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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沦为“房奴”的时候，“农村房奴”一族也在悄然壮大。他们外出打工挣钱，然后回农村盖房子，为“彼岸”进行着投入，这是他们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当他们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40岁的打工者冉艳（化名），生活在一个自己也没法解释的“悖论”里。她一家人在东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床。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要在农村老家建一座“空巢”。面对这个悖论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还有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表示。
青年学者吕途调查发现，户籍制约下，这个庞大群体中的许多人有一个共同选择——供血农村，盖“空巢”。
“农村房奴”之路：买房背债打工
冉艳的打工，可以说是由房子推动的。2004年，她丈夫工作的煤矿倒闭了。“他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同一年，他们“咬咬牙”在村里买了房子。房款是两万多元，装修又花了1.6万元。其中不少钱是借的。
她买的是同村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也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把那房子卖给我们。”为了还买房子的欠款，他们一家三口也踏上了原房东的路——出来打工。
46岁的丈夫念过4年书，在外面上班，1个月可以挣1300多元。冉艳就在东莞出租房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一个月可以挣500～600元。
从江苏到广东东莞，这些年来，冉艳一家三口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房子就闲着。他们有一个1991年出生的儿子，也在东莞长大。冉艳觉得买了房子有点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就是用锁锁着的。”
“新工人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绝大多数都用在了老家盖房子上。”吕途说。
她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统计了包括冉艳在内的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新工人的买房和盖房情况，全部8位新工人中，6位在镇上买的房子，两位在村子里买房或者建房。这8人当中，出来打工时间最短的，也已经超过了10年。
在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吕途调研发现的情况更甚奉节。这里的房子造价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年轻的主人都不在，但很多人为此花光了一生积蓄。56岁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人。他一家都在广州打工，包括老两口、女儿、两个儿子和儿媳妇。2009年，老朱辞了工，回到斑竹村，盖了4层楼，一共花了17万元。“这些年打工的钱，一下子就花完了。”但老朱认为自己的花销观念毫无问题：“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
提及未来的打算，老朱还打算出去打工，儿女们也不回来。因此，新盖起的四层楼立刻沦为了空巢。
同村81岁的林婆婆家情况同样夸张：4层的楼，连厕所装修得也很豪华；太阳能热水器、家具是红木的。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却只有林婆婆和10岁的小孙女两个人住，其余儿女都在外面打工。
“这个房子花了20多万块。儿子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啦，还欠了几万元的债。”林婆婆说。
“回老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
调查过程中，吕途觉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为什么？”她发现，冉艳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了。”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新工人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0.9%，他们已经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为大多数。然而，对于他们的未来，回老家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他们真的会回去吗？调查发现，“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们无路可走的选择。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中，就“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65.1%的新工人选择了“回老家”。但如果问题换作“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仅有9.1%的新工人选择“回老家”。
“显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吕途说，“在老家买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退路，也是他们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这套房子，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今年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表示，按真实的城镇化来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为2亿多城市流动人口，不是真实的城市人口。”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把冉艳的状态称为“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
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在和网友的访谈中，许小年再次抨击了这个老问题：“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构成了很大的束缚。”
“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都没有正常的生活。靠这样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靠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许小年问。
目前，冉艳们还是把“物质的家”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
