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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世界与传播生态，要求我们不仅要转变国际传播方式方法，还要强化国际传播中的价值传播，向世界说明我们的价值体系，寻求与其他价值体系的交集，进而服务于国家与民族的更大利益。
现状
经过数十年发展，特别是近些年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国的国际传播取得巨大进步，但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场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
这种落差，在国内舆论场体现为时而信心爆棚、盛气凌人，时而自轻自贱、自惭形秽；在国际舆论场，则体现为交替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
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2014年4月4日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外交研究：新形势新挑战》中进行了归纳：
“例如，现在国内普遍还觉得中国很穷，国际上却认为中国已经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国内有声音认为不应该为全球提供那么多的公共物品，但国际上，不论是老挝、新加坡，还是遥远的北欧国家，普遍觉得中国不能只重视贸易、资源、现实利益，还应该做出更多国际贡献，真正展示和平崛起的功效、善意、好处；国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太软，不敢像普京那样出手，经常是迁就，但在国际层面，自2008年以来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变得比较强硬和武断，在气候问题、大国博弈、周边海洋争端、全球话语权等方面莫不如此。
这一结构性反差非常大，包括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政治改革等，对领导层的外交谋划构成重要挑战。”
这种落差的表现基本可以归结为：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中，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议题的“选择性落差”。其形成的原因大体来自两个方面——国内的不自信与国际的不了解。
如何尽快、有效地填补这种落差，为我国的和平发展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一个重要途径是：要根据情势的变化，更多重视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国际传播。
背景
既然是国际传播，就必然要研究其所处的背景——国际格局。从世界格局看，在本轮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的全球权力架构正经历急剧变化。
从横向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用横向的“两大权力转移”来描述这一现象：从西方转向东方，以及从国家转向个体。在第一个转移方向上，国际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正在从西方垄断向东西方共同主导转变，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第二个转移方向上，人类个体、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得到空前放大，正成为国际舞台上新的参与者。
从纵向看，国际政治层面，冷战结束和科技发展对传统国际政治概念及内涵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主权与边疆的异化明显；文明发展层面，由于全球正经历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造成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原有架构的碎片化，以及在新的凝聚力引领下，各种网络的重建。
具体而言，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主权的边界日益模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领土”等传统概念，正被“后主权时代”、“去领土化”等概念及操作侵蚀。同时，深海、极地、太空、金融、信息等所谓“高边疆”正引起更多重视。而所谓的“去领土化”现象在信息空间尤为明显。
文明发展中，随着“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社会架构正处于以信息化和碎片化为特征的激烈变革之中。然而，碎片化的社会并不意味着力量的绝对分散。通过互联网等载体和工具，分散的个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新凝聚力的作用下再度集聚，在全球不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金融链、信息链，更重要的是为新价值网络的形成与勾连提供了条件。
正是在这种动荡与整合的复杂进程中，拥有共同认知与价值的人群或机构，获得更多机会通过新的全球价值网络联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新社会空间乃至实体，甚至具备与其他实体博弈的资格与实力。
在此之外，世界格局的变化还可以有第三个观察维度：世界体系与新的世界体系。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等因素，世界体系存在三重结构：中心、边缘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世界各国依据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而分布于这三个层级并不断调整。21世纪初，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提出，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网络型的主权形式正在显现，他们称其为帝国（Empire）。在这个“帝国”型结构中，超级大国、顶级国际机构、民族国家、重要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全球性主导力量作为各层级的关节点，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化中，中国处于什么方位呢？概括地说，中国正同时经历以上三个维度的变化。这也许也是形成“复杂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复杂中国”价值观的分享
