动,都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并不能用来解释近代以前的民族冲突。即以当年明、清两朝交替时的情况而论,一方面,确曾发生了针对汉族的屠杀,另一方面,清朝的统治者却全盘认同了中华文化,天下初定即开科取士,以获得了“天命”和中华文明的正统继承者自居,这是用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只能在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看,阎崇年先生的这种行为,则是一种粗暴地撕开历史伤疤的行为,是一种毫无必要地制造民族仇恨的行为,理应受到严肃的批评。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位于中原地带的华夏民族和周边的其他民族,几千年来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关系,这期间自然少不了冲突和残杀,但同样也少不了融合。以前述的“五胡十六国”为例,一方面,发生了大量屠杀事件,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历史上闻名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羯族固然是被屠灭了,但鲜卑族却是因为倾慕华夏文明而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姓氏、服装等,完全融入到汉族之中了。至于后来入主中原的满族、蒙古族等,因为长期和汉族杂居、通婚,和汉族更是不分彼此了。简言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汉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其他少数民族关系,恰如一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难分彼此。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清算几百年前的屠杀旧账,除了让完全无辜的后人承担原本与他们无关的仇恨之外,又能有什么好处呢?
学术应该服务于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
也许有人会说,学术就是为了追求真理,至于会产生什么后果,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多做事实判断,少做价值判断,尤其是在通过当下最强大的电视传媒——全国收视第一的中央电视台向大众传播的时候,就更应该把做价值判断的机会留给大众,但阎崇年的问题在于,他恰恰做了太多的价值判断,即对清兵入关后的掳掠及屠杀做了太多的赞许性评价,甚至将其称为“清廷十大功绩”“努尔哈赤十大功绩”等等,因此而激怒了大众,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令人忧虑的是,阎崇年现象并非是孤立的个案,而是近年来愈来愈强劲的一股风气——文化精英们纷纷以撕开历史伤疤为乐事,以为历史反面人物翻案为前卫,从秦桧、吴三桂,到李鸿章和汪精卫都有人“挺身而出”为他们唱赞歌,而原本公认的历史正面人物,从屈原、岳飞到文天祥、谭嗣同,都有人不吝向他们身上泼污水。
这种状况,深刻地暴露了中国部分文化精英的浅薄与自私:撕开早已愈合的历史伤疤,于国家民族并没有好处,但却会使个人获得一时的“名声”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好处——出场费水涨船高,签名售书时也能够卖一个好价钱。在这种种利好的诱惑面前,这些文化精英就放弃了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
文化精英不应以撕开历史的伤疤为乐,在大众逐渐觉醒,逐渐获得民主权利的时代,执著于这样做,可能还会伴有一定的风险——“掌掴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这是笔者一个纯粹的事实判断)。唯愿中国的文化精英能够认真反思,从此认识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才应该是自己所有“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国家民族受到了破坏,甚至被毁灭,精英们想出名、想签售,又到哪里去找场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