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们应该转变发展方式，調整经济发展战略，短期内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毫无疑义，这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其中对外开放，与美国改善经贸关系也是重要方面。但是，近期中美关系变化引起国人迷惑，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都很好，唯独这两年突然会发生变化了，这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今后经济发展走势如何，宏观上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作出基本解析。
中美贸易争端加剧
外需面临萎缩风险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显现。下一步，中国对美外需还将萎缩。
我认为，中国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可能会形成阶段性休战协议。但是，真正的中美贸易纠纷和政治、军事、科技、金融领域的纠纷都不会彻底解决。从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看，目前，美国国内共和党、民主党、左派、右派，军界、商界、学界的精英，都认为美国过去对中国的全面接触、合作、交流吃了亏，战略选择是失败的，现在应该改变战略，应该从过去的接触、合作、交流转向全面对抗竞争。只是在对抗竞争的方式上鹰派与鸽派存在分歧。
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崛起已对美国提出了挑战，从现在开始就要遏制中国。尽管，中国认为世界足够大，可以容纳中国和美国共存，但美国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政治体系（联合国）都是以美国为首建立缔造的，他们无法忍受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
就当前的中美关系演变状况看，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体制、经济、军事、外交之间的矛盾原因。归根结底是老牌强国与新崛起中大国之间的矛盾。美国表面上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它正在下一盘大棋，正在构建一项新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主要是针对中国。
第一，对盟友推行更加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美表面在搞保护主义，实际上通过双边谈判签署“三零协议”，搞更长远的、更新的贸易自由化，而这次美国联合发达国家（利用发达国家与中国的问题同美相似）、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贸易“新群”，企图把中国排斥在群外。
第二，在科技领域围剿中国，在对美投资、科技交流、高端科技企业技术产品购买、5G应用、赴美就学、专家学术交流等方面，都收紧了口子。假定过去中美科技合作是互补关系，目前就是竞争关系，将来就可能是供应链脱离关系。
第三， 在金融领域制裁中国，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国帽子，在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同时，阻挠人民币汇率按市场波动。
值得注意，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禁止投资行为，逮捕企业高管，阻止技术转让，限制科技交流，阻挠汇率波动，就是要切断美国同中国的经济技术联系。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中美产业链发生分离，科技关系脱钩，人民币国际化被阻断。这会对双方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将是世界悲剧。
现在，美国正在退出“老群”、建立“新群”。联合发达国家，拉拢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排除在外，对中国形成了围追堵截圈。40年前美国是千方百计拉中国进群，40年后美国是千方百计把中国向群外推。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在哪里？就需要重新研究寻找。
当前，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在向中国学习，运用“中国模式”发展本国经济。他们以为，中国模式的真谛就是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吸引世界500强到他们国家去，发展跟中国一样的产业，生产跟中国一样的产品，产品生产出来后，本国内消费不了，再向中国学习，向发达国家出口。这些国家成本比较优势明显，土地不要钱，环境污染少收费，汇率更低，生产出的服装、鞋帽、电子玩具、家具、家电跟中国质量一模一样，但价格更低。出口到发达国家更具竞争优势，最后在供给环节上对中国形成了市场替代。
而发达国家也在按照市场比较优势原则，选择增加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产品的进口，梯级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因此，中国模式输出的最终结果是，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培养了一批竞争对手，他们正在市场上联合起来把中国挤出劳密产业市场。可见，如果我国不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中国将会在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过程中被边缘化，美国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边缘化，如果我们不改变，边缘化进程将会加快。
现在，如何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我们到底有什么牌？中国政府作出了正确选择，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和中方的立场”，“八个坚持”，从“八个坚持”看到，中国政府应对是对的，非常理性。主要是：第一，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核心利益;第二，继续推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就是不对抗;第三，要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第四，保护知识产权;第五，保护外商在华的合法权利;第六，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第七，共赢合作、互利共赢;第八，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八条都是正确的，值得赞赏。
