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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京师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通晓法语的翻译和外交人才，在中国法语教育史和中法外交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旨在从教习、学生、课程、考试、留学、学生出路等角度，介绍和分析京师同文馆法语教育的基本情况及其影响。
【关键词】法语；外语教育；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它始创于1862年，最初为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所设，后逐步发展成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校，直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历时40年之久。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语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我国法语教育史和中法外交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法文馆的创立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与外国人的接触愈加频繁。然而当时的中国却面临“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 的被动局面，涉外交涉中，基本依赖外方翻译，遭洋人欺蒙、无力反击的事件，时有发生。因而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士大夫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就提议开设外语学校、培育翻译人才。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成为同文馆成立的直接原因。中英《北京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语，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讠斤 、文祥、桂良联合具名上奏设立同文馆，同月二十日上谕批准。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正式开学，学生十人。在京的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成为第一任英文教习。翌年，俄文馆与法文馆开学，学生各十人。第一任法文教习是由法国公使哥士耆（M. A. Kleczkowski）推荐的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A. E. Smorrenberg）。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称“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史称“同文三馆”。
二、学生与教习
在开办的初期，京师同文馆的招生对象仅限八旗内部十四岁上下的少年。1866年奕讠斤 上奏提議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同时建议扩大招考学生的范围，招收汉文业已通顺的翰林、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以及举人、贡生等入馆，改变了之前只从八旗中挑选学生的做法。1867年同文馆开始从上海和广州两馆调取学生。广方言馆先后三次向京馆保送法文学生，共计13人。英文馆、俄文馆和法文馆于创馆时，分别有十名学生。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学生人数也递增，后期基本维持在120人上下。
同文馆的外语教学由外籍教习负责。初期的外籍教习几乎都是各国驻京使节推荐的西方传教士，因为当时只有他们兼通中西语言，能够胜任教学工作。之后外国教习的聘任，被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垄断。他的方式包括从欧洲代聘，或从属下的海关职员内指派教习，暂时担任教学工作。
据统计法文馆历史上共有十一任外国教习。笔者经过与《海关洋员名录》的比照，署任法文教习的八人中，除林春之外，德达那、雷乐石、帛黎、师克和、柯必达、谭安、铁士兰都是中国海关的外籍雇员。至于林春，据载曾于1890年至1891年任驻津总领事署理公使。三位专职教习中，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是法文馆第一任法文教习，由法国公使哥士耆推荐。司默灵入馆后的第二年，1864年编写了《法国话规》和《法国话料》两本教材，是目前有记载的唯一两本法语教材。1866年赫德返回欧洲时，为同文馆聘来五位外国教习。最终五人中只有法文教习李璧谐（Emile Lépissier）和化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入馆任职。华必乐（Charles Vapereau）1871年入馆担任法文教习，直至1896年离开，是在任最久的法文教习。
三、课程与考试
同文馆英、法、俄、德四种西方语言的学习，都经历字母、音标、单词、篇章的学习过程。教材方面，除司默灵编写的《法国话规》和《法国话料》之外，1872年，同文馆还获得法国文学苑赠书一百八十八本，“以备同文馆肄业泰西文字之用”1。关于赠书机构“法国文学苑”，史料中记载“法国京都有大学院，专为肄习东方语言文字而设。” 此处的“法国文学苑”应为位于巴黎1669年创立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之后于1876年公布了兼修外语与科学的8年课程表。从“翻译条子”、“翻译选编”、“翻译公文”到“练习译书”，翻译课程从易到难，由简至繁，足见同文馆对学生翻译能力训练的重视。这也与同文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初衷相吻合。
“练习译书”是同文馆翻译课程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同文馆正式出版的包括译著在内的书籍有32种，涵盖法律、天文、物理、化学、语言、历史、地理、医学、经济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法文馆学生联芳、庆常合译了《星轺指掌》，于1876年出版。联芳、庆常、联兴三人还与总教习丁韪良合译了《公法会通》，于1880年出版。
此外，总理衙门也为学生提供诸多外交笔译和口译的实践活动。例如，总理衙门安排值班译员，保证外交文件翻译的不延误。1868年起，命法文馆学生跟随赫德将法文本的条约内容译成中文，来比对校勘，以备修约。总理衙门也要求以后与法国定约时，法文馆学生必须与法方翻译官当场校对条约内容。口译方面，遇有与外国使臣会晤的场合，往往招一两个学生旁听，来练习听力。“学生听了回来，还应记录出来，呈交衙门。”2上述课程之外，1895年同文馆还曾开设特班，招收各部院司员学习外文，分设英法德日四班。据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曾朴记载，他曾于1895-1896年间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过8个月的法语。
