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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次举办的世界邮展闭幕了。作为FIP会员的中华全国集邮联(下称“中国”)选送的邮集，取得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并创造了许多的第一，实在令人振奋。沈曾华的《华东人民邮政》邮集不负众望，获中国传统邮集第一个大金奖，并使中国第一次获FIP国家大奖；李曙光的《中国军邮1931－1953》则创下中国邮政历史类邮集第一次获得FIP大金奖的记录。继华东解放区邮集多次夺金后，华北解放区传统邮集也第一次问鼎金牌，这为中国其他解放区邮集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前景。以“文革”票为题材的传统邮集第一次让新中国发行的邮票获金奖，标志着新中国邮票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大幅度提高。《清代驿站》第一次参加FIP邮展就获金奖，使人们感到金奖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这将会鼓舞更多的中国集邮家直接向金奖的目标奋进。
中国的航空类邮集终于迈上了大镀金奖的台阶，这是我国在航空类获得的第一枚大镀金奖。多年来，我国邮政用品邮集一直徘徊在镀金奖之内，此次3部新中国邮集一举获大镀金奖，虽然得分仅比以往提高1～2分，但却有了质的改变。
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次邮展上我国获高奖的邮集(FIP大镀金奖以上)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前，我国获高奖的邮集仅8部(除3部为评审员的外，其余5部均参加了本次邮展)，而现在一下子由8部增加至26部(以上数据均不包括青少年和文献类)，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有较高水准邮集的集邮家。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我国专题邮集的明显进步。获高奖的专题邮集由以前的1部猛增至8部，而它们的作者中，多数是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连同另6位获高奖的青少年，我国已有了一支阵容强大的青少年集邮中坚力量。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集邮的未来和希望
取得的成绩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些成绩，怎样去看待我们的不足?怎样摆正我们的位置?怎样在今后巩固和发展我们现在取得的成果?
国外送来了高水平的邮集，但来的邮集不都是高水平的
在竞赛级邮集中，除锦标赛类包括了世界顶尖级的一批邮集外，还有一批水平很高的邮集。如传统邮集中澳大利亚的《1850－1871匈牙利》、日本的《古典日本》、德国的《秘鲁早期邮票》，邮政历史邮集中英国的《伦敦邮政史》和《加入UPU以前的澳大利亚海外邮件》，都是有资格问鼎国际大奖的具有最高水平准的邮集。而在其他类别上也送展了一流水准的邮集，如邮政用品类的《芬兰邮资封1845～1884》、航空类的《挪威航空邮政1920－1945》、税票类的英国的《锡兰税票》，专题邮集中最吸引人的是德国邮集《澳大利亚的鸟类》和澳大利亚的《胡须》，令人意外的是前者放弃参加20年一遇的不久前在本国举办的世界邮展，而特意参加了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邮展。也许在作者眼中，中国举办的邮展更有吸引力。此外，航天类的澳大利亚邮集《火箭邮政的先驱》、极限类的《1940年以前欧洲以外人类文化历史遗迹》邮集，也都代表了这些类别的最高水平。在国家组邮集中，来自海外的除了有最好的上海书信馆工部大龙邮集和最好的山东解放区邮集外，还有最好的大清邮政史邮集、最好的新中国普票邮集、最好的新疆邮集等等。这些高质量邮集的加盟，使本届邮展的水平大大提高。但同时也要看到，另一些高水平的邮集没能参赛，如大龙和小龙邮集。所参赛的万寿和红印花邮集，虽然珍品林立，但还不是各自领域中的最高水平邮集。另外，一些国家还送来一些质量不高的邮集。对手不太强，也使得我国邮集的获奖面较大、较宽。总的说来，我国的成绩相当不错。
观念上的更新使我们取得了成功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几年全国集邮联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请专家，搞汇审、派指导，使我国邮集的水平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但就现状而言，要同国外高水准的邮集抗衡，确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邮品的质量上。如果还是按照国内过去那种传统落后的观点，去单纯讲古典邮集的重要性，去和那些外来的古典邮集拼实力，其结果是，无论传统、邮政史还是邮政用品类，我们拿出的最好的古典邮集几乎都比海外送来的同类邮集要差。所以只有打自己的牌，走自己的路，我们才有取胜的可能。所谓自己的牌、自己的路，就只能是解放区邮集和那些长期不被人重视的新中国邮集。这是我国的特色，海外邮集是难以与之抗衡的。但国内那种“新中国邮集重要性不够、不能得高奖”的传统观念，长期禁锢了一些中国评审员和作者的思想，使这类邮集在国内不能健康成长和发展。要打破思想上的锁链，首先必须对传统观念进行更新，大力提高解放区和新中国邮集的国际地位。水涨了，还怕船不会高吗?
