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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影响下的语言研究传统
“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osophia” （love of knowledge, wisdom：philo-“loving”+ sophia-“knowledge, wisdom”），指“对知识和智慧的爱好”。在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与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都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七艺”①密不可分。古希腊形了两种语言研究的传统，一种以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这两种研究传统的某些观点在语言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时分时合，常常交织在一起，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不同学派当中，加之借鉴自然科学的各种实证主义方法，便构成了多元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同样，从不同哲学角度对语言本质的思考也产生了体现语言不同性质的各种语言观。
二、哲学发展的转向与多元化的语言观
西方哲学的发展由于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而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特点，即（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20世纪）语言哲学②。而在不同哲学背景下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观。
（一）本体论与本体语言观
作为古代哲学经典的希腊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察的对象。在希腊哲学里，通过思维作哲学论证、思考和推理，但是在这种思考和推理中，却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思维也是存在的，因此便假定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分离的。古代哲学只认识现象，一切都是包括在现象之内的，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所认知，但是不能以理智的、认识的方式认知的存在物。与这种本体论相应的语言观主要是体现语言本体性的工具观和符号观。
最早的语言工具观产生于古希腊。在探索意识与世界的希腊哲人眼中，语言是思维工具，语言分析、哲学思辨、逻辑规则交织在一起。在古罗马，拉丁传统语法（即文法）一直被作为读写和口头交际的工具，始终处于中世纪的“七艺”之首。中国古代也有工具观的描述，荀子在《正名篇》中说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也就是说名称本没有对错之分，统治者以命令来确定它，老百姓形成习惯了就是对的，不合规约就是不对的；《说文·叙》阐述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可见在当时，语言文字被看作是解经—求道—统治的工具。
最早持语言符号观的斯多葛学派③把语言作为客体，改变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的看法，把语言与建筑、绘画、雕刻、美术、舞蹈、音乐等其它一些作为客体的符号系统平行起来。[1]斯多葛学派区分了形式和意义、能指和所指。[2]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则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符号系统观，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把语言作为结构形式，构成语言系统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所结合的两面实体（entity）而不是抽象事物，语言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语言的形式是实体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语言的本质是体现价值和由价值规定的形式体系，价值是具体实体或者现实单位在语言系统中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或所处地位。[3]英国语音学家琼斯，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代表人、丹麦语符学（glossemantics）奠基人叶尔姆斯莱夫等，大致都是持这种观点的。
语言主体——人的存在使符号系统观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够完备。首先，主体可以有语言形式的思维，但并不一定使用声音或文字的结构形式或符号系统，这种内部语言是抽象事物而不是实体。其次，持符号观的学者认为语言任意性有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之分：不同语言的存在证明前者；而把派生词、复合词解释为后发展起来的语言而具有可论证性，属于后者；只有拟声词不是任意性的，但数量极少。然而对语言临摹性（iconicity）④、同构（isomorphism）⑤等非任意性的研究表明语言与人类认知和思维之间有客观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是由语言主体的主观性所产生的。
（二）认识论与主体语言观
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特征是意识到思维与存在是一个综合：一方面有着一定的对立，一方面有着双方本质上的结合，即统一。认识论阶段既肯定了思维、主观性与存在、客观性之间的对立，又肯定了的思维、主观性与真理（通过思维所形成的认识）、客观性的统一，这样就形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与这种认识论相应的主要有功能观、行为观和能力观等体现语言主体性的人本主义语言观。
与索绪尔同时代的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指出，语言不像动物一样有独立的存在，语言不是有机体，“语言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功能”，“语言不是实体，不是成品，而是一种行为”，[4] 所以语言是和人联系着的，是人的一种属性。基于对语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功能观和行为观以不同方式把语言主体纳入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通过语义这一主体的尺度去考察形式，以一定意义的形式单位来切分语言，以语义关系或言语行为结果来衡量形式单位，以功能或行为来确定价值。功能语言观认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以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为代表的布拉格音位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为代表的伦敦学派、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都是持功能观的主要学派或学者；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以塞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是行为观的主要代表。以乔姆斯基为奠基人的转换生成学派是能力观的代表，他认为儿童在语言上显示出的“创造性”是经验主义的 “白板说”和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都解释不通的，因而提出“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把“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一套“转换规则”转化为“表层（句法）结构”；⑥并提出了一套生成音位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则。
（三）哲学语言转向的困境与“语言世界观”的坦途
