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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新中国政治参与的历程，从动员群众的传统革命型参与机制到公民自觉自主选择的建设型参与机制，参与手段、参与形式、参与性质和参与成效方面都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与发展。就目前中国而言，如何在保障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确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至关重要。
[关键词]政治参与；历程；民主政治；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2-0015-03
作为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最大的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考察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与发展。
一、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历程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就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里说的两个“只有”，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作为新中国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公民政治参与几经起伏，发展曲折。
1 初创阶段：1949年10月，伴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政治参与的主体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全体人民。同时创建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贯彻于实践之中，初步展现了政治参与的本意。
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会议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的办法产生之。”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性质。
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民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实现了最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法定的基本参与渠道。从1950年起，全国各地陆续建立民主政府，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民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共有2.78亿，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共选出基层人大代表566.9万人。1954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也是公民广泛政治参与的过程，先后共有8000人参加了起草工作，又历时2个月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参与讨论者近1.5亿人。
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被保留下来，成为此阶段政治参与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共产党真诚地号召下。以制度化的形式参与新中国政权的建设，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阶级斗争的局势还很不平静，但此时确是民主空气浓厚、公民参与踊跃。
2 受挫阶段：文革爆发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政府极为强势，社会生活政治化，不管是各类代表选举，还是政治学习讨论，几乎所有参政行为皆由上级决定，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有关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制度仅仅停留在原则和口号上，并未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形式。因而这一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只是在党和政府组织动员下进行的可控性极强的被动式参与，少有自发的参与。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政治参与逐渐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发扬民主几乎等同于搞群众运动。作为政治参与的途径，群众运动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人民群众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样依靠群众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得以成功展开，所以毛泽东深信和依恋群众运动的威力，“没有这些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得比较彻底”。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大民主”、“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积极行动的大众民主就被毛泽东认为是最有效的参与形式，当时许多事情不是靠程序、靠制度而是靠群众运动来解决。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被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取代，文革时期发展到顶峰。公民朴素的政治情感和诚挚的政治信仰演变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为信徒式的宗教狂热，整个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严重的畸形态势。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无不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由亿万群众参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看似将每个人都
二、历程反映内涵：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足发展
回顾新中国政治参与的历程，从动员群众的传统革命型参与机制到公民自觉自主选择的建设型参与机制，参与手段、参与形式、参与性质和参与成效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
’
1 参与手段：从革命型向建设型转换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一直都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因而以大规模群众性、周期性政治运动为基本参与形式就是改革开放前政治参与的主旋律。客观地说，这种革命型的参与模式曾为中国社会形态的更替、人民政权的确立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和动力支持，功不可没。然而，革命的特质就是对原有的政治秩序、政治格局和政治体制的一种否定，因而革命型政治参与必然以“先破后立”为其思维逻辑起点，“从乱到治”、“大乱达到大治”，其发展进程也必然伴随着非法或违法参与、暴力或准暴力参与。参与的无序性、自发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大冲击力成为革命型政治参与的最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就是最好的明证：参与失控、社会动荡，人民各项权利被破坏，进而影响到政治稳定，最终损害参与主体的利益，参与无法进行下去。
改革开放后，由经济领域的改革所推动，政治参与不再像文革时期是一种巩固政权的手段，而成为民主政治的一个追求目标，它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和意识起到了引导、规范的作用，大多数公民在参与中把建设、合作、渐进、秩序放在首位并作为自己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合法方式、和平手段、合法渠道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影响政府权威性价值、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来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运用，革命型政治参与被建设型政治参与所取代。在政治参与中绝大多数公民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国家的制度化利益整合，追求公平、公正、行为合法性成为一种共识。
2 参与形式：由动员型向自主型转换
