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作画这件事，杨老先生回忆童年时，在家乡的池塘边见堂兄对着邻水的小木屋作画，令他着迷。这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从此便萌发了对艺术和自然的永久痴情。上小学时他的第一幅图画就是记忆中的池塘木屋，作品得到了老师的表扬，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话用在杨老先生身上一点没错。他爱看连环画，会凭记忆画默写，再把观察到的生活细节画出来，而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指导，全凭着自己对画画的兴趣一直坚持。这样儿时对自然和绘画的热爱竟引导他踏上艺术之路，并决定了他的人生选择。
　　家中的两位堂兄都就读于师范学校，初中毕业时，杨先生选择了培养未来教师的摇篮——南京市师范学校，这三年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一种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纯真情怀激励他为“走向生活”而勤奋治学。毕业时全校从应届300多学生中选出40人考师范院校，绘画的名额仅有一个，凭借优异的成绩与表现，杨先生顺利考入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8年，他参加了全国首批知识分子下放劳动锻炼。农活从头学起，日子过得很艰苦，但他半年多时间就掌握了各种农活的技巧，被老乡称赞活儿干得“很俏皮”。
　　大学阶段留学欧洲的李超士、戴秉心等先生在艺术和传统文化上的丰厚学养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向苏联的“一边倒”决定了当时中国的苏式教学体系，杨先生在深入研究造型规律的基础上，将传统文化与欧、苏派风格融合，从学理上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基本框架，即“整体性、程序性、塑造性、表现性”。他感慨道：这在指导我的教学、探索，以及后来离开学校，在烟台所从事的相关事业上，都发挥长久的基础性作用。五年的教学生涯对杨先生的“自我建设与事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60年代的困难时期，很多本是大学体制的学校“下马”，由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分立的山东艺术专科学校也是如此。正好这个时候，烟台文工团团长到学校来挖人，与爱人商量后，夫妇二人决定加入。就这样他们从讲台走上了舞台，在那里生活、工作了18年。杨老先生坦言，这段时期是自己人生中的“黄金时期”，舞台的空间虽然有限却可包容整个世界，这使我从一个比较封闭的课堂，进入一个更广阔、更丰富、更生动的大课堂。我确乎以全部的身心投入到这“另一个大学”中去。
　　Q&A
　　Q：去了烟台文工团后，您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A：这是在一个高强度、大密度的艰苦实践中，去认识一个陌生的“世界”，又是一个重新认识和重新设计自己的过程。也许由于我是从大学调来的美术专业老师，因此就被团领导安排担任“舞台美术设计”和舞美队长。然而我得从零起步，从头学起。这期间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教授李畅先生对我走进这个领域，起到了很大的引领作用。
　　经过一两年的磨炼，团长让我带领一队人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学习。我有幸受到著名艺术家张正宇、陸阳春等先生的亲切指导。这半年时间，我们从一个地方剧团走到国家大剧院在专家的指导下参加诸多剧目的舞台实践，曾多次参加在人大会堂的演出。一次演出《远方青年》，周总理观后还到后台来与大家交流。我们还在人民艺术剧院观摩了著名导演焦菊隐的精彩排练。与此同时还有计划地走访了中央戏剧学院和几个大剧院的专家，观摩众多剧目的排练和演出。
　　舞台美术是一门涉及十分广博的综合艺术，不仅要接触古今中外各种题材、风格的剧目，需要具备文学、戏剧、史论方面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还要和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蹈取得良好配合，为演出提供有创意的空间和支点；也要把舞台美术所包容的各小专业门类组成有机的整体。这对我无疑又进了一所大学。我们以国家剧院的艺术质量为努力目标，用当时倡导的大庆精神和边干边学、专业与文化修养并重的做法，带出了一支素质精良，进取向上、有战斗力的年轻团队。完成了诸如《万水千山》、《南征北战》、《南海长城》、《不准出生的人》等大型话剧和歌剧、舞剧以及革命样板戏的舞台设计、制作。舞美队的工作最繁重的时期曾同时为四个演出队设计制作舞台美术，合成阶段常常几天几夜不睡觉。好在年青力壮，正是经受这熔炉般的磨练才得到更坚实的成长。