认识论哲学不仅以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为其中心问题，而且试图在人的认识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上重建本体论，即建立一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因而又再现了古代本体论形而上学所遇到的同样的内在矛盾：认识的本质以及在认识论框架中的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经验，还是理念？是理性的观念，还是非理性的直觉或意志？哲学家们在说明认识和意识的本质以及人所认识到的世界时，已受到他们自己的表述角度和表述方式的制约，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如果哲学不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都是无法解答的。因此，西方各派哲学纷纷转向语言哲学，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意义和理解以及语言行为等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中心。哲学家们甚至试图将语言本体化，以便在语言哲学的框架内恢复传统的本体论问题。例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实现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宣布“语言是存在之家”，“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德里达的名言“本文之外无他物”概括了结构主义的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则说“语言构成了全部文化现象和全部社会生活形式的原型”。哲学界对于这一语言转向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人对这一进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表示怀疑；而另一些人对此明确持否定态度，认为“语言的转向”与其说是哲学中的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哲学的蜕化与堕落，因为它使当代哲学变成沉醉于咬文嚼字、琐屑争论的新经院哲学。[5]
对于哲学的这一语言转向是进步还是堕落姑且不论，但有三点是明确的：（1）文本的解读是传统语文学的工作，本体语言研究只是现代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仅把语言本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是结构主义的某些流派，并不代表语言学界多元化的语言观和语言研究视野；（3）语言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认识的发展。事实上早在1820年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就在《依照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论语言的比较研究》中起草了他所设想的语言哲学体系的纲要。但他的观点被淹没在十九世纪居统治地位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中，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德国以魏斯格贝尔（L. Weisgerber）为代表的“新洪堡特学派”的活跃，其思想才开始为当代语言学研究者所瞩目。
洪堡特在其巨著《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中附有一篇长达300多页的绪论，题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洪堡特语言理论的代表作，有关语言创造性特征的论述是其语言理论的精髓。他认为语言绝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人不断用声音来表达思想的活动。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同时它又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所以，研究语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应该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任何语言都具有接受一切事物并且将其付之于表达的灵活性，但无论怎样都不会对人的认知活动形成绝对的制约。语言是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其萌发是由于人类的内在需要，而不是仅仅产生于维持外部交际的需要。洪堡特细致地考察了许多语言，认为世界上的语言有比较完善和不太完善的区别，但没有优劣之分。
洪堡特的语言观通常被概括为“语言世界观”⑦或“文化载体观”，其影响不仅限于他所创立的语言类型学以及新洪堡特学派，以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 L. Whorf）为代表的人类语言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观点，他提出的“语言能力”则在生成语言学的理论中得到发展，洪堡特的观点还影响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我国的文化语言学等学科，但他的语言哲学观点却未引起哲学界的注意。⑧萨丕尔在其代表作《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把语言的特点和本质归纳为：“言语是一种人类活动，这种人类活动在由一个社会群体传给另一个社会群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无限的差异，因为它纯粹是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持续不断的社会使用的产物。其差异如所有创造性的成果存在差异一样，或许不是刻意而为的，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艺术的确存在很大差异。……言语是一种非本能的、习得的、‘文化的’功能”。[6]
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观察都可以置身其外，以之为观察对象，唯独对语言不能如此；人类对任何工具的使用都可以将工具与操作者分开，将工具与操作对象分开，唯独语言这种工具与人类一体、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实践一体。从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种人的尺度，人的主观行为；而从语言制约人对世界认知的角度说，语言是一种物的尺度，具有客观性。人用自己创造语言的主观行动将自己置于语言的客观支配之下，语言世界观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哲学的语言转向，则应该是认识论发展的必然，只是众多的哲学流派转向了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观，而造成某些哲学流派片面地追逐文本。
“语言世界观”或“文化载体观”这种语言观也适用于聋哑人，尽管他们没有普通人的有声语言交际（verbal communication），但是他们通过手语（sign language）等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也可表达具体和抽象概念，他们的语言也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符号系统。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的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原因在于文化的非遗传性（non-genetically transmitted）特点。动物的语言是生物遗传的，而人的语言是要后天学习的。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语colere（to cultivate），意思是“培养”。汉语“文化”二字正蕴含了“语言就是世界观”的含义。“文”在先秦时期就有文字的意思，⑨遣造的词句叫做“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孟子·万章上》。）“化”⑩本义“变化”、“改变”（匕,变也。——《说文》。徐灏曰：“匕化古今字”）；也作“教化”（化,教行也。——《说文》）。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以文字（语言）来改变或教化（人）”。诞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它对所解释的词语按照“语言-社会-自然-生物”的分类顺序来排列，把语言放在首位，可见其在古人眼中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性。