京师同文馆的考试分月考、季考、岁考和每三年一次的大考。考试的方法，月考由教习出题且评分，季考由教习或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岁考及大考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考试的科目最初只有外文，后增加了算学、格物、化学等科目。1865年同文馆，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迎来第一次三年一次的大考，考试包含笔译和口译：笔译分洋译汉和汉译洋，口译只有汉译洋。笔译考试是将外国配送的外交照会译成汉文，此为洋译汉，再将与外国所签条约摘出一段翻成洋文，此为汉译洋。口译考试是由总理衙门大臣“密出汉话条字，按名交该学生等令其翻成外国言语，隔座向外国教习侍讲，再令外国教习将学生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3 四、留学教育
在正式派遣留学生之前，同文馆学生已有三次随团短期出使国外的经历。第一次是1866年，赫德请假回国时，向总理衙门提出可派人随行，英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法文馆彦慧一同前往。翌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即将任满回国，总理衙门授予其“办理中外交涉使臣”的头衔，率领使团出使欧美，英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俄文馆塔克什纳、桂荣，法文馆联芳、廷俊同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多名传教士被杀，中法关系紧张。在各国公使的建议下，清廷决定派崇厚任“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赴法道歉。出使使团中包括张德彝和法文馆学生庆常。
总理衙门决定派遣同文馆学生出国留学是在1896年。第一届留欧学生共有16名，英法德俄各4名，期限3年，学习外国语文和算学。1899年，第二批16名學生动身赴欧，换回上届的学生。这两届学生，少数进入大学，大多数先在中学或师范学校就读一两年之后，才入大学就学。留学生都住在驻外使馆，他们的就学、生活和经费问题，都有使馆处理，其后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因此历史上同文馆仅有两届留学生。第一届留学法国的4名法文馆学生是：世敏、伊里布、双茀、汇谦。第二届的4人是：文惠、贵和、唐在复、戴陈霖。
五、学生出路
京师同文馆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政府对外交涉培养外语人才，因此外交自然成为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1877年1月驻英使馆开馆，中国开始了设立驻外使馆的历史。郭嵩焘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英公使，英文馆学生张德彝和凤仪任使馆翻译。自此驻外使馆翻译成为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根据台湾学者苏精的统计，清末和民国时期相加， 共有14 名同文馆学生担任过驻外公使，其中如上文所述有7人出自法文馆，等于其他语种的总和。其中担任驻法公使的有第一任专任驻法公使（之前通常由驻英或驻德公使兼任）庆常和第三任公使刘式训，他们二人都是从使馆翻译官擢升参赞、最后晋升公使。
除出洋任职，在国内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也是同文馆学生的又一出路。1888年，总理衙门设立翻译官一职，英、法、俄、德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从出洋充当过翻译、参赞回国者中挑选。法文馆出身的联湧和世增，充任过这一职位。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总理衙门改组外务部，联芳被授为右侍郎。1898年法文馆阎海明调任陕甘法文翻译官。第二届留法学生文惠，1898年前任芦汉铁路翻译。
京师同文馆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发轫。在它成立之后，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台湾西学堂成立、珲春俄文学院、武昌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冒出。加之当时人才匮乏，除留馆担任副教习之外，在新式学堂中任教，也是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例如法文馆学生中，恩禧被调往四川学堂任法文教习，联芳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总办，德昆在安徽学堂任法文教习。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后，文惠、周传经、郭家骥、方传钦任京师大学堂法文教习。
六、结论
作为中国近代法语教育滥觞的京师同文馆，为中法外交培养了第一批翻译和外交人才。这些通晓中法双语的人才不仅为中法外交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在整个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中发光发热。其次，同文馆为中国近代法语教育的发展输送了师资。最后，法文馆学生通过译介西书，将西方关于外交、法律、历史、地理、文学等新知传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文馆的法语教育，不仅在同文馆存在期间，甚至同文馆结束之后，都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陈海燕博士论文《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困境与破解途径的研究》2015.
[2]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季压西，陈伟民.《从“同文三馆”起步》.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5]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6]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7]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8]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
[9]徐艳博士论文《中国法语教学法演变史（1850-2010）》2014.
