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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姗姗来迟，是近十年来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各方普遍认为，会期的延迟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复杂境地，世界经济格局动荡加上国内宏观经济数据走势不确定，使得中国政府在一年一度的这个敏感时点，难以对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形成统一意见，做出果断决策。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首次作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判断，随后，“稳中求进”的2012中国经济发展轮廓清晰显现。会议提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稳增长替代控物价，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总基调，为何定为“稳中求进”？
“‘又好又快’是我们长期追求的发展状态。欧债危机的演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可小觑。确定‘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为“稳中求进”。
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明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在外需面临下滑风险的同时，国内受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投资增速也有可能进一步下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明年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在增长方面“稳”字当头。
所谓“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物价压力回落之后，要想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平稳的经济环境、平稳的政策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他认为，通常只有在经济回落的通道中，才会产生转型的内生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中也容易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包括利率、汇率的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农村金融服务的调整。
所谓“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求进’，中央强调的其实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白重恩说，“当前‘求进’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切实提高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明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今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分析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顺序调整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由于今年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所以在宏观调控上，不得不把抑制通胀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地位，相应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所放松。随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应当适时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也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实现既抑制通胀又保持稳定增长这一双重目标。
“转变发展方式，是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要调整经济结构里重大的扭曲关系。如果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有所突破，我们不仅能在明年保持物价稳定，而且还能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整个‘十二五’、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条件。”郑新立强调。
扩大内需，为何成为战略基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有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国际社会，经济增长10个点中消费需求会占6到7个点，而我国与此相反。此外，在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平均GDP增速为10.6%，其中有2.6%是出口贡献的。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影响太大。要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就需要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要想实现这些，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就能解决，而需要长期通过制度的变化来实现。”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表示。
“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如果‘十二五’期间能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即由现在的34%提高到44%，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年能新增一两万亿元的商品销售。”郑新立认为。
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这意味着，2010年我国生产的产品里有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老百姓消费比投资的还要少，这种结构是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
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由于欧美弱增长对我国出口的带动还将回落，长期支持我国高增长的外贸今后对经济拉动作用将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必然要依赖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我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大。中央提出‘稳中求进’，最可靠的途径是增加消费，因为消费增长有别于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平稳。投资可能大起大落，消费真正激发起来后，能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巴曙松表示。
在扩大消费方面，减税措施明年会发挥较好的作用。中小企业和居民税负减轻，能够为消费提供一定的支撑。此外，我国还可以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途径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文化、休闲、汽车等消费市场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合理控制的前提下，居民的住房需求也应得到更好的满足。
白重恩认为，明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可以适当扩大，在这一基础上应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更加重视民生投入的效果。在民生支出上，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效果，比如教育支出，更应该考虑的是公平，重视农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是否可以持续，要考虑到我国今后将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只有民生领域投入的规模和效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社会负担减少了，其对未来的安定感增强了，扩大消费才具有稳固的基础。
实体经济，为何回归台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增长才能平稳。”巴曙松表示，实体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我国房地产业在经历调控后发展持续回落，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再大规模扩张，因此就回归到要扶持制造业发展，提高竞争力，无论是通过创新，通过税收扶持，还是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这其实是属于“稳中求进”中“稳”的部分。
“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是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明年一定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税费、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等方面，真正让做实业的企业有奔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
今年，我国中小企业经营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不少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业绩，真正的盈利是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做新兴产业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壳”。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经营投资总额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1至9月份，投资总额同比回落约16%，部分中小企业停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原因在于：一是总量性货币政策收缩导致资金投放偏向性效应加剧，使缺少资本金、抵押品和资信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二是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压缩了部分没有转型的中小企业的利润，使其内源性资金来源更为紧张；三是大量资金流向泡沫领域。