　　Q：在这18年期间，您觉得最值得一提的作品是什么？
　　A：这18年涉足的领域大为拓展，我不仅掌握了舞台美术的“十八般武艺”，也在相关领域有所建树，如“烟台毛泽东思想展览馆”的室内设计、毛主席纪念堂序厅巨幅绒绣《祖国大地》的艺术监制。同时在组织发动各画种从省、地到全国展览的创作中，自己也相继用国画、油画、版画、水粉、年画、宣传画等多种手段完成一系列创作。其中最值一提的是国画《风口浪尖夺高产》，这幅画直接来自海上生活所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体验。18年的海边生活使我与“深情的大海”以及有着海一样性格的捕鱼人结下不解之缘。我曾多次随渔船出远海捕鱼，经受过七级以上风浪的磨砺和变幻莫测的大海洗礼，这不仅使我的襟怀和视野开阔，也深悟沧海泛舟犹如波澜起伏的人生之旅。那些长年累月驰聘大海、搏击人生的渔民们，他们那种独特而丰富的战斗生活，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动人乐章。这幅国画处女作入选文化部组织的全国年画·国画展，后又选到日本巡展。

　　Q：从1979年以后，您又回到了学校？ 　　A：1979年学校恢复改建为山东艺术学院，学校的老领导到烟台来动员我们，就这样，我和夫人又回到了学校。不久担负了美术系的领导工作，组织教学，带领学生出去体验生活搞创作。由于我在烟台不断组织当地画家去深入生活搞创作，就把这种经历带到了山东艺术教育和美术事业中来。80年代初，我作为倡导人之一，组织了“山东风土人情油画展”，作为一个历时三年，精心策划、强力投入的美术事件，它选取了“乡土现实主义”的路子；催生了山东整体面貌的油画；带出了一支有活力的油画队伍。使山东油画一度走出地域在全国及海外产生影响，在开拓山东油画新局面方面产生一定的历史性作用。活动也影响了山东的美术教育，改变了以往关门办学，只有单一的基础教学和习作状态，把创作和“生活课堂”带进了校园，从而为学生打开了一扇从生活进入创作的大门，这不仅造就了人才，也推出了成果。一批山东油画的青年主力军就是那时成长起来的。

　　Q：在您的教学过程中，您觉得理想中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的？
　　A：如果把艺术家的业绩比作建筑，则历代匠师业已为艺术世界建立起无数永垂青史的大厦，学校的任务，就是为有志建造“大厦”者奠基。“基础”的建设不应只局限于“造型能力”的狭隘范围，应把它看做是“人”的基本建设，包括一个画家所必须具备的造型能力及文化修养，同时还要把发展学生的艺术思维能力、创造力及相应的基本素质作为贯穿始终的潜在课题。发展创造意识、引发创造思维、培养创造能力、开启创造精神，对于培养创造型艺术人才具有重要意义。认识规律、把握规律是为得到自由。学校基础教学的核心就在于把学生引向一个轨道——进入独立的创造！

　　Q：从80年代到现在，您取得了哪些突破？
　　A：通过回校后的教学与工作表现，领导有意要把我提到院里去。但我不想做官，只想做事。为跟上时代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我竭力争取到中央美术学院首届油画研修班深造的机会，这是我又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我们那一届30人，许多人是因“文革”失去上大学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以专业实力通过“中央美院眼光”的筛选招揽进来的“明显班”。两年中一班人如饥似渴、强烈的求知欲、进取心、紧迫感，要把中央美院的好东西“吃光拿尽”的欲望。两年中我除认真地完成严格、系统的课堂教学课业，还听取了各类学术报告82个、参观了各种展览百余个；积累了约45万字的学习笔记，撰写了一份中央美术学院考察报告……两年的治学过程就像“一炉火”，经过炽热的熔炼，我们的知识、修养、观念、技巧、情趣、格调、创造力均发生“质”的升华。
　　1984年7月回到山东不久就被省政府任命为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并在随后的山东省美术家协会的换届中当选为省美协主席。从此我的人生急转为由艺术教育、美术事业和自身发展三股绳拧在一起的长久奋博状态，由不惑之年，经知天命之年、到随心所欲之年，到如今的年逾80的老叟。然而我心中的那股从儿时就点燃的对自然和艺术的永久痴情的火焰，一直在燃烧着。
　　我以几十年的人生实证了“认识自己”的重要，更深悟认识自己的艰难。随岁月的进程，围绕这个人生大课逐渐建立起了我的“认识自己”的解题方式：
　　一、 不要放过自己：把一切努力都作为自身建设的过程；把一切付出都作为人生的积累；把一切挑战都作为一种成功的机遇！
　　二、 做一个有心人：用事业的眼睛去看世界；通过精通一门去领悟和旁通其它。
　　三、 在认识世界中认识自己：用世纪性的宏观视野去认识世界；致力于两个课堂（学校/社会）、两块土壤（生活/文化）、两大体系（东方/西方）、两种功夫（内功/外功）的终身学习。
　　四、 用文化、修养去支撑作品品格；用作品和成就铺展自己的艺术和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