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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百年大学出版史上，学人办刊现象与现代大学精神联动最为密切，是大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思想、学术多元化的重要表征。学人办刊呈现出大学出版在建构学术共同体、凝定大学精神等方面达到的高度；彰显了大学和大学出版的内在精神，即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这是大学出版“道”之所在，也是当下大学出版改革可资借鉴的方向。
关键词：学人办刊；现代大学；大学出版
一、学人办刊：大学出版的重要篇章
近年来，因为转企改制以及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学报成为出版学界、业界的一个讨论热点。检索近年涌现的论述大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我国大学出版的讨论对象和范围，还不是非常清晰，尚有几点值得商榷和有待突破之处。
第一点有待讨论的是我国大学出版讨论的时段。在当前讨论大学出版，论者一般以新中国成立为界，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成立作为我国大学出版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同时兼及大学学报以及电子音像等出版机构。其优点在于清晰利落，在面对转企改制、经营管理等现实问题时可以直入主题，避免枝蔓拖沓。其问题在于忽略了晚清民国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大学出版的整体感和历史感，导致在论述大学出版的价值观、精神内涵等方面难以深入。姜华、肖东发、范军等学者通过扎实的研究①，作了补充，认为我国的大学出版应该包括晚清民国时期大学的出版委员会和大学出版部（组或社）的出版行为。范军论文《略论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是迄今为止对民国时期大学出版论述最为深入周密的论文。文章从制度设计、机构设置、出版物刊行三个层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大学普遍设立的出版委员会、大学出版部（组或社），以及在其主持下民国时期大学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出版样貌。以上研究打开了民国大学出版这个研究领域，值得继续深入。
第二点有待讨论的是我国大学出版的主体和主办者。对此问题，现有论述似乎并无异议，认为大学出版，不管是校报、学报，还是出版部（组或社），都是校方主持，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肖启明指出：“大学出版，是指由隶属于大学的出版社共同组成的出版力量”“是大学对出版的介入”。②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这些和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的“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藉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不谋而合，即把校方（官方）作为大学出版的天然主体。唯一提出异议的是范军论文《略论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他指出在学校层面之外，民国时期大学还有一些院系、研究所、学术社团、教授、学生的出版活动（尤其是办刊活动）。
在笔者看来，研究我国的大学出版，忽略晚清民国阶段，同时将大学出版的主体局限于校方（官方），会使我们有意无意忽略与大学精神联动最为密切的学人自主办出版（尤其是办刊）现象。
“学人办刊”，是以大学学人为刊物创办、编辑主体，对于大学文化理念、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的出版传播行为。学人办刊现象繁荣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物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东南大学《学衡》《史地学报》《新教育》等刊物的创办为标志，大量涌现。所谓的刊物创办、编辑“主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在具体运作上，大学学人不仅是刊物的编辑主体，也是资金筹措、市场发行主体。即便获得基金会、校方出版部（组或社）或其他外在力量资助，主体操作权（包括策划、组稿、选稿等）都还在学人手中。二是指它的相对独立色彩。与政治家办刊、商人办刊，以及大学官方的办刊活动相比较，学人办刊呈现出更为超越的民间色彩，对于政见、商业以及服务精神的强调较少，而是直接传达学人群的学术见解或者思想文化主张。在办刊方向上，主要有学术刊物（比如中山大学在傅斯年主持下主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等专业刊物）和社会评论性刊物（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等不同向度，比如《新青年》《学衡》等）两大类，对应现代大学学人通过知识生产建构学术共同体与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两大自我期许，后者对中国现代学人而言吸引力更大，产生的影响力也更大。不管是力图建立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刊物，还是力图对现实发言的评论性刊物，其运作方式以及达到的高度都值得当今大学学人和大学出版人借鉴。同时，在具体的办刊过程中，学人在启蒙与商业、传统与现代、独立与党化之间的调适与自省，也值得我们反思。可以说，学人办刊是“大学出版”的重要篇章，是我们将“大学出版”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连接起来的丰富载体。
学人办刊现象繁荣于民国时期，但也不局限于民国。往历史中追溯的话，中国传统出版样态中的私刻传统与本文所论的学人办刊有着精神上的渊源。现在的教授群体或研究机构也经常有办刊活动，但在目前我国的刊号管理制度下，往往采用以书代刊的方式，多以学术辑刊/集刊形式存在③；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下，学人自主创办的思想学术网站，也可以看成是学人办刊的一种变体。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学人办出版（包括办刊）仍广泛存在，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大多小众化。
