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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反映了时代的矛盾，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社会坚固的土壤之上。不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社会多么凋敝。他总是大胆地揭露矛盾，讽喻时事，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解决它的途径，因而它的诗存在着十分深刻而广博的历史内容，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因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于湘江途中。
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真实生活，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一、儒学
我们如果追溯儒家创始人的言论，可以看出|：真情实感是其诗歌的核心。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是在于感情的真挚，他谈到“仁”时也不热衷于外在的规范，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接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从儒家创始人对其所倡导的哲学及其信奉概念的阐释，可见把他们的哲学看作感情的哲学是离事实不远的。
二、杜甫与儒学
中儒国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文学观点直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也是文学意味颇浓的儒家经典。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儒家思想，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自命，而且因为他内心之中常存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入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等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打动并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比孔、盂有很大的发展。
三、杜甫诗歌的表现手法
杜甫在继承《诗经》以来人民和文人创作的进步思想的同时，在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这两个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并加以熔铸融合，加以发展提高，使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表现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杜甫继承了乐府歌词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不袭用古题，不束缚于古调，根据不同的现实题材，创立新题，自由抒写，创作了许多反映重大社会现实生活的名篇。其实，杜甫不仅把乐府的艺术传统运用到那些反映重大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以及《前出塞》、《后出塞》这些新体的乐府诗中，他有许多自叙生活经历的篇章如《羌村三首》、《北征》、《彭衙行》和《赠卫八处士》等也汲取了乐府歌词的表现手法。乐府歌辞中《陌上桑》、《羽林郎》、《孤儿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等的艺术传统，在语言上，他既继承了乐府歌词的传统，以人民口语、民谣、俚谚为基础，又汲取了汉、魏、六朝文人制作的语言的精华，把这两者加以融合。因此，他这些作品既具有乐府民歌的生动、活泼和质朴的语言风格，又具有文人创作的凝练、庄重和华美的语言特点，使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自己的特色——不是乐府歌辞，也不是文人创作所能专有的一种特色，而是这两者熔铸之后的合金。
四、仁爱
（一）与朋友之仁爱
杜甫描写友情的诗章尤为动人。朋友是儒家伦理中所关注的“五伦”之一，与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比较起来，“朋友”之“伦”更富于“平等”的特征，因为“朋友”不像前“四伦”（几乎是不可选择的）。杜甫的交游是很广泛的，开元、天宝时期有成就的文人才士大多与他有往来，这在杜诗中都有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白。正如闻一多所说：“李杜的交往，仿佛天上的日月走到了一起，世间要看作祥瑞，顶礼膜拜的。”从杜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人间最美好的情谊。它与古代“管鲍之交”的传说相比也毫不逊色。
（二）与“妻子”之仁爱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于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因此，梁启超赞美杜甫是“情圣”。杜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其作品中涉及妻子的篇章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消去胸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千”（《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到诗人的一往情深。
（三）与世人之仁爱
对有接触又达不到朋友程度的人们如何对待？杜甫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符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灭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群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二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年之后的读者。杜甫存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都能和睦相处。
（四）仁爱到忠爱
杜甫的“仁爱”思想除了上述几方面的体现外，还夹杂着浓郁的忠爱思想，这与儒家学说是密不可分的。孔、孟分别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即尊奉天子，抵御外族入侵，以“仁政”统一中国。后来儒家的这些因素逐渐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意识，并成为古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这是杜甫的功劳。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冉使风俗淳”，直到临终“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可以发现，无论何种环境，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杜甫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并成为后世进步之人的榜样。
杜甫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巨匠，他在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沿袭着杜甫的创作道路。陆游、苏轼、文灭祥等对杜甫诗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而真正能做到集如此大成者的诗人，惟有杜甫。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因曾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晚年携家出蜀，病死于湘江途中。
