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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设计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设计的内涵早已跳脱“为产品造型”的狭义概念，而成为“解决问题”的代名词。设计不仅仅是方法、过程、结果，还是思维方式。通过设计，可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从手工艺时代的传统器物设计，到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装置设计，以电力应用为特征的家用电气化设计，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消费电子设计，再到当今基于数字网络的服务系统设计与社会创新设计，设计的边界在不断地拓展。随着范畴的外延的拓展和内涵的深化，设计被赋予了更多、更高的期待，设计的价值也变得更为宽泛。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设计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等内容也在被重新认识，这不仅体现于设计在社会变革中重大的催化作用，还体现于它对社会文化的塑造作用和对未来的决定性影响。正如加拿大设计师罗伯特·彼得斯（Robert.Peters）所说的那样：设计创造文化，文化塑造价值，价值决定未来。
《设计的价值》一书以深圳设计互联举办的展览“设计的价值”为基础，展开对设计价值的深入思考与讨论。“设计的价值”一展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以下简称V&A博物馆）自建馆以来所收集的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时期的优良设计作品，有选择性地在国内集中展现。这些作品分别从性能、成本、解决问题、材料、身份、沟通、奇观七个维度，以宽广的视野跨时空、跨地域地揭示了设计价值的多面性，由此引发人们对于设计价值的进一步思考，并展示设计对于生活方式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设计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设计史上有无数的案例可以证明，设计师是如何通过优秀的设计或设计改良，使得销售业绩直线上升。通过设计，赋予产品成本以外更高的价值，我们称之为附加值。增加附加值的手段有许多，如广告、包装等，“纯天然”可持续”有机“零残忍”等广告语不仅仅是宣扬产品的质量，更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获取最大利益。设计的经济价值自19世纪便被意识到，许多欧洲国家通过举办世界博览会、建立博物馆、发展设计教育等手段扩大设计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20世纪初期，德国制订了一系列设计政策以解决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和现代政府管理等问题，通过这些政策，使得设计与政府的利益联系起来，为德国经济现代化服务，使德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现如今我国大力发展创意产业，也正是意识到了设计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巨大的潜力。就连《华尔街日报》中写给投资人的建议也是：“当你们在决定投资项目时，看看他们的团队中是否有设计背景的合伙人。”设计被视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新动力，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设计诞生于工业革命，一开始就成为机械化大生产的—部分，如同工程学一般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学科。尽管设计与工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未曾受到重視，但在面对环境、战争、气候、交通、贫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时，设计并不能置身事外，需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扩大设计的普惠作用，通过批量化、标准化的建筑模块建造快速而廉价的大规模住宅，解决战后住房危机;通过设计中对新材料的开发运用，以解决地球资源匮乏的问题;通过对行动不便、身体有缺陷的弱势人群的关爱设计，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针对发展中国家儿童设计“百元电脑”实现“一童一电脑”，解决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工具缺失的问题……一切社会问题似乎都可以经由设计发动变革。设计成为潜在的救世主，设计师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因此更需要价值观的介入，警惕设计变成一种分割社会、操纵资本的工具，变成社会问题的制造者而非解决者。要知道，设计并非全然是善意的，以奢华昂贵的商品包装为例，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更是对所属社会群体身份的暗示，利用物品的象征价值使设计成为贫富不均社会的“帮凶”。