结论是，面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仍然没有力量去改变世界。跟邓小平时代相比，只能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还没有上升到足以改变世界的那种程度。在美国加强攻势下，我们如何选择？第一，是要在条件还不具备时强势走向世界中心，刻意追求改变世界，带来的成本是什么，需要考虑。第二，是要借势，借美国的势、借世界的势，积极发展壮大自己，还是封闭自己国家，把自己关起来，跟世界隔离？这种选择需要理性和智慧。因为，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联盟遍布世界，我们体制跟现有世界贸易体系、政治体系有很大差异，在此情况下怎么走向世界是需要思考的。
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
经济出现稳中向下
当前，在我国遇到外需萎缩、出口风险加大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转向国内，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短期内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我国有近14亿人口做支撑，完全有条件做出这种选择。但是，以下问题使我们的选择遇到了困难： （一）从2010年以来，中国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在下降。2010年投资名义增长率23.8%，此后一路下滑，下滑到2018年1月-12月5.9%，消费名义增长率从18.3%下降到2018年12月份8.2%。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时，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经济增长快是必然的。但是，当一个国家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从经济增长的历史增长曲线分析，投资率是先上后下，消费率是先下后上。当前中国正处于这个节点上，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按道理投资率应该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投资增长率不断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在持续下降。投资率下降是必然的，因为公共投资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投资空间在变小，投资边际效率下降，此时消费增长应该加快，由此改变国内需求结构。
一个国家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时，一旦从投资打头转向消费打头，经济增长必然要下降，任何国家都这样，因为投资的特性是少数人决策、短期见效快，是非理性。这种特色跟中国的体制结合得天衣无缝。消费是人人决策，渐进式见效，理性消费。一旦从投资打头转向消费打头，经济增长必然下降。但我国遇到的问题是，在投资增长快速下降中，消费增长率不升反降。有人说，我国消费率不是大幅度上升了吗？真相是在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双双下降过程中，由于投资增长率下降快于消费增长率，使消费在GDP中的结构比例明显上升，而非消费增长率加快引起的。为什么？体制出现问题了。
比如，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第一，多年来全国各级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是搞公共投资主体;第二，企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上升，企业又是生产投资主体。两个主体国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显然有利于增加公共投资和生产投资。但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当然就不利于消费。
对于不同的消费主体来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也会影响消费。把城乡居民按照五等份划分，目前我国居民收入结构是阶层固化、分化，想消费的人钱少，不想消费的人钱多。2000年-2017年，按照五等份法，20%的高收入家庭和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发生了变化，2000年城镇居民跟2017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20%的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3.6倍，2017年扩大到5.62倍，农村居民则扩大了3.01倍，就是说农村差距扩大更大。
这种收入结构对消费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于，越是中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越高，越是高收入人群边际储蓄倾向越高。我国的居民收入结构恰恰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利于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群體，而越来越有利于高收入者，但高收入者不消费。再看社会保障，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解决了中低收入者社会保障“有”的问题，但还没解决“高和优”的问题。比如，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基本养老金只有85元，这无法使他们能过上一个体面的养老生活。从宏观层面看，我国遇到的现实矛盾是，在需求侧，低收入者没钱消费，中等收入者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者不愿意消费。在供给侧，大量制成品产能过剩，有人说这些产能是低端产品、低质量产品，但到商店去看看，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哪个不合格？哪个不优质？就是没人买。关键是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不及时。
2013年以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化。2018年与2013年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20%低收入家庭的差距，从10.78倍扩大到10.97倍。绝对额扩大更惊人，2013年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多了43054元，到了2018年多了64200元，这期间扩大了21145元。