他继承了《诗经》、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加以发展和提高。他以进步的儒家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深刻地、多方面地反映了国家的重大事件，描写了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真实生活，表达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从而揭露了自开元、天宝以来将近四十年间的那个动乱时代的历史面貌，为我们创造了“千汇万状”的诗歌作品，把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新的高峰。
一、儒学
我们如果追溯儒家创始人的言论，可以看出|：真情实感是其诗歌的核心。孔子讲到“礼”“乐”时就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乐”不在于“玉帛”“钟鼓”这些物质形式，是在于感情的真挚，他谈到“仁”时也不热衷于外在的规范，而强调感情的到位，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飘然而至的“仁”到底是什么？孔子最直接了当的回答就是：“爱人。”从儒家创始人对其所倡导的哲学及其信奉概念的阐释，可见把他们的哲学看作感情的哲学是离事实不远的。
二、杜甫与儒学
中儒国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书面文学的开创者，孔子的文学观点直到现在仍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也是文学意味颇浓的儒家经典。儒学特别接近古典诗歌，诗是孔门的六门功课之一，孔子以《诗经》作为教材，古代诗歌抒情性与儒家观念的感情色彩极易融合。中国古代诗人绝大多数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然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大批诗人中真正弘扬儒家思想，在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惟有杜甫一人。这不仅是因为杜甫以“儒生”自命，而且因为他内心之中常存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深入其骨髓，融入其血液；它使得杜甫对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等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并用感情强烈的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打动并感染读者。特别是作为儒家思想核心的“忠”“爱”精神。这几乎成为杜甫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而且在这方面比孔、盂有很大的发展。
三、杜甫诗歌的表现手法
杜甫在继承《诗经》以来人民和文人创作的进步思想的同时，在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这两个传统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并加以熔铸融合，加以发展提高，使我国现实主义的诗歌表现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首先，杜甫继承了乐府歌词的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他不袭用古题，不束缚于古调，根据不同的现实题材，创立新题，自由抒写，创作了许多反映重大社会现实生活的名篇。其实，杜甫不仅把乐府的艺术传统运用到那些反映重大现实生活的作品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悲陈陶》、《哀江头》以及《前出塞》、《后出塞》这些新体的乐府诗中，他有许多自叙生活经历的篇章如《羌村三首》、《北征》、《彭衙行》和《赠卫八处士》等也汲取了乐府歌词的表现手法。乐府歌辞中《陌上桑》、《羽林郎》、《孤儿行》、《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等等的艺术传统，在语言上，他既继承了乐府歌词的传统，以人民口语、民谣、俚谚为基础，又汲取了汉、魏、六朝文人制作的语言的精华，把这两者加以融合。因此，他这些作品既具有乐府民歌的生动、活泼和质朴的语言风格，又具有文人创作的凝练、庄重和华美的语言特点，使他的语言具有鲜明的自己的特色——不是乐府歌辞，也不是文人创作所能专有的一种特色，而是这两者熔铸之后的合金。
四、仁爱
（一）与朋友之仁爱
杜甫描写友情的诗章尤为动人。朋友是儒家伦理中所关注的“五伦”之一，与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比较起来，“朋友”之“伦”更富于“平等”的特征，因为“朋友”不像前“四伦”（几乎是不可选择的）。杜甫的交游是很广泛的，开元、天宝时期有成就的文人才士大多与他有往来，这在杜诗中都有记载，其中最重要的是李白。正如闻一多所说：“李杜的交往，仿佛天上的日月走到了一起，世间要看作祥瑞，顶礼膜拜的。”从杜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什么是人间最美好的情谊。它与古代“管鲍之交”的传说相比也毫不逊色。
（二）与“妻子”之仁爱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于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因此，梁启超赞美杜甫是“情圣”。杜诗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其作品中涉及妻子的篇章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消去胸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千”（《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到诗人的一往情深。
（三）与世人之仁爱
对有接触又达不到朋友程度的人们如何对待？杜甫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符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灭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群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二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年之后的读者。杜甫存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都能和睦相处。
（四）仁爱到忠爱
杜甫的“仁爱”思想除了上述几方面的体现外，还夹杂着浓郁的忠爱思想，这与儒家学说是密不可分的。孔、孟分别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即尊奉天子，抵御外族入侵，以“仁政”统一中国。后来儒家的这些因素逐渐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意识，并成为古诗歌创作的永恒主题，这是杜甫的功劳。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冉使风俗淳”，直到临终“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可以发现，无论何种环境，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杜甫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并成为后世进步之人的榜样。
杜甫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巨匠，他在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沿袭着杜甫的创作道路。陆游、苏轼、文灭祥等对杜甫诗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而真正能做到集如此大成者的诗人，惟有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