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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P-B法对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最佳工作时段，工作重复程度，“打扰”频率，承担工作数，项目组人数七个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得出“打扰”频率是制约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活动中应用的最重要因素，并根据研究结果和现实情况给出有利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中的优化条件组合。
【关键词】Plackett-burman法；项目制；高校学生活动；高校学生会工作
一、引言
目前，在校大学生参加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面最大的学生团体是各高校学生会。其中组织策划学生活动已经成为高校锻炼学生工作能力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途径和方法[1]。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组织活动，扩展自身素质值得高校学生工作者关注。
为避免当前学生活动组织中存在的活动组织者集中于少数学生骨干，学生会干事的组织策划能力锻炼机会较少，部门间能动性差[2]，过多占用少数学生骨干的时间[3]等缺点，有学者鼓励高校学生会采用“企业化运作模式[4]”，即采用“项目化管理[5]”模式。已有的研究证明，在学生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引入项目制确实能比传统方式发挥出更大的优势[6]，但广泛实践后发现实际实施效果有待提高[7]，究其原因是相关理论不成熟，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对项目制在组织学生活动中的实施效果造成了一定影响[8]，而学生对参与项目制模式的积极性是影响项目制实施效果的主观因素。目前，对提高学生组织活动积极性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概念性研究为主。陈霞认为运用之初，务必要因时、因事制宜[9]，找到影响因素是如何影响项目制实施结果的，就能针对性地调整，使之发挥正面作用[7]。
本文通过Plackett-burman（P-B）法对影响学生组织活动积极性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最佳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打扰”[7]频率，承担工作数，项目组人数七个方面进行研究，寻找学生在组织学生活动中主动接受项目制的最佳实施方案。
二、制约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活动中应用因素
通过走访、调查、数据统计等形式，了解到高校学生对组织学生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也愿意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采用项目制的方式方法进行活动组织、策划及实施。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校学生主要对活动时间过多可能会占用学习时间，全新的工作方式是否能够充分运用和负责人存在较大压力这三个方面存在疑虑。提取因素后，最终选择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最佳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打扰”频率，承担工作数，项目组人数七个因素对研究学生运用项目制组织活动积极性的影响，来研究制约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活动中应用的原因。
活动准备时间（A）。指从接到活动的开展通知起到最后完成活动所需要的时间。通过对该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高校学生对组织一项活动热情的持续时间，以此作为最佳活动规模的判断依据。
单日工作极限（B）。除去学习时间，一天学生能够提供的、用于组织学生活动的极限时间。该项目有助于研究者了解高校学生所能承受的最大工作量和每日最佳工作小时数的倾向。
最佳工作时段（C）。目前高校普遍采用学分制的教育模式，导致高校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各所不同，通过本项目可以了解学生组织活动的主要工作时间和对工作时间段选择的倾向性，有利于项目制过程中确定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
工作重复度（D）。项目制的运用是为了高校学生在组织学生活动中能充分得到锻炼，避免出现学生会各部门各自为政，互不协作的问题。但每次交给“项目经理”全新的组织任务会给其带来过重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在限定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无法保证活动质量。工作重复度项目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考察项目制下高校学生所能承受的工作重复程度，为指导老师工作中选择合适的“项目经理”提供数据支持。
“打扰”频率（E）。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很大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活动与学习时间。加入学生组织后，成员可能随时随地接到任务，这种临时的“打扰”会和成员原本安排好的计划产生冲突，这种不确定性的长期存在使学生产生厌烦情绪。研究“打扰”频率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学生产生厌恶情绪的产生。
承担工作数（F）。学生骨干作为学生组织的核心力量，需要经常承担大量的工作任务，而工作任务往往分属不同层面。通过对学生骨干承担工作数的调查，可有效的为高校学生“减负”，避免出现工作过于集中或无事可做的情况。
项目组人数（G）。任务的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都不利于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过程中能力的锻炼和素质的提高，因此，将项目适当的分解就显得十分必要，适当的小组人数既可以锻炼组织者的领导能力，也可以防止出现官僚主义[10]，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项目经理”所承担的压力。
参与积极性（Y）。将高校学生运用项目制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作为响应值，可以很好的凸显学生参与组织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是项目制模式是否能被学生接受的主要反映。通过P-B法这一高效的两水平设计方案，无需考虑考察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通过最少的试验次数从众多的因素中快速有效的筛选出主要的影响因子[11]。这将为项目制在高校团学活动中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制约因素研究及数据分析