分析认为，经济泡沫的持续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导致中国金融资源虚拟化，监管套利诱发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快速恶化，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经济出现明显分化，虚拟经济大量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融资环境和财务绩效等方面发生分化。
因此，孙立坚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收紧和成本上涨，而在于经济泡沫和金融扭曲导致的套利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收益，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搬家至泡沫领域。今后，金融机构应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召，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宏观政策，如何预调微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具体实施上，应当更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郑新立说。
他认为，这样既能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同时又能把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就是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对明年的通胀压力，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孙立坚表示，当前，央行通过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释放一定的流动性，然后有通胀则发行较大规模的央票来回收流动性。“我认为，这种办法是非常可取的。表面上看，这种技术性操作对流动性规模的改变不大，但实际上为今后货币政策的操作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为，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上调的高度。明年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不能过于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更不能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专家认为，采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最好不要采取降息的措施。当前，我国负利率的状况仍未改变，如果降息的话，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金融扭曲和资金错配。
汤敏认为，我国明年的通胀压力仍然不小，要在防通胀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有一定的难度。今年最后几个月CPI虽然有比较显著的下滑，但这其中包含了季节性因素，也有统计上翘尾因素逐步减小的原因。因此，物价调控的基础还很不牢固。今后，国际粮价可能继续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继续攀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会上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明年调控通胀的压力仍然非常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因此，明年的货币政策绝对不能放松，但对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还是要网开一面，货币政策应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表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今年还需要有一定的调整。比如，针对经济增速可能出现下滑的态势，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尤其对中小企业的税费一定要减免和规范，在流转税方面也可以出台一些减免措施。财政资金的投入一定要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向更好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比如，财政资金可以更多地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对这些行业的企业进一步减免税收。
对于地方债务问题，专家分析认为，中央在清理和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同时，不能对地方债务采取完全“封死”的做法，而是要采取疏导的办法。目前，我国地方债务规模并不算大，只要处理得当，风险完全可控。明年可在四省市试点自行发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使得地方政府既能够获得正常的融资渠道，也可保证融资方式和规模更加公开透明。
“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非常密切，要灵活地针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及时采取调整。明年不确定的因素会比较多，世界经济走向一旦发生变化，我国内部的调整也会随之而来。”巴曙松表示，比如欧美会不会再次大规模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如果不启动，经济继续回落，国内扩大内需的力度还需加码；如果启动量化宽松，导致流动性泛滥，热钱流入，就需要面对其它一些问题。
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姗姗来迟，是近十年来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各方普遍认为，会期的延迟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复杂境地，世界经济格局动荡加上国内宏观经济数据走势不确定，使得中国政府在一年一度的这个敏感时点，难以对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形成统一意见，做出果断决策。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首次作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判断，随后，“稳中求进”的2012中国经济发展轮廓清晰显现。会议提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稳增长替代控物价，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总基调，为何定为“稳中求进”？
“‘又好又快’是我们长期追求的发展状态。欧债危机的演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可小觑。确定‘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为“稳中求进”。
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明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在外需面临下滑风险的同时，国内受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投资增速也有可能进一步下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明年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在增长方面“稳”字当头。
所谓“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物价压力回落之后，要想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平稳的经济环境、平稳的政策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他认为，通常只有在经济回落的通道中，才会产生转型的内生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中也容易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包括利率、汇率的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农村金融服务的调整。
所谓“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求进’，中央强调的其实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白重恩说，“当前‘求进’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切实提高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明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今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分析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顺序调整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由于今年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所以在宏观调控上，不得不把抑制通胀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地位，相应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所放松。随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应当适时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也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实现既抑制通胀又保持稳定增长这一双重目标。
“转变发展方式，是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要调整经济结构里重大的扭曲关系。如果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有所突破，我们不仅能在明年保持物价稳定，而且还能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整个‘十二五’、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条件。”郑新立强调。
扩大内需，为何成为战略基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有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国际社会，经济增长10个点中消费需求会占6到7个点，而我国与此相反。此外，在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平均GDP增速为10.6%，其中有2.6%是出口贡献的。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影响太大。要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就需要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要想实现这些，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就能解决，而需要长期通过制度的变化来实现。”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表示。
