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为中国纪年“丁巳年”。是年7月1日，在北京突然发生了一场政变，颠覆共和，请回清废帝溥仪。
　　共和肯定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人类历史经验，共和是到那时为止最不坏的制度，因而不论“丁巳复辟”的主导者张勋、康有为有多少理由，这样的政变终归违背了多数民意，逆历史潮流，是“反现代化”，因而注定失败。对溥仪、张勋、康有为而言，这是一个深刻且无法重来的教训;对于中国，也是一次历史性大转变。这场复辟运动，犹如一年前的“洪宪王朝”一样，从反面夯实了民主共和的基础，让中国人意识中残存的帝王思想越来越少。
　　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应该如何评价这场复辟运动？人们从这场复辟运动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
　　剧烈的变革
　　丁巳复辟，距袁世凯“帝制自为”、羞愧而逝仅仅一年多。袁世凯的失败没有成为张勋等人的教训，反而激励了张勋、康有为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帝制复辟——是“帝制他为”，而不是袁世凯那样的“帝制自为”。
　　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假如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为第一共和的话，那么袁世凯“帝制自为”，“洪宪王朝”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一帝国;“洪宪王朝”夭折，共和重建，为第二共和;那么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二帝国。事不过三。这是两千年帝制被颠覆后第二次复辟，也是最后一次帝制复辟。此后虽然还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专制体制，但敢于实行帝制体制的再也没有出现。丁巳复辟让中国人与帝制挥别，是帝制的真正终结。
　　平息丁巳复辟的为北洋系段祺瑞，参与、支持或认同平息的有冯国璋、梁启超，精神赞助或默许的有革命党人，还有章太炎这些民国元老。因而张勋和他策动的这场复辟运动在此后的北洋时代、国民党统治时代，均作为一场闹剧，并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为什么此时此地出现此事。犹有甚者，张勋及其同僚、介入者、赞助者如康有为等确实行为怪诞、言辞偏执，因而这场复辟运动留下了很多真真假假的“段子”，而缺少严肃的研究。这是很可惜的。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平心静气检讨这场运动的缘起，应给予合乎历史真实的描述。
　　辛亥后连续发生帝制复辟，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盲动，必须从历史大背景大思路寻找理由。一般说来，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急剧性变革可以在短时期导致天翻地覆的变化，但随后也往往不可避免会发生一场或多场纠偏运动。相反，那些貌似缓慢、渐进的变革，短时期显得收效甚微、进展缓慢，但它却往往使人们在不易觉察时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当人们一旦醒悟，世界已经全然改观，人们不愿意再回到旧秩序，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旧秩序，因为社会基础全变了，人们的意识也变了。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历史上真正的变革，还应该温水煮青蛙，温和、舒适，但不可逆。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之谓也。

　　辛亥之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革，它不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颠覆了一个三百年的王朝，而且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毫不惋惜地抛弃了奉行两千年之久的帝制，实行过去十几年多数中国人不愿实行的共和。国体变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有史以来包括这一次辛亥，不过就两次。
　　然而，正像俗语所云，来得快去得也快。在国体变更后第一年，人们还没有感到很多问题。但到了第二年，国会选举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出了大问题，可能的议会第一大党领袖宋教仁被莫名其妙暗杀，共和新体制由此进入混乱;由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数省宣布讨袁起义，袁世凯毫不客气调兵遣将给予严厉镇压。这次冲突很快结束，但袁世凯与国民党人结下的梁子至袁世凯病逝也没有获得消解，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北洋主导的中华民国1928年结束。
　　知识人的思考
　　民国初年的混乱引起了各方面深度关切，试图补救重建秩序的想法从1913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正如长时期在中国观察政治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所看到的那样：“革命以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不仅不能取悦于人心，混乱的社会秩序依然不能恢复。新的设施尚未见眉目，旧的恶弊仍在困扰着人们。兴一利而百害生，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内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心已厌共和，讴歌前朝者渐多，复辟帝制的时机，似将来临，复辟分子在暗中活动，似乎一股涓涓暗流，在寻找他的归宿。”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以为“民国不如大清”，主要是因为1912年廢黜君主体制太匆忙了，太缺少后续预判了。君主制的废黜不仅赶跑了一个皇帝，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一时间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他们既对新世界感到迷茫，又不可避免对传统社会的幽静安逸重生无限眷恋。所谓“遗民”，不是他们守旧，而是新的现实不如旧的让人舒心、放心。只有经历过巨大社会变动的知识人才能在心里深处形成比较，才知道新不如旧的道理。
