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具备巨大创造力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朴素和简单。人一旦有了机会主义和过重的名利心，就难以回到朴素的境界，就会产生表演的欲望，走向广告式的操弄。这极不利于能量的发挥，是生命的耗散。小智越多，大智越少。“聪明绝顶”者会犯最大的错误，而“傻乎乎”的人却在走一条大路。怎样使生命能量得到很好的保存，这是一个不小的命题。李白多么率真又多么骄傲——当他骄傲时就变得无力；当他回到“李白式”的简单中，就会写出那些不可思议的美妙诗句。
　　李白和杜甫经历了过多的扰烦，这使我们不由得去想：他们如果一生只做写诗这一件事该有多好！这种愿望和要求看起来简单，其实人世间没有谁能够真的做到。“做一件事”并不意味着其他事情都不做，而是指将主要的能量都凝聚和围绕在一个方面，一切都围绕着它、服务于它。
　　李白和杜甫却用大量的时间去求仙，“干谒”，为基本的生存而奔波，但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诗人——他们不是在做许多事情吗？不是很业余吗？
　　就本质意义而言，也许人世间只有文学事业可以是“业余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最为正常。作为心灵之业、生命现象，也只能如此。文学写作者不能是一个“专业感动者”。李白和杜甫就在这种“业余”的状态里，自然而然地留下了这些有韵的文字，这是他们生命的痕迹。
　　稿费和专业作家制使文学艺术异化，演变为一个行当和职业，成为谋生获利的手段——所以才有如何博得更多人的喜欢，怎样才能卖得更好的问题。一个人不再专心于社会和人生，也不为形而上的命题所焦虑，最后连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巨大陶醉也会丧失。如果说艺术是生命的延伸，是灵魂的投影和反射，那只能看生命的质地和能量了。
　　李白和杜甫那些流传千古的辉煌创造就是如此。如果他们过分地在文学上寄托自己的功名心，过分地囿于一个专业、一种职业，那将是断然难为的。这里的诗章只是他们求索真理、奔波生活的副产品。当然文学作为一个表达工具，也有极为技术化的部分，但那毕竟不是最重要的。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这个词开始被广泛引用。他的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包含着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讲，都得从头细思。怎么才是“善养”？什么才是“浩然之气”？什么才是“气”？怎么“养”？如果真的搞通了这句话的全部意涵，现代人不仅会有力量，而且身体也会更好。在时下这样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商业和数字时代，最需要也是最难得的，也许就是怎样蓄养这种“浩然之气”——个体生命与茫茫虚无相连接的含纳与觉悟，如此才会有那样的“气”。孟子自己认为“浩然之气”难以解释，但还是做了解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里除了强调个体与茫茫天地相接之外，还含有“正义”的意思。这种“浩然之气”应该理解为个体生命与宇宙、大自然之间有和谐共振的关系，气息彼此交通，从而获得并保持充盈纯粹正义的气息和能量。这种气息和能量不应该被破坏，但随着现代科技、世俗利害的逼近，我们离那种渺远的虚无、生命的觉悟、潜于心性底层的力量，已经是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了。现代人类几乎完全丧失了那种气概。
　　孟子身处战国时期，那时候一切还比较原始朴素，世界还没有这么喧闹，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强调养“浩然之气”。可见这种“气”是最不易蓄积，最易流失的。
　　李白和杜甫的那个时期比起现代的喧闹毕竟少多了，他们在应对外界事物的时候也比现代简单多了。他们的简单与朴素，正是他们所拥有的最了不起的一笔财富。我们读他们那些不可思议的诗篇，常常为其中伟岸过人的气魄所震慑，甚至常常产生出一闪之念：世上的伟大诗句已经被他们吟完了，后人大概再也不必尝试了。
　　是的，李白和杜甫那一代诗人，比较今人，更有可能蓄养起自己的“浩然之气”。
　　（摘自中华书局《也说李白与杜甫》 作者：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