现代政治学把政治参与划分为动员参与和自主参与两种。在动员参与中，政治系统未必给参与的公民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每次政治运动约束后，参与的渠道便也消失了，这种参与模式不利于政治系统自身的完善和良性发展，所以有益的政治参与应该是公民在制度环境下自觉自主选择的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参与更多地吸引到政治前台，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号令下行动，政治参与完全失去自主性、独立性，说是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已经颠倒了原本意义上参与主客体的关系。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对当时的困难和问题估计不够，使得党和政府在此阶段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政策，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强调个人利益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破坏。把“防修反修”、“阶级斗争”这类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政治生活内容作为动员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动力，和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需求被遏制，无限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主导了人民全部生活，由于缺乏“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此阶段的公民政治参与严重缺乏内动力，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对政治生活的日益冷漠和疏远，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受挫；反右斗争扩大化堵塞了某些言路，政治空气极其不正常，仅仅因为一时的口误或其他荒谬的理由，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当时人人都有可能因为思想认识问题而被划为剥削阶级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在这种紧张的斗争氛围中，人人自危，时时谨言，政治参与态度消极以至封闭；现有的参与制度无法承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参与方式，参与不当导致了过火行为和混乱，随着一次又一次运动的开展处于非制度化的、无序的状态中。
在此阶段，民主集中制并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人民没有有效有序的形式参与政治，影响政策也没有成为参政的目的。群众运动式的民主也并没有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公民政治参与几乎无效甚至负效应。
3 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种公民参与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信访和举报制度等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表达良意、吸纳公民参与方面的功能也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进步，现代传媒业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公民获取足够有用的公共信息提供了条件。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政府上网工程成为可能，从1999年开始，大部分政府相关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随时向社会公众通报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信息，省情、市情、市政规划等，从依据到程序再到结果全过程公开，公民的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法也不断拓展，一些新的参与渠道被开辟出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舆论参与监督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新闻发布会、公共决策听证会、咨询会、论证会等，在中国越来越广泛地推行。许多立法问题都公开向社会征询意见，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的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等，都曾广泛征求公众建议。选任官员、评议官员，公众越来越多地对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许多地方开展的“万人大评议”、“行风热线”等更是让公共权力暴露在阳光下，保障了公民监督权。人们从网络获取信息，也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和建议，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被极大激发，多层次、多方位、多样性地参与政治。
与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此阶段政治参与的主体出现分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的如影随形，原有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尽管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关于中国阶级阶层的划分方案，但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凸现。掌握着较多的政治、经济资源，甚至与政府部门中的某些决策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益集团和群体成为强势集团，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催生了他们对政治的热情，独立性不断增强，不再满足于政策执行的参与，而是更加关注决策的过程参与。由于强势集团一般具有垄断性的特点，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政治参与中往往能够自觉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商对策，动用各种资源增加参与的有效性，保护其既得利益。而那些缺乏经济和政治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则沦为弱势群体，社会资源占有的缺乏使得其利益要求很难得到重视与满足，往往表现为孤立的和分散的单个成员的抗争，即使有组织，也通常不能很好地整合个体诉求，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有限，只能采取集体上访、群体性抗争、静坐、阻挡交通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表达诉求。表现出一种以群众运动为主要组织动员形式的参与，人民参政的主要方式是参加党和政府发起的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四清”、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都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发动群众积极参加。从表面上看人民群众参政的广度日益扩大，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但实际上在这种动员参与中，人民参政的目的并非自发对政策施加影响，而主要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改革开放后，动员参与中惯用的社会控制思路、方针和具体方法都很难再应对新的形势。市场经济中人们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平等、自由意识与行为，必然在政治参与中以自主性特征表现出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的政治参与完全由公民个人来决定。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由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步转向自主型参与。这种自主型参与就是公民在参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现实利益表达，也许它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但较之动员参与时期那种“人云亦云、人行亦行”的盲目从众行为，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3 参与性质：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
政治参与无序化表现为公民参与政治时不受现有规则的约束，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难以确定和预知，无法实现有效的引导和控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动乱都有着无序参与的基本特征，由于是情绪化的宣泄，往往不受理性的引导和控制，因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是致命性的，同时它也使政治参与的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文革十年的惨痛代价教育人们必须以有序参与替代无序参与，市场经 济体制的制度化安排以及人们在其运行中对规则、准则的体认，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有序参与必要性、合理性的认识，因此，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和社会生活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以有序参与为表现形式的理性政治参与模式逐步建立起来。
4 参与成效：开始注重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
改革开放前公民政治参与往往追求大规模、大覆盖、大轰动的形式主义，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的全民参政，但事实上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影响政策，而只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空有狂热的政治参与感，而无参与成效甚至负效应。改革开放至今，对公民而言。怎样提高政治参与的效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选择何种渠道能最方便、最快捷和最有效地实现目标而不使自己的参与无效，在实践中许多公民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在政治参与目标的确定上，那种一厢情愿地追求超越现实可能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已不受推祟，追求所能达到的基本满意状态则逐步成为共识，与建立在政治热情基础上的参与相比较，注重参与是否有效是个很大的进步，开始接近政治参与的本意。
