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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出现，作为传播类型中互动性最强的人际传播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尤其作为大学生，更多人选择了“宅”，其实就是宅在电脑前、手机旁。本文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分析这种独特的现象，并试图找出解决此类现象的方法。
【关键词】人际传播 大学生 网络活动
如今在网上最流行的就要数那些名人名言、雷人语句或是一些祝福、感恩等教人追求真、善、美的文章，也包括一些由生活压力而极端娱乐化的内容和网络红人。而大学生们也热衷于在网上转载此类文章，进行评论关注，但是他们却很少把这种追求分享，表达出来，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了。本文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入手，分析人际传播和大学生网络活动之间的关系。
人际关系研究的起点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廉·舒茨的“人际需求理论”和持社会学观点的约翰·蒂博特和哈罗德·凯利的“社会交换理论”①。“他们关注的是人的心理与情感的方面”②，这显然不是传播学领域所研究的社会行动中人际关系的发生发展。当我们与别人聊天时，我们希望别人认同还是反对我们的观点呢？“人渴求一种卓然独立的‘我—你’关系。这一要求必然使人际关系带有不同属性的人相互连结的性质。”③也就是说，“我们试图以我们自己看来有意义及合理的方式组织我们的世界”。④其中，“我—你”关系是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重要思想。他“直接进入到人的关系世界中，完成人与人的必然接触，必然相遇，使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立自我，建立彼此的非对象性关系。”⑤作为他的积极响应者，美国传播学者约翰·斯图尔特认为“真正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在交往运动中得以保持的，从社会关系向文化关系滑动，最后到达人际关系的传播过程。”⑥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理解斯图尔特的观点。当我们去购物时，我们需要与售货员进行交流，询问产品特征、价格等。此时，我们并不是与真正的人在交流，而是在于售货员这一“社会人”进行交流，获取“你问我答”式的需求。这就是第一层的“社会关系”。然而，由于产品价格稍贵，而我们又特别想买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沟通和理解，即聊一些对方本身携带的外化的文化，如穿着、年龄等。当我们发现对方是一名兼职大学生时，是否就有种距离拉近的感觉呢？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关系”，通过文化达到相互吸引，进而深层沟通的关系。此时，彼此双方都开始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在通过好感度来确立彼此要建立的关系，这就是最后一层“人际关系”。
但是，斯图尔特认为“文化关系”远没有达到人际传播的层面。他认为这只是“人与人在角色与文化特点上产生连结”。通过上述例子，在很多时候，当我们进入“文化关系”层面时，双方就已经达成一种共识。也因为达成共识，双方开始消除差异性。
因此，人际传播是获得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不是简单的了解、知晓。这样，人际传播的本质就是通过精神交往消除彼此间的差异性，获得共通意义空间以满足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活动。同时，人与人的差异性是维持传播的动机，否则，传播就不会继续下去。正如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提出的：“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才能加深双方的了解和相互理解。”⑦所以，从这一层次看，人际传播并不能实现“手拉手”、“心连心”。因为传播双方并不存在“心连心”的基础，即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的网络活动。
大学生的网络活动有学习和娱乐两大类。学习包括查资料，下载书籍等；娱乐则有聊天，玩游戏，关注新闻事件等。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大学生的网上聊天行为。
我们经常遇到或参与这些事例：早晨看到学生甲，问他是否见过学生乙，其实甲和乙是同宿舍，甲回答说不知道，早晨在QQ上没见过他。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互相不说话，而在QQ群上聊，今天吃什么，都有谁去等等。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们发现有时自己也是这样：不愿与身边的老师、朋友、同学、亲人说一句话，而宁愿在网上与天南海北的网友大谈特谈自己的感受、心情、爱好、专业等等。网络的虚拟性的确为我们的交流提供了敞开心扉的平台，让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并尽心给出解决方法，或安慰、或鼓励，但其负面影响的确是降低了人的行动能力。沃瑟尔认为以电脑为中介的交流，很多时候交流者是沉醉于一种过度奉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彼此都只关注好的印象，而忽略一些消极信息；然而当积极的信息传播给另一方，另一方以同样积极的方式反馈时，一个密切的关系就得到了强化。