多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消费增长慢于储蓄增长。2000年跟2017年相比，我国消费从3.9万亿元增加到36.6万亿元，但人民币储蓄却从12.38万亿元增加到164万亿元，目前已经超过180万亿元，储蓄增长快于消费4.8倍以上。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高收入阶层不消费，存钱;第二，中等收入者有点钱不敢消费，存钱;第三个，大量的国有企业也存钱。最后导致我们储蓄增长快。储蓄从中长期是要变为投资进而转换成产能的。
（二）从供给侧看，实体经济发展处于低谷阶段。
第一，在制造业领域，中低端产业投资拥挤，产能过剩，中高端技术门槛高，体制制约，进不去。
第二，实体经济所需的营商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国务院实行“放管服”是正确的，在现实经营活动中，我国企业营商环境还需要继续改善，审批多、许可发放多、税费多，影响企业发展。欧盟曾对中国做过调查，当前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条例，影响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各种法规条例就有1800多条。近几年，有的地方政府还增加了对企业管控的条例。
第三，民间创新缺乏动力。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国家创新和民间创新，当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民间创新。中国产业要迈向中高端，最大问题就是创新。这两年中国进步最大的是国家集中式创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既要靠推，又要靠拉，推拉结合。拉靠集中创新，国家通过在关键环节、重要领域创新把产业结构水平向上拉;推是靠民间创新，民间创新是众多企业极力创新推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多年来，我国创新的拉力强、推力不够。为什么？因为我国体制结构适应于拉国家式创新，不适应民间创新。民间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都需要通过改革。
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减少审批和行政许可发放，现有体制还达不到。第二，市场主体创新需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需要不断减少买方、卖方垄断，我国买方、卖方垄断太多。我国的生产要素包括水、电、路、气、网、房，价格都高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更高于发达国家。垄断抬高了要素成本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升高。第三，创新需要无边界。创新者在中国边界限制太多，查找个科技文献资料都上不了国际网站。 还有，实体经济融资难、成本高。比如2017年，A股上市企业将近3500家，总盈利3.3万亿元，其中26家银行企业赚利润1.39万亿元，其他的3470多家企业平均每家企业盈利只有5.5万元。2018年A股上市企业3602家，盈利3.3833万亿元，其中32家银行1.4893万亿元，其他企业平均利润下降到5.3萬元。如果把上市企业中那些垄断性行业扣除掉，其他上市企业平均利润更低。2012年以来，我国居民买房还利息、企业贷款还利息总量已经连续多年大于GDP增量。比如2018年预测金融机构利息11.2万亿元，当年GDP增加大概是7.96万亿元，如此高的利息、如此低的利润，制造业、实体经济还能发展吗？
（三）体制改革出现了结构性矛盾
我国体制改革目前遇到几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内部部门之间出现了相互掣肘，改革的效用相互抵消。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行政体制出现了不协调。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严重影响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例如，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文化体制，都受到影响。三是对内开放已经适应不了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如果对内不开放或者开放缓慢，都将会严重影响对外开放。所以现在看，对内、对外开放现在已经融为一体，越来越需要对内开放。
对改革开放和宏观政策的几点思考
面对国内外变化，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安排，有以下建议：
第一，对外应实行更高层次的开放。有几条建议，一是不对抗，不争做老大，要与美国寻找共同点，开辟更多的合作领域，寻求更大的共赢方案。二是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要积极推进新的贸易自由化，赶快进行多边、单边的“三零协议”谈判进程。与美国相比，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对中国更有利，我们有条件跟美国竞争，美国搞“三零协议”，我国也要搞自己的“三零协议”。三是开展务实外交，少说多做。特别是对外、对内，意识形态宣传要适度，要理性，要淡化中国特色，不刻意输出中国模式。四是改革自己，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做准备。一定要适应全球化，改革不适应自由贸易的体制，加快国企改革，取消产业补贴。出口退税完全可以取消。然后适当时机全面降低关税，强调不强制实行技术转让。
第二，为扩大内需、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做准备。一是平等保护国有、民营产权，不搞歧视。民营产权、国有产权都一样，都是自家人，应该在法律上一视同仁。二是继续减少审批，减少行政许可发放，减少三种垄断。我国的垄断太多，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市场垄断，都要反对。三是要真正实行大幅度减税降税，降低增值税率至少应该在5点以上才算大幅度。不但要降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上也要减。四是实行所有企业当年的研发费加计扣除所得税，凡是当年所有企业，只要你用于研发的投入，都实行加计加倍扣除。假如这个企业研发100万元，当年直接扣除所得税200万元。对所有的企业，当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设备投资要对等抵扣增值税。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用于设备投资的，当年一对一对的抵扣，100万元投资抵扣增值税100万元。五是最大幅度降低中产负担。这次个人所得税中有几个扣除是对的，但我觉得不够，比如说能不能对中产阶层的首套房实行免息贷款20年，只要第一套房贷款免息20年，还款额每年抵扣所得税。大幅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标准，现在基本养老保险一个月85元不够用，能不能每个月给他200元，老两口每人200元，加起来400元，400元在偏远地区过一个基本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农村有上亿老人，每人每月200元，一年2400亿元，还不如奥运会投资3000亿元多。
