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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闿与宋美龄都是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谭延闿曾经3次督湘，做过国民政府主席和第一任行政院长。他本可以与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结为连理，走入婚姻的殿堂，断了蒋介石与宋家联姻之路，但却为了妻子l临终的一句遗言，使煮熟的鸭子落入了蒋介石的碗中，婚姻的红地毯最后却是为他人铺设。夫妻之情变成了干兄妹关系，“新郎倌”变成了情敌的大媒人，从而与宋美龄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不做夫妻做兄妹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安，号畏三，湖南茶陵人，出生于显赫的官宦之家。父亲谭钟麟做过两广总督、吏部尚书等要职，他妻妾众多，除元配陈夫人外，还有颜夫人、李夫人等4位侧室。谭延闯的母亲李夫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她虽然生有3个儿子，但在封建礼制下，她长期未取得与其夫同桌而食的权利，吃饭时只能站着用餐。他母亲常对他说：“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过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这对年幼的谭延闿刺激很大，吃饭时往往伴母而食，对母亲晨昏定省，十分孝敬，并发誓要勤奋学习，为母争光。13岁时，他就考中了秀才；22岁，他考中举人；24岁在全国统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中会元；在殿试中，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获得进士。
谭延闿少年及第，光耀了谭家门楣，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显然，这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但在谭延闿的心里却留下了重大的阴影。
谭延闿的结发妻子方榕卿，是江西布政使方汝翼的女儿，两家本为世交，早在1888年，谭延闿8岁之时，方汝翼就曾带着全家人到兰州拜访时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谭延闿第一次见到了方榕卿，方榕卿活泼开朗的天性给谭延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895年3月3日，谭延闿与方榕卿在南昌结婚。9月，谭延闿携新婚妻子从长沙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船，前往广州与父母一起居住，新婚宴尔的谭延闿夫妇在两广总督衙门，尽情享受着新婚的甜蜜。
方夫人貌美如花、温柔贤德，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使谭延闿得以奋力功名，专心事业。28岁时，谭延闿就被推荐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31岁时就当上了湖南省都督。
民国建立后，谭延闿嘱咐妻子，侍奉母亲李老夫人颐养沪滨，教育孩子专心读书。谭延间与方夫人共生育子女6人，他们依次是：女儿谭淑、儿子谭翊(伯羽)、女儿谭静(未满10岁死亡)、女儿谭祥，儿子谭弼(季甫)、女儿谭韵。
由于谭延闿跻身政坛，无暇照顾子女，抚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温良贤淑的方夫人身上。她与丈夫聚少离多，但是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不管是丈夫高居政坛，还是被逐下野，她都一如既往地站在丈夫一边，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温柔去抚慰丈夫的心灵，毫无怨言地尽一个做妻子的本分。他们相处得最多的时间是在谭延闿第一次督湘失败以后，谭延闿在上海家中，与妻子相濡以沫，自己练字，妻子磨墨，相敬如宾，恩爱无限，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以诗文宽慰自己的政坛失意。
1916年，谭母李夫人病重，谭延闿刚刚获得第二次督湘的机会，方夫人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前程，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远在长沙的谭延闿，她自己亲侍汤药，衣不解带地昼夜守在婆婆的病床前，极尽做儿媳的孝心。但是，她回天无力，婆婆还是因病重不治而死，她只好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
谭延闿亲往上海奔丧，并将母亲的灵柩归葬长沙。