我们在网上或多或少的会结识几个“朋友”，甚至互告姓名，互通电话。那为什么愿意花费大把时间和精力在虚拟空间培养友情，却不愿与身边的人说一句话维持友情呢？问题还在人际传播。
通过斯图尔特的三个层次的分析，“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已经不需要重新建立了，因为大家都是大学生，即便家庭背景不同，在其他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大学生都站在了“人际关系”的门口。这一层关系的要求是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加深双方的了解和相互理解，满足人的社会性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扩大共通的意义空间的前提则是相互尊重差异性，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建立共通意义空间，即“异而有同”。这与现在网络风靡的“微博”一样，因为所有人在网络中的身份等同，选择关注谁，不关注谁完全是自己的自由。因此，我们就会关注感兴趣的人，和与自己想法接近的人交流。
AB即为两者共同的意义空间
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人们喜欢根据自己的态度或观点来要求他人。如对公共事件的认识，有人认为应该那样做，有人认为应该这样做，还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因此，出现了矛盾，大家互不相让，即便知道伏尔泰的名言“尽管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让对方把观点讲完，却仍坚持己见。这样，人际传播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建立社会协作关系，完成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满足人的社会性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还有一种网上活动就是发表日志或表达心情。当我们将想法、烦恼等写在网络上，并有人给我们回复评论时，我们发现如果对方发表的是肯定、帮助自己的话，则在下次见面时显得格外亲切；而那些反驳我们的，或是驴唇不对马嘴式的回答则让我们厌恶，即使见面后不感到讨厌也至少是没感觉。究其根本，还是共通的意义空间的作用。根据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可控制因素有传播者、讯息、受传者、媒介，再加上及时的反馈。但我们看讯息、媒介还有反馈都是被传播者和受传者所控制，只剩下信源和信宿，最终回归于“人”。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⑤⑥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人民出版社，2003：32、33、35-36、36、38-39
④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157
⑦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3
（作者：河西学院信息技术与传媒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09级本科生）
责编：周蕾
【关键词】人际传播 大学生 网络活动
如今在网上最流行的就要数那些名人名言、雷人语句或是一些祝福、感恩等教人追求真、善、美的文章，也包括一些由生活压力而极端娱乐化的内容和网络红人。而大学生们也热衷于在网上转载此类文章，进行评论关注，但是他们却很少把这种追求分享，表达出来，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了。本文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入手，分析人际传播和大学生网络活动之间的关系。
人际关系研究的起点是美国的心理学家威廉·舒茨的“人际需求理论”和持社会学观点的约翰·蒂博特和哈罗德·凯利的“社会交换理论”①。“他们关注的是人的心理与情感的方面”②，这显然不是传播学领域所研究的社会行动中人际关系的发生发展。当我们与别人聊天时，我们希望别人认同还是反对我们的观点呢？“人渴求一种卓然独立的‘我—你’关系。这一要求必然使人际关系带有不同属性的人相互连结的性质。”③也就是说，“我们试图以我们自己看来有意义及合理的方式组织我们的世界”。④其中，“我—你”关系是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重要思想。他“直接进入到人的关系世界中，完成人与人的必然接触，必然相遇，使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立自我，建立彼此的非对象性关系。”⑤作为他的积极响应者，美国传播学者约翰·斯图尔特认为“真正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在交往运动中得以保持的，从社会关系向文化关系滑动，最后到达人际关系的传播过程。”⑥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理解斯图尔特的观点。当我们去购物时，我们需要与售货员进行交流，询问产品特征、价格等。此时，我们并不是与真正的人在交流，而是在于售货员这一“社会人”进行交流，获取“你问我答”式的需求。这就是第一层的“社会关系”。然而，由于产品价格稍贵，而我们又特别想买的时候，大多数人会选择沟通和理解，即聊一些对方本身携带的外化的文化，如穿着、年龄等。当我们发现对方是一名兼职大学生时，是否就有种距离拉近的感觉呢？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关系”，通过文化达到相互吸引，进而深层沟通的关系。此时，彼此双方都开始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在通过好感度来确立彼此要建立的关系，这就是最后一层“人际关系”。
