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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男子都承认是自己杀害了詹妮特·斯塔夏克，他们哪一个讲的是真话？
诱供
凌晨两三点钟，本该是人们熟睡的时刻。几位警探正期待他们所讯问的凶杀案件能够获得突破，以掌握全部的案情。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著，有的踱着步子，在狭小的房间里已度过了12小时。虽然犯罪嫌疑人正一点点地交代出警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态度却一次次地变得顽固起来，仿佛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犯下了这桩骇人听闻的罪行。
这一场景发生在1986年11月6日，地点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科里沃特。三天前，25岁的漂亮女糕点师詹妮特·斯塔夏克被人发现全身赤裸地死在自家二楼的卧室里。她的钱包失踪，一扇纱窗被割去，而轿车则被发现停在本地民航机场的地下泊车库里。办理此案的警探派特·费里和约翰·迪恩认为这不是入室盗窃案。他们相信这是凶手故意设置的，受害人是认识凶手的。
警探们确信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名叫汤姆·索耶尔的男子就是他们要抓的犯罪嫌疑人。就在斯塔夏克的尸体被发现的那天，警方在现场和公寓楼一带拍摄时，录像监视器中留下了这个相貌英俊、身材健壮的33岁男子急速闪过的身影。警方在向索耶尔进行调查时得知他恰好是斯塔夏克女士的邻居。他当时显得很紧张，满头大汗，一直用毛巾擦着汗水。此人无法提供星期六晚上，即可能是凶杀案发生时的不在场证据。除了神态紧张，索耶尔还表现出对此案不寻常的好奇心——据他自己声称，他愿意尽所有能力帮助警方侦破此案。
案件发生在几天前。但此刻，警探们发现索耶尔是一个难缠的家伙。起初，他们将索耶尔诱至警察局，说是请求他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几名警官花了几个小时让他设想案件发生的情节，凶手是怎样作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索耶尔所作的基本推测逐渐接近警方对这一案件已掌握的一些事实。因此，在上完厕所的休息时间之后，迪恩和费里改变了策略。他们向索耶尔宣读了“米兰达告诫”。迪恩直截了当地说道，“汤姆，我认为这个案子就是你干的。”
“胡扯，我没干。”
“汤姆。”费里说道，“你知道得太多了。”
“我没有杀人。”索耶尔断然否认，“我之前从未到过她的卧室。”
这一战术看来无法奏效。于是，费里又改变方法，扮演起“好警察”的角色。“我知道你没有杀人。我需要你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从未到过那里，也没有杀人。”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
“招供”
从凶案发生到索耶尔被调查的这段日子里，警方了解到了汤姆·索耶尔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情况。此人从中学就开始酗酒，每天都离不开酒瓶。后来在戒酒机构进进出出，持续了多年。索耶尔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做过管理员的工作。他从伊利诺伊州移居到佛罗里达州，因酗酒导致与女友分手。戒酒后的13个月，他很少参与社会活动。那么他的戒酒压力以及痛苦的失恋是否可能造成他将怨恨发泄到邻居身上？
这个夜晚，索耶尔坦率地承认他发现斯塔夏克颇有吸引力，但卻没有勇气邀请她外出约会。在凶杀案发生几天前，斯塔夏克曾经到索耶尔的公寓拜访。他们俩一起聊天、看电影，难道正是这种近乎亲密的行为搅动了嫌疑人的心态，使得他在没有其他发泄渠道的情况下实施了强奸和凶杀？
在盘问了多时之后，索耶尔同意接受测谎。当警探给他显示测谎结果时，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你知道测验结果是什么吗？”费里问索耶尔，“它证明你扯谎了。你的心跳峰值超出了屏幕上的可读数值。”