在调查中，吕途认为，打工群体长期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的养老院，老了以后才能回去。”
“农民工在城市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还在农村。要让他和家小、子女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许小年说。 “城镇化”的80后农民工
问题是，当年轻的农民工逐渐成长后，农村的房子怎么办？“现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说。与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儿孙辈离农村已经太远。
冉艳的儿子王涛生于1991年，上学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在东莞的一家厂里做芭比娃娃，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
王涛谈及自己的工作，明显与父母不同：“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7000多美金，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显示屏。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他每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他每个月不给父母交工资，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等等。
“现在我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但是我没有在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200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们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从生活方式到消费模式，都已经是城市人了，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像王涛这一代，甚至没有种过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对土地和农村缺乏认同感。”吕途分析说。
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2009年调查数据，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他们的父辈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
在吕途眼中，冉艳们是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涛则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轻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速度，已经逐渐超过了制度的“城镇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识到了艰难，80后、90后打工群体也很少将老家作为退路。”吕途说。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义何在？
“他们在为‘彼岸’进行着投入，这是他们现在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吕途为此感到担忧和悲哀。
让打工者逐渐融入城镇，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5月27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该意见的“推进城乡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李铁指出，对重点人群的改革，可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设置落户条件。如京沪居住和就业年限可以相对长一些，京沪辖区的郊区县和小城镇条件应适当放宽。“其他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明确条件。除居住和就业年限外，不可再行设置其他条件。”
对于未来，王涛有明确的期待。
“我不太喜欢老家和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等有钱了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这个来自重庆农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
来源：2013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
40岁的打工者冉艳（化名），生活在一个自己也没法解释的“悖论”里。她一家人在东莞的小屋，只能放下一张床。她选择这样的生活，是因为要在农村老家建一座“空巢”。面对这个悖论的，不只是她一个人。
“当前我国有2.36亿外出流动人口，其中1.63亿为外出农民工，还有7000多万城镇间流动人口。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达8亿，预计流动人口将达3亿。如果再不着手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转换问题，将对经济发展形成制约和阻碍。”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近日表示。
青年学者吕途调查发现，户籍制约下，这个庞大群体中的许多人有一个共同选择——供血农村，盖“空巢”。
“农村房奴”之路：买房背债打工
冉艳的打工，可以说是由房子推动的。2004年，她丈夫工作的煤矿倒闭了。“他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在煤矿里上班，一共做了将近11年。”同一年，他们“咬咬牙”在村里买了房子。房款是两万多元，装修又花了1.6万元。其中不少钱是借的。
她买的是同村人刚建好的房子。“他建好之后，也因为欠债，就出去打工了，把那房子卖给我们。”为了还买房子的欠款，他们一家三口也踏上了原房东的路——出来打工。
46岁的丈夫念过4年书，在外面上班，1个月可以挣1300多元。冉艳就在东莞出租房狭窄的楼道里做手工活，一个月可以挣500～600元。
从江苏到广东东莞，这些年来，冉艳一家三口在外面打工，家里的房子就闲着。他们有一个1991年出生的儿子，也在东莞长大。冉艳觉得买了房子有点后悔。“因为现在也没人在家住，就是用锁锁着的。”
“新工人在城市工作，盘桓于局促的居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工资绝大多数都用在了老家盖房子上。”吕途说。
她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统计了包括冉艳在内的在东莞打工、老家在重庆市奉节县农村的新工人的买房和盖房情况，全部8位新工人中，6位在镇上买的房子，两位在村子里买房或者建房。这8人当中，出来打工时间最短的，也已经超过了10年。
在四川邻水县柑子镇斑竹村，吕途调研发现的情况更甚奉节。这里的房子造价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年轻的主人都不在，但很多人为此花光了一生积蓄。56岁的老朱就是其中一人。他一家都在广州打工，包括老两口、女儿、两个儿子和儿媳妇。2009年，老朱辞了工，回到斑竹村，盖了4层楼，一共花了17万元。“这些年打工的钱，一下子就花完了。”但老朱认为自己的花销观念毫无问题：“在这里，家家户户都这样，打工的钱基本上都花在房子上。”