　　在传统中国，君主体制远非一种当然现象，而是农业文明背景下中国社会得以协调、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条件。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有种种差别，但在承认君主政体的合理性、正当性方面，在期望以君主政体建构一个稳定机制方面，则是相当一致。儒家认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将君主意志视为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体现和唯一源泉。
　　即便从秦始皇帝算起，至1912年清帝退位，君主政体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负面效应兼而有之。君主政体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绝非任何人为力量所能左右，而是因为君主政体在本质上合乎中国社会存在的需要，与中国传统社会血缘政治、宗法政治及小农经济相吻合。 　　明清以降，随着中国社会内部新因素不断增长，君主政体存废问题确曾一度引起人们注意。但由于中国社会生存条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对君主品质、效应的怀疑不仅没有构成对君主政体的威胁，反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进一步改善、巩固了君主政体。顾炎武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尚刑繁矣，众治之尚刑措矣。”在主观意图上，顾炎武期以“分权众治”克服君主政体弊病，但在实际效果上则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权力，“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依然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视为君主意志的体现。
　　在辛亥国变之前几十年，随着西方思潮不断输入和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知识人、政治精英在救亡图存过程中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传统，开始怀疑君主政体的象征意义，怀疑君主在政治秩序建构、维护方面的效用。如果说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仅出于救亡自强目的，尚未根本怀疑中国旧有统治秩序的话，那么，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思潮就不仅仅主张引进西方政体中的某些内核改善中国旧有秩序，而是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的合理性。冯桂芬指出，中国人之所以面对西方冲击一败再败，应坦率承认中国人“实不如”西洋，即首先找出中国在哪些方面落后于西方，然后再确定如何学习西方、改进自身。据冯桂芬归纳，中国至少在这样几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不仅“君民不隔不如夷”关涉中国旧秩序、君主政体，其他三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君主体制的必然派生物。
　　寻求意义 重建权威
　　近代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都曾注意以前君主政体的弊病、症结，但他们也都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君主政体只能改善，而不能骤然推翻，中国进步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是否可能有一个圣明君主在上领导、推动改革。因为他们清楚，君主政体并非仅仅关涉君主个人，也不仅仅关涉某些利益集团，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君主是秩序和谐、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其功能不仅有助于确定政治秩序、政治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且有助于社会公众理解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意义。

　　正是基于中国人对“意义世界”的思考，我们看到，在辛亥国变前后若干年，保皇、复古的思潮就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反动与革命、保守与进步，而是关涉如何在充分把握、理解国情前提下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1912年6月，当君主政体废黜不久，康有为就表示出自己的担心：他并不坚持认为君主体制优于共和，而是强调中国国情实在没有达到共和水平，如此驟行共和，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收到预想效果，甚至可能延误中国进步和发展时机。
　　具有康有为相同或类似想法的人，在民国初年所在多有，这批人在过去一概被斥为保守、守旧，具有“清遗民”情结，但从后来政治文化发展情形看，他们的怀疑、焦虑，并非全无意义、无的放矢。在康有为等人心目中，共和也好，帝制也罢，要必以有利于中国未来发展为依归，而不应仅仅停留在名词的优美、动听上。
　　在民国初年复辟、反复辟较量中，主张、推动帝制的，并不一定实行君主专制;反对复辟的，也并非完全无视民初政治混乱。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思潮，要为中国人寻找自己的“意义世界”;对于混乱的政治情势，不论共和还是帝制，都在试图重构一个有效率、有向心力的政治权威。只有从这个视角思考张勋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文化选择，才不会将一场严肃的政治体制变动视为儿戏、等同于闹剧。