警探们还告诉索耶尔，他们已搜集到包括他的头发在内的相当重要的物证，他必须面对事实。认罪并不比当年承诺停止饮酒所走出的第一步更艰难——索耶尔必须接受摆在眼前的事实。
“我不知道。”索耶尔最后回答道，“我认为我过去饮酒时可能曾一时失去记忆，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一个人不饮酒时会失去记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讯问人员终于迫使索耶尔承认是他从咖啡桌上拿起一只烟灰缸，猛击斯塔夏克的脑部，将她打昏后拖上楼，脱光她的衣服，强奸了她并将其勒死，然后把她脸朝下扔在床上，用拉起的被单掩盖住她的身体。
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半，经过超过16小时的令人难熬的讯问，警方获得了与从凶杀现场搜集到的物证相一致的口供：斯塔夏克确实是被发现身体裸露，脸朝下卧倒在床上，身上覆盖着被单；咖啡桌上的烟灰缸失踪。索耶尔承认，厨房刀架上的一把刀是用来切割窗帘和绷带，用以绑住斯塔夏克的手腕和脚踝的。索耶尔供述说自己在一座桥上将这些作案工具扔进了河里。鉴于这些符合案件的要素在供词中都已记载，警探们决定结束这场讯问，因为他们最关注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由于儿子面临着凶杀的指控，索耶尔的父母求助于当地一名叫乔伊·多纳赫的辩护律师。多纳赫递交了一份动议，力图阻止将索耶尔的讯问口供作为犯罪证据，并指责警探们不仅在讯问期间没有向索耶尔宣读“米兰达告诫”，告知其权利，而且供词是在被强迫的状态下获得的。此外，索耶尔要求律师在场的要求也被警方无视。经过六个星期的听证辩论，法官吉拉德·欧·布莱恩决定该口供不能作为罪证。检方提起上诉，但是上级法庭维持了布莱恩法官的决定。于是，在被关押了14个月后，索耶尔获得释放，而犯罪嫌疑人仍未能确定。
重审
时光飞逝，28年过去了。转眼到了2014年1月，费里和迪恩早已退休，律师多纳赫已年届80岁，双目已失明。汤姆·索耶尔回到北方某地，默默无闻地在当地一家公司当维修工，始终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
科里沃特警察局此时指派一个警官小组将多年沉积下来的案件重新进行审查，斯塔夏克凶杀案也是其中之一。几名警官找到几份该案的生物检材样本，都是从受害者手指甲内提取的——可能是斯塔夏克在反抗过程中抓、抠产生的。在1986年的帕恩拉斯县，人们对DNA技术还一无所知。而到了2014年，检测DNA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不久，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这几份DNA检材与索耶尔并不匹配。相反，却与一个名叫斯蒂芬·莱蒙特的57岁男子匹配上了。在斯塔夏克被杀之时，此人恰好刚刚从监狱中潜逃出来。警方立刻赶到阿拉巴马州将其逮捕，并引渡回佛罗里达州。 既然索耶尔没有杀人，为什么要承认呢？为什么迪恩和费里当时如此确定他就是凶手呢？
当年，被告律师多纳赫的部分辩护策略是要求对索耶尔进行精神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索耶尔当时患有急性社会焦虑症，从而无法控制地企望取悦他人。从那时开始，索耶尔的精神状况鉴定使得警方陷入困境：他举止的紧张和用毛巾擦汗的行为导致警探们的怀疑——而索耶尔从中学起就犯有这种紧张症状，人们可以看到他脸部泛红和大量出汗。
在警探们请索耶尔到警察局协助调查情况期间，他的热情令自己显得颇为激动。从少年起，索耶尔就尤其喜爱看电视节目中的刑侦片，例如《Quincy，M.E.》， 所以他渴望能在破案过程中助警方一臂之力。“我以为这样做可以让我做些事來回馈社会。”索耶尔解释道。因为自己的酗酒行为曾被视为是社会的负担。律师多纳赫还强调了他的当事人之所以无辜而不是有罪，所谓的“坦白交代”即是毋庸置疑的证明。讯问期间的转折点出现在对他进行了测谎之后，原来以取悦心情与警方探讨案件的索耶尔突然被视为存在凶杀的可能，而事实上，测谎的结果是警探们杜撰的——在测谎中，指针并没有“爆表”。此外，技术鉴定实验室对头发样本和其他物证的检测也无法将他与犯罪现场相联系。可是，警探费里和迪恩却认为不妨吓唬他一下，从而达到某种效果。“我不相信我干过这件事情。”索耶尔说道，“不过我当时相信警察没有说谎。”