为实现这一战略，我国的评审员都尽了全力，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向组内外的外国评审员宣传鼓吹。一些过去不太了解这类邮品的外国评审员开始有了兴趣，并懂得了哪些是重要邮品，为什么重要。而对那些还不太理解的评审员，则反复做工作，以争取他们给高分。对一部新中国的邮集，有几位外国评审员给的分偏低，几位中国的评审员就分别多次找他们讨论，使他们第二次所打的分数，达到了应有的奖级。从前后结果看，除几部专题类、青少年类邮集外，15部获高奖的邮集中，解放区和新中国邮集就占了10部，并囊括了两枚大金奖。中国邮集大获全胜。
成绩能巩固吗?
我们的邮集在中国举办的世界邮展上得了高奖，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邮集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平?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第一，有的外国评审员认为，对一个举办国的邮集的评审有意松一点，这是常见的事。第二，有中国的国际评审员在帮助“争”分。这个“争”，就说明了评审员对该邮集评价不高和认识不足。之所以后来高了，是靠有人去“争”。如果这些邮集去了国外，没有了评审的“放松”，没有了“争”，邮集奖级的回落是自然的。另外，获得大镀金奖的邮集，还将面临着从5框变8框的问题。这个坎是不太好过的。张巍巍第一次过这个坎时，只给了84分，直到第二年改头换面、大幅修改，才以多得1分的成绩迈了过去。而李伯琴在获大镀金奖之后，第二年竟以75分的成绩从旧金山惨败而归，先后连冲三次，最终才于本届取得成功。而我们有些本来就素材不够、捉襟见肘的邮集，如何经得起8框的严峻考验?要么重振旗鼓、要么只有不展。其实，对某些邮集来说，这是很残酷的。一位获86分的作者对我说，他其实并不希望这次获大镀金奖，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实力还达不到；他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而另一位获85分的作者则有些失望，他原本期望的是得金奖。其实这次得了什么奖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今后怎样去巩固和发展这些现有成果。解放区和新中国邮集好不容易争得了一席之地，好不容易逐渐被外国评审员认同和接受，但它们的位置还很不稳固，甚至还很脆弱。同时并非每个人的观念都已更新，这就要求那些刚获8框资格的集邮家一定要珍视这得来不易的果实，认清自己邮集的不足，下大气力去提高邮集的水平。在实际水平达不到要求时，宁可暂时不展，也不要轻易出击。另外，选择一个合适的国家去展，也不失为明智的举错。只有当你的邮集获得两次以上同级奖牌时，你才可相信这部邮集确实已名副其实地达到了这一水准。
中国的航空类邮集终于迈上了大镀金奖的台阶，这是我国在航空类获得的第一枚大镀金奖。多年来，我国邮政用品邮集一直徘徊在镀金奖之内，此次3部新中国邮集一举获大镀金奖，虽然得分仅比以往提高1～2分，但却有了质的改变。
更令人高兴的是，在这次邮展上我国获高奖的邮集(FIP大镀金奖以上)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前，我国获高奖的邮集仅8部(除3部为评审员的外，其余5部均参加了本次邮展)，而现在一下子由8部增加至26部(以上数据均不包括青少年和文献类)，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有较高水准邮集的集邮家。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我国专题邮集的明显进步。获高奖的专题邮集由以前的1部猛增至8部，而它们的作者中，多数是年仅二三十岁的青年人。连同另6位获高奖的青少年，我国已有了一支阵容强大的青少年集邮中坚力量。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集邮的未来和希望
取得的成绩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这些成绩，怎样去看待我们的不足?怎样摆正我们的位置?怎样在今后巩固和发展我们现在取得的成果?