三、“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与语言的本质
1972年，当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客观世界》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产生了很大的哲学影响。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分别是：物理世界，包括物理的对象和状态；精神世界，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3”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世界；它包括客观知识和客观的艺术作品。他认为，“世界3”一方面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是主观的，但是这种主观性并不排除实在性；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超人类的，即超越了自己的创造者。他认为“世界3”并非虚构而确有其实在性，在三个世界之间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相互作用。波普尔所阐述的“世界3”实际上是 “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描写、分析、加工的空间，是语言（如语言作品、讨论等）和抽象化的语言（如可以用语言概括的知识等）以及形象化的思维和数理化的思维等抽象后所共同承载的世界。语言和抽象化的语言对应的是语义集合。
语言既是人类思维的主观创造，又是人类用以教育后代、传承文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媒介，语言的客观性和先入为主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认识。而要突破某一语言对其主体的制约，要么需要主体思维的创新，提升或改变认识，发展或改造语言；要么需要语言的创新，来启发或改变主体的思维，提升或改造其认识。因此，除了主体自发的语言创新，语言间的交融则是语言创新和改变的主要外力，是通过人的接触而引起语言接触来实现的。显然，语言的创新和交融会带来良莠不齐的新成分，“新”不等于“好”，但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很多不好的成分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也不例外。从语言观的角度看，语言交融是文化载体之间和世界观之间互通有无的过程，是不同语言（包括方言）的语义集合之间的相互补充，语义集合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语言形式或结构上的交流，还包括认知模式（如隐喻等）的交流。
语义集合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某一语义集合的大小或丰富程度以及在一定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社会条件下的实用程度决定该语言在接触中相对于其他语言的强弱对比关系。所谓的强势语言就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社会条件下的相对丰富和实用的语言，例如，现代汉语的双重身份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国际环境中相对于实用度高的英语，汉语处于弱势，少数民族语言则更弱，而在本土范围内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则因实用度高而处于强势；现代英语之中也有强弱之分，美国英语强于英国英语。
影响语义集合丰富程度和实用程度的是语言外部因素，如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地理和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客观条件。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通常只是反映外部情况，当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不能满足外部变化的需要时，就会发生变异调节以适应需要。这种调节是由语言主体实施的而反映在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上的，调节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对语言自身的改造实现的，也有可能是借助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成分和要素来实现的。语言接触可以人为地限制，但无法彻底阻断，也并不能改变语言间客观存在的强弱对比关系。
四、多元化的语言观与多样化的语言研究和实践
多元化的语言观使研究者对语言的本质具有多元化的认识，产生了语言研究和实践中关注本体性、主体性和载体性的各种不同倾向，不同的倾向性产生了不同学派或研究方式的特色与不足。语言观的不同也是造成学术分歧的重要原因。虽然语言本体、语言教学、语言传播、语言规划和政策等领域研究目的和对象不同，研究者在语言观上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是必要的，语言观的完善是提升研究水准的途径之一。
内容注释：
①“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包括文法（Grammar，含文学）、修辞学（Rhetoric）和辩证（Dialectic）“三艺”（trivium）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四艺”（quadrivium）。七艺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把学科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初级科目包括体育（游戏和若干项运动）、音乐、舞蹈和读、写、算；高级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这一体系传入罗马并得到发展。罗马学者M.T.瓦罗曾拟订过一份学校课程方案，其内容除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及音乐外，还有医学和建筑学。
②“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范畴指不分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对语言的系统思考都可归入“语言哲学”的名下。狭义范畴特指20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语言哲学”。
③Zeno公元前315年创立斯多葛学派（Stoics），该学派的研究领域一部分是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但在哲学和修辞学的某些领域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方法和学说，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手段，具有不规则特征。
④吴为章（1999：135-145），沈家煊（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173）译为“象似性”。
⑤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192），辜正坤（2004：5-30，73-116）。
⑥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区分很可能是受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J.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这一区分的影响。
⑦见洪堡特（2004）《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序等，何自然（2006：53-69），申小龙（2003：7-8）。
⑧不但罗素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没有提到作为哲学家的洪堡特，而且在《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专著中涉及了自索绪尔以来的多位语言学家和包括罗素在内的哲学家，却没有提到早索绪尔近一个世纪的语言学家洪堡特。
⑨“字”到了秦朝才有此意。分别讲，“文”指独体字，“字”指合体字。
⑩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
引用注释：
[1]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9）.
