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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阅敦煌文献资料多种，发现德清俞氏文化世家中尚有一位重要学者——俞箴墀，不为人所知。虽2004年德清县方志办所编《德清古今人物》录有此人，但对于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却记之草草，未有大观。今爬梳史料，钩沉故事，特作此文。
俞箴墀，字丹石，号德孟，笔名天游，光绪元年（1875）生人，为德清俞氏之一脉，少居无锡，系俞樾侄孙。俞箴墀五岁失怙，由长兄俞桐园抚养。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堂，嘉德四季第十七期拍卖会曾现俞樾为俞箴墀事致盛宣怀（盛为北洋大学堂首任督办）的手札。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外务部调派韩国仁川为翻译，历任无锡竞志女校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辛亥革命后，锡金军政府请他至两学署点交公产。中华民国新立，为国务院顾问咨议，曾随人出使日本，尔后任民国政府驻韩国甑南浦领事馆副领事，归国后专致文教，为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他还是颇有声望的翻译家，民初介绍西洋文学最有力者当推林纾，之后以周瘦鹃、程小青和他为显。《中国小说史》这样评价他：“翻译小说，能不失原书之精神者，有俞天游之《荒服鸿飞记》及续编、《黑白记》及续编、《黑肩巾》……译域外小说之短作甚多。”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社即印行了他与嵇长康合译美国乌尔司路斯著《镜中人》（一名《女侦探》，苏州图书馆藏有半部）；192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他所译美国巴洛兹著《猿虎记》、《古城得宝录》、《覆巢记》、《弱岁投荒录》，列入《人猿泰山》系列，出版时改名《野人记》。
当俞箴墀还在南方履职时，北方正悄然发生着一件大事，敦煌当地所存无多的遗书被辗转运抵京师图书馆，入藏卷数为八千六百九十七号。随即一批爱国者和爱古代文化典籍的有识之士陆续来到北京，旨在参与到敦煌经籍的整理、保护、研究中来，担负起抢救文化宝藏的重任。1919年8月，俞箴墀由南方来到北京，其母与妻儿仍住在苏州。三个月后，俞箴墀被聘为京师图书馆馆员。
1920年3月25日，俞箴墀由馆部庋藏科调唐人写经室，后任写经室主任，主持检查、整理馆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工作达六年之久。1921年底，俞箴墀在日记中就个人全年工作总结如是写道：“今岁办公比较上略勤于往岁，计量经二千余卷，庋藏二千八百十二卷，检查一千二百三十六卷，编订普通室新书数百种，职务上似可告无罪。”而这样的进度与当时既定的工作量相比，是不算快的。时任馆长陈垣与他约定，“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这约定简直是短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在薪资待遇上亦不得平等。那时京师图书馆的工资常常被拖欠，即使发工资，也拿不到全额。即便如此，俞箴墀没有抱怨，始终以全身心对待这项外人看起来很体面实则异常艰辛的工作。
1925年，对于俞箴墀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学识出众，他被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派往清宫点收书籍。这年2月，经徐森玉的举荐，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俞箴墀为顾问。初，他与俞同奎约拟每星期二、四、六入故宫内办事，他本人主要负责点查景阳宫、永和宫、毓庆宫等处。其间，俞箴墀曾致信陈垣，陈述了四件事：一速事审查，二筹办图书、博物二馆，三从缓开放故宫，四分部进行善后事宜。他的这些建议，来自他在实际工作中的个人感想、同仁们谈论的积累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如当年就有大学师生和媒体记者提出参观故宫的愿望，可是时机显然不成熟，因此他想通过陈垣正告清室善后委员会暂缓开放故宫。然而其建议并未被采纳，故宫的大门还是过早向民众打开了。该年4月11日起每星期六、日下午人们可以购票进入故宫的御花园等八处殿宇参观。此外，在点查故宫文物的日子里，故宫里窃案时有发生。俞箴墀对此深恶痛绝，为远离是非之地，他毅然辞去顾问的兼职。此后，他的日记中不再有入宫的记载。
