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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老人梁漱溟问:“这个世界会好吗?”88年后的今天,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威胁着这个星球的未来,梁氏之问又重来:“这个世界会好吗?”
人均国民收入1000到3000美元型社会处于动荡期,这是经济学家的判断。此时期社会学家的描绘,是民众物欲高涨,伴随维权事件频仍的转型动荡景象。中国当下就处在这个阶段。
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清华的孙立平概括为中国社会生活的4个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这4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社会未来走向。
明眼人早就看出,今次金融危机美国与中国属于不同版本。历史类比看,中国的危机更类似美国上世纪30年代生产过剩的危机,数亿人口的过剩劳动没有了买家。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则更似美国90年前,需要老罗斯福总统的平权和反垄断运动,而非小罗斯福的经济新政。只有将经济危机看作实施社会改良契机,由此,中国方能转危为机。
有时候恍惚历史在重复,只是换了股份制或金融并购一类的新名头,可本质上还是攫取民富。比如一桩鲁能案,权贵阶层一转手即是几十亿差价利润。愤青们的口水自然有其正当的理由。
经济危机会是一个平权与均富的好机会吗?如果是,中国当抓住这个机会,将30年来积累的贫富不均、中产瓶颈等问题一揽子解决掉,让“国有财富”(国有似乎变相为利益集团所有)向国民转让。张维迎等学者提出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张曾提出将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一半分发给百姓,这笔储备在海外的投资正面临巨额贬值。
张维迎的另一项大胆提案,是发放国有企业股权,而非消费券给全体中国人民。拿出40%即约6万亿,让百姓持有资本收入,这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这项提案的关键点在于释放民间活力。民间活力决定投资方向,造就中国未来发展。由于利益格局封闭,这股劲都一举压在股市楼市上。中国改革开放,一句话,不就是释放民间活力吗?所谓改革理论,不就是民间创举和创新的总结吗?道理好像一讲就清楚,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愤青的口水能打掉或至少打动利益集团吗?此外,4万亿这笔数,如果少一笔农民工培训费,就是忽视他们30年来的贡献,将欠下巨债。培训民工比修几条公路更能救市。救市最终取决于人,农民工是未来中国劳动者主体,决定中国产业结构能否升级。
平权与均富,还富于民,还权于民,还机会于民,是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转运”的契机。错过了,将花巨额代价来修补,或许根本不再有机会。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所谓的一小撮理论家讨论出来的,甚至不是哪位开明的官员倡导出来的,而是一双双勤劳的手做出来的,一帮洗脚上田的企业家闯出来的。
2008年是“拐点之年”。历史学家们会毫无争议地在这一年上标上红星。这一年不仅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百年一遇,而且对中国,这一年还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一年,发生商业道德危机的一年。“三聚氰胺”案引发全民思考,我们的GDP里究竟有多少“三聚氰胺”?
孙立平教授揭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溃败的提法,类似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正月元宵节央视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也有人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
我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三聚氰胺”吃多了,我们的一部分已经坏死。我们犬儒当道,我们愤青骂街,都是虚张声势。我们一部分已经坏死,只是自己还不知道。
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有人发问:坏经济能让我们变好吗?这种忧国忧民可能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但还是不妨努力地找出变好的可能。一部分坏死,但也意味着新生。