1918年6月，谭延闿的妻子身染重病。此时，谭延闿正做着第三次督湘的准备，正在湘南集结力量，准备驱逐湖南督军张继尧，将北洋军阀赶出湖南。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方夫人要自己的家人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不久，方夫人在上海病逝。家人考虑到谭延闿公务在身，迟迟不敢向他汇报，直到这年冬天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方夫人临死之前，曾托人转告谭延闿，希望他不要再娶第二个夫人，好好地养育他们的子女。
谭延闿在零陵军中听到年仅38岁的妻子先他而去，悲痛欲绝，发誓要谨遵妻子遗言，终身不再续娶。为了表示对方夫人的深切怀念，一向注重美食佳肴的谭延闿竟在军中吃了100天的素菜，不沾任何肉食，以示哀悼。
1920年，谭延闿因受赵恒惕的逼迫，第三次督湘失败，离湘之前，他得知夫人的灵柩正由人护送从上海经水路回湘安葬，请求赵恒惕允许他暂缓几日离湘，以便料理完夫人的丧事，但未得到赵恒惕的同意。
当谭延闿乘坐的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送方氏灵柩的轮船相遇时，谭的秘书吕芯筹害怕谭延闿触景伤情，只自己借故前往祭奠了一番，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谭延闿。
谭延闿后来每想到这件事，都会悲从中来，常自叹“相逢不相见，存殁两难安”。因此，谭延闿在每年的3月3日，即他与方夫人的结婚纪念日，都要作一首诗来纪念她，并亲写悼亡诸作，编成悼亡集，以示对妻子永不忘却的思念。
谭延闿被逐出湖南后，赋闲上海，极度的无聊和失意，使他反躬自省，检讨自己3次督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投奔孙中山，才有革命的前途。在孙中山危难之际，谭延闿率领湘军全力扶持，在石龙、石滩前线，与叛军陈炯明展开血战，使孙大为感激。孙中山对谭延闿信任有加，先后任命他为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内政部长、建设部长等要职。
谭延闿妻子死时，他只有40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情感最丰富的时期，但他谨守妻子的遗言，一直过着独居生活，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续娶继室，诺大的简园看不到女主人的身影。
当时宋美龄已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宋家也很满意。谭延闿进退两难，既怕辜负了孙中山的好意得罪了宋家，又想到自己曾发誓不再续弦纳妾。现在，如果娶了宋美龄为妻，怎么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夫人?何况宋美龄貌美如花，英气勃发，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是风华绝代的奇女子，活泼浪漫，充满青春的气息。如果让她嫁给自己这样一个生性古板、文人气十足的中年人做继室，岂不委屈了这個如花似玉、生性活泼的宋三小姐，耽误了她大好的前程?虽然她像熟透的苹果一样秀色可餐，令人爱不释手，但谭延闿一想到自己的母亲曾经受过的委屈，心里就痛苦不已，他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让宋三小姐重走母亲的老路，爱一个人就该让她活得自由、幸福。
谭延闿左思右想，突然心生一计，他备了一份厚礼来到宋家，一进门就给宋老太太叩了3个响头，拜她作干娘，接着又认宋美龄为干妹妹。宋老太太有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不知有多高兴呀，早就忘了婚姻之事。宋美龄深受感动，更加 敬佩谭延闿。孙中山这时当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为“干妹妹”做媒
谭延闿虽然与宋美龄未能成为夫妻，但这位干哥哥对宋美龄却关怀备至。宋美龄深受西方文化的教育，自然缺乏那种中国传统女性“大家闺秀”的风范，也没有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她生性好动，喜欢挑战，有着强烈的征服欲望。她特别爱好骑马，经常向善于马术的干哥哥请教，谭延闿也悉心地指导这位淘气好胜的干妹妹。
广州国民政府時期，宋美龄曾在叶挺处见到一匹好马，闹着要骑。叶挺告诉她，马刚购来，性子烈，还近不得人。宋三小姐很不服气，硬要试试，果然一走过去，马便狂暴踢人，无法靠近。宋美龄当时只得作罢，却丢下一句话：“我唤我阿哥来，非骑上这马不可。”这“阿哥”，不是指宋子文，而是指她的干哥哥谭延闿，两个人婚事不成后，认了干兄妹，关系好得不得了。
果然，第二天谭延闿就陪着干妹妹来了。他走上去，那马居然不踢他，老老实实，任他在耳边轻言细语。不晓得讲了些什么耳语，谭延闿抚之拍之，慢慢说了一阵，说，“行了”，就招呼美龄过去，扶她上马，要她只管跑。美龄策马驰骋，马居然十分听话，再没有一点脾气，把叶挺看傻了眼。宋美龄对这位干哥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孙中山没能促成谭、宋婚事，这使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欢喜非常，他对宋美龄早就垂涎已久。既然孙中山愿意将宋美龄介绍给大她一半年纪的谭延闿为妻，那么就他与孙中山的私交和年龄而言，提出娶宋美龄为妻，想必孙中山也不会大发雷霆。