将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最佳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打扰”频率，承担工作数，项目组人数七个因素作为P-B实验，实验设计及结果见表1。从表2可知，在95%的置信区间上对学生参与积极性影响最大的4个因素依次是“打扰”频率、单日工作极限、活动准备时间和承担工作数。
从表2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对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打扰”频率，其与学生参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呈现负相关。根据模型分析和实际调研发现，高校学生并不是完全不愿意被打扰，适量的工作机会不仅不会打击他们的工作热情，还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愉快开展活动的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大多数学生能够接受的“打扰”频率为2次/周，这样他们依旧能够自主安排课余时间。
单日工作极限的出现说明高校学生目前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事务较多，因此对每日的工作时间关注度较高。调查中发现，学生认为一天的自由支配时间大约为5个小时（午休两小时，晚自修3小时），3小时以内的工作是可以接受的。
学生对活动准备时间关注度之高是在调查意料之外。调查中发现，目前高校大型活动筹备时间少则半月，多则一个月甚至更长，过长的筹备时间虽然对大型活动的质量起到有力保障，但是随着筹备时间的增长，高校学生，尤其是组织活动的主要负责人的厌烦情绪开始上升。项目制的开展理论上可以避免出现任务过多的集中在少数学生骨干的身上，但实际上项目负责人的压力会因此加重，建议在实施项目制过程中，根据工作难度进行合理分工，降低单项难度，提高项目组之间的协作水平可以有效规避因活动筹备时间过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如何才能对活动进行有效分解，个人所能承担工作量就成为了重要依据。研究显示，承担工作数与高校学生组织活动参与度呈负相关。学生干部倾向于一次工作完成一项任务，同时处理3件以上工作就会明显出现情绪波动。
拟合得到的模型方程为：
Y= 83.71-0.73X1-2.91X2+0.48X3+1.25X4-5.61X5+4.84X6+0.08X7
根据对模型方程进行的方差分析，模型的P值=0.01（表3），说明该模型有效，且效果显著。从该模型方程可以看出，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和“打扰”频率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的积极性呈正相关。而单日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承担工作数和项目组人数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的积极性呈负相关。
四、研究发现与结论
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高校学生，尤其是学生骨干的学习工作压力较大。调查显示，七个影响项目制在组织学生活动中应用的因素中，涉及到工作时间的直接选项就有3个，占调研因素的42.86%。分析得到的一个极显著因素（“打扰”频率）和三个显著因素（单日工作极限、活动准备时间、承担工作数）也都与工作时间有关。可见在当前项目制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项目设计不合理的情况，导致占用了学生过多的课余时间，这一情况可能是导致项目制在实际运用中出现“叫好不叫座”的主要原因。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高校学生的“打扰”频率降至2次/周的时候，学生对活动的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和承担工作数的关注度就大幅下降，对。最佳工作时间和项目组人数的关注度提高。高校学生普遍表示，当时间充分的情况下，工作的时间倾向于18点之后，项目组有3个人为佳。工作的重复度适当的提升可以更好的鼓励高校学生在组织活动的时候运用项目制模式。
根据模型方程Y=83.71-0.73X1-2.91X2+0.48X3+1.25X4-5.61X5+4.84X6+0.08X7（表3）运算，同时结合团学工作开展的现实情况，得到较有利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活动中运用的条件为：活动的筹备时间尽量控制在2-3周，选择有一定经验的“项目经理”，每周的“打扰”次数控制在3次以内，由“项目经理”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和项目组人数（上限5人）。分解活动时应注意项目组的工作量每人每天不超过2小时。本模型的建立为高校团学工作者在引导高校学生应用项目制组织学生活动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一种活动的组织形式，项目制可以比传统组织形式更具效率、更能提升组织者能力、更能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性。通过研究，指导老师可以对关键因素进行干预，以利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中的开展和推广。
参考文献
[1]李枫.大学生就业素质分析[J].思想教育研究,2009(12):195-199.
[2]林小桦,陈雁,王玲郦.高校学生活动项目化管理的探讨与研究[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8(1):48-50.
[3]赵丽娜.大学生课余生活调查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09(10):23-24.
[4]赵宏斌,李云龙.高校学生会工作企业化运行模式的探索[J].教师教育研究,2008(2):48-50.
[5]任新纲.罗伟.研究生校园文化活动项目管理模式的探索[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8):100-103.
[6]黄可,胡琳.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的探究[J].社会科学家,2006(3):271-272.
[7]林俊丰,闫杜鹃,陈旭翰.在高校学生活动中运用项目制的影响因素[J].现代大学教育,2011(1):56-63.
[8]杨媛.高校共青团工作实施项目化管理现状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9(8):36-38.
[9]陈霞.项目化管理:高校共青团工作思路新探[J].生产力研究,2009(7):84-86.
[10]杨红兵.高校学生社团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J].前沿,2007(4):90-91.
