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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从接受唯物史观开始的，特别是社会性质论战的最主要的结果就是唯物史观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可。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历史观演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吸收了唯物史观以后的国人才以一种真正积极的态度融入世界的现代化浪潮当中。唯物史观与中国近代学人的历史观相比较而言，既有共通之理，又有发展之处。唯物史观作为我国近代史观发展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国人现代意识的形成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关键词：唯物史观；历史观；现代意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早在1903年，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成果就开始系统地译入我国。此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和孙中山领导的《民报》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开展了长达两年的论战。不过，论战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都相当肤浅。由于“大逆事件”等的消极影响，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10年代同时陷入低潮，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才再一次高涨起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震动了那时的知识界，并引发了著名的社会性质论战。在这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其他理论流派一起改造传统的历史观，并吸收了它们的理论精神，对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前景提出了崭新的解释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实质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近代历史观和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国人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
中国古代基本没有出现过自成体系的历史观，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与宇宙观混杂在一起，以循环论解释历史，以中国为中心解释世界。这个中心不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且是经济、文化、宗法乃至神学意义上的中心。在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中，国人习惯于将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由于对西方国家缺乏了解，甚至清朝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习惯于以夷夏观念来看待西方，认为西方是未开化的蛮夷之族，所以对西方文化完全没有必要学习借鉴，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如果没有遭受入侵，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循环历史观也许还能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提供依据。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中国历史王朝更替的循环开始瓦解，学人也开始自我反思。
从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魏源将西方人称作“奇士、良友”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观念才开始转变。他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通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此后的国人将西方一方面当做学习的对象，另一方面当做竞争的对手，不断地加深着对世界的理解。不过，大多數人还是认为中国拥有一种有异于西方的特质，不愿将中国与世界融入同一潮流当中去。
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后，国人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来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种类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超稳定结构，朝代不停地更替，但经济结构却从未有根本的变化。这种超稳定结构难以从自身发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而长期维持着封建的生产关系。然而，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资产阶级必须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国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性使然，必定要侵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这种外来的入侵让国人终于认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屹立于东方的民族，中国已经沦落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人从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放低身价，以落后者的身份寻求自我解放的道路。不过，这种放低身价不仅没有限制中国此后的发展，反而向中国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有人脱离世界大谈中国中心论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公众的常识；另一方面当年的那场大论战对我们世界视野的形成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二、国人从被动接受现代化到主动融入现代化
当西方资本主义以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中国始终以一种抵制的心态面对。但清末的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将资本主义世界化当作历史进步的潮流，因而很难融入历史进步的潮流当中去。封建知识分子只是将西方人看作一种完全异己的势力，认为中国与西方只存在竞争的关系，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没有发现全球化本身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代的变易史观基本上继承了“以循环论解释历史，以中国为中心解释世界”这样一种精神，仍然在用三世循环的理论去解释当时的现实。对于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也基本上保持着天朝上国的自信，认为只要实行变法，学来西方的“火具、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的中心地位。变易史观的代表有龚自珍、魏源以及洋务运动中的一些人物。变易史观的转变是在传统史观内部发生的，基本上是利用“穷则思变”的变易思想来鼓励当时的国人奋发图强，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普遍对西方列强缺乏清醒的认识，还只是将西方的到来类比于东晋时期“五胡乱华”。这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殊死较量，是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终极竞争。直到洋务运动晚期，还有人说“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以孔子之道德名教，辅之以西方富国之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始终处在入侵与反入侵、灭种与反灭种关口，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中心论一去不复返，继而循环论对世界的解释力也进一步瓦解。严复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后，进化历史观最终成为影响数代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在这种言语环境中，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中国人唯有抛弃自我中心的迷狂，不断奋斗，才能免于亡国灭种。不过，在运用的过程中，国人常常将进化的作用绝对化，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言论。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当时公认的社会性质定位。国人渐渐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无法独立走向资本主义。唯有对外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对内清除封建生产关系，才能走向富强之路。从此中国开始了有意识的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造，中国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地有意识地融入全球化大潮之中，并在其中寻找走向现代化的力量。另外，主动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不仅包含知识分子，全体国民的自觉参与也是一个重要维度。从整个近现代的过程来看，参与到现代化浪潮中的国人呈现出一种逐步增加的趋势。比如，龚自珍虽然早就提出“众人造史说”，不过这里的“众人”指的是“有心力者”，“有心力者”也就是人才、豪杰。章太炎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已经将革命者扩展到了全体国民。直到社会性质论战结束后，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才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从那个时候才真正扭转被动的局面。 三、从对历史现象的评价到对历史本质的剖析
