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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当下传播学最关注的话题之一.不过,这一研究的路径和脉络还有待明晰.这得从谁是数字劳动的主体开始谈起.rn说到劳动主体,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的传统路径出发,自然而然就会去讨论从事数字劳动的IT民工.这些用“996”来形容自己生活的IT民工,确实是数字经济的基石,因此他们是数字时代承担异化劳动最显在的群体.但学者们很快就发现,由于当今世界已经被网络化和数字化的力量所组织起来,因而,一切劳动似乎都与数字捆绑在了一起,于是便出现了“困在平台里的物流小哥”.其实,熟悉媒介史的研究者对于媒介技术如何建构劳动形态并不陌生,比如电话的发明如何将劳动指令直接传达到了个体的卧室.只是数字技术是如此霸道,它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全天候地掌控劳动者的行为,并不断地提升其劳动速度和劳动节奏,这就如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形容的那样,彻底地将劳动者作为活的附属物抛入了死的机器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