离开故宫当月，俞箴墀即被延请到时有“中国最有用的名牌大学”之称的燕京大学兼任国文系教师。俞箴墀的国文修养本来就深，加之涉猎广泛，尤对佛教颇有研究，又精通英文、法文、日文，并有专门译著，做教师是顺理成章的事。燕京大学得之甚喜，同期在燕大任教的浙江籍名师有吴雷川、刘廷芳、沈兼士、沈尹默、俞平伯等。
1925年9月1日，敦煌经籍辑存会在北京午门历史博物馆成立。此会是敦煌学研究史上最早的学术团体，发起人是叶恭绰先生。《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创刊号：“客岁番禺叶玉虎氏（即叶恭绰），曾与国内学者，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将来所成，必光且大。”俞箴墀即为敦煌经籍辑存会会员。他在日记中记写经室同仁在完成系统整理京师图书馆馆藏敦煌唐人经卷工作后，开始依大正《一切经》，编次馆中所藏敦煌经典目录，后成《敦煌经典目》一套，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精要部分，对敦煌遗书的后续研究贡献不可估量。《敦煌经典目》编定，就由日本僧人加地哲定嘱俞箴墀觅人代为抄写一套，以资研究。
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下著名时文《记念刘和珍君》，此外死者中有俞箴墀的女学生魏士毅。俞箴墀在1926年3月19日的日记中云：“魏生在二年级读书，人极温淑，无疾言遽色，遭此摧折，至堪惋惜。”那日，他一直留在燕京大学参加追悼会，直至下午四点以后方回到京师图书馆休息。时某大学校长提议在中山公园中公葬殉难诸烈士，来函征询燕京大学校方意见，他代司徒雷登校长拟了一纸复函，公开表明燕大的态度。从他处理惨案中本校学生善后一事来看，他是深得司徒雷登校长信任和燕大全体师生满意的。他总是把应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不顾因病力弱，仍坚持授课，直至病情告急，需要调养，乃请辞去燕大教席。
然辞职后不到半年，俞箴墀便病逝了，时年五十二岁，葬北京万国公墓。墓碑题曰“天下畸零人之墓”，由俞陛云书。
1930年春，陈垣先生在所撰《敦煌劫余录序》中念及俞箴墀：“回忆壬戌（1922）之春，佐予检阅至勤者为俞君，今斯录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胜慨哉！”此后数十年，俞箴墀三个字很少有人提及，近年燕京大学校友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和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也都没有写到他，仿佛后来的人把他彻底遗忘了。幸有俞家人将俞箴墀的日记精心保存了八十余年，经天津孙玉蓉女士校读，使我们读到这样一位非常有心且深具品位的大前辈。俞箴墀膝下无子，唯有一女，名兆瑾，随祖母居无锡。俞兆瑾，退休前为华东军区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教员，今亦不在人世。
俞箴墀，字丹石，号德孟，笔名天游，光绪元年（1875）生人，为德清俞氏之一脉，少居无锡，系俞樾侄孙。俞箴墀五岁失怙，由长兄俞桐园抚养。早年肄业于北洋大学堂，嘉德四季第十七期拍卖会曾现俞樾为俞箴墀事致盛宣怀（盛为北洋大学堂首任督办）的手札。光绪二十七年（1901），被清廷外务部调派韩国仁川为翻译，历任无锡竞志女校教员、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省立图书馆主任。辛亥革命后，锡金军政府请他至两学署点交公产。中华民国新立，为国务院顾问咨议，曾随人出使日本，尔后任民国政府驻韩国甑南浦领事馆副领事，归国后专致文教，为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他还是颇有声望的翻译家，民初介绍西洋文学最有力者当推林纾，之后以周瘦鹃、程小青和他为显。《中国小说史》这样评价他：“翻译小说，能不失原书之精神者，有俞天游之《荒服鸿飞记》及续编、《黑白记》及续编、《黑肩巾》……译域外小说之短作甚多。”1907年创刊的《小说林》社即印行了他与嵇长康合译美国乌尔司路斯著《镜中人》（一名《女侦探》，苏州图书馆藏有半部）；1927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他所译美国巴洛兹著《猿虎记》、《古城得宝录》、《覆巢记》、《弱岁投荒录》，列入《人猿泰山》系列，出版时改名《野人记》。
当俞箴墀还在南方履职时，北方正悄然发生着一件大事，敦煌当地所存无多的遗书被辗转运抵京师图书馆，入藏卷数为八千六百九十七号。随即一批爱国者和爱古代文化典籍的有识之士陆续来到北京，旨在参与到敦煌经籍的整理、保护、研究中来，担负起抢救文化宝藏的重任。1919年8月，俞箴墀由南方来到北京，其母与妻儿仍住在苏州。三个月后，俞箴墀被聘为京师图书馆馆员。