[11]Brenna O.Immobilized laccase used for removal of hydroxybenzene in wine[J].Biotechnology Letters,1994,16(1):237-238.
【关键词】Plackett-burman法；项目制；高校学生活动；高校学生会工作
一、引言
目前，在校大学生参加人数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面最大的学生团体是各高校学生会。其中组织策划学生活动已经成为高校锻炼学生工作能力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途径和方法[1]。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组织活动，扩展自身素质值得高校学生工作者关注。
为避免当前学生活动组织中存在的活动组织者集中于少数学生骨干，学生会干事的组织策划能力锻炼机会较少，部门间能动性差[2]，过多占用少数学生骨干的时间[3]等缺点，有学者鼓励高校学生会采用“企业化运作模式[4]”，即采用“项目化管理[5]”模式。已有的研究证明，在学生组织活动的过程中引入项目制确实能比传统方式发挥出更大的优势[6]，但广泛实践后发现实际实施效果有待提高[7]，究其原因是相关理论不成熟，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对项目制在组织学生活动中的实施效果造成了一定影响[8]，而学生对参与项目制模式的积极性是影响项目制实施效果的主观因素。目前，对提高学生组织活动积极性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和概念性研究为主。陈霞认为运用之初，务必要因时、因事制宜[9]，找到影响因素是如何影响项目制实施结果的，就能针对性地调整，使之发挥正面作用[7]。
本文通过Plackett-burman（P-B）法对影响学生组织活动积极性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最佳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打扰”[7]频率，承担工作数，项目组人数七个方面进行研究，寻找学生在组织学生活动中主动接受项目制的最佳实施方案。
二、制约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活动中应用因素
通过走访、调查、数据统计等形式，了解到高校学生对组织学生活动有着极大的热情，也愿意在组织活动的过程中采用项目制的方式方法进行活动组织、策划及实施。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校学生主要对活动时间过多可能会占用学习时间，全新的工作方式是否能够充分运用和负责人存在较大压力这三个方面存在疑虑。提取因素后，最终选择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最佳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打扰”频率，承担工作数，项目组人数七个因素对研究学生运用项目制组织活动积极性的影响，来研究制约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活动中应用的原因。
活动准备时间（A）。指从接到活动的开展通知起到最后完成活动所需要的时间。通过对该因素的研究，可以了解高校学生对组织一项活动热情的持续时间，以此作为最佳活动规模的判断依据。
单日工作极限（B）。除去学习时间，一天学生能够提供的、用于组织学生活动的极限时间。该项目有助于研究者了解高校学生所能承受的最大工作量和每日最佳工作小时数的倾向。
最佳工作时段（C）。目前高校普遍采用学分制的教育模式，导致高校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各所不同，通过本项目可以了解学生组织活动的主要工作时间和对工作时间段选择的倾向性，有利于项目制过程中确定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
工作重复度（D）。项目制的运用是为了高校学生在组织学生活动中能充分得到锻炼，避免出现学生会各部门各自为政，互不协作的问题。但每次交给“项目经理”全新的组织任务会给其带来过重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在限定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无法保证活动质量。工作重复度项目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考察项目制下高校学生所能承受的工作重复程度，为指导老师工作中选择合适的“项目经理”提供数据支持。
“打扰”频率（E）。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很大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平衡活动与学习时间。加入学生组织后，成员可能随时随地接到任务，这种临时的“打扰”会和成员原本安排好的计划产生冲突，这种不确定性的长期存在使学生产生厌烦情绪。研究“打扰”频率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防止学生产生厌恶情绪的产生。
承担工作数（F）。学生骨干作为学生组织的核心力量，需要经常承担大量的工作任务，而工作任务往往分属不同层面。通过对学生骨干承担工作数的调查，可有效的为高校学生“减负”，避免出现工作过于集中或无事可做的情况。
项目组人数（G）。任务的过于集中和过于分散都不利于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过程中能力的锻炼和素质的提高，因此，将项目适当的分解就显得十分必要，适当的小组人数既可以锻炼组织者的领导能力，也可以防止出现官僚主义[10]，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项目经理”所承担的压力。
参与积极性（Y）。将高校学生运用项目制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作为响应值，可以很好的凸显学生参与组织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是项目制模式是否能被学生接受的主要反映。通过P-B法这一高效的两水平设计方案，无需考虑考察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通过最少的试验次数从众多的因素中快速有效的筛选出主要的影响因子[11]。这将为项目制在高校团学活动中的进一步开展提供理论依据。
三、制约因素研究及数据分析
将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最佳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打扰”频率，承担工作数，项目组人数七个因素作为P-B实验，实验设计及结果见表1。从表2可知，在95%的置信区间上对学生参与积极性影响最大的4个因素依次是“打扰”频率、单日工作极限、活动准备时间和承担工作数。