第三，支持民间创新，打造若干个公共服务平台，让创新者共享：第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第二，科学仪器设备服务平台;第三，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第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第五，投融资服务平台;第六，科技信息服务平台。这些平台任何企业创新均可以使用。不要搞选择性政策，一定要搞公共性功能政策，谁都能用。
编辑：苏琦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毫无疑义，这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其中对外开放，与美国改善经贸关系也是重要方面。但是，近期中美关系变化引起国人迷惑，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都很好，唯独这两年突然会发生变化了，这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什么影响，今后经济发展走势如何，宏观上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拟作出基本解析。
中美贸易争端加剧
外需面临萎缩风险
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显现。下一步，中国对美外需还将萎缩。
我认为，中国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可能会形成阶段性休战协议。但是，真正的中美贸易纠纷和政治、军事、科技、金融领域的纠纷都不会彻底解决。从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看，目前，美国国内共和党、民主党、左派、右派，军界、商界、学界的精英，都认为美国过去对中国的全面接触、合作、交流吃了亏，战略选择是失败的，现在应该改变战略，应该从过去的接触、合作、交流转向全面对抗竞争。只是在对抗竞争的方式上鹰派与鸽派存在分歧。
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崛起已对美国提出了挑战，从现在开始就要遏制中国。尽管，中国认为世界足够大，可以容纳中国和美国共存，但美国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世界是美国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政治体系（联合国）都是以美国为首建立缔造的，他们无法忍受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
就当前的中美关系演变状况看，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体制、经济、军事、外交之间的矛盾原因。归根结底是老牌强国与新崛起中大国之间的矛盾。美国表面上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它正在下一盘大棋，正在构建一项新制度安排，这种安排主要是针对中国。
第一，对盟友推行更加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美表面在搞保护主义，实际上通过双边谈判签署“三零协议”，搞更长远的、更新的贸易自由化，而这次美国联合发达国家（利用发达国家与中国的问题同美相似）、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贸易“新群”，企图把中国排斥在群外。
第二，在科技领域围剿中国，在对美投资、科技交流、高端科技企业技术产品购买、5G应用、赴美就学、专家学术交流等方面，都收紧了口子。假定过去中美科技合作是互补关系，目前就是竞争关系，将来就可能是供应链脱离关系。
第三， 在金融领域制裁中国，给中国扣上汇率操纵国帽子，在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同时，阻挠人民币汇率按市场波动。
值得注意，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禁止投资行为，逮捕企业高管，阻止技术转让，限制科技交流，阻挠汇率波动，就是要切断美国同中国的经济技术联系。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中美产业链发生分离，科技关系脱钩，人民币国际化被阻断。这会对双方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也将是世界悲剧。
现在，美国正在退出“老群”、建立“新群”。联合发达国家，拉拢发展中国家，把中国排除在外，对中国形成了围追堵截圈。40年前美国是千方百计拉中国进群，40年后美国是千方百计把中国向群外推。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在哪里？就需要重新研究寻找。
当前，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非洲、拉美、东南亚国家在向中国学习，运用“中国模式”发展本国经济。他们以为，中国模式的真谛就是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吸引世界500强到他们国家去，发展跟中国一样的产业，生产跟中国一样的产品，产品生产出来后，本国内消费不了，再向中国学习，向发达国家出口。这些国家成本比较优势明显，土地不要钱，环境污染少收费，汇率更低，生产出的服装、鞋帽、电子玩具、家具、家电跟中国质量一模一样，但价格更低。出口到发达国家更具竞争优势，最后在供给环节上对中国形成了市场替代。
而发达国家也在按照市场比较优势原则，选择增加印度、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产品的进口，梯级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因此，中国模式输出的最终结果是，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培养了一批竞争对手，他们正在市场上联合起来把中国挤出劳密产业市场。可见，如果我国不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中国将会在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过程中被边缘化，美国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边缘化，如果我们不改变，边缘化进程将会加快。
现在，如何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我们到底有什么牌？中国政府作出了正确选择，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和中方的立场”，“八个坚持”，从“八个坚持”看到，中国政府应对是对的，非常理性。主要是：第一，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核心利益;第二，继续推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就是不对抗;第三，要推进多边贸易体制;第四，保护知识产权;第五，保护外商在华的合法权利;第六，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第七，共赢合作、互利共赢;第八，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八条都是正确的，值得赞赏。