国际传播载体大致可分为两类：形式载体如音乐、电影、戏剧、新闻、文学等；以及思想载体，包括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
那么在国际传播中为什么要更加重视价值传播？按照一般理解，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对于价值的选择与追随起到引领作用。
在世界格局变化的三个维度中，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扮演着重新凝聚、引领新生力量和主体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各方所重视的“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由于近数十年的国际国内重大变化，当下中国的价值观处于激烈的激荡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加紧培育，传统价值观正重新彰显，此外还有受各种思潮影响的多元价值观。
世界上的价值体系也并非一统天下，即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元化的。各种价值体系的影响范围和深度也并不一致。如果以东西方的对比角度，西方作为“他者”，其价值体系大致涵盖民主、宗教、家庭等各个范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曾发布报告，研究美国1987-2012年期间的价值观变化趋势，其中包括了环保、机会平等、宗教、国家安全、政府职责、政治参与等各种价值观。 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传统，要进行彻底的改造殊为不易。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需要在不同价值体系中，挖掘具有共性的价值观，求同存异，互相理解。我们不宜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但必须寻求与其他不同价值体系的交集，使他人易于接纳我们，或者至少不反对我们，强化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共同建设命运共同体。
在现实操作中，哪些价值观更易与世界分享？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民众对于世界以及自身的认识日趋一致，对一些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更易接受。比如，华为公司近年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标榜进取、环保、责任等价值观的媒体公关活动，缓解了这家中国企业的神秘感，增加了对其的信任感。又比如，新华社2013-2014年开办的玉兔微博，其在国际舆论场的成功从一个层面上看归功于话语体系的“接轨”，但笔者认为更应归功于其所体现的创新、宽容、自强等价值观的成功“接轨”。
在价值观推广方面，西方媒体同样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比如，CNN和BBC在2014年均开展了主题为“自由”的媒体活动。它们从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中抽取“自由”这一关键因素，以多层次、多形式的系统新闻报道推广“自由”这一价值观，既满足了新闻报道的需求，又占领了道德高地。
事实上，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力军之一，新华社也曾做过类似的尝试。比如，2009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举办“世界媒体儿童日”24小时环球直播报道活动，2010年与联合国世界粮食署围绕“世界粮食日”联手举办全球专题新闻报道活动，2011年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关注贫困全球摄影大赛”，2013年与国家林业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联合举办“地球绿飘带”大型媒体联合行动等。这些活动选取的都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体现的都是相通的价值观，凸显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自然也更容易为全世界的读者和有关机构所接受。
对于价值观传播的几点建议
（一）开展媒体活动。鉴于中外媒体以往的成功经验，中国主流媒体机构是否也可开展以“平等”为主题的媒体活动？
首先，“平等”这一主题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兼爱”、“大同”。美国汉学家蒙罗（Donald J.Munro）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人的“自然平等”。
其次，“平等”这一主题具有突出的现实依据。在明确提出的12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平等”。而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追求，“平等”这一概念与其他价值体系容易形成交集。
最后，这一主题同样具有丰富的可选题材和极强的可操作性。比如，中国在性别平等、地区平等、机会平等、民族平等、国家平等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深厚广阔的选题空间，当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各国各地区汲取的教训。中国媒体遍及全球的新闻采集网络，再加上与国际机构、国际主流媒体的合作机制，同样可以发挥作用，采集编发全球各个角落的相关新闻以形成合力。
（二）加强网络建构。媒体外交根本上是人的外交，在新媒体、自媒体时代更是如此。中国主流媒体也可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经验，通过开展媒体人员的培训交流项目，建立人脉网络，构建、传播价值体系，增强自身软实力。
比如，笔者曾参加的英国外交部志奋领项目、德国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培训项目近来都加大了为其参与者服务的“校友录”建设，以最大程度发挥其培训项目的后续价值与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正从世界经济、政治生态圈的边缘向核心迈进，中国媒体正从世界媒体生态圈的边缘向核心迈进，中国价值观同样需要从世界文明、价值体系生态圈的边缘向核心迈进。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任重道远。（作者供图）