此案的症结在于，一个男子已被自己一生中曾出现的暂时性失去意识而产生的自我怀疑搞得痛苦不堪，却又面对着“有罪”这个似乎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不相信自己犯下了如此罪行。而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那他愿意为此承担罪责（“我向上苍祈祷，如果我真的做了，我将为此受到惩罚。”他告诉两名警探）。
多纳赫曾经对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获释的美国战俘的假坦白进行过研究，认为索耶尔的经历与他们的很相似。索耶尔在被讯问期间，严重失眠，感到饥饿，受到劝诱和谎言的困扰。警探们的做法使他的精神接近崩溃。到了讯问的后期，他乞求警方早点结束盘问，自己愿意做任何妥协。
然而，索耶尔推断的凶杀演绎为何高度符合案件的事实情况呢？
首先，在凶杀现场，有一个十分健谈的警官曾经告诉过索耶尔凶案的几个细节，包括尸体的位置。
第二，警探們花费了整个夜晚引导索耶尔来回答问题。例如，他们需要索耶尔回答“用管状胶带绑住斯塔夏克的手腕和脚踝，并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了黏性残留物”，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汤姆，你用了什么东西绑人？”费里问道。
在几乎心力交瘁的状态下，索耶尔回答道：“一条弹力护身带。”
“弹力护身带不会留下那种印记。”
“透明胶带。”
“不对，它是白色的。不是透明胶带。”
“那么是隐蔽胶带。”
“也不是。”
就这样，一步步，一直到最后，通过全组人员的努力，回答终于成了管状胶带。警探们接连抛出20个问题，有的问题透露出犯罪现场的部分描述，然后让索耶尔说出自己看到的场景。这些场景就逐渐成了索耶尔对凶杀案发生那个夜晚的真实回忆而不是警探们通过一系列逼问想象出来的。在讯问的某个瞬间反映出类似美国战俘被洗脑时的情景。索耶尔说：“你知道，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没有做这件事。”
“但是这只是想法，它们现在都真实存在。”迪恩回答说，“你已经认识到在现实与想法之间的不同。你看这些图片上是什么，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
尽管警探们尽力诱导，这一“坦白交代”还是不能完全符合证据的要求。他们企图要索耶尔承认他强奸了斯塔夏克，然而法医的最终报告显示，斯塔夏克没有被强奸。那么失踪的烟灰缸是怎么回事？多纳赫在调查过程中曾将斯塔夏克的前夫领到案发现场，结果她的前夫很快就从电冰箱的顶部找到了烟灰缸。“它从未被放在咖啡桌上。”这位前夫解释道。至于那把失踪的小刀，“我们从宾夕法尼亚州搬家到佛罗里达州时这把小刀就不见了 。”
这一切都表明，不搞出这份所谓的“坦白交代”，该州的检方根本就不可能起诉索耶尔。
结案
这些年来，索耶尔再也没有酗酒。他又结了婚，居住在北方的一个小镇上，过着简单的日子。尽管曾在拘留所被关押过14个月，但是他对自己以前的厄运表现得十分理智。“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索耶尔只是为遭遇到的波折责备自己。“如果当年我心中多一点冷静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他说，“我那时没有自信心，没有尊严。”
28年来，索耶尔的脑海里依然存在着一个阴影：虽然他的案子从未进入庭审阶段，可要是州检察官决定起诉他的话，无疑会有很大的威胁性。在过去的近30年间，每当门铃响起，他总会担心警方来找他麻烦。
2015年3月，噩梦终于结束了。索耶尔与他当年的律师多纳赫飞往佛罗里达州旁听了对斯蒂芬·莱蒙特的庭审。此人向法庭坦白了当年杀害斯塔夏克的过程，同意接受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的交换条件。随着法槌落下，索耶尔攥紧拳头，举过头顶，就好似一个长跑选手冲过了终点线，感到十分轻松。于是，他走到州检察官身边，伸出手并说道：“感谢你的努力工作。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再也不会有难过的感觉了。”