低成本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因素，社会精英们极力推广机器大生产，认为简化的形式有助于标准化生产的执行。阿道夫·卢斯（Adolf Loss）1908年在《装饰与罪恶》中宣称：“装饰增加了物品的价格”，“装饰是对人力的浪费，因此也是损耗健康”，“意味着对材料和金钱的浪费”，主张去除不必要的装饰以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可以增加效益，利于产品普及化，让更多的人受惠于设计对日常生活的改良。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低成本也导致了大量粗制滥造、廉价无用的物品涌入市场。塔玛·沙弗里尔（Tamar Shafrir）在这本书中提醒我们，物品的成本并非只是制造成本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还应当包括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所耗资源的成本、销售成本以及垃圾处理成本等计算。一味追求低成本助长了浪费型消费文化的产生，快速、时尚、廉价的产品意味着更多不加节制的生产与购买，还助长了因竞争而造成的劳动剥削的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掠夺性定价策略下生存维艰，工作环境恶劣到连健康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有计划地废止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以来，立刻成为商业性设计的至上原则，苹果手机至今仍然在熟稔地使用此销售策略，每一款新机型的发布即便只是微妙的改良，却仍使众多用户趋之若鹜。若仅从商业成功这一个维度去看待事物，会让我们忽略掉许多社会问题。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设计性能的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初期，泰勒主义的提出迎合了人们对“效率”的追求，许多设计着眼于此，将提高生产效率手段的理性追求从工厂和办公场所转移到家庭。厨房的空间设计与组织尽量简化，使用电器设备减少家务，以缩短女性在家务劳作中所耗费的时间，奥地利女性建筑师玛格丽特-舒特一莉霍茨基（Margarete Schutte-Lihotzky）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便是如此。在物资匮乏时期，制造商洞悉大众对于产品性能的需求在于耐用、持久，因此往往乐此不疲地强调和渲染产品的性能。例如埃美柯（Emeco）公司20世纪40年代出品的由再生铝制成的海军椅1006号（the NavyChair 1006）的广告，展示了五名重量级摔跤选手站在两把轻质铝椅上的画面，广告语中写着它可以承受一千七百磅（约七百七十一千克）的重量！类似的广告策略还见于富及第（Frigidaire）冰箱和托耐特（Thonet）公司的曲木家具等。 “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物资匮乏的时代已经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丰裕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求新求变的消费心理需求下，“足够好”的产品定义再难明确。“多功能”成为一种新的设计策略，一些你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功能成为卖点，例如瑞士军刀的功能有八十种之多，然而被用得最多的可能只是开啤酒瓶而已，其他的诸多功能常常都沦为摆设。一只收音机可能兼具闹钟、计时器、温度计、播放器等多重功能，设计者总能为它叠加出许多你原本不需要的功能。在数字技术的干预下，软件设计更是呈现出追求过高功用的趋势，许多APP设计关注的不是用户体验，而是一味的贪大求全，“过高的”而非“最佳的”性能追求，已经成为欲壑难填的无底洞，驱使着设计的不断更新。这样的设计原则和德国设计大师迪特·兰姆斯（Dieter Rams）所信奉的原则恰恰相反，兰姆斯讲求的是简化的形式与合理性、功能性、指示性的调和。好的设计应该是通过视觉元素的安排、相互之间的顺序、形式、大小、颜色等，促进我们对物品的理解。那些华而不实的“多功能”设计反而增添了使用难度，把生活复杂化了。对于“性能”的考虑应该从更宏大的角度出发，不再是满足于个人或小群体利益，而是要为全人类提供更好性能的产品，更优化的设计体验。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代、生产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设计的性能和设计所带来的价值的期待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设计价值的挖掘和彰显還需要与不同的行业相互交叉、结合，才能体现更大的社会价值。设计创新实质上就是通过设计对各行各业进行革新，例如引入流水线以提高生产效率，使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劳作以减少人力成本，运用新材料使得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利用新能源有助于改善生存环境……如此，设计的价值在各行各业中才能够充分显现。
在《展览的制作》一文中，作者山姆·雅各布（Sam Jacob）还为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看待设计的价值，即当设计产品被置放在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真空”的空间中，物品从原有环境中剥离，有用变成无用，使用变成观瞻，体验变为审美时，在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之外，通过学术的、客观的、批判的方式来审视设计物品。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都是对设计价值判断物化的过程，是一个展现物品往昔发展、现下状况、未来趋势的一个多时空交锋的场域，一个展示设计与日常生活、贸易、工业之间的关系并阐述它们如何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和选择的场所，通过这些物品的展示折射出当今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自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举办以来，博物馆就成为塑造消费阶层、教育并引导大众，增强民众对于设计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意识的公共机构，V&A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教育使命，旨在通过展览提高参观者的智识和品味，树立至善至美和正确的价值观。