比如,投机取巧的炒家下岗了,朴实苦干的劳动者吃香了。挣快钱的时代结束了,挣慢钱的时代回来了。中国人在储蓄,美国人也开始储蓄了。花过去的钱,而不是未来的钱,心里才踏实。奢侈品不吃香了,回到简朴、绿色的生活。塑料袋少用,主妇们又拎起了菜篮子。夜半不归的时尚族回归家庭了,重拾共渡时艰的温暖。抓紧时间,修补高歌猛进时丢弃的世道伦理。爱国,消费也能爱国。危难之中见“中国”,没有危难时只有自我。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仍是将信将疑。因为这段人生必修的程序被人彻底删除过。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告诉人们所应具备的学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例如:仁爱思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意识,诚信为修身之本;自立意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强意识,主张君子自强不息;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如果我们机体一部分已经坏死,只有求助于两千多年前的药方。全球化时代,世界青年文化只有一个形态,就是美国文化。这一点谁活着谁就看得见。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单一文化总是够拧巴的。不但中国人民感到拧,全世界人民都会拧。中国人的文化取向,青年向美,中老年后回归传统。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拥有大根器,强大的生命力曾证明给世界看。中华文化的机体修复能力,表现在当下就是国学热,央视《百家讲坛》只是这个机体修复的自觉行为,自我拯救的一部分。
为响应世界自然基金倡议,全球4000个城镇实行“熄灯一小时”,在中国这被批评为“很作秀”。只是加强环保意识而已。人们更希望的,是全国的司法机关能“公正一小时”、政府机关能“勤政一小时”、医生们看病能“认真一小时”,这才是中国眼下最需要的。
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净空法师在庐江小镇上的实践堪作榜样,净空在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建立了和谐社会示范镇,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人人熟读《弟子规》等儒家典籍,更重要的是老法师带着一帮人亲历亲为,以行动说教。历时3年,这个小镇人人懂礼,人人都知道忍让,中国的“礼仪之邦”在这个小镇再现。
这个故事在净空法师的《和谐拯救世界》光碟里能找到。开篇提到的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个实践的儒者。老派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参政议政实施政治抱负的,虽然政治上未免童真,但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而新派知道分子,惟炒作之能事,大伪若圣,一副指点天下的样子。“不高兴”们,貌似振臂一呼的英雄,实为行动上的狗熊。
奉献,这是一个被现代中国人从辞典中删除的词。奉献意味着虚伪和欺骗,意味着欲取故予。大圣若伪。我们玷污过许多原本有宗教圣洁意味的词。80后新标签是鸟巢一代,毋宁叫汶川一代。因为在大震之后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责其自私和缺乏社会责任之声立即闭嘴了。80后自辩,我们不是不懂分享,而是缺少机会。人们期望更多80后们从虚拟世界走向实践,长辈们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鼓励。
要做爱国实践派,不做口水派。实践派是中国移动提倡的“我能”,口水派则要在“能”字下加点口水变成“我熊”。比如“只给富人盖房”的任志强,任老板声称不能绑架捐款,事实是华远公司到目前为止捐款已有20多亿,任个人捐款也在百万以上。我们为他和华远鼓掌加油;华远地产如果盖出了“穷人”买得起的经济适用房,我们亦鼓掌加油。提倡“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实践农民小额贷款项目,对于年届八旬的这位老先生我们抱有敬意并鼓掌加油。
行动派还应是为民族鞠躬尽瘁的国家领导者,是功成身退后裸捐的企业家,是勇揭官场潜规则的当权者,是痛陈教育弊端的老师,是警醒国人的知识分子。如是者,当为国宝。台湾陈水扁案,并非政治洗钱,罪魁当为“导致族群分裂”。族群分裂最为可怕。族群和谐,不是靠“抹稀泥”,去强硬“和谐”不同意见者,更不是靠登高一呼来场运动,而是从一点一滴做起。
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两个“不可持续”:一个是美式消费主义不可持续,另一个是中国制造模式不可持续,两个趋势彼此相连。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形容就是,美国人忙着建卖场鼓励更多消费,兜售更多中国制造,钱从哪里来?向中国兜售美国债券,才有钱购买中国制造,于是鼓励中国更加起劲制造……直到透支美国信用,透支中国环境。大自然和股市同时说“NO”,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深层危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能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吗?
最近拜见一位命理大师,谈起运道。他说民族国家同一个人一样,也是有运道的。前苏联为什么只有70年,因为他们是单面文化,只能维持这么久。中国文化是靠儒、释、道三家文化体系支撑的立体文化,一个运道则是300年。比如大汉比如大唐以降莫不是300年兴衰。
改革开放,中国好运刚刚开始。这让我想起采访某位儒商企业家时的情景。2001年“9·11”事件,他脱口而出“中华民族的好运开始了”,去年再访时,他重述这一判断。而他的企业不过是这个大运势中的“一朵小浪花”。中国为什么能在短短30年中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现在这种状态,要归结到五千年文化的传承,这是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起作用。他预言,21世纪将是人类物质文明与中国文化再次融合的时代,其中和谐文化是一大贡献。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将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