不久，索耶尔收到科里沃特警察局局长打来的电话。“我对此感到内疚。在我上中学10年级时此案就发生了。”他告诉索耶尔，“我认为官方欠你一个道歉，我感到很遗憾。”
道歉姗姗来迟，然而却至关重要。当有人询问索耶尔这一事件结束了，他现在想做什么时，索耶尔耸耸肩，说道：“过我自己的日子。”1986年的那个夜晚，平静的生活被无情地打破了，而斯蒂芬·莱蒙特差点就逃脱了杀人的罪名，直到近30年后才归案。
诱供
凌晨两三点钟，本该是人们熟睡的时刻。几位警探正期待他们所讯问的凶杀案件能够获得突破，以掌握全部的案情。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著，有的踱着步子，在狭小的房间里已度过了12小时。虽然犯罪嫌疑人正一点点地交代出警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态度却一次次地变得顽固起来，仿佛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犯下了这桩骇人听闻的罪行。
这一场景发生在1986年11月6日，地点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科里沃特。三天前，25岁的漂亮女糕点师詹妮特·斯塔夏克被人发现全身赤裸地死在自家二楼的卧室里。她的钱包失踪，一扇纱窗被割去，而轿车则被发现停在本地民航机场的地下泊车库里。办理此案的警探派特·费里和约翰·迪恩认为这不是入室盗窃案。他们相信这是凶手故意设置的，受害人是认识凶手的。
警探们确信坐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名叫汤姆·索耶尔的男子就是他们要抓的犯罪嫌疑人。就在斯塔夏克的尸体被发现的那天，警方在现场和公寓楼一带拍摄时，录像监视器中留下了这个相貌英俊、身材健壮的33岁男子急速闪过的身影。警方在向索耶尔进行调查时得知他恰好是斯塔夏克女士的邻居。他当时显得很紧张，满头大汗，一直用毛巾擦着汗水。此人无法提供星期六晚上，即可能是凶杀案发生时的不在场证据。除了神态紧张，索耶尔还表现出对此案不寻常的好奇心——据他自己声称，他愿意尽所有能力帮助警方侦破此案。
案件发生在几天前。但此刻，警探们发现索耶尔是一个难缠的家伙。起初，他们将索耶尔诱至警察局，说是请求他提供线索，协助破案。几名警官花了几个小时让他设想案件发生的情节，凶手是怎样作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索耶尔所作的基本推测逐渐接近警方对这一案件已掌握的一些事实。因此，在上完厕所的休息时间之后，迪恩和费里改变了策略。他们向索耶尔宣读了“米兰达告诫”。迪恩直截了当地说道，“汤姆，我认为这个案子就是你干的。”
“胡扯，我没干。”
“汤姆。”费里说道，“你知道得太多了。”
“我没有杀人。”索耶尔断然否认，“我之前从未到过她的卧室。”
这一战术看来无法奏效。于是，费里又改变方法，扮演起“好警察”的角色。“我知道你没有杀人。我需要你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从未到过那里，也没有杀人。”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那个晚上发生了什么。”
“招供”
从凶案发生到索耶尔被调查的这段日子里，警方了解到了汤姆·索耶尔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情况。此人从中学就开始酗酒，每天都离不开酒瓶。后来在戒酒机构进进出出，持续了多年。索耶尔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做过管理员的工作。他从伊利诺伊州移居到佛罗里达州，因酗酒导致与女友分手。戒酒后的13个月，他很少参与社会活动。那么他的戒酒压力以及痛苦的失恋是否可能造成他将怨恨发泄到邻居身上？
这个夜晚，索耶尔坦率地承认他发现斯塔夏克颇有吸引力，但卻没有勇气邀请她外出约会。在凶杀案发生几天前，斯塔夏克曾经到索耶尔的公寓拜访。他们俩一起聊天、看电影，难道正是这种近乎亲密的行为搅动了嫌疑人的心态，使得他在没有其他发泄渠道的情况下实施了强奸和凶杀？
在盘问了多时之后，索耶尔同意接受测谎。当警探给他显示测谎结果时，他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你知道测验结果是什么吗？”费里问索耶尔，“它证明你扯谎了。你的心跳峰值超出了屏幕上的可读数值。”