[10]詹庆华，冯雪松.《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
[1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2]邹振环.《疏通知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注释：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第155页。
2.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第41页。
3.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94页。
【关键词】法语；外语教育；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它始创于1862年，最初为政府培养外语翻译人才所设，后逐步发展成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学校，直至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历时40年之久。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法语翻译和外交人才，在我国法语教育史和中法外交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法文馆的创立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通商口岸，与外国人的接触愈加频繁。然而当时的中国却面临“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 、“外国条例，俱系洋字，苦不能识” 的被动局面，涉外交涉中，基本依赖外方翻译，遭洋人欺蒙、无力反击的事件，时有发生。因而在同文馆成立之前，士大夫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就提议开设外语学校、培育翻译人才。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成为同文馆成立的直接原因。中英《北京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习英语，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
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讠斤 、文祥、桂良联合具名上奏设立同文馆，同月二十日上谕批准。京师同文馆于1862年正式开学，学生十人。在京的英籍传教士包尔腾（J. S. Burdon）成为第一任英文教习。翌年，俄文馆与法文馆开学，学生各十人。第一任法文教习是由法国公使哥士耆（M. A. Kleczkowski）推荐的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A. E. Smorrenberg）。同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之例，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称“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同文馆正式开馆，史称“同文三馆”。
二、学生与教习
在开办的初期，京师同文馆的招生对象仅限八旗内部十四岁上下的少年。1866年奕讠斤 上奏提議在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同时建议扩大招考学生的范围，招收汉文业已通顺的翰林、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以及举人、贡生等入馆，改变了之前只从八旗中挑选学生的做法。1867年同文馆开始从上海和广州两馆调取学生。广方言馆先后三次向京馆保送法文学生，共计13人。英文馆、俄文馆和法文馆于创馆时，分别有十名学生。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学生人数也递增，后期基本维持在120人上下。
同文馆的外语教学由外籍教习负责。初期的外籍教习几乎都是各国驻京使节推荐的西方传教士，因为当时只有他们兼通中西语言，能够胜任教学工作。之后外国教习的聘任，被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垄断。他的方式包括从欧洲代聘，或从属下的海关职员内指派教习，暂时担任教学工作。
据统计法文馆历史上共有十一任外国教习。笔者经过与《海关洋员名录》的比照，署任法文教习的八人中，除林春之外，德达那、雷乐石、帛黎、师克和、柯必达、谭安、铁士兰都是中国海关的外籍雇员。至于林春，据载曾于1890年至1891年任驻津总领事署理公使。三位专职教习中，荷兰遣使会的传教士司默灵是法文馆第一任法文教习，由法国公使哥士耆推荐。司默灵入馆后的第二年，1864年编写了《法国话规》和《法国话料》两本教材，是目前有记载的唯一两本法语教材。1866年赫德返回欧洲时，为同文馆聘来五位外国教习。最终五人中只有法文教习李璧谐（Emile Lépissier）和化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Anatole Billequin）入馆任职。华必乐（Charles Vapereau）1871年入馆担任法文教习，直至1896年离开，是在任最久的法文教习。
三、课程与考试
同文馆英、法、俄、德四种西方语言的学习，都经历字母、音标、单词、篇章的学习过程。教材方面，除司默灵编写的《法国话规》和《法国话料》之外，1872年，同文馆还获得法国文学苑赠书一百八十八本，“以备同文馆肄业泰西文字之用”1。关于赠书机构“法国文学苑”，史料中记载“法国京都有大学院，专为肄习东方语言文字而设。” 此处的“法国文学苑”应为位于巴黎1669年创立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之后于1876年公布了兼修外语与科学的8年课程表。从“翻译条子”、“翻译选编”、“翻译公文”到“练习译书”，翻译课程从易到难，由简至繁，足见同文馆对学生翻译能力训练的重视。这也与同文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初衷相吻合。
“练习译书”是同文馆翻译课程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同文馆正式出版的包括译著在内的书籍有32种，涵盖法律、天文、物理、化学、语言、历史、地理、医学、经济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法文馆学生联芳、庆常合译了《星轺指掌》，于1876年出版。联芳、庆常、联兴三人还与总教习丁韪良合译了《公法会通》，于1880年出版。
此外，总理衙门也为学生提供诸多外交笔译和口译的实践活动。例如，总理衙门安排值班译员，保证外交文件翻译的不延误。1868年起，命法文馆学生跟随赫德将法文本的条约内容译成中文，来比对校勘，以备修约。总理衙门也要求以后与法国定约时，法文馆学生必须与法方翻译官当场校对条约内容。口译方面，遇有与外国使臣会晤的场合，往往招一两个学生旁听，来练习听力。“学生听了回来，还应记录出来，呈交衙门。”2上述课程之外，1895年同文馆还曾开设特班，招收各部院司员学习外文，分设英法德日四班。据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曾朴记载，他曾于1895-1896年间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过8个月的法语。