国家如人的肌体,会自动调节,哪怕以灾变的方式。希望坏经济能让我们变好。多少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场金融危机根本不只是为美国人而来,更是为中国人而来的。心能转物。心变,则世界为之变。中华民族的大运道才有上升的可能空间。
(摘自《新周刊》)
人均国民收入1000到3000美元型社会处于动荡期,这是经济学家的判断。此时期社会学家的描绘,是民众物欲高涨,伴随维权事件频仍的转型动荡景象。中国当下就处在这个阶段。
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清华的孙立平概括为中国社会生活的4个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这4个趋势将决定中国社会未来走向。
明眼人早就看出,今次金融危机美国与中国属于不同版本。历史类比看,中国的危机更类似美国上世纪30年代生产过剩的危机,数亿人口的过剩劳动没有了买家。而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则更似美国90年前,需要老罗斯福总统的平权和反垄断运动,而非小罗斯福的经济新政。只有将经济危机看作实施社会改良契机,由此,中国方能转危为机。
有时候恍惚历史在重复,只是换了股份制或金融并购一类的新名头,可本质上还是攫取民富。比如一桩鲁能案,权贵阶层一转手即是几十亿差价利润。愤青们的口水自然有其正当的理由。
经济危机会是一个平权与均富的好机会吗?如果是,中国当抓住这个机会,将30年来积累的贫富不均、中产瓶颈等问题一揽子解决掉,让“国有财富”(国有似乎变相为利益集团所有)向国民转让。张维迎等学者提出利用这次危机推动国家财富向国民财富转移。张曾提出将中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一半分发给百姓,这笔储备在海外的投资正面临巨额贬值。
张维迎的另一项大胆提案,是发放国有企业股权,而非消费券给全体中国人民。拿出40%即约6万亿,让百姓持有资本收入,这等于给他一个会下蛋的母鸡,而不是只给一个鸡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2份,城里人给1份;富人给1份,穷人给2份……可以大大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这项提案的关键点在于释放民间活力。民间活力决定投资方向,造就中国未来发展。由于利益格局封闭,这股劲都一举压在股市楼市上。中国改革开放,一句话,不就是释放民间活力吗?所谓改革理论,不就是民间创举和创新的总结吗?道理好像一讲就清楚,可“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愤青的口水能打掉或至少打动利益集团吗?此外,4万亿这笔数,如果少一笔农民工培训费,就是忽视他们30年来的贡献,将欠下巨债。培训民工比修几条公路更能救市。救市最终取决于人,农民工是未来中国劳动者主体,决定中国产业结构能否升级。
平权与均富,还富于民,还权于民,还机会于民,是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转运”的契机。错过了,将花巨额代价来修补,或许根本不再有机会。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是所谓的一小撮理论家讨论出来的,甚至不是哪位开明的官员倡导出来的,而是一双双勤劳的手做出来的,一帮洗脚上田的企业家闯出来的。
2008年是“拐点之年”。历史学家们会毫无争议地在这一年上标上红星。这一年不仅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百年一遇,而且对中国,这一年还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一年,发生商业道德危机的一年。“三聚氰胺”案引发全民思考,我们的GDP里究竟有多少“三聚氰胺”?
孙立平教授揭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是指严重的社会冲突会威胁政权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会溃败则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坏死,机能失效。社会溃败的提法,类似费孝通先生的“社会侵蚀”和亨廷顿的“政治衰败”。正月元宵节央视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没救了。也有人说,几十个亿烧掉就烧掉吧,不被烧掉也会被吃掉。
我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三聚氰胺”吃多了,我们的一部分已经坏死。我们犬儒当道,我们愤青骂街,都是虚张声势。我们一部分已经坏死,只是自己还不知道。
在这种社会生态下,有人发问:坏经济能让我们变好吗?这种忧国忧民可能被看作是不合时宜的。但还是不妨努力地找出变好的可能。一部分坏死,但也意味着新生。
比如,投机取巧的炒家下岗了,朴实苦干的劳动者吃香了。挣快钱的时代结束了,挣慢钱的时代回来了。中国人在储蓄,美国人也开始储蓄了。花过去的钱,而不是未来的钱,心里才踏实。奢侈品不吃香了,回到简朴、绿色的生活。塑料袋少用,主妇们又拎起了菜篮子。夜半不归的时尚族回归家庭了,重拾共渡时艰的温暖。抓紧时间,修补高歌猛进时丢弃的世道伦理。爱国,消费也能爱国。危难之中见“中国”,没有危难时只有自我。
