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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文化、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是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基本特征。在政治、经济、文化形势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与演进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广为传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上海灵学会，以一种儒家传统文化异端的姿态展现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和发展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上海灵学会 新文化运动 新民主主义文化 文化转型
上海灵学会的兴起
上海灵学会，是1917年10月由上海封建文人陆费逵、俞复和丁福保成立的，旨在研究鬼神、人类精神和各种超自然现象的社会团体。上海灵学会实行会员制，出版《灵学丛志》，宗旨是为了“道德沦丧”的中国寻求出路，通过鬼神之说和灵魂教育，重新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其最具代表性的扶乩仪式，就是文化复杂的表现。
上海灵学会成立以后，吸引了著名的严复、伍廷芳等一批精英人物，这让上海灵学会一时声名鹊起。但是适逢新文化运动进入到高潮阶段，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开始对《灵学杂志》进行抨击，指责其妖言惑众，鲁迅说：“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猛烈抨击上海灵学会，最终迫使《灵学杂志》停刊。
上海灵学会的兴起和发展，是当时中国文化环境的真实写照。以胡适为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传播西方文化，以求实现全社会的全盘西化，但这种西方革命一开始就受到以梁启超、张君励等儒家文人的抵制，他们强调中华文化优越性，尤其是传统儒家文化两千余年的发展史，本身就使西方文化相形见绌，从而催生了上海灵学会这种极端的产物。
传统文化的本位观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思想内涵的体现。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对华夏子孙的思想、行为、人生等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形态的总和。这种文明形态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形成了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的核心。以近代为例，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可见一斑，其时主持变革的洋务派认为儒家文化是一切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凸显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观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发展改革的历史进程。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开始显现，使得儒家文化中一些愚昧封建的观念暴露无遗，导致部分封建文人剑走偏锋，出现了像上海灵学会这样的极端典型，宣传建立“道德理想国”的愿望。很显然，上海灵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国家于危亡，但是它选择传统文化中最封建迷信的部分作为武器，这就注定上海灵学会最终的命运。
近代文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形态面临着变革的机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处在与西方接轨的紧要关头。其中传统文化的转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需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相对比较先进的西方文化，取长补短、逐渐发展。
一方面，需要关注传统文化本位观的式微。它的主要表现是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播——知识分子主张中国应全盘西化，他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现代化的人文关系。上海灵学会成立前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获得大量传播，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使其根基受到根本性的动摇，也使得包括上海灵学会在内的封建文化团体开始考虑近代文化的转型问题。
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本能的抵制促使一部分文人去寻找文化转型的第三条出路。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信念。这就导致对传统文化盲目信仰的封建文人，在不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找寻文化转型的第三条出路，以至出现了上海灵学会这样的极端典型，但它存在时间的有限也从侧面说明了文化革命和五四运动必然，证明了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历史大趋势。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
上海灵学会出现时，中国旧的文化体系和社会政治秩序土崩瓦解，民族文化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思想文化界先后围绕中西文化孰优孰劣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辛亥革命后西方文化的传播开始获得很大空间，追求思想解放、倡导民主和科学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但各种鼓吹封建迷信的言论也开始混淆视听，变革呼之欲出。
1919年的五四运动，带来了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取得了的巨大成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创建了苏维埃大学等学校，创办了《红色中华》等报刊，同时在在国统区领导成立“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有效地取得了文化革命的阵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化发展随之迈入新的时代。
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它首先从具体的物质层面入手，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高调地宣布中國文化转型已经发展到了精神层面，导致了极端的上海灵学会的出现——但是历史的向前是不可逆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胡绳.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J]. 哲学研究， 1979（6）：28-40.]，这很形象地反映了近代文化转型的艰难，同时也彰显了文化转型所代表的先进性的巨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江洪. 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 张允熠， 张瑞涛. 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J]. 安徽史学， 2003（1）：37-41.
【3】 黄艳飞.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鬼神”信仰——以陆费逵为中心的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4】 雷颐. 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J]. 民主与科学， 2006（2）：34-36.
【5】 郑国. 比附、“弥补”与“拓展”：上海灵学会对科学的认知歪曲[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1（3）：177-180.