警探们还告诉索耶尔，他们已搜集到包括他的头发在内的相当重要的物证，他必须面对事实。认罪并不比当年承诺停止饮酒所走出的第一步更艰难——索耶尔必须接受摆在眼前的事实。
“我不知道。”索耶尔最后回答道，“我认为我过去饮酒时可能曾一时失去记忆，但是我从未听说过一个人不饮酒时会失去记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讯问人员终于迫使索耶尔承认是他从咖啡桌上拿起一只烟灰缸，猛击斯塔夏克的脑部，将她打昏后拖上楼，脱光她的衣服，强奸了她并将其勒死，然后把她脸朝下扔在床上，用拉起的被单掩盖住她的身体。
到了第二天上午八点半，经过超过16小时的令人难熬的讯问，警方获得了与从凶杀现场搜集到的物证相一致的口供：斯塔夏克确实是被发现身体裸露，脸朝下卧倒在床上，身上覆盖着被单；咖啡桌上的烟灰缸失踪。索耶尔承认，厨房刀架上的一把刀是用来切割窗帘和绷带，用以绑住斯塔夏克的手腕和脚踝的。索耶尔供述说自己在一座桥上将这些作案工具扔进了河里。鉴于这些符合案件的要素在供词中都已记载，警探们决定结束这场讯问，因为他们最关注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由于儿子面临着凶杀的指控，索耶尔的父母求助于当地一名叫乔伊·多纳赫的辩护律师。多纳赫递交了一份动议，力图阻止将索耶尔的讯问口供作为犯罪证据，并指责警探们不仅在讯问期间没有向索耶尔宣读“米兰达告诫”，告知其权利，而且供词是在被强迫的状态下获得的。此外，索耶尔要求律师在场的要求也被警方无视。经过六个星期的听证辩论，法官吉拉德·欧·布莱恩决定该口供不能作为罪证。检方提起上诉，但是上级法庭维持了布莱恩法官的决定。于是，在被关押了14个月后，索耶尔获得释放，而犯罪嫌疑人仍未能确定。
重审
时光飞逝，28年过去了。转眼到了2014年1月，费里和迪恩早已退休，律师多纳赫已年届80岁，双目已失明。汤姆·索耶尔回到北方某地，默默无闻地在当地一家公司当维修工，始终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
科里沃特警察局此时指派一个警官小组将多年沉积下来的案件重新进行审查，斯塔夏克凶杀案也是其中之一。几名警官找到几份该案的生物检材样本，都是从受害者手指甲内提取的——可能是斯塔夏克在反抗过程中抓、抠产生的。在1986年的帕恩拉斯县，人们对DNA技术还一无所知。而到了2014年，检测DNA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不久，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这几份DNA检材与索耶尔并不匹配。相反，却与一个名叫斯蒂芬·莱蒙特的57岁男子匹配上了。在斯塔夏克被杀之时，此人恰好刚刚从监狱中潜逃出来。警方立刻赶到阿拉巴马州将其逮捕，并引渡回佛罗里达州。 既然索耶尔没有杀人，为什么要承认呢？为什么迪恩和费里当时如此确定他就是凶手呢？
当年，被告律师多纳赫的部分辩护策略是要求对索耶尔进行精神鉴定，而鉴定结果显示索耶尔当时患有急性社会焦虑症，从而无法控制地企望取悦他人。从那时开始，索耶尔的精神状况鉴定使得警方陷入困境：他举止的紧张和用毛巾擦汗的行为导致警探们的怀疑——而索耶尔从中学起就犯有这种紧张症状，人们可以看到他脸部泛红和大量出汗。
在警探们请索耶尔到警察局协助调查情况期间，他的热情令自己显得颇为激动。从少年起，索耶尔就尤其喜爱看电视节目中的刑侦片，例如《Quincy，M.E.》， 所以他渴望能在破案过程中助警方一臂之力。“我以为这样做可以让我做些事來回馈社会。”索耶尔解释道。因为自己的酗酒行为曾被视为是社会的负担。律师多纳赫还强调了他的当事人之所以无辜而不是有罪，所谓的“坦白交代”即是毋庸置疑的证明。讯问期间的转折点出现在对他进行了测谎之后，原来以取悦心情与警方探讨案件的索耶尔突然被视为存在凶杀的可能，而事实上，测谎的结果是警探们杜撰的——在测谎中，指针并没有“爆表”。此外，技术鉴定实验室对头发样本和其他物证的检测也无法将他与犯罪现场相联系。可是，警探费里和迪恩却认为不妨吓唬他一下，从而达到某种效果。“我不相信我干过这件事情。”索耶尔说道，“不过我当时相信警察没有说谎。”
此案的症结在于，一个男子已被自己一生中曾出现的暂时性失去意识而产生的自我怀疑搞得痛苦不堪，却又面对着“有罪”这个似乎无可辩驳的“证据”。他不相信自己犯下了如此罪行。而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那他愿意为此承担罪责（“我向上苍祈祷，如果我真的做了，我将为此受到惩罚。”他告诉两名警探）。