于是，他乘着向孙中山汇报军校情况的机会，假装叹气地说道：“国有国父，家有家长。我们这些单身汉还缺老婆啊!总统阁下向来关心部下生活，乃至柴米油盐，这个事也定能帮忙啦。”
孙中山很诧异地问道：“你溪口老家不是已有原配之妻吗?”蒋介石脸带悲伤地说道：“总统有所不知，因感情不和，早几年间，我们就离婚了。”
在一旁倒水的孙夫人插言道：“那你的美人姚小姐呢?”蒋介石知道宋庆龄说的姚小姐就是他的小情人姚冶诚，于是急忙解释说：“看我刚要说起她，夫人便就提起了她。她这个人长得倒是不错，花儿一般，就是不大正经，我已去信跟她脱离了关系。”
蒋介石察言观色，看他们没有再问下去，又微笑着说：“关于我的事，还请总统和夫人多关照。有关条件嘛，人才容貌且不论，主要是有些文化教养，最好能懂些外文，日后也好给我当助手什么的。”
孙中山是明眼人，听完蒋介石所说的话，就知道蒋介石想娶的是她夫人的小妹宋美龄，于是转头对宋庆龄说道：“夫人，按照蒋校长的条件，我看三妹美龄挺合适，你就给他们俩做个红娘吧。”
宋庆龄很不喜欢蒋介石，要把小妹嫁给他，她打心底里不愿意，但碍于蒋介石的脸面，她没好气地对孙中山说：“小妹眼光高得很，要做红娘，还是你自己去说吧。”
孙中山只好自己给岳母写信，要她征求宋美龄自己的意见。
宋美龄看到自己的姐姐和姐夫为自己的婚事闹矛盾，很是过意不去，只好推托自己的年纪尚小，婚事以后再说。
蒋介石自从在上海福乐利医院门前看了宋美龄一眼后，就再也不能把她那风度楚楚的印象从心头抹掉。他不光倾心于她的容貌，更使他着迷的是与宋美龄结合将会给他的前程带来无限的鸿运。
为了能够获得宋美龄的芳心，蒋介石想尽了一切办法，不管军务多忙，只要一有闲暇，他就死皮赖脸地去找宋美龄，又是送花，又是送求爱信，又是送美味佳肴，又是送衣服宝石，凡是男人求爱所玩的花样，他都做到了，最终打动了宋三小姐的芳心。
可是宋家诸人除了大姐宋霭龄赞成外，其他人都极力反对，宋美龄只好求助于谭延闿这位“干哥哥”，去做她家里人的工作。
谭延闿在干妹妹的一再哀求下，只好硬着头皮首先去做宋老太太的思想工作。
宋老太太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她听到过太多有关他的传闻，在上海交易所时就名声不好，到处拈花惹草；当了总司令后又四处杀人放火。这样的人，她总认为靠不住。但是，她对谭延闿这个干儿子却十分满意，现在当了国民政府的主席还是那么谦虚，时不时的还经常来看看她这个干娘。难能可贵的是这个人不拈花惹草，对妻子情深义重，妻子过世那么久了，还是对她念念不忘，这样的男人真是世间少有。
谭延闿见到宋老太太，先是亲热地叫着干娘，两人聊些家常方面的开心话题，等到宋老太太高兴以后，他才开始聊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事情。然后，又大肆夸赞蒋介石“年轻有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以前的不良习惯也改了许多，现在一心一意地只爱小妹一人，希望干娘能够成全他们”。
宋老太太开始并不松口，但经过谭延闿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后，她终于做了一些让步。但她要谭延闿向蒋介石传达她的两个成婚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要断绝与其他女人的婚姻关系，只能与她女儿一人结婚，保证爱她女儿一人；二是要受洗人教，因为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谭延闿向蒋介石转达了宋老太太的两个条件，蒋介石满心欢喜，当即表示答应她的要求。
宋老太太有所松动后，当时宋家还有两人极力反对这桩婚事。一个是宋庆龄，她是反对小妹与蒋介石结婚态度最坚决的人，不过这时候，她因为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愤而前往苏联，不在国内。
二是宋子文，他也极力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为了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次由大姐宋霭龄出面，请谭延闿再次出马去当说客。宋子文因才识过人，锋芒外露，早期初登广东政坛时，不免为国民党元老派所嫉，不被时人重视，宋子文怀才不遇，颇感苦闷。独谭延闿慧眼识俊才，力排众议，从多方面加以提携照拂，宋子文在广东的境遇从此开始好转。有此一段恩缘，宋子文视谭延闿为恩师，并相互引为知己。宋有所求，谭无不照准；谭有所言，宋无不听从。因蒋宋婚姻搁浅，谭受霭龄、美龄姐妹所托，与宋子文单独面谈。
经再三譬解，宋子文一改初衷，不但同意蒋宋联姻，而且应允帮助美龄说服宋母。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的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谭延闿作为蒋、宋联姻的介绍人出席。
为“干哥哥”选婿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重新上台，不仅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两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有了更深的交往。全国“统一告成”后，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改任行政 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交往更加频繁。