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都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或是在材料、工艺、美学、功能、概念等方面卓越显著，或是在创新方面别出心裁，或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或是能唤起强烈的社会认同与公众回忆，或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这些展品具有不同的设计价值，它们的交锋碰撞，形成了一个具有思想价值的宝库。《设计的价值》这本书正是这些精彩纷呈的价值理念的一次汇聚。
《设计的价值》一书以深圳设计互联举办的展览“设计的价值”为基础，展开对设计价值的深入思考与讨论。“设计的价值”一展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以下简称V&A博物馆）自建馆以来所收集的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时期的优良设计作品，有选择性地在国内集中展现。这些作品分别从性能、成本、解决问题、材料、身份、沟通、奇观七个维度，以宽广的视野跨时空、跨地域地揭示了设计价值的多面性，由此引发人们对于设计价值的进一步思考，并展示设计对于生活方式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设计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设计史上有无数的案例可以证明，设计师是如何通过优秀的设计或设计改良，使得销售业绩直线上升。通过设计，赋予产品成本以外更高的价值，我们称之为附加值。增加附加值的手段有许多，如广告、包装等，“纯天然”可持续”有机“零残忍”等广告语不仅仅是宣扬产品的质量，更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获取最大利益。设计的经济价值自19世纪便被意识到，许多欧洲国家通过举办世界博览会、建立博物馆、发展设计教育等手段扩大设计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20世纪初期，德国制订了一系列设计政策以解决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和现代政府管理等问题，通过这些政策，使得设计与政府的利益联系起来，为德国经济现代化服务，使德国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现如今我国大力发展创意产业，也正是意识到了设计对于整体经济发展巨大的潜力。就连《华尔街日报》中写给投资人的建议也是：“当你们在决定投资项目时，看看他们的团队中是否有设计背景的合伙人。”设计被视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新动力，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设计诞生于工业革命，一开始就成为机械化大生产的—部分，如同工程学一般被视为解决问题的学科。尽管设计与工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未曾受到重視，但在面对环境、战争、气候、交通、贫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时，设计并不能置身事外，需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扩大设计的普惠作用，通过批量化、标准化的建筑模块建造快速而廉价的大规模住宅，解决战后住房危机;通过设计中对新材料的开发运用，以解决地球资源匮乏的问题;通过对行动不便、身体有缺陷的弱势人群的关爱设计，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针对发展中国家儿童设计“百元电脑”实现“一童一电脑”，解决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工具缺失的问题……一切社会问题似乎都可以经由设计发动变革。设计成为潜在的救世主，设计师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因此更需要价值观的介入，警惕设计变成一种分割社会、操纵资本的工具，变成社会问题的制造者而非解决者。要知道，设计并非全然是善意的，以奢华昂贵的商品包装为例，不仅是对资源的浪费，更是对所属社会群体身份的暗示，利用物品的象征价值使设计成为贫富不均社会的“帮凶”。
低成本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因素，社会精英们极力推广机器大生产，认为简化的形式有助于标准化生产的执行。阿道夫·卢斯（Adolf Loss）1908年在《装饰与罪恶》中宣称：“装饰增加了物品的价格”，“装饰是对人力的浪费，因此也是损耗健康”，“意味着对材料和金钱的浪费”，主张去除不必要的装饰以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可以增加效益，利于产品普及化，让更多的人受惠于设计对日常生活的改良。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低成本也导致了大量粗制滥造、廉价无用的物品涌入市场。塔玛·沙弗里尔（Tamar Shafrir）在这本书中提醒我们，物品的成本并非只是制造成本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还应当包括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所耗资源的成本、销售成本以及垃圾处理成本等计算。一味追求低成本助长了浪费型消费文化的产生，快速、时尚、廉价的产品意味着更多不加节制的生产与购买，还助长了因竞争而造成的劳动剥削的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在掠夺性定价策略下生存维艰，工作环境恶劣到连健康和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有计划地废止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出现以来，立刻成为商业性设计的至上原则，苹果手机至今仍然在熟稔地使用此销售策略，每一款新机型的发布即便只是微妙的改良，却仍使众多用户趋之若鹜。若仅从商业成功这一个维度去看待事物，会让我们忽略掉许多社会问题。