[2] 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4th editio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21）.
[3]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Peter Owen Limited，1959：65-70，102-104，107-122.
[4] Otto Jespersen.Language: 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George Allen & Unwin，1922：7，56.
[5]钱伟量.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
[6]EdwardSapir.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4）.
参考文献：
[1]陈嘉映. 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英]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现代语言学词典[Z].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德]哈杜默德·布斯曼（Hadumod BuBman）著.陈慧瑛编译.语言学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5]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3.
[6]李延福.国外语言学通观（上、下）[Z].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7]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8]刘润清 封宗信. Theories and Schools of Linguistics [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50.
[10][英]罗素（Bertrand A.W.Russell）西方哲学史（上）[M].何兆武，李约瑟译.（下）[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乔天庆.评“三个世界”[Z].北京：卡尔·波普尔百年学术研讨会，2002.
[12]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3]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4]吴为章.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1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Bloomfield，Leonard.Language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7]Kramsch,Claire.Language and Culture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张 彤，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英语系；黄 岩，山东省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卫生教学部）
“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自希腊语“philosophia” （love of knowledge, wisdom：philo-“loving”+ sophia-“knowledge, wisdom”），指“对知识和智慧的爱好”。在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与逻辑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都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七艺”①密不可分。古希腊形了两种语言研究的传统，一种以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这两种研究传统的某些观点在语言学史的发展过程中，时分时合，常常交织在一起，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出现在不同学派当中，加之借鉴自然科学的各种实证主义方法，便构成了多元的语言研究方法论。同样，从不同哲学角度对语言本质的思考也产生了体现语言不同性质的各种语言观。
二、哲学发展的转向与多元化的语言观
西方哲学的发展由于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而呈现出三个阶段性的特点，即（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哲学——（20世纪）语言哲学②。而在不同哲学背景下也产生了不同的语言观。
（一）本体论与本体语言观
作为古代哲学经典的希腊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因为还没有注意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这种对立还不是它所考察的对象。在希腊哲学里，通过思维作哲学论证、思考和推理，但是在这种思考和推理中，却有一个不自觉的假定，认为思维也是存在的，因此便假定了思维与存在不是分离的。古代哲学只认识现象，一切都是包括在现象之内的，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所认知，但是不能以理智的、认识的方式认知的存在物。与这种本体论相应的语言观主要是体现语言本体性的工具观和符号观。
最早的语言工具观产生于古希腊。在探索意识与世界的希腊哲人眼中，语言是思维工具，语言分析、哲学思辨、逻辑规则交织在一起。在古罗马，拉丁传统语法（即文法）一直被作为读写和口头交际的工具，始终处于中世纪的“七艺”之首。中国古代也有工具观的描述，荀子在《正名篇》中说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也就是说名称本没有对错之分，统治者以命令来确定它，老百姓形成习惯了就是对的，不合规约就是不对的；《说文·叙》阐述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可见在当时，语言文字被看作是解经—求道—统治的工具。
最早持语言符号观的斯多葛学派③把语言作为客体，改变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的看法，把语言与建筑、绘画、雕刻、美术、舞蹈、音乐等其它一些作为客体的符号系统平行起来。[1]斯多葛学派区分了形式和意义、能指和所指。[2]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则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符号系统观，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把语言作为结构形式，构成语言系统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所结合的两面实体（entity）而不是抽象事物，语言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语言的形式是实体之间的关系；语言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语言的本质是体现价值和由价值规定的形式体系，价值是具体实体或者现实单位在语言系统中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或所处地位。[3]英国语音学家琼斯，哥本哈根语言学派的代表人、丹麦语符学（glossemantics）奠基人叶尔姆斯莱夫等，大致都是持这种观点的。