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有时随谭去蒋家。谭祥又名曼怡，聪明伶俐，年轻貌美，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辈分小、嘴巴甜，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突患脑溢血，在病中他嘱咐泪眼朦胧的干妹妹宋美龄，在青年军官中为他的三女儿谭祥择夫。谭死时刚好50出头，宋美龄为干哥哥的英年早逝痛哭流涕，发誓要不负干哥哥的临终重托。她在“英雄配美人”的原则下，着手为谭祥物色夫婿。在当时的年轻将领中，以陈诚和胡宗南最为出色，而陈诚比胡宗南小2岁，此时的军功、地位以及政治见解都比胡为优。宋美龄与蒋介石一商议，决定选择陈诚做干哥哥的女婿。蒋氏夫妇找来谭祥，征询她的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答道：“军长。”谭祥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答道：“十八军。”谭祥表示同意。
这时陈诚与原配吴舜莲虽没有完全破裂，但已没有感情，而与上海劳动大学的陈德懿有了一定的感情，但是没有结婚。1930年12月，陈诚从日本参观秋操回国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便向陈诚正式提起了这桩婚事。为使婚事顺利，并要陈诚解除和吴舜莲的婚约，断绝与其他女人的交往。
1931年春的一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特地安排陈诚与谭祥同乘一列去上海的火车。蒋派随从副官找来了陈诚，问他原配离婚手续是否办妥。陈诚回答已办好。蒋介石就介绍他与谭祥见面，指着陈诚说：“这是百战百胜的陈诚将军。”又指着谭祥说：“这是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谭小姐。”
其实谭祥与陈诚在武原已经认识，谭祥温文尔雅，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而陈诚个头虽小，但面目清秀，颇有一副英气勃勃的气概。两人早就心有所动，这回双方见面，相互客套一番，宋美龄从中牵线搭桥，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了解。
自此以后，双方情投意合，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这时陈诚虽忙于在江西打内战，双方难得见面，但书信往还使两颗爱慕之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1931年9月初，他俩商定“双十节”在南京结婚。
谭祥嫁给陈诚，条件是正娶，可陈诚是有妇之夫，虽然陈诚说已和吴舜莲解除婚姻，但若没个正式手续，谭祥总觉得不放心，依法也说不过去，为防日后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先把该办好的事办好再说，免得日后吃后悔药。
谭祥开门见山地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话，急得陈诚团团乱转，他可不想自己美好的婚姻因此化为泡影。于是连忙给在江西十八军军部的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打电话，要他赶快到南京，为他办好与其妹的离婚手续。
吴子漪是陈诚在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时的同班同学，而且又一直得到陈诚的关照，随陈诚的升迁而官越做越大，由团军需主任、师军需处长升到军军需处长，一直占据着美差肥缺，陈诚可说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又怎么敢得罪他呢?他也知道陈诚与妹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而妹妹又不能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下，随着陈诚地位的不断升高，他们的婚姻破裂已是不可避免，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陈诚感激自己呢，这样日后还可从陈诚那里捞到一些好处。因此到南京后，他爽快地答应回青田老家，劝妹妹与陈诚离婚。
陈诚又另托吴家的亲戚，让当地德高望重的杜志远帮忙，终于使吴舜莲同意了办离婚手续，条件是“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吴舜莲不识字，便由吴子漪代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又由吴子漪代为签名盖章。这些手续办完后，谭祥又要见吴子漪，在吴当面保证以后不出问题后，谭才放心。