（本文系201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3PYXW07）
现状
经过数十年发展，特别是近些年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我国的国际传播取得巨大进步，但在国际和国内舆论场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
这种落差，在国内舆论场体现为时而信心爆棚、盛气凌人，时而自轻自贱、自惭形秽；在国际舆论场，则体现为交替兴起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
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2014年4月4日在北京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国外交研究：新形势新挑战》中进行了归纳：
“例如，现在国内普遍还觉得中国很穷，国际上却认为中国已经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国内有声音认为不应该为全球提供那么多的公共物品，但国际上，不论是老挝、新加坡，还是遥远的北欧国家，普遍觉得中国不能只重视贸易、资源、现实利益，还应该做出更多国际贡献，真正展示和平崛起的功效、善意、好处；国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太软，不敢像普京那样出手，经常是迁就，但在国际层面，自2008年以来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变得比较强硬和武断，在气候问题、大国博弈、周边海洋争端、全球话语权等方面莫不如此。
这一结构性反差非常大，包括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政治改革等，对领导层的外交谋划构成重要挑战。”
这种落差的表现基本可以归结为：在国际、国内舆论场中，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事件、特定议题的“选择性落差”。其形成的原因大体来自两个方面——国内的不自信与国际的不了解。
如何尽快、有效地填补这种落差，为我国的和平发展争取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一个重要途径是：要根据情势的变化，更多重视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国际传播。
背景
既然是国际传播，就必然要研究其所处的背景——国际格局。从世界格局看，在本轮全球化进程中，传统的全球权力架构正经历急剧变化。
从横向看，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用横向的“两大权力转移”来描述这一现象：从西方转向东方，以及从国家转向个体。在第一个转移方向上，国际政治、经济的力量对比正在从西方垄断向东西方共同主导转变，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第二个转移方向上，人类个体、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得到空前放大，正成为国际舞台上新的参与者。
从纵向看，国际政治层面，冷战结束和科技发展对传统国际政治概念及内涵带来巨大冲击，特别是主权与边疆的异化明显；文明发展层面，由于全球正经历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造成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原有架构的碎片化，以及在新的凝聚力引领下，各种网络的重建。
具体而言，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主权的边界日益模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主权”、“领土”等传统概念，正被“后主权时代”、“去领土化”等概念及操作侵蚀。同时，深海、极地、太空、金融、信息等所谓“高边疆”正引起更多重视。而所谓的“去领土化”现象在信息空间尤为明显。
文明发展中，随着“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社会架构正处于以信息化和碎片化为特征的激烈变革之中。然而，碎片化的社会并不意味着力量的绝对分散。通过互联网等载体和工具，分散的个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新凝聚力的作用下再度集聚，在全球不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金融链、信息链，更重要的是为新价值网络的形成与勾连提供了条件。
正是在这种动荡与整合的复杂进程中，拥有共同认知与价值的人群或机构，获得更多机会通过新的全球价值网络联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新社会空间乃至实体，甚至具备与其他实体博弈的资格与实力。
在此之外，世界格局的变化还可以有第三个观察维度：世界体系与新的世界体系。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根据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劳动分工等因素，世界体系存在三重结构：中心、边缘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边缘。世界各国依据其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而分布于这三个层级并不断调整。21世纪初，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提出，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网络型的主权形式正在显现，他们称其为帝国（Empire）。在这个“帝国”型结构中，超级大国、顶级国际机构、民族国家、重要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全球性主导力量作为各层级的关节点，有机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化中，中国处于什么方位呢？概括地说，中国正同时经历以上三个维度的变化。这也许也是形成“复杂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复杂中国”价值观的分享
国际传播载体大致可分为两类：形式载体如音乐、电影、戏剧、新闻、文学等；以及思想载体，包括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