三、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体系而言，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尺度至关重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此，如何在保障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确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
1 适度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缺失和过剩，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无论是出现政治参与狂热或政治参与冷漠，最终都可能成为政治动荡的催化剂。因此，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层次和强度至关重要，应该依据我国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发展水平，引导和规范公民进行适度的政治参与。既不能因为对民主政治的喜爱而不顾客观条件夸大政治参与的功能，也不能因为真正参与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就惧怕乃至否定参与。
2 政治参与制度化问题
当人们不能在规则之内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时，就有可能突破既有的规则和制度，寻求规则之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而对社会安定造成破坏，所以制度化是参与过程中防止政治动荡，保持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政治安定取决于制度化和参与的比例，“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也必须随之提高。”仅有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无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或政治参与速度大于制度化建设速度，原有的政治制度不能适应新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政治参与就有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破坏力量，引发政治不稳定。要想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不稳定，一方面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建设高程度的制度化政治，就现阶段来说，就是要保持疏通正常的民主参与渠道，加强社会信息沟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制度化是个渐进的过程，公民在参与政治时，应把“渐进”、“秩序”放在首位并作为自己遵循的行为准则，避免为了参与而参与的盲目性。在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的情况下，不宜盲目扩大政治参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已有的制度化渠道比创建、开辟新的政治参与渠道更为稳妥有效，更为便捷。
3 提高社会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水平
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特定阶段：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由于法制的不健全，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社会公平分享，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分化明显。在过多的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来配置公共资源、制定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掌握较多资源的强势集团利用手中权力、资本、人际关系等优势，影响公共决策，维护自身利益。其政治参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国家政策制定的民主范围，推动政治的发展，但却是以他人、弱势群体甚至全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具有鲜明的垄断性、排他性和狭隘性，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所以，应该努力消除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两者政治参与的差异性，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水平。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因此健全和加强弱势群体的组织建设至关重要，要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首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弱势群体分散化的状态，使他们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有序地、理性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把分散零乱的、模糊的、个体化的利益要求转化为比较明确的、综合的利益诉求传递给党和政府，从而影响公共政策，克服参与的低效性。
[关键词]政治参与；历程；民主政治；政治稳定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2-0015-03
作为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政治参与最大的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考察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与发展。
一、新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历程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时就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里说的两个“只有”，就是一种政治参与。作为新中国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公民政治参与几经起伏，发展曲折。
1 初创阶段：1949年10月，伴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政治参与的主体最大限度地扩展到全体人民。同时创建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贯彻于实践之中，初步展现了政治参与的本意。
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会议代行国家权力机关职能，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的办法产生之。”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性质。
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民对各级人大代表的直接或间接选举，实现了最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法定的基本参与渠道。从1950年起，全国各地陆续建立民主政府，筹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953年，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公民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共有2.78亿，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共选出基层人大代表566.9万人。1954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也是公民广泛政治参与的过程，先后共有8000人参加了起草工作，又历时2个月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参与讨论者近1.5亿人。
根植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被保留下来，成为此阶段政治参与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共产党真诚地号召下。以制度化的形式参与新中国政权的建设，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尽管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阶级斗争的局势还很不平静，但此时确是民主空气浓厚、公民参与踊跃。