陳诚和谭祥正式确定婚期后，不料“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日军侵入东北，陈诚身为军人，乃决定推迟婚期，准备北上抗日。但“九·一八”事变只是局部冲突，因而陈、谭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结婚，宋美龄作为双方介绍人，介绍了他们的恋爱情况，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延闿的弟弟谭泽闿主婚，证婚人为蒋介石，婚礼热烈而隆重。
陈诚与谭祥结婚后，吴舜莲仍旧住在陈诚在青田高市的家里，照常侍奉陈的母亲，陈的母亲也仍将吴当儿媳看待，常说：“舜莲孝顺。”街坊邻里也仍把吴舜莲当成陈家媳妇。谭祥很重视名正言顺的名声，对于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义和陈诚的母亲住在一起不怎么满意，就怂恿丈夫陈诚带她回青田老家，并将陈母接到南京，和她一起住。对于吴舜莲，陈、谭二人商定在青田县城给她盖一座洋房，让她离开高市陈家。
1935年4月，陈诚与谭祥以及他的弟弟陈敬修、弟媳庄秀慎一同回高市老家。到高市陈家后，谭祥雍容大方、和蔼可亲，邻里亲友都夸陈诚娶了个好媳妇，陈诚母亲也很满意，吴舜莲更自叹不如。过后，陈诚将母亲接到了南京，与他们住在一起，吴舜莲也离开了高市陈家，住进了陈、谭给她在青田县城所盖的小洋楼。谭祥正式取得了在陈家女主人的地位。
后来陈诚扶摇直上，成为蒋介石的“三鼎甲”之一，除了陈诚个人的军事才干外，与蒋介石、宋美龄亲自选定的这桩政治性婚姻也不无关系。
不做夫妻做兄妹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安，号畏三，湖南茶陵人，出生于显赫的官宦之家。父亲谭钟麟做过两广总督、吏部尚书等要职，他妻妾众多，除元配陈夫人外，还有颜夫人、李夫人等4位侧室。谭延闯的母亲李夫人是谭钟麟的小老婆，她虽然生有3个儿子，但在封建礼制下，她长期未取得与其夫同桌而食的权利，吃饭时只能站着用餐。他母亲常对他说：“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过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这对年幼的谭延闿刺激很大，吃饭时往往伴母而食，对母亲晨昏定省，十分孝敬，并发誓要勤奋学习，为母争光。13岁时，他就考中了秀才；22岁，他考中举人；24岁在全国统考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获中会元；在殿试中，以二甲第三十五名获得进士。
谭延闿少年及第，光耀了谭家门楣，谭钟麟才向全家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显然，这是“母以子贵”，谭钟麟才放宽了宗法仪范的尺度，但在谭延闿的心里却留下了重大的阴影。
谭延闿的结发妻子方榕卿，是江西布政使方汝翼的女儿，两家本为世交，早在1888年，谭延闿8岁之时，方汝翼就曾带着全家人到兰州拜访时任陕甘总督的谭钟麟。谭延闿第一次见到了方榕卿，方榕卿活泼开朗的天性给谭延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895年3月3日，谭延闿与方榕卿在南昌结婚。9月，谭延闿携新婚妻子从长沙经武汉、上海，转乘海船，前往广州与父母一起居住，新婚宴尔的谭延闿夫妇在两广总督衙门，尽情享受着新婚的甜蜜。
方夫人貌美如花、温柔贤德，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使谭延闿得以奋力功名，专心事业。28岁时，谭延闿就被推荐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31岁时就当上了湖南省都督。
民国建立后，谭延闿嘱咐妻子，侍奉母亲李老夫人颐养沪滨，教育孩子专心读书。谭延间与方夫人共生育子女6人，他们依次是：女儿谭淑、儿子谭翊(伯羽)、女儿谭静(未满10岁死亡)、女儿谭祥，儿子谭弼(季甫)、女儿谭韵。
由于谭延闿跻身政坛，无暇照顾子女，抚育子女的重任就落在了温良贤淑的方夫人身上。她与丈夫聚少离多，但是她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不管是丈夫高居政坛，还是被逐下野，她都一如既往地站在丈夫一边，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温柔去抚慰丈夫的心灵，毫无怨言地尽一个做妻子的本分。他们相处得最多的时间是在谭延闿第一次督湘失败以后，谭延闿在上海家中，与妻子相濡以沫，自己练字，妻子磨墨，相敬如宾，恩爱无限，尽情地享受着天伦之乐，以诗文宽慰自己的政坛失意。
1916年，谭母李夫人病重，谭延闿刚刚获得第二次督湘的机会，方夫人为了不影响丈夫的前程，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远在长沙的谭延闿，她自己亲侍汤药，衣不解带地昼夜守在婆婆的病床前，极尽做儿媳的孝心。但是，她回天无力，婆婆还是因病重不治而死，她只好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
谭延闿亲往上海奔丧，并将母亲的灵柩归葬长沙。
1918年6月，谭延闿的妻子身染重病。此时，谭延闿正做着第三次督湘的准备，正在湘南集结力量，准备驱逐湖南督军张继尧，将北洋军阀赶出湖南。为了不分散丈夫的精力，方夫人要自己的家人不要把她生病的消息告诉自己的丈夫。不久，方夫人在上海病逝。家人考虑到谭延闿公务在身，迟迟不敢向他汇报，直到这年冬天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方夫人临死之前，曾托人转告谭延闿，希望他不要再娶第二个夫人，好好地养育他们的子女。