从表2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对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打扰”频率，其与学生参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呈现负相关。根据模型分析和实际调研发现，高校学生并不是完全不愿意被打扰，适量的工作机会不仅不会打击他们的工作热情，还可以很好的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愉快开展活动的同时提高自身素质。大多数学生能够接受的“打扰”频率为2次/周，这样他们依旧能够自主安排课余时间。
单日工作极限的出现说明高校学生目前的工作压力比较大，事务较多，因此对每日的工作时间关注度较高。调查中发现，学生认为一天的自由支配时间大约为5个小时（午休两小时，晚自修3小时），3小时以内的工作是可以接受的。
学生对活动准备时间关注度之高是在调查意料之外。调查中发现，目前高校大型活动筹备时间少则半月，多则一个月甚至更长，过长的筹备时间虽然对大型活动的质量起到有力保障，但是随着筹备时间的增长，高校学生，尤其是组织活动的主要负责人的厌烦情绪开始上升。项目制的开展理论上可以避免出现任务过多的集中在少数学生骨干的身上，但实际上项目负责人的压力会因此加重，建议在实施项目制过程中，根据工作难度进行合理分工，降低单项难度，提高项目组之间的协作水平可以有效规避因活动筹备时间过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如何才能对活动进行有效分解，个人所能承担工作量就成为了重要依据。研究显示，承担工作数与高校学生组织活动参与度呈负相关。学生干部倾向于一次工作完成一项任务，同时处理3件以上工作就会明显出现情绪波动。
拟合得到的模型方程为：
Y= 83.71-0.73X1-2.91X2+0.48X3+1.25X4-5.61X5+4.84X6+0.08X7
根据对模型方程进行的方差分析，模型的P值=0.01（表3），说明该模型有效，且效果显著。从该模型方程可以看出，活动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和“打扰”频率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的积极性呈正相关。而单日工作时段、工作重复度、承担工作数和项目组人数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的积极性呈负相关。
四、研究发现与结论
通过对大量样本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现阶段高校学生，尤其是学生骨干的学习工作压力较大。调查显示，七个影响项目制在组织学生活动中应用的因素中，涉及到工作时间的直接选项就有3个，占调研因素的42.86%。分析得到的一个极显著因素（“打扰”频率）和三个显著因素（单日工作极限、活动准备时间、承担工作数）也都与工作时间有关。可见在当前项目制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项目设计不合理的情况，导致占用了学生过多的课余时间，这一情况可能是导致项目制在实际运用中出现“叫好不叫座”的主要原因。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高校学生的“打扰”频率降至2次/周的时候，学生对活动的准备时间，单日工作极限和承担工作数的关注度就大幅下降，对。最佳工作时间和项目组人数的关注度提高。高校学生普遍表示，当时间充分的情况下，工作的时间倾向于18点之后，项目组有3个人为佳。工作的重复度适当的提升可以更好的鼓励高校学生在组织活动的时候运用项目制模式。
根据模型方程Y=83.71-0.73X1-2.91X2+0.48X3+1.25X4-5.61X5+4.84X6+0.08X7（表3）运算，同时结合团学工作开展的现实情况，得到较有利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活动中运用的条件为：活动的筹备时间尽量控制在2-3周，选择有一定经验的“项目经理”，每周的“打扰”次数控制在3次以内，由“项目经理”自行安排工作时间和项目组人数（上限5人）。分解活动时应注意项目组的工作量每人每天不超过2小时。本模型的建立为高校团学工作者在引导高校学生应用项目制组织学生活动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为一种活动的组织形式，项目制可以比传统组织形式更具效率、更能提升组织者能力、更能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性。通过研究，指导老师可以对关键因素进行干预，以利于项目制在高校学生组织学生活动中的开展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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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丽娜.大学生课余生活调查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09(10):23-24.
[4]赵宏斌,李云龙.高校学生会工作企业化运行模式的探索[J].教师教育研究,2008(2):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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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可,胡琳.高校共青团工作项目化管理模式的探究[J].社会科学家,2006(3):271-272.
[7]林俊丰,闫杜鹃,陈旭翰.在高校学生活动中运用项目制的影响因素[J].现代大学教育,2011(1):56-63.
[8]杨媛.高校共青团工作实施项目化管理现状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9(8):36-38.
[9]陈霞.项目化管理:高校共青团工作思路新探[J].生产力研究,2009(7):84-86.
[10]杨红兵.高校学生社团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J].前沿,2007(4):90-91.
[11]Brenna O.Immobilized laccase used for removal of hydroxybenzene in wine[J].Biotechnology Letters,1994,16(1):23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