那么在国际传播中为什么要更加重视价值传播？按照一般理解，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价值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对于价值的选择与追随起到引领作用。
在世界格局变化的三个维度中，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都扮演着重新凝聚、引领新生力量和主体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各方所重视的“软实力”的重要方面。
由于近数十年的国际国内重大变化，当下中国的价值观处于激烈的激荡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加紧培育，传统价值观正重新彰显，此外还有受各种思潮影响的多元价值观。
世界上的价值体系也并非一统天下，即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多元化的。各种价值体系的影响范围和深度也并不一致。如果以东西方的对比角度，西方作为“他者”，其价值体系大致涵盖民主、宗教、家庭等各个范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曾发布报告，研究美国1987-2012年期间的价值观变化趋势，其中包括了环保、机会平等、宗教、国家安全、政府职责、政治参与等各种价值观。 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传统，要进行彻底的改造殊为不易。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需要在不同价值体系中，挖掘具有共性的价值观，求同存异，互相理解。我们不宜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但必须寻求与其他不同价值体系的交集，使他人易于接纳我们，或者至少不反对我们，强化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共同建设命运共同体。
在现实操作中，哪些价值观更易与世界分享？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民众对于世界以及自身的认识日趋一致，对一些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更易接受。比如，华为公司近年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标榜进取、环保、责任等价值观的媒体公关活动，缓解了这家中国企业的神秘感，增加了对其的信任感。又比如，新华社2013-2014年开办的玉兔微博，其在国际舆论场的成功从一个层面上看归功于话语体系的“接轨”，但笔者认为更应归功于其所体现的创新、宽容、自强等价值观的成功“接轨”。
在价值观推广方面，西方媒体同样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比如，CNN和BBC在2014年均开展了主题为“自由”的媒体活动。它们从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中抽取“自由”这一关键因素，以多层次、多形式的系统新闻报道推广“自由”这一价值观，既满足了新闻报道的需求，又占领了道德高地。
事实上，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力军之一，新华社也曾做过类似的尝试。比如，2009年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举办“世界媒体儿童日”24小时环球直播报道活动，2010年与联合国世界粮食署围绕“世界粮食日”联手举办全球专题新闻报道活动，2011年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举办“关注贫困全球摄影大赛”，2013年与国家林业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联合举办“地球绿飘带”大型媒体联合行动等。这些活动选取的都是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体现的都是相通的价值观，凸显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自然也更容易为全世界的读者和有关机构所接受。
对于价值观传播的几点建议
（一）开展媒体活动。鉴于中外媒体以往的成功经验，中国主流媒体机构是否也可开展以“平等”为主题的媒体活动？
首先，“平等”这一主题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兼爱”、“大同”。美国汉学家蒙罗（Donald J.Munro）也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人的“自然平等”。
其次，“平等”这一主题具有突出的现实依据。在明确提出的12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平等”。而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追求，“平等”这一概念与其他价值体系容易形成交集。
最后，这一主题同样具有丰富的可选题材和极强的可操作性。比如，中国在性别平等、地区平等、机会平等、民族平等、国家平等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深厚广阔的选题空间，当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值得各国各地区汲取的教训。中国媒体遍及全球的新闻采集网络，再加上与国际机构、国际主流媒体的合作机制，同样可以发挥作用，采集编发全球各个角落的相关新闻以形成合力。
（二）加强网络建构。媒体外交根本上是人的外交，在新媒体、自媒体时代更是如此。中国主流媒体也可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经验，通过开展媒体人员的培训交流项目，建立人脉网络，构建、传播价值体系，增强自身软实力。
比如，笔者曾参加的英国外交部志奋领项目、德国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培训项目近来都加大了为其参与者服务的“校友录”建设，以最大程度发挥其培训项目的后续价值与影响。
总体而言，中国正从世界经济、政治生态圈的边缘向核心迈进，中国媒体正从世界媒体生态圈的边缘向核心迈进，中国价值观同样需要从世界文明、价值体系生态圈的边缘向核心迈进。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任重道远。（作者供图）
（本文系201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3PYXW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