谭延闿在零陵军中听到年仅38岁的妻子先他而去，悲痛欲绝，发誓要谨遵妻子遗言，终身不再续娶。为了表示对方夫人的深切怀念，一向注重美食佳肴的谭延闿竟在军中吃了100天的素菜，不沾任何肉食，以示哀悼。
1920年，谭延闿因受赵恒惕的逼迫，第三次督湘失败，离湘之前，他得知夫人的灵柩正由人护送从上海经水路回湘安葬，请求赵恒惕允许他暂缓几日离湘，以便料理完夫人的丧事，但未得到赵恒惕的同意。
当谭延闿乘坐的轮船在城陵矶附近与运送方氏灵柩的轮船相遇时，谭的秘书吕芯筹害怕谭延闿触景伤情，只自己借故前往祭奠了一番，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谭延闿。
谭延闿后来每想到这件事，都会悲从中来，常自叹“相逢不相见，存殁两难安”。因此，谭延闿在每年的3月3日，即他与方夫人的结婚纪念日，都要作一首诗来纪念她，并亲写悼亡诸作，编成悼亡集，以示对妻子永不忘却的思念。
谭延闿被逐出湖南后，赋闲上海，极度的无聊和失意，使他反躬自省，检讨自己3次督湘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只有投奔孙中山，才有革命的前途。在孙中山危难之际，谭延闿率领湘军全力扶持，在石龙、石滩前线，与叛军陈炯明展开血战，使孙大为感激。孙中山对谭延闿信任有加，先后任命他为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内政部长、建设部长等要职。
谭延闿妻子死时，他只有40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旺盛、情感最丰富的时期，但他谨守妻子的遗言，一直过着独居生活，既不寻花问柳，也不续娶继室，诺大的简园看不到女主人的身影。
当时宋美龄已从美国留学归国，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谭延闿，宋家也很满意。谭延闿进退两难，既怕辜负了孙中山的好意得罪了宋家，又想到自己曾发誓不再续弦纳妾。现在，如果娶了宋美龄为妻，怎么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夫人?何况宋美龄貌美如花，英气勃发，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是风华绝代的奇女子，活泼浪漫，充满青春的气息。如果让她嫁给自己这样一个生性古板、文人气十足的中年人做继室，岂不委屈了这個如花似玉、生性活泼的宋三小姐，耽误了她大好的前程?虽然她像熟透的苹果一样秀色可餐，令人爱不释手，但谭延闿一想到自己的母亲曾经受过的委屈，心里就痛苦不已，他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让宋三小姐重走母亲的老路，爱一个人就该让她活得自由、幸福。
谭延闿左思右想，突然心生一计，他备了一份厚礼来到宋家，一进门就给宋老太太叩了3个响头，拜她作干娘，接着又认宋美龄为干妹妹。宋老太太有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不知有多高兴呀，早就忘了婚姻之事。宋美龄深受感动，更加 敬佩谭延闿。孙中山这时当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为“干妹妹”做媒
谭延闿虽然与宋美龄未能成为夫妻，但这位干哥哥对宋美龄却关怀备至。宋美龄深受西方文化的教育，自然缺乏那种中国传统女性“大家闺秀”的风范，也没有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她生性好动，喜欢挑战，有着强烈的征服欲望。她特别爱好骑马，经常向善于马术的干哥哥请教，谭延闿也悉心地指导这位淘气好胜的干妹妹。
广州国民政府時期，宋美龄曾在叶挺处见到一匹好马，闹着要骑。叶挺告诉她，马刚购来，性子烈，还近不得人。宋三小姐很不服气，硬要试试，果然一走过去，马便狂暴踢人，无法靠近。宋美龄当时只得作罢，却丢下一句话：“我唤我阿哥来，非骑上这马不可。”这“阿哥”，不是指宋子文，而是指她的干哥哥谭延闿，两个人婚事不成后，认了干兄妹，关系好得不得了。
果然，第二天谭延闿就陪着干妹妹来了。他走上去，那马居然不踢他，老老实实，任他在耳边轻言细语。不晓得讲了些什么耳语，谭延闿抚之拍之，慢慢说了一阵，说，“行了”，就招呼美龄过去，扶她上马，要她只管跑。美龄策马驰骋，马居然十分听话，再没有一点脾气，把叶挺看傻了眼。宋美龄对这位干哥哥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孙中山没能促成谭、宋婚事，这使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欢喜非常，他对宋美龄早就垂涎已久。既然孙中山愿意将宋美龄介绍给大她一半年纪的谭延闿为妻，那么就他与孙中山的私交和年龄而言，提出娶宋美龄为妻，想必孙中山也不会大发雷霆。
于是，他乘着向孙中山汇报军校情况的机会，假装叹气地说道：“国有国父，家有家长。我们这些单身汉还缺老婆啊!总统阁下向来关心部下生活，乃至柴米油盐，这个事也定能帮忙啦。”
孙中山很诧异地问道：“你溪口老家不是已有原配之妻吗?”蒋介石脸带悲伤地说道：“总统有所不知，因感情不和，早几年间，我们就离婚了。”
在一旁倒水的孙夫人插言道：“那你的美人姚小姐呢?”蒋介石知道宋庆龄说的姚小姐就是他的小情人姚冶诚，于是急忙解释说：“看我刚要说起她，夫人便就提起了她。她这个人长得倒是不错，花儿一般，就是不大正经，我已去信跟她脱离了关系。”