国外送来了高水平的邮集，但来的邮集不都是高水平的
在竞赛级邮集中，除锦标赛类包括了世界顶尖级的一批邮集外，还有一批水平很高的邮集。如传统邮集中澳大利亚的《1850－1871匈牙利》、日本的《古典日本》、德国的《秘鲁早期邮票》，邮政历史邮集中英国的《伦敦邮政史》和《加入UPU以前的澳大利亚海外邮件》，都是有资格问鼎国际大奖的具有最高水平准的邮集。而在其他类别上也送展了一流水准的邮集，如邮政用品类的《芬兰邮资封1845～1884》、航空类的《挪威航空邮政1920－1945》、税票类的英国的《锡兰税票》，专题邮集中最吸引人的是德国邮集《澳大利亚的鸟类》和澳大利亚的《胡须》，令人意外的是前者放弃参加20年一遇的不久前在本国举办的世界邮展，而特意参加了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邮展。也许在作者眼中，中国举办的邮展更有吸引力。此外，航天类的澳大利亚邮集《火箭邮政的先驱》、极限类的《1940年以前欧洲以外人类文化历史遗迹》邮集，也都代表了这些类别的最高水平。在国家组邮集中，来自海外的除了有最好的上海书信馆工部大龙邮集和最好的山东解放区邮集外，还有最好的大清邮政史邮集、最好的新中国普票邮集、最好的新疆邮集等等。这些高质量邮集的加盟，使本届邮展的水平大大提高。但同时也要看到，另一些高水平的邮集没能参赛，如大龙和小龙邮集。所参赛的万寿和红印花邮集，虽然珍品林立，但还不是各自领域中的最高水平邮集。另外，一些国家还送来一些质量不高的邮集。对手不太强，也使得我国邮集的获奖面较大、较宽。总的说来，我国的成绩相当不错。
观念上的更新使我们取得了成功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几年全国集邮联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请专家，搞汇审、派指导，使我国邮集的水平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但就现状而言，要同国外高水准的邮集抗衡，确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邮品的质量上。如果还是按照国内过去那种传统落后的观点，去单纯讲古典邮集的重要性，去和那些外来的古典邮集拼实力，其结果是，无论传统、邮政史还是邮政用品类，我们拿出的最好的古典邮集几乎都比海外送来的同类邮集要差。所以只有打自己的牌，走自己的路，我们才有取胜的可能。所谓自己的牌、自己的路，就只能是解放区邮集和那些长期不被人重视的新中国邮集。这是我国的特色，海外邮集是难以与之抗衡的。但国内那种“新中国邮集重要性不够、不能得高奖”的传统观念，长期禁锢了一些中国评审员和作者的思想，使这类邮集在国内不能健康成长和发展。要打破思想上的锁链，首先必须对传统观念进行更新，大力提高解放区和新中国邮集的国际地位。水涨了，还怕船不会高吗?
为实现这一战略，我国的评审员都尽了全力，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向组内外的外国评审员宣传鼓吹。一些过去不太了解这类邮品的外国评审员开始有了兴趣，并懂得了哪些是重要邮品，为什么重要。而对那些还不太理解的评审员，则反复做工作，以争取他们给高分。对一部新中国的邮集，有几位外国评审员给的分偏低，几位中国的评审员就分别多次找他们讨论，使他们第二次所打的分数，达到了应有的奖级。从前后结果看，除几部专题类、青少年类邮集外，15部获高奖的邮集中，解放区和新中国邮集就占了10部，并囊括了两枚大金奖。中国邮集大获全胜。
成绩能巩固吗?
我们的邮集在中国举办的世界邮展上得了高奖，是不是意味着这些邮集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平?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第一，有的外国评审员认为，对一个举办国的邮集的评审有意松一点，这是常见的事。第二，有中国的国际评审员在帮助“争”分。这个“争”，就说明了评审员对该邮集评价不高和认识不足。之所以后来高了，是靠有人去“争”。如果这些邮集去了国外，没有了评审的“放松”，没有了“争”，邮集奖级的回落是自然的。另外，获得大镀金奖的邮集，还将面临着从5框变8框的问题。这个坎是不太好过的。张巍巍第一次过这个坎时，只给了84分，直到第二年改头换面、大幅修改，才以多得1分的成绩迈了过去。而李伯琴在获大镀金奖之后，第二年竟以75分的成绩从旧金山惨败而归，先后连冲三次，最终才于本届取得成功。而我们有些本来就素材不够、捉襟见肘的邮集，如何经得起8框的严峻考验?要么重振旗鼓、要么只有不展。其实，对某些邮集来说，这是很残酷的。一位获86分的作者对我说，他其实并不希望这次获大镀金奖，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实力还达不到；他想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而另一位获85分的作者则有些失望，他原本期望的是得金奖。其实这次得了什么奖倒不要紧，要紧的是今后怎样去巩固和发展这些现有成果。解放区和新中国邮集好不容易争得了一席之地，好不容易逐渐被外国评审员认同和接受，但它们的位置还很不稳固，甚至还很脆弱。同时并非每个人的观念都已更新，这就要求那些刚获8框资格的集邮家一定要珍视这得来不易的果实，认清自己邮集的不足，下大气力去提高邮集的水平。在实际水平达不到要求时，宁可暂时不展，也不要轻易出击。另外，选择一个合适的国家去展，也不失为明智的举错。只有当你的邮集获得两次以上同级奖牌时，你才可相信这部邮集确实已名副其实地达到了这一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