结论是，面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国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方面仍然没有力量去改变世界。跟邓小平时代相比，只能说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还没有上升到足以改变世界的那种程度。在美国加强攻势下，我们如何选择？第一，是要在条件还不具备时强势走向世界中心，刻意追求改变世界，带来的成本是什么，需要考虑。第二，是要借势，借美国的势、借世界的势，积极发展壮大自己，还是封闭自己国家，把自己关起来，跟世界隔离？这种选择需要理性和智慧。因为，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美国联盟遍布世界，我们体制跟现有世界贸易体系、政治体系有很大差异，在此情况下怎么走向世界是需要思考的。
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
经济出现稳中向下
当前，在我国遇到外需萎缩、出口风险加大的条件下，我们应该转向国内，转变发展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短期内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我国有近14亿人口做支撑，完全有条件做出这种选择。但是，以下问题使我们的选择遇到了困难： （一）从2010年以来，中国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率都在下降。2010年投资名义增长率23.8%，此后一路下滑，下滑到2018年1月-12月5.9%，消费名义增长率从18.3%下降到2018年12月份8.2%。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向中高收入迈进时，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经济增长快是必然的。但是，当一个国家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时，投资率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从经济增长的历史增长曲线分析，投资率是先上后下，消费率是先下后上。当前中国正处于这个节点上，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按道理投资率应该下降，消费率上升，经济增长放慢。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投资增长率不断下降，消费增长率也在持续下降。投资率下降是必然的，因为公共投资经过几十年的高增长，投资空间在变小，投资边际效率下降，此时消费增长应该加快，由此改变国内需求结构。
一个国家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时，一旦从投资打头转向消费打头，经济增长必然要下降，任何国家都这样，因为投资的特性是少数人决策、短期见效快，是非理性。这种特色跟中国的体制结合得天衣无缝。消费是人人决策，渐进式见效，理性消费。一旦从投资打头转向消费打头，经济增长必然下降。但我国遇到的问题是，在投资增长快速下降中，消费增长率不升反降。有人说，我国消费率不是大幅度上升了吗？真相是在投资增长率和消费增长率双双下降过程中，由于投资增长率下降快于消费增长率，使消费在GDP中的结构比例明显上升，而非消费增长率加快引起的。为什么？体制出现问题了。
比如，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投资，不利于消费。第一，多年来全国各级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政府是搞公共投资主体;第二，企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在上升，企业又是生产投资主体。两个主体国民收入占比越来越高，显然有利于增加公共投资和生产投资。但是，作为消费主体的居民，占国民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当然就不利于消费。
对于不同的消费主体来说，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也会影响消费。把城乡居民按照五等份划分，目前我国居民收入结构是阶层固化、分化，想消费的人钱少，不想消费的人钱多。2000年-2017年，按照五等份法，20%的高收入家庭和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发生了变化，2000年城镇居民跟2017年相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20%的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3.6倍，2017年扩大到5.62倍，农村居民则扩大了3.01倍，就是说农村差距扩大更大。
这种收入结构对消费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就在于，越是中低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越高，越是高收入人群边际储蓄倾向越高。我国的居民收入结构恰恰是，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利于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群體，而越来越有利于高收入者，但高收入者不消费。再看社会保障，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解决了中低收入者社会保障“有”的问题，但还没解决“高和优”的问题。比如，60岁以上农民每人每月基本养老金只有85元，这无法使他们能过上一个体面的养老生活。从宏观层面看，我国遇到的现实矛盾是，在需求侧，低收入者没钱消费，中等收入者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者不愿意消费。在供给侧，大量制成品产能过剩，有人说这些产能是低端产品、低质量产品，但到商店去看看，电冰箱、洗衣机、电脑、手机，哪个不合格？哪个不优质？就是没人买。关键是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制度供给不及时。
2013年以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分配差距并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化。2018年与2013年比，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与20%低收入家庭的差距，从10.78倍扩大到10.97倍。绝对额扩大更惊人，2013年高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多了43054元，到了2018年多了64200元，这期间扩大了21145元。
