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问题永远制约着理论和创作的发展。今天，当新的语境中我们重新提起“方法论热”时，不约而同感到了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大约20年前也就是1985年前后，随着西方文化思想、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的大批量东渐，种种名目繁多的西方方法论思想，诸如精神分析、语义分析、原型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比较文学、文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耗散”理论等等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接，我们确实感到了相关学术思想与思维的莫大开拓与提升，我们的学术之思无疑得到了丰富、锤炼与转换。可以说，那是一场跨文化传播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解放运动，其重要意义与价值不容忽视与低估。然而，任何思想与思维的解放都可能伴随着新的禁锢。某种意义上讲，解放即禁锢。关键在于，人们对这种解放抱何种人文态度。当今日重新回首“往事”，难道我们不认为西方方法论的引进、传播与接受，不是一场发生在文学、美学领域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尽管20年间，一代中国学人在这一领域的译介、阐释与运用硕果累累，令人振奋，不过，当必须再度举步向前之时，我们对方法论的“现状”之不大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在文化思维意义上，任何“先进”、“有效”的方法论。都是有局限的。在崇拜心态里，便目迷五色，心智遮蔽，不知其各自真正的局限性究竟在哪里，便可能举步维艰。这里，不仅存在着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主体人格因素的关系，更应该关注方法论的创造、运用与问题意识、学术创新之关系。因为这意味着对“方法论的异化”的理性认知，所以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