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出现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各方从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并试图提供一套解决问题的策略，不过这些分析都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目前看来，对此次悲剧的判断明显存在偏差，如何避免毕节悲剧，要解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公益界过去曾为关爱留守儿童做了不少工作，借助这一次事件，也有必要反思过去的公益策略。
　　不同的解读 各自的方法论
　　继去年发生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桶事件后，上月毕节又出现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一前一后发生如此恶劣事件，贵州难免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此次事件发生后，李克强总理专门做出批示，要求类似悲剧不能一再发生。
　　因为过去出现类似事件，舆论总是会围绕个案现象和普遍问题之间展开辩论，如果将悲剧归结于个案现象，其性质的严重程度显然相对较低，事件应对的策略也必然较为简单。毕节留守儿童遭遇悲剧，由于去年有“前科”，因此外界普遍将其视为这一地区留守儿童的普遍问题，恰如李克强总理的表态，问题到了“悲剧不能一再发生”这一层面，留守儿童群体目前有何困境，哪些问题亟须弥补，什么人能解决这些问题，这都是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
　　外界只能借助媒体揭开问题的谜底，由于事发家庭家长迟迟未找到，关键发言人的缺席使得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事件发生后的几天时间里，尽管不少媒体在深入调查事件方面做出了努力，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但都没找到让人信服的答案，相反，许多结论出炉后即遭到舆论质疑，就连调查者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些结论过于草率。
　　早先媒体关注事发家庭的经济状况，外界推测悲剧发生的原因是经济贫困，这符合多数人的预期，但此后当地政府部门给予澄清，甚至还提到事发家庭的年收入和存款状况，推测很快即被否定；“贫困论”渐渐衰退后，一篇题为《毕节服毒四兄妹的人生末路》深度调查报道又火爆网络，该报道提供了新的视角，得出结论认为是孤独杀死了四个孩子，事件与贫困无关。这样的结论看似有颠覆性，但很快又遭遇质疑，因为它过于笼统，是一个大而化之的结论，几乎可以解释任何自杀现象，当然很难解释这次的事件，它甚至比“贫困论”更不堪一击。
　　在此期间，公安机关发布消息提到自杀儿童身上有明显的伤痕，舆论因此衍生出另一种猜测，即将问题归结于家庭暴力。互联网上一度兴起亲子话题的讨论，擅长家庭教育的网友大谈育儿经验，杜绝家庭暴力，采取何种方式使孩子健康成长等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样一个悲剧，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不同的领域站在自己的角度给出自己的方法论，法学界提出要通过立法来保护留守儿童，公益界的声音也可谓不小。
　　功利与浮躁 现实远离初心
　　面对留守儿童的苦难，公益行动可以做什么？这是很多公益人的第一反应，就在这几天，不少公益组织就针对留守儿童发起公益活动。如此种种，皆可视为外界对这样一起大悲剧的关怀，至于说它们到底能起到何种作用，恐怕还有待验证。在目前事件真相尚未完全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很多的答案都显得有些草率。
　　此次悲剧发生后不久，一篇题为《中国公益人，我们没资格谈毕节悲剧》的文章在公益圈流传颇广，作者是一个从事留守儿童公益项目的公益人，他提到在去年留守儿童闷死在垃圾桶事件发生后，贵州省都快变成爱心省，针对留守儿童的公益行动很快在贵州各地开花结果。但根据作者的观察，这类公益行动带来的往往只是“印着某某机构的书包，贴着某某商标的衣物”，对于留守儿童心态知之甚少。这种现状让他感到失望，于是就有了标题所表达的愤懑。
　　作者所提到的问题其实有普遍性的一面，何种苦难会成为公益人的关注焦点，恐怕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媒体报道，比如公共政策。
　　在很多公益项目中你经常可以看到公益人功利与浮躁的一面，作者提到贵州成为爱心省，这其中有多少是因为那里的留守儿童成为了舆论焦点，又有多少是精心耕耘，在深入调查与研究之后做出的有针对性行动？面对如今发生的悲剧，公益人的确应当审视初心与现实的距离。
　　当然，恰如此前提到的各种解读，上述问题并非仅仅出现在公益界，各方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阐释事件，当然也期望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大家都急于得出结论，很难说这是基于一种自信，还是出于对话语权的追求。将其视为消费苦难，借助事件来实现自我营销，这种推测可能缺乏依据，也显得夸大其词，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仅仅从自身角度来解读问题，这种思路难免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各方针对留守儿童所提出的意见，其出发点或许是好的，但它们能否切实解决留守儿童这一困惑中国社会很长一段时间的大问题，恐怕还要打一个问号。
　　过去一段时间，媒体探索此次悲剧发生逻辑过程中的遭遇，间接呈现了留守儿童问题的复杂性，当悲剧被证实并非只是由经济贫困导致，最容易被动员的爱心就此似乎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如何避免毕节悲剧，起码目前为止，这样一个问题还未得到完满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