“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如果‘十二五’期间能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即由现在的34%提高到44%，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年能新增一两万亿元的商品销售。”郑新立认为。
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这意味着，2010年我国生产的产品里有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老百姓消费比投资的还要少，这种结构是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
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由于欧美弱增长对我国出口的带动还将回落，长期支持我国高增长的外贸今后对经济拉动作用将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必然要依赖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我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大。中央提出‘稳中求进’，最可靠的途径是增加消费，因为消费增长有别于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平稳。投资可能大起大落，消费真正激发起来后，能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巴曙松表示。
在扩大消费方面，减税措施明年会发挥较好的作用。中小企业和居民税负减轻，能够为消费提供一定的支撑。此外，我国还可以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途径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文化、休闲、汽车等消费市场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合理控制的前提下，居民的住房需求也应得到更好的满足。
白重恩认为，明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可以适当扩大，在这一基础上应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更加重视民生投入的效果。在民生支出上，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效果，比如教育支出，更应该考虑的是公平，重视农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是否可以持续，要考虑到我国今后将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只有民生领域投入的规模和效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社会负担减少了，其对未来的安定感增强了，扩大消费才具有稳固的基础。
实体经济，为何回归台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增长才能平稳。”巴曙松表示，实体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我国房地产业在经历调控后发展持续回落，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再大规模扩张，因此就回归到要扶持制造业发展，提高竞争力，无论是通过创新，通过税收扶持，还是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这其实是属于“稳中求进”中“稳”的部分。
“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是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明年一定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税费、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等方面，真正让做实业的企业有奔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
今年，我国中小企业经营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不少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业绩，真正的盈利是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做新兴产业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壳”。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经营投资总额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1至9月份，投资总额同比回落约16%，部分中小企业停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原因在于：一是总量性货币政策收缩导致资金投放偏向性效应加剧，使缺少资本金、抵押品和资信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二是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压缩了部分没有转型的中小企业的利润，使其内源性资金来源更为紧张；三是大量资金流向泡沫领域。
分析认为，经济泡沫的持续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导致中国金融资源虚拟化，监管套利诱发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快速恶化，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经济出现明显分化，虚拟经济大量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融资环境和财务绩效等方面发生分化。
因此，孙立坚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收紧和成本上涨，而在于经济泡沫和金融扭曲导致的套利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收益，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搬家至泡沫领域。今后，金融机构应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召，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宏观政策，如何预调微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具体实施上，应当更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郑新立说。
他认为，这样既能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同时又能把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就是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对明年的通胀压力，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孙立坚表示，当前，央行通过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释放一定的流动性，然后有通胀则发行较大规模的央票来回收流动性。“我认为，这种办法是非常可取的。表面上看，这种技术性操作对流动性规模的改变不大，但实际上为今后货币政策的操作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为，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上调的高度。明年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不能过于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更不能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专家认为，采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最好不要采取降息的措施。当前，我国负利率的状况仍未改变，如果降息的话，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金融扭曲和资金错配。
汤敏认为，我国明年的通胀压力仍然不小，要在防通胀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有一定的难度。今年最后几个月CPI虽然有比较显著的下滑，但这其中包含了季节性因素，也有统计上翘尾因素逐步减小的原因。因此，物价调控的基础还很不牢固。今后，国际粮价可能继续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继续攀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会上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明年调控通胀的压力仍然非常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因此，明年的货币政策绝对不能放松，但对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还是要网开一面，货币政策应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表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今年还需要有一定的调整。比如，针对经济增速可能出现下滑的态势，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尤其对中小企业的税费一定要减免和规范，在流转税方面也可以出台一些减免措施。财政资金的投入一定要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向更好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比如，财政资金可以更多地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对这些行业的企业进一步减免税收。
对于地方债务问题，专家分析认为，中央在清理和规范地方融资平台的同时，不能对地方债务采取完全“封死”的做法，而是要采取疏导的办法。目前，我国地方债务规模并不算大，只要处理得当，风险完全可控。明年可在四省市试点自行发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使得地方政府既能够获得正常的融资渠道，也可保证融资方式和规模更加公开透明。
“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非常密切，要灵活地针对外部的不确定性，及时采取调整。明年不确定的因素会比较多，世界经济走向一旦发生变化，我国内部的调整也会随之而来。”巴曙松表示，比如欧美会不会再次大规模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如果不启动，经济继续回落，国内扩大内需的力度还需加码；如果启动量化宽松，导致流动性泛滥，热钱流入，就需要面对其它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