提及未来的打算，老朱还打算出去打工，儿女们也不回来。因此，新盖起的四层楼立刻沦为了空巢。
同村81岁的林婆婆家情况同样夸张：4层的楼，连厕所装修得也很豪华；太阳能热水器、家具是红木的。4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却只有林婆婆和10岁的小孙女两个人住，其余儿女都在外面打工。
“这个房子花了20多万块。儿子打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啦，还欠了几万元的债。”林婆婆说。
“回老家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
调查过程中，吕途觉得越来越奇怪：“他们建房子，自己又不住，到底为什么？”她发现，冉艳这一代打工者在打工日子非常难熬的时候会幻想：“等挣够了钱，就可以回老家了。”
据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新工人占整个打工者群体人数的60.9%，他们已经成功取代了第一代打工者，成为大多数。然而，对于他们的未来，回老家仍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他们真的会回去吗？调查发现，“回老家”恐怕是新工人们无路可走的选择。在北京工友之家2009年做的《打工者居住现状和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中，就“如果你以后在城市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这个问题，65.1%的新工人选择了“回老家”。但如果问题换作“以后的打算是什么”，仅有9.1%的新工人选择“回老家”。
“显然，回老家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路。”吕途说，“在老家买的房子，不但是他们的退路，也是他们自我麻痹的方式：有了这套房子，每当觉得城市生活无法忍受的时候，就安慰自己，实在不行还可以回去”。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但今年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就表示，按真实的城镇化来看，城市化率不到35%。“因为2亿多城市流动人口，不是真实的城市人口。”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许小年教授，把冉艳的状态称为“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
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在和网友的访谈中，许小年再次抨击了这个老问题：“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构成了很大的束缚。”
“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都没有正常的生活。靠这样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靠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许小年问。
目前，冉艳们还是把“物质的家”安在了老家。有的把房子盖在村子里，有的在离自己村子比较近的镇上或者县上买了房子。
在调查中，吕途认为，打工群体长期处在一种分裂的状态中：“他们长期生活的地方不是自己的‘家’，被称为‘家’的地方，是想象中的养老院，老了以后才能回去。”
“农民工在城市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还在农村。要让他和家小、子女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许小年说。 “城镇化”的80后农民工
问题是，当年轻的农民工逐渐成长后，农村的房子怎么办？“现在把房子都修好啦，等两个孙子结婚的时候都不用再修房啦。”林婆婆说。与林婆婆的期盼相比，她的儿孙辈离农村已经太远。
冉艳的儿子王涛生于1991年，上学到高二，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在东莞的一家厂里做芭比娃娃，一个月工资有2000元左右。
王涛谈及自己的工作，明显与父母不同：“我们做的芭比娃娃，一般会卖到美国，高的要卖7000多美金，现在是高科技的，前面有摄像头、显示屏。我们厂一天可以做这种高端的芭比娃娃四五千个。也有一些低端的，我们厂是美国和香港合资的。”
他的生活，也并不“苦哈哈”。他每个月的开销主要是：买衣服、打球、上网或者和朋友一起吃饭。他每个月不给父母交工资，只是会给父母买衣服和充电话费等等。
“现在我买衣服有时一个月花500元，上网的钱不多，打球也不多，在厂里住，扣水电费80多元，生活费一个月扣180元。但是我没有在厂里吃，中午到厂外吃饭，因为厂里的伙食很差，有80%的人没有在厂里吃饭。现在消费太高了，叫几个人一起吃饭，喝点酒就要花200多元，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要花700多元。”
“新工人们在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从生活方式到消费模式，都已经是城市人了，很难重新适应乡村生活。像王涛这一代，甚至没有种过地，很小就在城市里生活，对土地和农村缺乏认同感。”吕途分析说。
据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2009年调查数据，80后新工人平均寄回、带回老家的金额为5564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37.2%。而他们的父辈农民工平均寄回、带回家的金额为8218元，占外出从业总收入的51.1%。
在吕途眼中，冉艳们是夹在城乡之间的一代：“有在农村生产生活的经历，但是外出打工谋生已经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而王涛则是迷失在城市之中的一代。年轻打工者生活方式的“城镇化”速度，已经逐渐超过了制度的“城镇化”速度。
“他的工作已经是工业化的一部分，他的生活方式是娱乐和消费主义的一部分，他的发展梦想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即使意识到了艰难，80后、90后打工群体也很少将老家作为退路。”吕途说。
那么打工者辛苦做“房奴”，到底意义何在？
“他们在为‘彼岸’进行着投入，这是他们现在艰苦生活的安慰剂，是现在努力拼搏的兴奋剂。”吕途为此感到担忧和悲哀。
让打工者逐渐融入城镇，已是大势所趋。
今年5月27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在国务院文件中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该意见的“推进城乡改革”部分提到，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李铁指出，对重点人群的改革，可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外来人口所占的比重设置落户条件。如京沪居住和就业年限可以相对长一些，京沪辖区的郊区县和小城镇条件应适当放宽。“其他城市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明确条件。除居住和就业年限外，不可再行设置其他条件。”
对于未来，王涛有明确的期待。
“我不太喜欢老家和东莞，这里不好玩，工资也不高。等有钱了想到上海开超市，那里发展空间大。”这个来自重庆农村的青年，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上海。
来源：2013年7月20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