2 受挫阶段：文革爆发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政府极为强势，社会生活政治化，不管是各类代表选举，还是政治学习讨论，几乎所有参政行为皆由上级决定，致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有关政治民主和政治参与的制度仅仅停留在原则和口号上，并未具体化为可以操作的形式。因而这一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往往只是在党和政府组织动员下进行的可控性极强的被动式参与，少有自发的参与。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毛泽东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政治参与逐渐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发扬民主几乎等同于搞群众运动。作为政治参与的途径，群众运动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革命战争时期，依靠人民群众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样依靠群众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得以成功展开，所以毛泽东深信和依恋群众运动的威力，“没有这些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必须发动群众，让群众来参加，问题才能解决得比较彻底”。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大民主”、“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积极行动的大众民主就被毛泽东认为是最有效的参与形式，当时许多事情不是靠程序、靠制度而是靠群众运动来解决。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被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取代，文革时期发展到顶峰。公民朴素的政治情感和诚挚的政治信仰演变成了严重的个人崇拜，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为信徒式的宗教狂热，整个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出严重的畸形态势。上自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无不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由亿万群众参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看似将每个人都
二、历程反映内涵：中国民主政治的长足发展
回顾新中国政治参与的历程，从动员群众的传统革命型参与机制到公民自觉自主选择的建设型参与机制，参与手段、参与形式、参与性质和参与成效方面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的长足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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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与手段：从革命型向建设型转换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一直都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因而以大规模群众性、周期性政治运动为基本参与形式就是改革开放前政治参与的主旋律。客观地说，这种革命型的参与模式曾为中国社会形态的更替、人民政权的确立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和动力支持，功不可没。然而，革命的特质就是对原有的政治秩序、政治格局和政治体制的一种否定，因而革命型政治参与必然以“先破后立”为其思维逻辑起点，“从乱到治”、“大乱达到大治”，其发展进程也必然伴随着非法或违法参与、暴力或准暴力参与。参与的无序性、自发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极大冲击力成为革命型政治参与的最大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就是最好的明证：参与失控、社会动荡，人民各项权利被破坏，进而影响到政治稳定，最终损害参与主体的利益，参与无法进行下去。
改革开放后，由经济领域的改革所推动，政治参与不再像文革时期是一种巩固政权的手段，而成为民主政治的一个追求目标，它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心理和意识起到了引导、规范的作用，大多数公民在参与中把建设、合作、渐进、秩序放在首位并作为自己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合法方式、和平手段、合法渠道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影响政府权威性价值、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来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已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和运用，革命型政治参与被建设型政治参与所取代。在政治参与中绝大多数公民能心平气和地对待国家的制度化利益整合，追求公平、公正、行为合法性成为一种共识。
2 参与形式：由动员型向自主型转换
现代政治学把政治参与划分为动员参与和自主参与两种。在动员参与中，政治系统未必给参与的公民提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每次政治运动约束后，参与的渠道便也消失了，这种参与模式不利于政治系统自身的完善和良性发展，所以有益的政治参与应该是公民在制度环境下自觉自主选择的政治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参与更多地吸引到政治前台，而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号令下行动，政治参与完全失去自主性、独立性，说是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已经颠倒了原本意义上参与主客体的关系。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对当时的困难和问题估计不够，使得党和政府在此阶段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口号和政策，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强调个人利益就是自私自利，就是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破坏。把“防修反修”、“阶级斗争”这类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政治生活内容作为动员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动力，和广大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需求被遏制，无限上纲上线的阶级斗争主导了人民全部生活，由于缺乏“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此阶段的公民政治参与严重缺乏内动力，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对政治生活的日益冷漠和疏远，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受挫；反右斗争扩大化堵塞了某些言路，政治空气极其不正常，仅仅因为一时的口误或其他荒谬的理由，就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当时人人都有可能因为思想认识问题而被划为剥削阶级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在这种紧张的斗争氛围中，人人自危，时时谨言，政治参与态度消极以至封闭；现有的参与制度无法承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参与方式，参与不当导致了过火行为和混乱，随着一次又一次运动的开展处于非制度化的、无序的状态中。
在此阶段，民主集中制并没有能够真正实行，人民没有有效有序的形式参与政治，影响政策也没有成为参政的目的。群众运动式的民主也并没有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公民政治参与几乎无效甚至负效应。
3 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来，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种公民参与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信访和举报制度等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表达良意、吸纳公民参与方面的功能也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科技的进步，现代传媒业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公民获取足够有用的公共信息提供了条件。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政府上网工程成为可能，从1999年开始，大部分政府相关部门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随时向社会公众通报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信息，省情、市情、市政规划等，从依据到程序再到结果全过程公开，公民的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方法也不断拓展，一些新的参与渠道被开辟出来，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舆论参与监督制度、专家咨询制度、新闻发布会、公共决策听证会、咨询会、论证会等，在中国越来越广泛地推行。许多立法问题都公开向社会征询意见，物权法、劳动合同法的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等，都曾广泛征求公众建议。选任官员、评议官员，公众越来越多地对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许多地方开展的“万人大评议”、“行风热线”等更是让公共权力暴露在阳光下，保障了公民监督权。人们从网络获取信息，也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和建议，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被极大激发，多层次、多方位、多样性地参与政治。
