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出版了新作《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出人意料的是，福山在书中一改之前唱衰新兴国家的“历史终结”观，反而认为中国这类传统大国有着巨大的连续性，这为国家治理中的挑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而美国却处在“政治衰败”的过程中。
　　事实上，唱衰美国的论调早已不新鲜。早在苏联率先实现太空探索后，就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在技术竞争中输了一招;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又令美国衰退论甚嚣尘上;此后，伴随欧洲日本的崛起、新兴国家的挑战，美国模式开始遭受质疑，美国衰退论也成为学者笔下长盛不衰的话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经济陷入停滞，反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维持着强劲增长，两相对比，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坊间舆论，“美国衰退论”更是成为热议话题。
　　当然，有人鼓吹“美国衰退论”，自然就有人力图驳斥这种悲观论调。1970年代，美国社会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国内外观察家普遍对美国前景表示悲观。对此，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出版了著名的《美国人》三部曲，试图从历史中，发现美国之所以成为伟大民族的缘由。尽管此书一度充满争议，但却广受好评，也的确帮助美国人重新获得自信。如今，当美国再度陷入被集体唱衰的境地时，又有人试图想扮演40多年前布尔斯廷的角色，这就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和他的《上帝与黄金》。
　　与布尔斯廷一样，米德同样从历史入手来阐释美国文明的优秀传统。并且，他一样将美国文明与其“祖先”英国文明放置在一起，认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共同传统，造就了英美两国在过去400多年中一直占据着世界的霸权地位。
　　米德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特征总结为一个词“海事秩序”，而其他人类文明（包括其他西方文明）则都归类为“大陆秩序”。正如两个词汇的表面含义，前一种文明是围绕海洋发展的，后一种文明的发展基础则是大陆。两种不同的文明路径，造就了两类文明的诸多不同特点：在开放性上，前者是外向型的，后者则趋于封闭;在宗教信仰上，前者是多元化的，后者却倾向于单一;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前者主张自由放任，后者则往往会采取政府干预……而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导致在光荣革命之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就一直都在各类战争和竞争中保持常胜的态势。
　　米德更进一步指出，现代世界的诸多工具和制度，都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其中，现代金融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
　　现代金融制度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尼德兰革命之后的荷兰，正是荷兰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并创立了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此后，英国人学到了这套制度，并创设了国债系统。通过国债的发行和筹资，成功战胜了法国等欧洲列强，也击垮了中国等其他古老文明。凭靠这套金融体系，英国在全球扩张中不断胜利，最终成为伟大的“日不落帝国”。接着，这一金融体系又被美国继承并继续发扬光大，美国不仅仅创造出了国债以外的新融资工具，并第一次将金融经济提升到了与实体经济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地步。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突然发觉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到了何等复杂的境地，而这样一种复杂体系却是世界许多国家都试图模仿、学习的榜样。
　　正是这些强大优势，米德才认为，造就了现代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怎可能轻易面临衰退的困境。所谓债务比例过高的担忧，更是杞人忧天。米德以历史上的英国政府为例指出，在路易十四去世时，英国国债从最早的百万英镑增长到了超过5000万英镑;而当1740年爆发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之时，英国政府的债务增长到了8000万英镑;经过七年战争后，这一规模更是轻松突破1亿英镑门槛。面对这样飞速增长的国债规模，当时的社会精英和学者同样发出了警示，大卫·休谟、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等都认为，迅速膨胀的国债将是“国家通往灭亡的道路”。不过，后来的历史却惊人地证明，英国没有在债务重担下崩溃，反而走上了更为繁荣的通衢大道，并最终赢得了世界的霸权。所以，米德认为，无需为现代美国体量庞大的债务规模担忧，这肯定不会成为导致美国崩溃的因素。
　　米德对美国和其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前景抱以乐观的态度，的确是有理由的。过去几百年中，海权文明（即米德提到的“海事秩序”）孕育出的创新、冒险的价值观，依旧在现代的美国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这也帮助美国在新技术领域依旧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从而避免陷入衰退。
　　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米德的论证十分有趣，但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挑战时，他显然还是抱着“西方中心观”固有的自大观念来应对。所以，他对仅领跑了400年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的总结，就过于浅薄;而在分析英美人的扩张给其他文明带来的创伤时，却又过于轻描淡写。更大的问题是，米德在支持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优越论”时，并没有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却是杂糅了诸多学者的理论。在其中，我们能够看到布尔斯廷的影子，也能看到马汉的“海权论”和地缘政治观点，还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然不能忘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些学者的观点被生硬捏合在一起，大大削弱了论证的力度。
　　事实上，今天的美国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都越来越趋向于米德提到的欧洲大陆曾经存在的那些“帝国”。它傲慢地挥霍着200多年来积累的优势，而无视其它国家和文明的诉求。于是，在未来的国际地缘政治中，美国可能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国际关系的中心舞台有望重新从大西洋转回亚欧大陆，一旦美国无法正确应对这一趋势，就只能被抛弃在“遗忘的角落”，那时的美国毫无疑问将会面临真正的“衰退”。也正因此，被米德看作是“知音”的福山，却突然“叛变”转向另一阵营。
　　所以，米德对于“美国衰退论”的驳斥，确实是在提醒我们重新审视美国的优势，但另一方面却也显示出，美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美国霸权（用作者的观念来说就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强势）的维系，或许已经失去了自信。
　　（作者为财经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