语言主体——人的存在使符号系统观的理论在很多方面不够完备。首先，主体可以有语言形式的思维，但并不一定使用声音或文字的结构形式或符号系统，这种内部语言是抽象事物而不是实体。其次，持符号观的学者认为语言任意性有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之分：不同语言的存在证明前者；而把派生词、复合词解释为后发展起来的语言而具有可论证性，属于后者；只有拟声词不是任意性的，但数量极少。然而对语言临摹性（iconicity）④、同构（isomorphism）⑤等非任意性的研究表明语言与人类认知和思维之间有客观的理据性，这种理据性是由语言主体的主观性所产生的。
（二）认识论与主体语言观
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特征是意识到思维与存在是一个综合：一方面有着一定的对立，一方面有着双方本质上的结合，即统一。认识论阶段既肯定了思维、主观性与存在、客观性之间的对立，又肯定了的思维、主观性与真理（通过思维所形成的认识）、客观性的统一，这样就形成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与这种认识论相应的主要有功能观、行为观和能力观等体现语言主体性的人本主义语言观。
与索绪尔同时代的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指出，语言不像动物一样有独立的存在，语言不是有机体，“语言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功能”，“语言不是实体，不是成品，而是一种行为”，[4] 所以语言是和人联系着的，是人的一种属性。基于对语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的认识，功能观和行为观以不同方式把语言主体纳入到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通过语义这一主体的尺度去考察形式，以一定意义的形式单位来切分语言，以语义关系或言语行为结果来衡量形式单位，以功能或行为来确定价值。功能语言观认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以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柯伊为代表的布拉格音位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弗斯、韩礼德为代表的伦敦学派、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都是持功能观的主要学派或学者；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和以塞尔、奥斯汀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是行为观的主要代表。以乔姆斯基为奠基人的转换生成学派是能力观的代表，他认为儿童在语言上显示出的“创造性”是经验主义的 “白板说”和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都解释不通的，因而提出“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把“深层（语义）结构”通过一套“转换规则”转化为“表层（句法）结构”；⑥并提出了一套生成音位学的基本理论和规则。
（三）哲学语言转向的困境与“语言世界观”的坦途
认识论哲学不仅以认识的本质、起源等问题为其中心问题，而且试图在人的认识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上重建本体论，即建立一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因而又再现了古代本体论形而上学所遇到的同样的内在矛盾：认识的本质以及在认识论框架中的世界的本原究竟是经验，还是理念？是理性的观念，还是非理性的直觉或意志？哲学家们在说明认识和意识的本质以及人所认识到的世界时，已受到他们自己的表述角度和表述方式的制约，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如果哲学不首先搞清楚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都是无法解答的。因此，西方各派哲学纷纷转向语言哲学，语言的形式与内容、意义和理解以及语言行为等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中心。哲学家们甚至试图将语言本体化，以便在语言哲学的框架内恢复传统的本体论问题。例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实现了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宣布“语言是存在之家”，“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德里达的名言“本文之外无他物”概括了结构主义的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则说“语言构成了全部文化现象和全部社会生活形式的原型”。哲学界对于这一语言转向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人对这一进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表示怀疑；而另一些人对此明确持否定态度，认为“语言的转向”与其说是哲学中的一场革命，不如说是哲学的蜕化与堕落，因为它使当代哲学变成沉醉于咬文嚼字、琐屑争论的新经院哲学。[5]
对于哲学的这一语言转向是进步还是堕落姑且不论，但有三点是明确的：（1）文本的解读是传统语文学的工作，本体语言研究只是现代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之一；（2）仅把语言本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只是结构主义的某些流派，并不代表语言学界多元化的语言观和语言研究视野；（3）语言观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类认识的发展。事实上早在1820年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就在《依照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论语言的比较研究》中起草了他所设想的语言哲学体系的纲要。但他的观点被淹没在十九世纪居统治地位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和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中，直到20世纪20-30年代德国以魏斯格贝尔（L. Weisgerber）为代表的“新洪堡特学派”的活跃，其思想才开始为当代语言学研究者所瞩目。