多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消费增长慢于储蓄增长。2000年跟2017年相比，我国消费从3.9万亿元增加到36.6万亿元，但人民币储蓄却从12.38万亿元增加到164万亿元，目前已经超过180万亿元，储蓄增长快于消费4.8倍以上。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高收入阶层不消费，存钱;第二，中等收入者有点钱不敢消费，存钱;第三个，大量的国有企业也存钱。最后导致我们储蓄增长快。储蓄从中长期是要变为投资进而转换成产能的。
（二）从供给侧看，实体经济发展处于低谷阶段。
第一，在制造业领域，中低端产业投资拥挤，产能过剩，中高端技术门槛高，体制制约，进不去。
第二，实体经济所需的营商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目前国务院实行“放管服”是正确的，在现实经营活动中，我国企业营商环境还需要继续改善，审批多、许可发放多、税费多，影响企业发展。欧盟曾对中国做过调查，当前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条例，影响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各种法规条例就有1800多条。近几年，有的地方政府还增加了对企业管控的条例。
第三，民间创新缺乏动力。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国家创新和民间创新，当前中国最缺乏的是民间创新。中国产业要迈向中高端，最大问题就是创新。这两年中国进步最大的是国家集中式创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既要靠推，又要靠拉，推拉结合。拉靠集中创新，国家通过在关键环节、重要领域创新把产业结构水平向上拉;推是靠民间创新，民间创新是众多企业极力创新推进产业结构整体升级。多年来，我国创新的拉力强、推力不够。为什么？因为我国体制结构适应于拉国家式创新，不适应民间创新。民间创新需要三个基本条件，都需要通过改革。
第一，市场主体创新需要充分的市场自由，市场自由需要减少审批和行政许可发放，现有体制还达不到。第二，市场主体创新需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需要不断减少买方、卖方垄断，我国买方、卖方垄断太多。我国的生产要素包括水、电、路、气、网、房，价格都高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更高于发达国家。垄断抬高了要素成本价格，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升高。第三，创新需要无边界。创新者在中国边界限制太多，查找个科技文献资料都上不了国际网站。 还有，实体经济融资难、成本高。比如2017年，A股上市企业将近3500家，总盈利3.3万亿元，其中26家银行企业赚利润1.39万亿元，其他的3470多家企业平均每家企业盈利只有5.5万元。2018年A股上市企业3602家，盈利3.3833万亿元，其中32家银行1.4893万亿元，其他企业平均利润下降到5.3萬元。如果把上市企业中那些垄断性行业扣除掉，其他上市企业平均利润更低。2012年以来，我国居民买房还利息、企业贷款还利息总量已经连续多年大于GDP增量。比如2018年预测金融机构利息11.2万亿元，当年GDP增加大概是7.96万亿元，如此高的利息、如此低的利润，制造业、实体经济还能发展吗？
（三）体制改革出现了结构性矛盾
我国体制改革目前遇到几个问题：一是经济体制内部部门之间出现了相互掣肘，改革的效用相互抵消。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行政体制出现了不协调。社会行政体制改革严重影响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例如，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文化体制，都受到影响。三是对内开放已经适应不了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如果对内不开放或者开放缓慢，都将会严重影响对外开放。所以现在看，对内、对外开放现在已经融为一体，越来越需要对内开放。
对改革开放和宏观政策的几点思考
面对国内外变化，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安排，有以下建议：
第一，对外应实行更高层次的开放。有几条建议，一是不对抗，不争做老大，要与美国寻找共同点，开辟更多的合作领域，寻求更大的共赢方案。二是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要积极推进新的贸易自由化，赶快进行多边、单边的“三零协议”谈判进程。与美国相比，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对中国更有利，我们有条件跟美国竞争，美国搞“三零协议”，我国也要搞自己的“三零协议”。三是开展务实外交，少说多做。特别是对外、对内，意识形态宣传要适度，要理性，要淡化中国特色，不刻意输出中国模式。四是改革自己，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做准备。一定要适应全球化，改革不适应自由贸易的体制，加快国企改革，取消产业补贴。出口退税完全可以取消。然后适当时机全面降低关税，强调不强制实行技术转让。
第二，为扩大内需、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做准备。一是平等保护国有、民营产权，不搞歧视。民营产权、国有产权都一样，都是自家人，应该在法律上一视同仁。二是继续减少审批，减少行政许可发放，减少三种垄断。我国的垄断太多，行政垄断、自然垄断、市场垄断，都要反对。三是要真正实行大幅度减税降税，降低增值税率至少应该在5点以上才算大幅度。不但要降增值税税率，企业所得税上也要减。四是实行所有企业当年的研发费加计扣除所得税，凡是当年所有企业，只要你用于研发的投入，都实行加计加倍扣除。假如这个企业研发100万元，当年直接扣除所得税200万元。对所有的企业，当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设备投资要对等抵扣增值税。就是说你这个企业当年固定资产投资用于设备投资的，当年一对一对的抵扣，100万元投资抵扣增值税100万元。五是最大幅度降低中产负担。这次个人所得税中有几个扣除是对的，但我觉得不够，比如说能不能对中产阶层的首套房实行免息贷款20年，只要第一套房贷款免息20年，还款额每年抵扣所得税。大幅度提高基本养老保险标准，现在基本养老保险一个月85元不够用，能不能每个月给他200元，老两口每人200元，加起来400元，400元在偏远地区过一个基本有尊严的养老生活，农村有上亿老人，每人每月200元，一年2400亿元，还不如奥运会投资3000亿元多。
第三，支持民间创新，打造若干个公共服务平台，让创新者共享：第一，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第二，科学仪器设备服务平台;第三，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第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第五，投融资服务平台;第六，科技信息服务平台。这些平台任何企业创新均可以使用。不要搞选择性政策，一定要搞公共性功能政策，谁都能用。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