李大钊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从前的历史，专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所記载于历史的事变，……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种唯心史观，使人“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都是超出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处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1]。
从龚自珍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或暗或明地开始挑战传统儒家史学的经验基础及其范围的有效性了，然而他们的贡献仍然局限于揭示此前被遮蔽或忽略的中国历史的方面。尽管他们的工作为此后的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证明的历史研究模式，但是并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且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急需的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将历史视为一个具有自主规律的领域，从而用一种现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儒家理想主义的历史幻象，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持久梦想——“新史学”的创造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后，经过数十年的论战，最终代替进化史观融入国人的话语体系当中。唯物史观更为具体实在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不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生存竞争原则或比较空泛的社会有机体观念，而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习民情，具有很大的理性说服力。唯物史观，比当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程度更倾向于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关于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而现今的国人，已经习惯于从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上思考问题。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从制度上找原因已然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现代人评价历史不再局限于朝代更替、政治得失，这也是近代史观演进的一大成果。回顾历史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国人在近一个世纪的屈辱与革命中苦苦探索，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追寻，他们的历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例证，也是我们反思历史观的生动教程。唯物史观的合理性不只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它为中国的历史观注入了与不同于以往的新鲜血液，而这一剂血液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重焕生机。
参考文献：
[1]（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M].上海：生活书店，1937.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王 科，王让新. 关于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与体系意识的思考[J].社科纵横，2015（12）.
[5]吴晓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08（1）.
[6]张奎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形成[J]. 求是学刊，1984（6）.
[7]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0（2）.
[8]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2003（2）.
[9]温乐群.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关键词：唯物史观；历史观；现代意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早在1903年，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成果就开始系统地译入我国。此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和孙中山领导的《民报》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开展了长达两年的论战。不过，论战双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都相当肤浅。由于“大逆事件”等的消极影响，中日两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10年代同时陷入低潮，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情才再一次高涨起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震动了那时的知识界，并引发了著名的社会性质论战。在这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其他理论流派一起改造传统的历史观，并吸收了它们的理论精神，对中国的历史和发展前景提出了崭新的解释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实质性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近代历史观和现代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国人视野从中国扩展到世界
中国古代基本没有出现过自成体系的历史观，或者说，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与宇宙观混杂在一起，以循环论解释历史，以中国为中心解释世界。这个中心不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心，而且是经济、文化、宗法乃至神学意义上的中心。在儒家传统的夷夏之辨中，国人习惯于将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由于对西方国家缺乏了解，甚至清朝的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习惯于以夷夏观念来看待西方，认为西方是未开化的蛮夷之族，所以对西方文化完全没有必要学习借鉴，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如果没有遭受入侵，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循环历史观也许还能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提供依据。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中国历史王朝更替的循环开始瓦解，学人也开始自我反思。
从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魏源将西方人称作“奇士、良友”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观念才开始转变。他说：“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乎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通今古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此后的国人将西方一方面当做学习的对象，另一方面当做竞争的对手，不断地加深着对世界的理解。不过，大多數人还是认为中国拥有一种有异于西方的特质，不愿将中国与世界融入同一潮流当中去。