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设计性能的要求也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初期，泰勒主义的提出迎合了人们对“效率”的追求，许多设计着眼于此，将提高生产效率手段的理性追求从工厂和办公场所转移到家庭。厨房的空间设计与组织尽量简化，使用电器设备减少家务，以缩短女性在家务劳作中所耗费的时间，奥地利女性建筑师玛格丽特-舒特一莉霍茨基（Margarete Schutte-Lihotzky）设计的法兰克福厨房便是如此。在物资匮乏时期，制造商洞悉大众对于产品性能的需求在于耐用、持久，因此往往乐此不疲地强调和渲染产品的性能。例如埃美柯（Emeco）公司20世纪40年代出品的由再生铝制成的海军椅1006号（the NavyChair 1006）的广告，展示了五名重量级摔跤选手站在两把轻质铝椅上的画面，广告语中写着它可以承受一千七百磅（约七百七十一千克）的重量！类似的广告策略还见于富及第（Frigidaire）冰箱和托耐特（Thonet）公司的曲木家具等。 “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物资匮乏的时代已经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丰裕社会里人们的精神需求，在求新求变的消费心理需求下，“足够好”的产品定义再难明确。“多功能”成为一种新的设计策略，一些你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功能成为卖点，例如瑞士军刀的功能有八十种之多，然而被用得最多的可能只是开啤酒瓶而已，其他的诸多功能常常都沦为摆设。一只收音机可能兼具闹钟、计时器、温度计、播放器等多重功能，设计者总能为它叠加出许多你原本不需要的功能。在数字技术的干预下，软件设计更是呈现出追求过高功用的趋势，许多APP设计关注的不是用户体验，而是一味的贪大求全，“过高的”而非“最佳的”性能追求，已经成为欲壑难填的无底洞，驱使着设计的不断更新。这样的设计原则和德国设计大师迪特·兰姆斯（Dieter Rams）所信奉的原则恰恰相反，兰姆斯讲求的是简化的形式与合理性、功能性、指示性的调和。好的设计应该是通过视觉元素的安排、相互之间的顺序、形式、大小、颜色等，促进我们对物品的理解。那些华而不实的“多功能”设计反而增添了使用难度，把生活复杂化了。对于“性能”的考虑应该从更宏大的角度出发，不再是满足于个人或小群体利益，而是要为全人类提供更好性能的产品，更优化的设计体验。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时代、生产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设计的性能和设计所带来的价值的期待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设计价值的挖掘和彰显還需要与不同的行业相互交叉、结合，才能体现更大的社会价值。设计创新实质上就是通过设计对各行各业进行革新，例如引入流水线以提高生产效率，使用机器人替代工人劳作以减少人力成本，运用新材料使得产品的性价比更高，利用新能源有助于改善生存环境……如此，设计的价值在各行各业中才能够充分显现。
在《展览的制作》一文中，作者山姆·雅各布（Sam Jacob）还为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看待设计的价值，即当设计产品被置放在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真空”的空间中，物品从原有环境中剥离，有用变成无用，使用变成观瞻，体验变为审美时，在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之外，通过学术的、客观的、批判的方式来审视设计物品。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都是对设计价值判断物化的过程，是一个展现物品往昔发展、现下状况、未来趋势的一个多时空交锋的场域，一个展示设计与日常生活、贸易、工业之间的关系并阐述它们如何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和选择的场所，通过这些物品的展示折射出当今社会的多种可能性。
自1851年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举办以来，博物馆就成为塑造消费阶层、教育并引导大众，增强民众对于设计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意识的公共机构，V&A博物馆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教育使命，旨在通过展览提高参观者的智识和品味，树立至善至美和正确的价值观。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都具有其自身的独特价值，或是在材料、工艺、美学、功能、概念等方面卓越显著，或是在创新方面别出心裁，或是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或是能唤起强烈的社会认同与公众回忆，或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这些展品具有不同的设计价值，它们的交锋碰撞，形成了一个具有思想价值的宝库。《设计的价值》这本书正是这些精彩纷呈的价值理念的一次汇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