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仍是将信将疑。因为这段人生必修的程序被人彻底删除过。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告诉人们所应具备的学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例如:仁爱思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诚信意识,诚信为修身之本;自立意识,“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自强意识,主张君子自强不息;强调天人合一、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如果我们机体一部分已经坏死,只有求助于两千多年前的药方。全球化时代,世界青年文化只有一个形态,就是美国文化。这一点谁活着谁就看得见。但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单一文化总是够拧巴的。不但中国人民感到拧,全世界人民都会拧。中国人的文化取向,青年向美,中老年后回归传统。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拥有大根器,强大的生命力曾证明给世界看。中华文化的机体修复能力,表现在当下就是国学热,央视《百家讲坛》只是这个机体修复的自觉行为,自我拯救的一部分。
为响应世界自然基金倡议,全球4000个城镇实行“熄灯一小时”,在中国这被批评为“很作秀”。只是加强环保意识而已。人们更希望的,是全国的司法机关能“公正一小时”、政府机关能“勤政一小时”、医生们看病能“认真一小时”,这才是中国眼下最需要的。
一个成功的实践胜过一千打纲领。净空法师在庐江小镇上的实践堪作榜样,净空在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建立了和谐社会示范镇,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人人熟读《弟子规》等儒家典籍,更重要的是老法师带着一帮人亲历亲为,以行动说教。历时3年,这个小镇人人懂礼,人人都知道忍让,中国的“礼仪之邦”在这个小镇再现。
这个故事在净空法师的《和谐拯救世界》光碟里能找到。开篇提到的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个实践的儒者。老派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参政议政实施政治抱负的,虽然政治上未免童真,但惟心系天下,志在富民。而新派知道分子,惟炒作之能事,大伪若圣,一副指点天下的样子。“不高兴”们,貌似振臂一呼的英雄,实为行动上的狗熊。
奉献,这是一个被现代中国人从辞典中删除的词。奉献意味着虚伪和欺骗,意味着欲取故予。大圣若伪。我们玷污过许多原本有宗教圣洁意味的词。80后新标签是鸟巢一代,毋宁叫汶川一代。因为在大震之后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责其自私和缺乏社会责任之声立即闭嘴了。80后自辩,我们不是不懂分享,而是缺少机会。人们期望更多80后们从虚拟世界走向实践,长辈们少一些唠叨,多一些鼓励。
要做爱国实践派,不做口水派。实践派是中国移动提倡的“我能”,口水派则要在“能”字下加点口水变成“我熊”。比如“只给富人盖房”的任志强,任老板声称不能绑架捐款,事实是华远公司到目前为止捐款已有20多亿,任个人捐款也在百万以上。我们为他和华远鼓掌加油;华远地产如果盖出了“穷人”买得起的经济适用房,我们亦鼓掌加油。提倡“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实践农民小额贷款项目,对于年届八旬的这位老先生我们抱有敬意并鼓掌加油。
行动派还应是为民族鞠躬尽瘁的国家领导者,是功成身退后裸捐的企业家,是勇揭官场潜规则的当权者,是痛陈教育弊端的老师,是警醒国人的知识分子。如是者,当为国宝。台湾陈水扁案,并非政治洗钱,罪魁当为“导致族群分裂”。族群分裂最为可怕。族群和谐,不是靠“抹稀泥”,去强硬“和谐”不同意见者,更不是靠登高一呼来场运动,而是从一点一滴做起。
这次金融危机宣告了两个“不可持续”:一个是美式消费主义不可持续,另一个是中国制造模式不可持续,两个趋势彼此相连。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形容就是,美国人忙着建卖场鼓励更多消费,兜售更多中国制造,钱从哪里来?向中国兜售美国债券,才有钱购买中国制造,于是鼓励中国更加起劲制造……直到透支美国信用,透支中国环境。大自然和股市同时说“NO”,这就是我们时代的深层危机。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能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吗?
最近拜见一位命理大师,谈起运道。他说民族国家同一个人一样,也是有运道的。前苏联为什么只有70年,因为他们是单面文化,只能维持这么久。中国文化是靠儒、释、道三家文化体系支撑的立体文化,一个运道则是300年。比如大汉比如大唐以降莫不是300年兴衰。
改革开放,中国好运刚刚开始。这让我想起采访某位儒商企业家时的情景。2001年“9·11”事件,他脱口而出“中华民族的好运开始了”,去年再访时,他重述这一判断。而他的企业不过是这个大运势中的“一朵小浪花”。中国为什么能在短短30年中从贫穷落后发展到现在这种状态,要归结到五千年文化的传承,这是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起作用。他预言,21世纪将是人类物质文明与中国文化再次融合的时代,其中和谐文化是一大贡献。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将帮助人类解决物质文明中面临的许多误区。
国家如人的肌体,会自动调节,哪怕以灾变的方式。希望坏经济能让我们变好。多少年后,我们才会明白,这场金融危机根本不只是为美国人而来,更是为中国人而来的。心能转物。心变,则世界为之变。中华民族的大运道才有上升的可能空间。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