蒋介石察言观色，看他们没有再问下去，又微笑着说：“关于我的事，还请总统和夫人多关照。有关条件嘛，人才容貌且不论，主要是有些文化教养，最好能懂些外文，日后也好给我当助手什么的。”
孙中山是明眼人，听完蒋介石所说的话，就知道蒋介石想娶的是她夫人的小妹宋美龄，于是转头对宋庆龄说道：“夫人，按照蒋校长的条件，我看三妹美龄挺合适，你就给他们俩做个红娘吧。”
宋庆龄很不喜欢蒋介石，要把小妹嫁给他，她打心底里不愿意，但碍于蒋介石的脸面，她没好气地对孙中山说：“小妹眼光高得很，要做红娘，还是你自己去说吧。”
孙中山只好自己给岳母写信，要她征求宋美龄自己的意见。
宋美龄看到自己的姐姐和姐夫为自己的婚事闹矛盾，很是过意不去，只好推托自己的年纪尚小，婚事以后再说。
蒋介石自从在上海福乐利医院门前看了宋美龄一眼后，就再也不能把她那风度楚楚的印象从心头抹掉。他不光倾心于她的容貌，更使他着迷的是与宋美龄结合将会给他的前程带来无限的鸿运。
为了能够获得宋美龄的芳心，蒋介石想尽了一切办法，不管军务多忙，只要一有闲暇，他就死皮赖脸地去找宋美龄，又是送花，又是送求爱信，又是送美味佳肴，又是送衣服宝石，凡是男人求爱所玩的花样，他都做到了，最终打动了宋三小姐的芳心。
可是宋家诸人除了大姐宋霭龄赞成外，其他人都极力反对，宋美龄只好求助于谭延闿这位“干哥哥”，去做她家里人的工作。
谭延闿在干妹妹的一再哀求下，只好硬着头皮首先去做宋老太太的思想工作。
宋老太太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感，她听到过太多有关他的传闻，在上海交易所时就名声不好，到处拈花惹草；当了总司令后又四处杀人放火。这样的人，她总认为靠不住。但是，她对谭延闿这个干儿子却十分满意，现在当了国民政府的主席还是那么谦虚，时不时的还经常来看看她这个干娘。难能可贵的是这个人不拈花惹草，对妻子情深义重，妻子过世那么久了，还是对她念念不忘，这样的男人真是世间少有。
谭延闿见到宋老太太，先是亲热地叫着干娘，两人聊些家常方面的开心话题，等到宋老太太高兴以后，他才开始聊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事情。然后，又大肆夸赞蒋介石“年轻有为，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以前的不良习惯也改了许多，现在一心一意地只爱小妹一人，希望干娘能够成全他们”。
宋老太太开始并不松口，但经过谭延闿无数次的思想工作后，她终于做了一些让步。但她要谭延闿向蒋介石传达她的两个成婚条件：一是蒋介石必须要断绝与其他女人的婚姻关系，只能与她女儿一人结婚，保证爱她女儿一人；二是要受洗人教，因为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谭延闿向蒋介石转达了宋老太太的两个条件，蒋介石满心欢喜，当即表示答应她的要求。
宋老太太有所松动后，当时宋家还有两人极力反对这桩婚事。一个是宋庆龄，她是反对小妹与蒋介石结婚态度最坚决的人，不过这时候，她因为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愤而前往苏联，不在国内。
二是宋子文，他也极力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为了做通他的思想工作，这次由大姐宋霭龄出面，请谭延闿再次出马去当说客。宋子文因才识过人，锋芒外露，早期初登广东政坛时，不免为国民党元老派所嫉，不被时人重视，宋子文怀才不遇，颇感苦闷。独谭延闿慧眼识俊才，力排众议，从多方面加以提携照拂，宋子文在广东的境遇从此开始好转。有此一段恩缘，宋子文视谭延闿为恩师，并相互引为知己。宋有所求，谭无不照准；谭有所言，宋无不听从。因蒋宋婚姻搁浅，谭受霭龄、美龄姐妹所托，与宋子文单独面谈。
经再三譬解，宋子文一改初衷，不但同意蒋宋联姻，而且应允帮助美龄说服宋母。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的大华饭店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谭延闿作为蒋、宋联姻的介绍人出席。
为“干哥哥”选婿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谭延闿是主要功臣。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重新上台，不仅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且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两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有了更深的交往。全国“统一告成”后，国民政府重新改组，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改任行政 院长。两人在工作上和私下里交往更加频繁。
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有时随谭去蒋家。谭祥又名曼怡，聪明伶俐，年轻貌美，是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当过南京陆军子弟学校教员。谭辈分小、嘴巴甜，甚得蒋介石夫妇喜爱，谭延闿“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携曼怡同行”。