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后，国人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中来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一种类似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超稳定结构，朝代不停地更替，但经济结构却从未有根本的变化。这种超稳定结构难以从自身发育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而长期维持着封建的生产关系。然而，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资产阶级必须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国外的资本主义由于其本性使然，必定要侵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这种外来的入侵让国人终于认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屹立于东方的民族，中国已经沦落为西方列强的附属。国人从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放低身价，以落后者的身份寻求自我解放的道路。不过，这种放低身价不仅没有限制中国此后的发展，反而向中国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有人脱离世界大谈中国中心论了。这一方面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公众的常识；另一方面当年的那场大论战对我们世界视野的形成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二、国人从被动接受现代化到主动融入现代化
当西方资本主义以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中国，中国始终以一种抵制的心态面对。但清末的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将资本主义世界化当作历史进步的潮流，因而很难融入历史进步的潮流当中去。封建知识分子只是将西方人看作一种完全异己的势力，认为中国与西方只存在竞争的关系，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没有发现全球化本身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代的变易史观基本上继承了“以循环论解释历史，以中国为中心解释世界”这样一种精神，仍然在用三世循环的理论去解释当时的现实。对于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也基本上保持着天朝上国的自信，认为只要实行变法，学来西方的“火具、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就可以重新确立中国的中心地位。变易史观的代表有龚自珍、魏源以及洋务运动中的一些人物。变易史观的转变是在传统史观内部发生的，基本上是利用“穷则思变”的变易思想来鼓励当时的国人奋发图强，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普遍对西方列强缺乏清醒的认识，还只是将西方的到来类比于东晋时期“五胡乱华”。这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殊死较量，是关系到民族危亡的终极竞争。直到洋务运动晚期，还有人说“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以孔子之道德名教，辅之以西方富国之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始终处在入侵与反入侵、灭种与反灭种关口，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中国中心论一去不复返，继而循环论对世界的解释力也进一步瓦解。严复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中国之后，进化历史观最终成为影响数代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在这种言语环境中，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世界，中国人唯有抛弃自我中心的迷狂，不断奋斗，才能免于亡国灭种。不过，在运用的过程中，国人常常将进化的作用绝对化，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言论。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当时公认的社会性质定位。国人渐渐意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力下，中国无法独立走向资本主义。唯有对外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对内清除封建生产关系，才能走向富强之路。从此中国开始了有意识的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造，中国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地有意识地融入全球化大潮之中，并在其中寻找走向现代化的力量。另外，主动参与现代化进程的不仅包含知识分子，全体国民的自觉参与也是一个重要维度。从整个近现代的过程来看，参与到现代化浪潮中的国人呈现出一种逐步增加的趋势。比如，龚自珍虽然早就提出“众人造史说”，不过这里的“众人”指的是“有心力者”，“有心力者”也就是人才、豪杰。章太炎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已经将革命者扩展到了全体国民。直到社会性质论战结束后，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阶级才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从那个时候才真正扭转被动的局面。 三、从对历史现象的评价到对历史本质的剖析
李大钊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从前的历史，专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所記载于历史的事变，……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种唯心史观，使人“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都是超出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处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1]。
从龚自珍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或暗或明地开始挑战传统儒家史学的经验基础及其范围的有效性了，然而他们的贡献仍然局限于揭示此前被遮蔽或忽略的中国历史的方面。尽管他们的工作为此后的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可以证明的历史研究模式，但是并没有提出一套取代儒家观念且能解释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综合的史学理论。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急需的历史理论。唯物史观将历史视为一个具有自主规律的领域，从而用一种现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儒家理想主义的历史幻象，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持久梦想——“新史学”的创造提供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
唯物史观进入中国后，经过数十年的论战，最终代替进化史观融入国人的话语体系当中。唯物史观更为具体实在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不再是一个相当简单的生存竞争原则或比较空泛的社会有机体观念，而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基础来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各种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观念体系以至风习民情，具有很大的理性说服力。唯物史观，比当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程度更倾向于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关于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而现今的国人，已经习惯于从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上思考问题。当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从制度上找原因已然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现代人评价历史不再局限于朝代更替、政治得失，这也是近代史观演进的一大成果。回顾历史是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国人在近一个世纪的屈辱与革命中苦苦探索，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追寻，他们的历程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最佳例证，也是我们反思历史观的生动教程。唯物史观的合理性不只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它为中国的历史观注入了与不同于以往的新鲜血液，而这一剂血液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重焕生机。
参考文献：
[1]（美）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M].上海：生活书店，1937.
[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王 科，王让新. 关于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与体系意识的思考[J].社科纵横，2015（12）.
[5]吴晓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2008（1）.
[6]张奎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的形成[J]. 求是学刊，1984（6）.
[7]卢钟锋.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与历史发展阶段性问题[J].中国史研究，2010（2）.
[8]何兹全.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2003（2）.
[9]温乐群.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