1920年3月25日，俞箴墀由馆部庋藏科调唐人写经室，后任写经室主任，主持检查、整理馆藏敦煌石室唐人写经工作达六年之久。1921年底，俞箴墀在日记中就个人全年工作总结如是写道：“今岁办公比较上略勤于往岁，计量经二千余卷，庋藏二千八百十二卷，检查一千二百三十六卷，编订普通室新书数百种，职务上似可告无罪。”而这样的进度与当时既定的工作量相比，是不算快的。时任馆长陈垣与他约定，“尽阅馆中所藏，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这约定简直是短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在薪资待遇上亦不得平等。那时京师图书馆的工资常常被拖欠，即使发工资，也拿不到全额。即便如此，俞箴墀没有抱怨，始终以全身心对待这项外人看起来很体面实则异常艰辛的工作。
1925年，对于俞箴墀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学识出众，他被京师图书馆主任徐森玉派往清宫点收书籍。这年2月，经徐森玉的举荐，清室善后委员会聘俞箴墀为顾问。初，他与俞同奎约拟每星期二、四、六入故宫内办事，他本人主要负责点查景阳宫、永和宫、毓庆宫等处。其间，俞箴墀曾致信陈垣，陈述了四件事：一速事审查，二筹办图书、博物二馆，三从缓开放故宫，四分部进行善后事宜。他的这些建议，来自他在实际工作中的个人感想、同仁们谈论的积累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如当年就有大学师生和媒体记者提出参观故宫的愿望，可是时机显然不成熟，因此他想通过陈垣正告清室善后委员会暂缓开放故宫。然而其建议并未被采纳，故宫的大门还是过早向民众打开了。该年4月11日起每星期六、日下午人们可以购票进入故宫的御花园等八处殿宇参观。此外，在点查故宫文物的日子里，故宫里窃案时有发生。俞箴墀对此深恶痛绝，为远离是非之地，他毅然辞去顾问的兼职。此后，他的日记中不再有入宫的记载。
离开故宫当月，俞箴墀即被延请到时有“中国最有用的名牌大学”之称的燕京大学兼任国文系教师。俞箴墀的国文修养本来就深，加之涉猎广泛，尤对佛教颇有研究，又精通英文、法文、日文，并有专门译著，做教师是顺理成章的事。燕京大学得之甚喜，同期在燕大任教的浙江籍名师有吴雷川、刘廷芳、沈兼士、沈尹默、俞平伯等。
1925年9月1日，敦煌经籍辑存会在北京午门历史博物馆成立。此会是敦煌学研究史上最早的学术团体，发起人是叶恭绰先生。《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创刊号：“客岁番禺叶玉虎氏（即叶恭绰），曾与国内学者，有敦煌经籍辑存会之设。将来所成，必光且大。”俞箴墀即为敦煌经籍辑存会会员。他在日记中记写经室同仁在完成系统整理京师图书馆馆藏敦煌唐人经卷工作后，开始依大正《一切经》，编次馆中所藏敦煌经典目录，后成《敦煌经典目》一套，为《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精要部分，对敦煌遗书的后续研究贡献不可估量。《敦煌经典目》编定，就由日本僧人加地哲定嘱俞箴墀觅人代为抄写一套，以资研究。
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写下著名时文《记念刘和珍君》，此外死者中有俞箴墀的女学生魏士毅。俞箴墀在1926年3月19日的日记中云：“魏生在二年级读书，人极温淑，无疾言遽色，遭此摧折，至堪惋惜。”那日，他一直留在燕京大学参加追悼会，直至下午四点以后方回到京师图书馆休息。时某大学校长提议在中山公园中公葬殉难诸烈士，来函征询燕京大学校方意见，他代司徒雷登校长拟了一纸复函，公开表明燕大的态度。从他处理惨案中本校学生善后一事来看，他是深得司徒雷登校长信任和燕大全体师生满意的。他总是把应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不顾因病力弱，仍坚持授课，直至病情告急，需要调养，乃请辞去燕大教席。
然辞职后不到半年，俞箴墀便病逝了，时年五十二岁，葬北京万国公墓。墓碑题曰“天下畸零人之墓”，由俞陛云书。
1930年春，陈垣先生在所撰《敦煌劫余录序》中念及俞箴墀：“回忆壬戌（1922）之春，佐予检阅至勤者为俞君，今斯录成，而俞君墓有宿草矣，可胜慨哉！”此后数十年，俞箴墀三个字很少有人提及，近年燕京大学校友史编写委员会编《燕京大学史稿》和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也都没有写到他，仿佛后来的人把他彻底遗忘了。幸有俞家人将俞箴墀的日记精心保存了八十余年，经天津孙玉蓉女士校读，使我们读到这样一位非常有心且深具品位的大前辈。俞箴墀膝下无子，唯有一女，名兆瑾，随祖母居无锡。俞兆瑾，退休前为华东军区转业干部速成中学教员，今亦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