与前两个阶段最大的不同是，此阶段政治参与的主体出现分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快速推进，中国的社会转型的如影随形，原有的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尽管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关于中国阶级阶层的划分方案，但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和贫富差距的拉大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凸现。掌握着较多的政治、经济资源，甚至与政府部门中的某些决策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益集团和群体成为强势集团，改革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成功催生了他们对政治的热情，独立性不断增强，不再满足于政策执行的参与，而是更加关注决策的过程参与。由于强势集团一般具有垄断性的特点，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政治参与中往往能够自觉组成一个联合体共商对策，动用各种资源增加参与的有效性，保护其既得利益。而那些缺乏经济和政治资本的下岗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工和城市低收入者则沦为弱势群体，社会资源占有的缺乏使得其利益要求很难得到重视与满足，往往表现为孤立的和分散的单个成员的抗争，即使有组织，也通常不能很好地整合个体诉求，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影响有限，只能采取集体上访、群体性抗争、静坐、阻挡交通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表达诉求。表现出一种以群众运动为主要组织动员形式的参与，人民参政的主要方式是参加党和政府发起的政治运动。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四清”、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都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发动群众积极参加。从表面上看人民群众参政的广度日益扩大，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但实际上在这种动员参与中，人民参政的目的并非自发对政策施加影响，而主要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
改革开放后，动员参与中惯用的社会控制思路、方针和具体方法都很难再应对新的形势。市场经济中人们作为经济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平等、自由意识与行为，必然在政治参与中以自主性特征表现出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的政治参与完全由公民个人来决定。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由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步转向自主型参与。这种自主型参与就是公民在参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现实利益表达，也许它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但较之动员参与时期那种“人云亦云、人行亦行”的盲目从众行为，是一种明显的进步。
3 参与性质：从无序向有序方向发展
政治参与无序化表现为公民参与政治时不受现有规则的约束，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难以确定和预知，无法实现有效的引导和控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动乱都有着无序参与的基本特征，由于是情绪化的宣泄，往往不受理性的引导和控制，因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破坏是致命性的，同时它也使政治参与的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文革十年的惨痛代价教育人们必须以有序参与替代无序参与，市场经 济体制的制度化安排以及人们在其运行中对规则、准则的体认，也进一步强化了对有序参与必要性、合理性的认识，因此，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和社会生活法制化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以有序参与为表现形式的理性政治参与模式逐步建立起来。
4 参与成效：开始注重政治参与的实际效能
改革开放前公民政治参与往往追求大规模、大覆盖、大轰动的形式主义，表面上是轰轰烈烈的全民参政，但事实上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影响政策，而只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空有狂热的政治参与感，而无参与成效甚至负效应。改革开放至今，对公民而言。怎样提高政治参与的效能是优先考虑的问题，选择何种渠道能最方便、最快捷和最有效地实现目标而不使自己的参与无效，在实践中许多公民已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在政治参与目标的确定上，那种一厢情愿地追求超越现实可能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已不受推祟，追求所能达到的基本满意状态则逐步成为共识，与建立在政治热情基础上的参与相比较，注重参与是否有效是个很大的进步，开始接近政治参与的本意。
三、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体系而言，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尺度至关重要，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因此，如何在保障政治稳定的基础上，确保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
1 适度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的缺失和过剩，都会对政治体系形成挑战，无论是出现政治参与狂热或政治参与冷漠，最终都可能成为政治动荡的催化剂。因此，把握好政治参与的层次和强度至关重要，应该依据我国政治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发展水平，引导和规范公民进行适度的政治参与。既不能因为对民主政治的喜爱而不顾客观条件夸大政治参与的功能，也不能因为真正参与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就惧怕乃至否定参与。
2 政治参与制度化问题
当人们不能在规则之内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时，就有可能突破既有的规则和制度，寻求规则之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而对社会安定造成破坏，所以制度化是参与过程中防止政治动荡，保持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政治安定取决于制度化和参与的比例，“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也必须随之提高。”仅有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无政治制度化的发展，或政治参与速度大于制度化建设速度，原有的政治制度不能适应新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政治参与就有可能成为政治秩序的破坏力量，引发政治不稳定。要想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不稳定，一方面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建设高程度的制度化政治，就现阶段来说，就是要保持疏通正常的民主参与渠道，加强社会信息沟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政治决策。另一方面，制度化是个渐进的过程，公民在参与政治时，应把“渐进”、“秩序”放在首位并作为自己遵循的行为准则，避免为了参与而参与的盲目性。在没有完善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的情况下，不宜盲目扩大政治参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已有的制度化渠道比创建、开辟新的政治参与渠道更为稳妥有效，更为便捷。
3 提高社会弱势群体政治参与水平
当前，中国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特定阶段：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但由于法制的不健全，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社会公平分享，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分化明显。在过多的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来配置公共资源、制定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掌握较多资源的强势集团利用手中权力、资本、人际关系等优势，影响公共决策，维护自身利益。其政治参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大国家政策制定的民主范围，推动政治的发展，但却是以他人、弱势群体甚至全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具有鲜明的垄断性、排他性和狭隘性，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所以，应该努力消除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两者政治参与的差异性，提高弱势群体的政治参与水平。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因此健全和加强弱势群体的组织建设至关重要，要改变弱势群体的地位，首先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弱势群体分散化的状态，使他们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有序地、理性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把分散零乱的、模糊的、个体化的利益要求转化为比较明确的、综合的利益诉求传递给党和政府，从而影响公共政策，克服参与的低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