京师同文馆的考试分月考、季考、岁考和每三年一次的大考。考试的方法，月考由教习出题且评分，季考由教习或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岁考及大考由总理衙门大臣出题、监考评分。考试的科目最初只有外文，后增加了算学、格物、化学等科目。1865年同文馆，英文馆、俄文馆、法文馆迎来第一次三年一次的大考，考试包含笔译和口译：笔译分洋译汉和汉译洋，口译只有汉译洋。笔译考试是将外国配送的外交照会译成汉文，此为洋译汉，再将与外国所签条约摘出一段翻成洋文，此为汉译洋。口译考试是由总理衙门大臣“密出汉话条字，按名交该学生等令其翻成外国言语，隔座向外国教习侍讲，再令外国教习将学生言语译汉，写明两相核对。”3 四、留学教育
在正式派遣留学生之前，同文馆学生已有三次随团短期出使国外的经历。第一次是1866年，赫德请假回国时，向总理衙门提出可派人随行，英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法文馆彦慧一同前往。翌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即将任满回国，总理衙门授予其“办理中外交涉使臣”的头衔，率领使团出使欧美，英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俄文馆塔克什纳、桂荣，法文馆联芳、廷俊同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和多名传教士被杀，中法关系紧张。在各国公使的建议下，清廷决定派崇厚任“出使大法国钦差大臣”，赴法道歉。出使使团中包括张德彝和法文馆学生庆常。
总理衙门决定派遣同文馆学生出国留学是在1896年。第一届留欧学生共有16名，英法德俄各4名，期限3年，学习外国语文和算学。1899年，第二批16名學生动身赴欧，换回上届的学生。这两届学生，少数进入大学，大多数先在中学或师范学校就读一两年之后，才入大学就学。留学生都住在驻外使馆，他们的就学、生活和经费问题，都有使馆处理，其后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因此历史上同文馆仅有两届留学生。第一届留学法国的4名法文馆学生是：世敏、伊里布、双茀、汇谦。第二届的4人是：文惠、贵和、唐在复、戴陈霖。
五、学生出路
京师同文馆最初创立的目的是为政府对外交涉培养外语人才，因此外交自然成为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1877年1月驻英使馆开馆，中国开始了设立驻外使馆的历史。郭嵩焘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英公使，英文馆学生张德彝和凤仪任使馆翻译。自此驻外使馆翻译成为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根据台湾学者苏精的统计，清末和民国时期相加， 共有14 名同文馆学生担任过驻外公使，其中如上文所述有7人出自法文馆，等于其他语种的总和。其中担任驻法公使的有第一任专任驻法公使（之前通常由驻英或驻德公使兼任）庆常和第三任公使刘式训，他们二人都是从使馆翻译官擢升参赞、最后晋升公使。
除出洋任职，在国内中央和地方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也是同文馆学生的又一出路。1888年，总理衙门设立翻译官一职，英、法、俄、德文翻译官正副各一员，从出洋充当过翻译、参赞回国者中挑选。法文馆出身的联湧和世增，充任过这一职位。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总理衙门改组外务部，联芳被授为右侍郎。1898年法文馆阎海明调任陕甘法文翻译官。第二届留法学生文惠，1898年前任芦汉铁路翻译。
京师同文馆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也是晚清教育近代化的发轫。在它成立之后，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台湾西学堂成立、珲春俄文学院、武昌自强学堂等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冒出。加之当时人才匮乏，除留馆担任副教习之外，在新式学堂中任教，也是同文馆学生的主要出路之一。例如法文馆学生中，恩禧被调往四川学堂任法文教习，联芳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总办，德昆在安徽学堂任法文教习。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后，文惠、周传经、郭家骥、方传钦任京师大学堂法文教习。
六、结论
作为中国近代法语教育滥觞的京师同文馆，为中法外交培养了第一批翻译和外交人才。这些通晓中法双语的人才不仅为中法外交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也利用自身的语言优势，在整个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中发光发热。其次，同文馆为中国近代法语教育的发展输送了师资。最后，法文馆学生通过译介西书，将西方关于外交、法律、历史、地理、文学等新知传入中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同文馆的法语教育，不仅在同文馆存在期间，甚至同文馆结束之后，都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陈海燕博士论文《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困境与破解途径的研究》2015.
[2]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高晓芳.《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季压西，陈伟民.《从“同文三馆”起步》.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5]黎难秋.《中国科学翻译史》.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6.
[6]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7]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8]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
[9]徐艳博士论文《中国法语教学法演变史（1850-2010）》2014.
[10]詹庆华，冯雪松.《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
[1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12]邹振环.《疏通知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注释：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第155页。
2.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第41页。
3.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