【关键词】：上海灵学会 新文化运动 新民主主义文化 文化转型
上海灵学会的兴起
上海灵学会，是1917年10月由上海封建文人陆费逵、俞复和丁福保成立的，旨在研究鬼神、人类精神和各种超自然现象的社会团体。上海灵学会实行会员制，出版《灵学丛志》，宗旨是为了“道德沦丧”的中国寻求出路，通过鬼神之说和灵魂教育，重新建立一个“道德理想国”。其最具代表性的扶乩仪式，就是文化复杂的表现。
上海灵学会成立以后，吸引了著名的严复、伍廷芳等一批精英人物，这让上海灵学会一时声名鹊起。但是适逢新文化运动进入到高潮阶段，胡适、鲁迅等知识分子开始对《灵学杂志》进行抨击，指责其妖言惑众，鲁迅说：“仆审现在所出书，无不大害青年，其十恶不赦之思想，令人肉颤。沪上一班昏虫又大捣鬼，至于为徐班侯灵魂照相，其状乃如鼻烟壶。人事不修，群趋鬼道，所谓国将亡听命于神者哉”，猛烈抨击上海灵学会，最终迫使《灵学杂志》停刊。
上海灵学会的兴起和发展，是当时中国文化环境的真实写照。以胡适为代表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传播西方文化，以求实现全社会的全盘西化，但这种西方革命一开始就受到以梁启超、张君励等儒家文人的抵制，他们强调中华文化优越性，尤其是传统儒家文化两千余年的发展史，本身就使西方文化相形见绌，从而催生了上海灵学会这种极端的产物。
传统文化的本位观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思想内涵的体现。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的传承对华夏子孙的思想、行为、人生等的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广泛的历史意义上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形态的总和。这种文明形态塑造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形成了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的核心。以近代为例，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可见一斑，其时主持变革的洋务派认为儒家文化是一切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凸显出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观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中国发展改革的历史进程。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开始显现，使得儒家文化中一些愚昧封建的观念暴露无遗，导致部分封建文人剑走偏锋，出现了像上海灵学会这样的极端典型，宣传建立“道德理想国”的愿望。很显然，上海灵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国家于危亡，但是它选择传统文化中最封建迷信的部分作为武器，这就注定上海灵学会最终的命运。
近代文化转型的路径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形态面临着变革的机遇，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处在与西方接轨的紧要关头。其中传统文化的转型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需要放眼世界，认识和学习相对比较先进的西方文化，取长补短、逐渐发展。
一方面，需要关注传统文化本位观的式微。它的主要表现是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文化的大规模传播——知识分子主张中国应全盘西化，他们高唱民主和科学，寻求现代化的人文关系。上海灵学会成立前后，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获得大量传播，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使其根基受到根本性的动摇，也使得包括上海灵学会在内的封建文化团体开始考虑近代文化的转型问题。
另一方面，对西方文化本能的抵制促使一部分文人去寻找文化转型的第三条出路。新文化运动深刻动摇了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至高信念。这就导致对传统文化盲目信仰的封建文人，在不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找寻文化转型的第三条出路，以至出现了上海灵学会这样的极端典型，但它存在时间的有限也从侧面说明了文化革命和五四运动必然，证明了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历史大趋势。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
上海灵学会出现时，中国旧的文化体系和社会政治秩序土崩瓦解，民族文化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思想文化界先后围绕中西文化孰优孰劣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辛亥革命后西方文化的传播开始获得很大空间，追求思想解放、倡导民主和科学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但各种鼓吹封建迷信的言论也开始混淆视听，变革呼之欲出。
1919年的五四运动，带来了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取得了的巨大成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创建了苏维埃大学等学校，创办了《红色中华》等报刊，同时在在国统区领导成立“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有效地取得了文化革命的阵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文化发展随之迈入新的时代。
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具有重大影响，它首先从具体的物质层面入手，深入到制度层面，最终到达思想层面，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高调地宣布中國文化转型已经发展到了精神层面，导致了极端的上海灵学会的出现——但是历史的向前是不可逆的，正如陈独秀所说，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胡绳.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J]. 哲学研究， 1979（6）：28-40.]，这很形象地反映了近代文化转型的艰难，同时也彰显了文化转型所代表的先进性的巨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江洪. 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 张允熠， 张瑞涛. 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J]. 安徽史学， 2003（1）：37-41.
【3】 黄艳飞.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鬼神”信仰——以陆费逵为中心的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4】 雷颐. 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J]. 民主与科学， 2006（2）：34-36.
【5】 郑国. 比附、“弥补”与“拓展”：上海灵学会对科学的认知歪曲[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1（3）：17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