为什么民国以来中国学人自主出版现象会集中在刊物上，并且成就斐然，成为民国大学出版的“最突出贡献”④呢？陈平原、颜浩等学者有过贴合实际的论述。陈平原指出，民国时期学人发表言论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学术演讲，一是筹办刊物”，就影响力的大小和持久性而言，“办刊物是学有余力出而经世的独立的知识者介入社会政治的最佳途径”。⑤颜浩提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章杂志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期刊因其“无所不包的容量、灵活机动的风格、声名显赫的撰稿人和数量固定的接受群体”，成为“最有价值的舆论工具”。⑥故而，大学学人在自主出版形式上最青睐办刊，而刊物也成为他们交流学术、传播见解、介入社会的最有力载体。
二、学人办刊产生的动因
关键词：学人办刊；现代大学；大学出版
一、学人办刊：大学出版的重要篇章
近年来，因为转企改制以及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大学出版社和大学学报成为出版学界、业界的一个讨论热点。检索近年涌现的论述大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我国大学出版的讨论对象和范围，还不是非常清晰，尚有几点值得商榷和有待突破之处。
第一点有待讨论的是我国大学出版讨论的时段。在当前讨论大学出版，论者一般以新中国成立为界，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成立作为我国大学出版真正意义上的起点，同时兼及大学学报以及电子音像等出版机构。其优点在于清晰利落，在面对转企改制、经营管理等现实问题时可以直入主题，避免枝蔓拖沓。其问题在于忽略了晚清民国阶段，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大学出版的整体感和历史感，导致在论述大学出版的价值观、精神内涵等方面难以深入。姜华、肖东发、范军等学者通过扎实的研究①，作了补充，认为我国的大学出版应该包括晚清民国时期大学的出版委员会和大学出版部（组或社）的出版行为。范军论文《略论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是迄今为止对民国时期大学出版论述最为深入周密的论文。文章从制度设计、机构设置、出版物刊行三个层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大学普遍设立的出版委员会、大学出版部（组或社），以及在其主持下民国时期大学图书、期刊和报纸的出版样貌。以上研究打开了民国大学出版这个研究领域，值得继续深入。
第二点有待讨论的是我国大学出版的主体和主办者。对此问题，现有论述似乎并无异议，认为大学出版，不管是校报、学报，还是出版部（组或社），都是校方主持，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的。肖启明指出：“大学出版，是指由隶属于大学的出版社共同组成的出版力量”“是大学对出版的介入”。②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这些和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提出的“自去年有日刊，而全校同人始有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且亦藉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不谋而合，即把校方（官方）作为大学出版的天然主体。唯一提出异议的是范军论文《略论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他指出在学校层面之外，民国时期大学还有一些院系、研究所、学术社团、教授、学生的出版活动（尤其是办刊活动）。
在笔者看来，研究我国的大学出版，忽略晚清民国阶段，同时将大学出版的主体局限于校方（官方），会使我们有意无意忽略与大学精神联动最为密切的学人自主办出版（尤其是办刊）现象。
“学人办刊”，是以大学学人为刊物创办、编辑主体，对于大学文化理念、学术研究起到促进作用的出版传播行为。学人办刊现象繁荣于民国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产物之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北京大学《新青年》《新潮》、东南大学《学衡》《史地学报》《新教育》等刊物的创办为标志，大量涌现。所谓的刊物创办、编辑“主体”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在具体运作上，大学学人不仅是刊物的编辑主体，也是资金筹措、市场发行主体。即便获得基金会、校方出版部（组或社）或其他外在力量资助，主体操作权（包括策划、组稿、选稿等）都还在学人手中。二是指它的相对独立色彩。与政治家办刊、商人办刊，以及大学官方的办刊活动相比较，学人办刊呈现出更为超越的民间色彩，对于政见、商业以及服务精神的强调较少，而是直接传达学人群的学术见解或者思想文化主张。在办刊方向上，主要有学术刊物（比如中山大学在傅斯年主持下主办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等专业刊物）和社会评论性刊物（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等不同向度，比如《新青年》《学衡》等）两大类，对应现代大学学人通过知识生产建构学术共同体与通过舆论影响社会两大自我期许，后者对中国现代学人而言吸引力更大，产生的影响力也更大。不管是力图建立学术共同体的专业刊物，还是力图对现实发言的评论性刊物，其运作方式以及达到的高度都值得当今大学学人和大学出版人借鉴。同时，在具体的办刊过程中，学人在启蒙与商业、传统与现代、独立与党化之间的调适与自省，也值得我们反思。可以说，学人办刊是“大学出版”的重要篇章，是我们将“大学出版”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连接起来的丰富载体。
学人办刊现象繁荣于民国时期，但也不局限于民国。往历史中追溯的话，中国传统出版样态中的私刻传统与本文所论的学人办刊有着精神上的渊源。现在的教授群体或研究机构也经常有办刊活动，但在目前我国的刊号管理制度下，往往采用以书代刊的方式，多以学术辑刊/集刊形式存在③；在当今的互联网环境下，学人自主创办的思想学术网站，也可以看成是学人办刊的一种变体。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学人办出版（包括办刊）仍广泛存在，但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大多小众化。
为什么民国以来中国学人自主出版现象会集中在刊物上，并且成就斐然，成为民国大学出版的“最突出贡献”④呢？陈平原、颜浩等学者有过贴合实际的论述。陈平原指出，民国时期学人发表言论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学术演讲，一是筹办刊物”，就影响力的大小和持久性而言，“办刊物是学有余力出而经世的独立的知识者介入社会政治的最佳途径”。⑤颜浩提到，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报章杂志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中期刊因其“无所不包的容量、灵活机动的风格、声名显赫的撰稿人和数量固定的接受群体”，成为“最有价值的舆论工具”。⑥故而，大学学人在自主出版形式上最青睐办刊，而刊物也成为他们交流学术、传播见解、介入社会的最有力载体。
二、学人办刊产生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