洪堡特在其巨著《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中附有一篇长达300多页的绪论，题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洪堡特语言理论的代表作，有关语言创造性特征的论述是其语言理论的精髓。他认为语言绝不是一个实体或已完成的事物，而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人不断用声音来表达思想的活动。对于语言和民族的关系，他认为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同时它又是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所以，研究语言不能孤立地看问题，应该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于精神。任何语言都具有接受一切事物并且将其付之于表达的灵活性，但无论怎样都不会对人的认知活动形成绝对的制约。语言是人类本质的组成部分，其萌发是由于人类的内在需要，而不是仅仅产生于维持外部交际的需要。洪堡特细致地考察了许多语言，认为世界上的语言有比较完善和不太完善的区别，但没有优劣之分。
洪堡特的语言观通常被概括为“语言世界观”⑦或“文化载体观”，其影响不仅限于他所创立的语言类型学以及新洪堡特学派，以萨丕尔（Edward Sapir）和沃尔夫（B. L. Whorf）为代表的人类语言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观点，他提出的“语言能力”则在生成语言学的理论中得到发展，洪堡特的观点还影响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和我国的文化语言学等学科，但他的语言哲学观点却未引起哲学界的注意。⑧萨丕尔在其代表作《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把语言的特点和本质归纳为：“言语是一种人类活动，这种人类活动在由一个社会群体传给另一个社会群体的过程中产生了无限的差异，因为它纯粹是某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持续不断的社会使用的产物。其差异如所有创造性的成果存在差异一样，或许不是刻意而为的，但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艺术的确存在很大差异。……言语是一种非本能的、习得的、‘文化的’功能”。[6]
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观察都可以置身其外，以之为观察对象，唯独对语言不能如此；人类对任何工具的使用都可以将工具与操作者分开，将工具与操作对象分开，唯独语言这种工具与人类一体、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实践一体。从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种人的尺度，人的主观行为；而从语言制约人对世界认知的角度说，语言是一种物的尺度，具有客观性。人用自己创造语言的主观行动将自己置于语言的客观支配之下，语言世界观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统一。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哲学的语言转向，则应该是认识论发展的必然，只是众多的哲学流派转向了不同的语言学流派和语言观，而造成某些哲学流派片面地追逐文本。
“语言世界观”或“文化载体观”这种语言观也适用于聋哑人，尽管他们没有普通人的有声语言交际（verbal communication），但是他们通过手语（sign language）等非语言交际（non-verbal communication）也可表达具体和抽象概念，他们的语言也是人类语言的一种符号系统。人类语言与动物交际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的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也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原因在于文化的非遗传性（non-genetically transmitted）特点。动物的语言是生物遗传的，而人的语言是要后天学习的。英语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语colere（to cultivate），意思是“培养”。汉语“文化”二字正蕴含了“语言就是世界观”的含义。“文”在先秦时期就有文字的意思，⑨遣造的词句叫做“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孟子·万章上》。）“化”⑩本义“变化”、“改变”（匕,变也。——《说文》。徐灏曰：“匕化古今字”）；也作“教化”（化,教行也。——《说文》）。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以文字（语言）来改变或教化（人）”。诞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它对所解释的词语按照“语言-社会-自然-生物”的分类顺序来排列，把语言放在首位，可见其在古人眼中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性。
三、“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与语言的本质
1972年，当代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在《客观世界》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本体论，产生了很大的哲学影响。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分别是：物理世界，包括物理的对象和状态；精神世界，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3”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世界；它包括客观知识和客观的艺术作品。他认为，“世界3”一方面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是主观的，但是这种主观性并不排除实在性；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超人类的，即超越了自己的创造者。他认为“世界3”并非虚构而确有其实在性，在三个世界之间都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相互作用。波普尔所阐述的“世界3”实际上是 “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描写、分析、加工的空间，是语言（如语言作品、讨论等）和抽象化的语言（如可以用语言概括的知识等）以及形象化的思维和数理化的思维等抽象后所共同承载的世界。语言和抽象化的语言对应的是语义集合。
语言既是人类思维的主观创造，又是人类用以教育后代、传承文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客观媒介，语言的客观性和先入为主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认识。而要突破某一语言对其主体的制约，要么需要主体思维的创新，提升或改变认识，发展或改造语言；要么需要语言的创新，来启发或改变主体的思维，提升或改造其认识。因此，除了主体自发的语言创新，语言间的交融则是语言创新和改变的主要外力，是通过人的接触而引起语言接触来实现的。显然，语言的创新和交融会带来良莠不齐的新成分，“新”不等于“好”，但在人类社会和历史中很多不好的成分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也不例外。从语言观的角度看，语言交融是文化载体之间和世界观之间互通有无的过程，是不同语言（包括方言）的语义集合之间的相互补充，语义集合之间的交流不仅限于语言形式或结构上的交流，还包括认知模式（如隐喻等）的交流。