　　张勋其人
　　张勋字绍轩，又写作少轩，江西奉新人，生于1854年。辛亥年，五十七岁，在北洋系中，属于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哥们。在稍后平息义和拳运动时，张勋统领巡防营防剿，贡献卓著，论功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授建昌镇总兵，擢云南提督，改甘肃，皆不赴。日俄战争结束后，调奉天，充行营翼长，节制东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职业军人，张勋在军事上的造诣毋须怀疑，在政治上的忠诚更是格外突出。他在出任江南提督时，适值武昌变起，苏州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方与众筹战守。有持异议者，张勋毫不客气直斥之。翌日，新军哗变，张勋指挥所部与哗变新军殊死抵抗，浴血雨花台，大破之。江浙联军来攻，力量悬殊，粮援胥绝，乃转战退屯徐州，“完所部”，损失极少，是辛亥国变南北冲突时竭尽全力不背叛朝廷的“真男儿”。从后来的革命立场，当然可以批评张勋不识时务、不知变通，但从政治信仰、政治立场角度而言，也应该承认张勋这样的人在历史巨变关头并非毫无意义，而且由此才可以理解张勋后来的立场与作为。
　　退守徐州的张勋衷心不改，张人骏、铁良均已逃走，清廷遂任命张勋为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张勋成为清廷与南军对峙的第一道防线，“部伍逾两万人，铠甲斗具犀利，自号定武军。皆蓄发结辫，別为制，威名棱棱称重镇。于是，康有为外为主师，万绳栻内为谋士，遗臣从之如归。当天下郊劲兵处，斩然有复辟志”。这为后来的历史事变预留了种子，张勋也以其特殊的政治立场一时蔚然成领袖。
　　张勋在大变局时代没有像新军绝大多数将领那样迅即转身，认同共和，放弃君宪，而是坚守过去十几年普遍认同的君主立宪信念，“蓄发结辫”为志，这种做法遭到相当多的嘲笑、嘲弄;但从做人做事立场看，似乎并非全无可取。当清廷决定退位让国，袁世凯遣使劳问，张勋从容对答：“袁公之知不可负，君臣之义不能忘。袁公不负朝廷，勋安敢负袁公？”他在政治上虽不认同中国就此走上共和，但当大家都这样做时，他也只好屈从，但他同时警告袁世凯应该谨守南北妥协谈判达成的全部方案，不要辜负朝廷退位让国的一片苦心。
　　其实，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北洋将领，对清廷退位深表同情、敬佩，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维持清室尊严。民国与退处紫禁城的小清王朝犹如亲戚般不时走动，张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与退居内宫的前朝“岁时朝谒，贡奉惟谨”，不时向内宫上个奏折，“愿上忍须臾。时有变，臣必起而报清”。反过来说，假如民国一直稳定发展下去，比大清好，张勋也就没有起而改变体制的理由了。 　　保守主义领袖
　　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中国人的价值观紊乱，让张勋这样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忧心忡忡，过去的研究说他以“上将军”的头衔倡导蓄发留辫，倡导尊孔读经，主张定孔教为国教，驻防兖州后，派兵守卫曲阜圣地，继续维持孔府旧有的经济收入体制与来源;倡导继续前清一直奉行的礼仪习惯，以为中国人的风俗礼仪、道德伦理，不应该以一姓之天下而废弃，应该寻找那些具有超越性的价值。从适度保守、“其命维新”的立场看，而不是从20世纪形成的绝对革命的立场看，张勋这些柔和的主张，并非没有可以继续思考的空间。
　　文化上的适度保守并不是问题，政治上的稳定才是关键。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民国初年确实留下了许多遗憾，民国二年开始政治纷争，让占据中原战略要点徐州的张勋不能不思考中国已经走过的路，同时也让他与那些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越走越近，曾经坚决反对宣统退位的蒙古贵族升允、前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沈曾植、长庚、辜鸿铭、梁鼎芬等，以及梁鼎芬的门生陈毅，前御史王宝田，江苏阳湖绅士恽祖祁、恽毓昌父子等，他们奔走于青岛、大连、徐州、天津等地，与各地试图归复旧制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沆瀣一气、互通信息，并与紫禁城里的陈宝琛等保持着联系。据他们说，“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国情，革命以来的方针措施，有百害无一利，人心厌恶共和而眷恋前朝。为将来完成统一大业，救国安民，长治久安计，非君主政体不可。天下有心之士，无不思此”。这批政治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虽然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相当反感，但又从这里看到了真正的帝制复辟的希望之所在。

　　当袁世凯的势力足以控制一切的时候，张勋和他的这些同志“虽怀兴复之志，苦于无隙可乘”。及筹安会发生，帝制复辟呼声出现时，张勋和他的这些同志“颇有携贰，复辟之机，遂动于此矣”。假如不发生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假如袁世凯“洪宪王朝”正式开张并能持久下去，张勋和他的同志应该没有机会。然而这一切假如都不存在，袁世凯的“洪宪王朝”未及开张而结束，而袁世凯本人也在国人唾骂声中忧愤而逝。张勋和他的同志终于等来了机会。
　　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失败是一个极大教训，尽管共和可能不太和乎中国国情，尽管之前几年共和办得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当共和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之后，废弃共和，重回帝制，大约只能是袁世凯这样的结局。一世英名，毁于一念之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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