多纳赫曾经对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位获释的美国战俘的假坦白进行过研究，认为索耶尔的经历与他们的很相似。索耶尔在被讯问期间，严重失眠，感到饥饿，受到劝诱和谎言的困扰。警探们的做法使他的精神接近崩溃。到了讯问的后期，他乞求警方早点结束盘问，自己愿意做任何妥协。
然而，索耶尔推断的凶杀演绎为何高度符合案件的事实情况呢？
首先，在凶杀现场，有一个十分健谈的警官曾经告诉过索耶尔凶案的几个细节，包括尸体的位置。
第二，警探們花费了整个夜晚引导索耶尔来回答问题。例如，他们需要索耶尔回答“用管状胶带绑住斯塔夏克的手腕和脚踝，并在她的皮肤上留下了黏性残留物”，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汤姆，你用了什么东西绑人？”费里问道。
在几乎心力交瘁的状态下，索耶尔回答道：“一条弹力护身带。”
“弹力护身带不会留下那种印记。”
“透明胶带。”
“不对，它是白色的。不是透明胶带。”
“那么是隐蔽胶带。”
“也不是。”
就这样，一步步，一直到最后，通过全组人员的努力，回答终于成了管状胶带。警探们接连抛出20个问题，有的问题透露出犯罪现场的部分描述，然后让索耶尔说出自己看到的场景。这些场景就逐渐成了索耶尔对凶杀案发生那个夜晚的真实回忆而不是警探们通过一系列逼问想象出来的。在讯问的某个瞬间反映出类似美国战俘被洗脑时的情景。索耶尔说：“你知道，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没有做这件事。”
“但是这只是想法，它们现在都真实存在。”迪恩回答说，“你已经认识到在现实与想法之间的不同。你看这些图片上是什么，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
尽管警探们尽力诱导，这一“坦白交代”还是不能完全符合证据的要求。他们企图要索耶尔承认他强奸了斯塔夏克，然而法医的最终报告显示，斯塔夏克没有被强奸。那么失踪的烟灰缸是怎么回事？多纳赫在调查过程中曾将斯塔夏克的前夫领到案发现场，结果她的前夫很快就从电冰箱的顶部找到了烟灰缸。“它从未被放在咖啡桌上。”这位前夫解释道。至于那把失踪的小刀，“我们从宾夕法尼亚州搬家到佛罗里达州时这把小刀就不见了 。”
这一切都表明，不搞出这份所谓的“坦白交代”，该州的检方根本就不可能起诉索耶尔。
结案
这些年来，索耶尔再也没有酗酒。他又结了婚，居住在北方的一个小镇上，过着简单的日子。尽管曾在拘留所被关押过14个月，但是他对自己以前的厄运表现得十分理智。“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索耶尔只是为遭遇到的波折责备自己。“如果当年我心中多一点冷静的话，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他说，“我那时没有自信心，没有尊严。”
28年来，索耶尔的脑海里依然存在着一个阴影：虽然他的案子从未进入庭审阶段，可要是州检察官决定起诉他的话，无疑会有很大的威胁性。在过去的近30年间，每当门铃响起，他总会担心警方来找他麻烦。
2015年3月，噩梦终于结束了。索耶尔与他当年的律师多纳赫飞往佛罗里达州旁听了对斯蒂芬·莱蒙特的庭审。此人向法庭坦白了当年杀害斯塔夏克的过程，同意接受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的交换条件。随着法槌落下，索耶尔攥紧拳头，举过头顶，就好似一个长跑选手冲过了终点线，感到十分轻松。于是，他走到州检察官身边，伸出手并说道：“感谢你的努力工作。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再也不会有难过的感觉了。”
不久，索耶尔收到科里沃特警察局局长打来的电话。“我对此感到内疚。在我上中学10年级时此案就发生了。”他告诉索耶尔，“我认为官方欠你一个道歉，我感到很遗憾。”
道歉姗姗来迟，然而却至关重要。当有人询问索耶尔这一事件结束了，他现在想做什么时，索耶尔耸耸肩，说道：“过我自己的日子。”1986年的那个夜晚，平静的生活被无情地打破了，而斯蒂芬·莱蒙特差点就逃脱了杀人的罪名，直到近30年后才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