语义集合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某一语义集合的大小或丰富程度以及在一定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社会条件下的实用程度决定该语言在接触中相对于其他语言的强弱对比关系。所谓的强势语言就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地域范围、社会条件下的相对丰富和实用的语言，例如，现代汉语的双重身份就体现了这一点，在国际环境中相对于实用度高的英语，汉语处于弱势，少数民族语言则更弱，而在本土范围内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则因实用度高而处于强势；现代英语之中也有强弱之分，美国英语强于英国英语。
影响语义集合丰富程度和实用程度的是语言外部因素，如科学技术、政治经济、地理和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等客观条件。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通常只是反映外部情况，当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不能满足外部变化的需要时，就会发生变异调节以适应需要。这种调节是由语言主体实施的而反映在语言内部形式或结构上的，调节的方式可能是通过对语言自身的改造实现的，也有可能是借助其他语言（或方言）的成分和要素来实现的。语言接触可以人为地限制，但无法彻底阻断，也并不能改变语言间客观存在的强弱对比关系。
四、多元化的语言观与多样化的语言研究和实践
多元化的语言观使研究者对语言的本质具有多元化的认识，产生了语言研究和实践中关注本体性、主体性和载体性的各种不同倾向，不同的倾向性产生了不同学派或研究方式的特色与不足。语言观的不同也是造成学术分歧的重要原因。虽然语言本体、语言教学、语言传播、语言规划和政策等领域研究目的和对象不同，研究者在语言观上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多角度的观察和思考是必要的，语言观的完善是提升研究水准的途径之一。
内容注释：
①“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包括文法（Grammar，含文学）、修辞学（Rhetoric）和辩证（Dialectic）“三艺”（trivium）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四艺”（quadrivium）。七艺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把学科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初级科目包括体育（游戏和若干项运动）、音乐、舞蹈和读、写、算；高级科目主要有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理论。这一体系传入罗马并得到发展。罗马学者M.T.瓦罗曾拟订过一份学校课程方案，其内容除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及音乐外，还有医学和建筑学。
②“语言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范畴指不分人文学科还是自然学科，对语言的系统思考都可归入“语言哲学”的名下。狭义范畴特指20世纪以语言为主要课题的哲学研究。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语言哲学”。
③Zeno公元前315年创立斯多葛学派（Stoics），该学派的研究领域一部分是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但在哲学和修辞学的某些领域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方法和学说，认为语言是表达情感和思想的手段，具有不规则特征。
④吴为章（1999：135-145），沈家煊（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173）译为“象似性”。
⑤参见戴维·克里斯特尔（2000：192），辜正坤（2004：5-30，73-116）。
⑥乔姆斯基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区分很可能是受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J.J. Wittgenstein, 1889-1951）的“表层语法”、“深层语法”这一区分的影响。
⑦见洪堡特（2004）《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序等，何自然（2006：53-69），申小龙（2003：7-8）。
⑧不但罗素所著的《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没有提到作为哲学家的洪堡特，而且在《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专著中涉及了自索绪尔以来的多位语言学家和包括罗素在内的哲学家，却没有提到早索绪尔近一个世纪的语言学家洪堡特。
⑨“字”到了秦朝才有此意。分别讲，“文”指独体字，“字”指合体字。
⑩古字为“匕”，会意。甲骨文，从二人，象二人相倒背之形,一正一反，以示变化。
引用注释：
[1]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9）.
[2] R. H. Robins.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4th edition)，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21）.
[3]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Peter Owen Limited，1959：65-70，102-104，107-122.
[4] Otto Jespersen.Language: Its Nature，Development and Origin，George Allen & Unwin，1922：7，56.
[5]钱伟量.语言与实践——实践唯物主义的语言哲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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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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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彤，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英语系；黄 岩，山东省枣庄科技职业学院卫生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