1930年9月，谭延闿突患脑溢血，在病中他嘱咐泪眼朦胧的干妹妹宋美龄，在青年军官中为他的三女儿谭祥择夫。谭死时刚好50出头，宋美龄为干哥哥的英年早逝痛哭流涕，发誓要不负干哥哥的临终重托。她在“英雄配美人”的原则下，着手为谭祥物色夫婿。在当时的年轻将领中，以陈诚和胡宗南最为出色，而陈诚比胡宗南小2岁，此时的军功、地位以及政治见解都比胡为优。宋美龄与蒋介石一商议，决定选择陈诚做干哥哥的女婿。蒋氏夫妇找来谭祥，征询她的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答道：“军长。”谭祥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答道：“十八军。”谭祥表示同意。
这时陈诚与原配吴舜莲虽没有完全破裂，但已没有感情，而与上海劳动大学的陈德懿有了一定的感情，但是没有结婚。1930年12月，陈诚从日本参观秋操回国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便向陈诚正式提起了这桩婚事。为使婚事顺利，并要陈诚解除和吴舜莲的婚约，断绝与其他女人的交往。
1931年春的一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特地安排陈诚与谭祥同乘一列去上海的火车。蒋派随从副官找来了陈诚，问他原配离婚手续是否办妥。陈诚回答已办好。蒋介石就介绍他与谭祥见面，指着陈诚说：“这是百战百胜的陈诚将军。”又指着谭祥说：“这是新从美国留学回国的谭小姐。”
其实谭祥与陈诚在武原已经认识，谭祥温文尔雅，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而陈诚个头虽小，但面目清秀，颇有一副英气勃勃的气概。两人早就心有所动，这回双方见面，相互客套一番，宋美龄从中牵线搭桥，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了解。
自此以后，双方情投意合，很快建立了恋爱关系，这时陈诚虽忙于在江西打内战，双方难得见面，但书信往还使两颗爱慕之心紧紧地拴在了一起。1931年9月初，他俩商定“双十节”在南京结婚。
谭祥嫁给陈诚，条件是正娶，可陈诚是有妇之夫，虽然陈诚说已和吴舜莲解除婚姻，但若没个正式手续，谭祥总觉得不放心，依法也说不过去，为防日后出现不必要的麻烦，还是先把该办好的事办好再说，免得日后吃后悔药。
谭祥开门见山地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话，急得陈诚团团乱转，他可不想自己美好的婚姻因此化为泡影。于是连忙给在江西十八军军部的吴舜莲的哥哥吴子漪打电话，要他赶快到南京，为他办好与其妹的离婚手续。
吴子漪是陈诚在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时的同班同学，而且又一直得到陈诚的关照，随陈诚的升迁而官越做越大，由团军需主任、师军需处长升到军军需处长，一直占据着美差肥缺，陈诚可说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又怎么敢得罪他呢?他也知道陈诚与妹妹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而妹妹又不能生育，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下，随着陈诚地位的不断升高，他们的婚姻破裂已是不可避免，何不做个顺水人情，让陈诚感激自己呢，这样日后还可从陈诚那里捞到一些好处。因此到南京后，他爽快地答应回青田老家，劝妹妹与陈诚离婚。
陈诚又另托吴家的亲戚，让当地德高望重的杜志远帮忙，终于使吴舜莲同意了办离婚手续，条件是“生不能同衾，死后必须同穴”。吴舜莲不识字，便由吴子漪代写了一张《离婚协议书》，又由吴子漪代为签名盖章。这些手续办完后，谭祥又要见吴子漪，在吴当面保证以后不出问题后，谭才放心。
陳诚和谭祥正式确定婚期后，不料“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日军侵入东北，陈诚身为军人，乃决定推迟婚期，准备北上抗日。但“九·一八”事变只是局部冲突，因而陈、谭于1932年元旦在上海结婚，宋美龄作为双方介绍人，介绍了他们的恋爱情况，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延闿的弟弟谭泽闿主婚，证婚人为蒋介石，婚礼热烈而隆重。
陈诚与谭祥结婚后，吴舜莲仍旧住在陈诚在青田高市的家里，照常侍奉陈的母亲，陈的母亲也仍将吴当儿媳看待，常说：“舜莲孝顺。”街坊邻里也仍把吴舜莲当成陈家媳妇。谭祥很重视名正言顺的名声，对于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义和陈诚的母亲住在一起不怎么满意，就怂恿丈夫陈诚带她回青田老家，并将陈母接到南京，和她一起住。对于吴舜莲，陈、谭二人商定在青田县城给她盖一座洋房，让她离开高市陈家。
1935年4月，陈诚与谭祥以及他的弟弟陈敬修、弟媳庄秀慎一同回高市老家。到高市陈家后，谭祥雍容大方、和蔼可亲，邻里亲友都夸陈诚娶了个好媳妇，陈诚母亲也很满意，吴舜莲更自叹不如。过后，陈诚将母亲接到了南京，与他们住在一起，吴舜莲也离开了高市陈家，住进了陈、谭给她在青田县城所盖的小洋楼。谭祥正式取得了在陈家女主人的地位。
后来陈诚扶摇直上，成为蒋介石的“三鼎甲”之一，除了陈诚个人的军事才干外，与蒋介石、宋美龄亲自选定的这桩政治性婚姻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