但是，斯图尔特认为“文化关系”远没有达到人际传播的层面。他认为这只是“人与人在角色与文化特点上产生连结”。通过上述例子，在很多时候，当我们进入“文化关系”层面时，双方就已经达成一种共识。也因为达成共识，双方开始消除差异性。
因此，人际传播是获得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不是简单的了解、知晓。这样，人际传播的本质就是通过精神交往消除彼此间的差异性，获得共通意义空间以满足精神和心理需求的活动。同时，人与人的差异性是维持传播的动机，否则，传播就不会继续下去。正如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提出的：“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才能加深双方的了解和相互理解。”⑦所以，从这一层次看，人际传播并不能实现“手拉手”、“心连心”。因为传播双方并不存在“心连心”的基础，即没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大学生的网络活动。
大学生的网络活动有学习和娱乐两大类。学习包括查资料，下载书籍等；娱乐则有聊天，玩游戏，关注新闻事件等。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大学生的网上聊天行为。
我们经常遇到或参与这些事例：早晨看到学生甲，问他是否见过学生乙，其实甲和乙是同宿舍，甲回答说不知道，早晨在QQ上没见过他。还有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互相不说话，而在QQ群上聊，今天吃什么，都有谁去等等。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们发现有时自己也是这样：不愿与身边的老师、朋友、同学、亲人说一句话，而宁愿在网上与天南海北的网友大谈特谈自己的感受、心情、爱好、专业等等。网络的虚拟性的确为我们的交流提供了敞开心扉的平台，让大家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言，并尽心给出解决方法，或安慰、或鼓励，但其负面影响的确是降低了人的行动能力。沃瑟尔认为以电脑为中介的交流，很多时候交流者是沉醉于一种过度奉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彼此都只关注好的印象，而忽略一些消极信息；然而当积极的信息传播给另一方，另一方以同样积极的方式反馈时，一个密切的关系就得到了强化。
我们在网上或多或少的会结识几个“朋友”，甚至互告姓名，互通电话。那为什么愿意花费大把时间和精力在虚拟空间培养友情，却不愿与身边的人说一句话维持友情呢？问题还在人际传播。
通过斯图尔特的三个层次的分析，“社会关系”“文化关系”已经不需要重新建立了，因为大家都是大学生，即便家庭背景不同，在其他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也就是说大学生都站在了“人际关系”的门口。这一层关系的要求是扩大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加深双方的了解和相互理解，满足人的社会性的精神和心理需求。扩大共通的意义空间的前提则是相互尊重差异性，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建立共通意义空间，即“异而有同”。这与现在网络风靡的“微博”一样，因为所有人在网络中的身份等同，选择关注谁，不关注谁完全是自己的自由。因此，我们就会关注感兴趣的人，和与自己想法接近的人交流。
AB即为两者共同的意义空间
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人们喜欢根据自己的态度或观点来要求他人。如对公共事件的认识，有人认为应该那样做，有人认为应该这样做，还有人认为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因此，出现了矛盾，大家互不相让，即便知道伏尔泰的名言“尽管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让对方把观点讲完，却仍坚持己见。这样，人际传播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建立社会协作关系，完成自我认知和相互认知，满足人的社会性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还有一种网上活动就是发表日志或表达心情。当我们将想法、烦恼等写在网络上，并有人给我们回复评论时，我们发现如果对方发表的是肯定、帮助自己的话，则在下次见面时显得格外亲切；而那些反驳我们的，或是驴唇不对马嘴式的回答则让我们厌恶，即使见面后不感到讨厌也至少是没感觉。究其根本，还是共通的意义空间的作用。根据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可控制因素有传播者、讯息、受传者、媒介，再加上及时的反馈。但我们看讯息、媒介还有反馈都是被传播者和受传者所控制，只剩下信源和信宿，最终回归于“人”。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⑤⑥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人民出版社，2003：32、33、35-36、36、38-39
④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157
⑦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3
（作者：河西学院信息技术与传媒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09级本科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