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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卡夫卡的《变形计》讲述了推销员格里高尔在一天早上醒来之后变成一个甲虫之后所发生的事。本文旨在对文中角色进行分析，剖析将灵魂拘于其下的外壳，并简要分析其中原因。
关键词：卡夫卡；《变形记》；“壳”
卡夫卡1912年完成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作为他的代表作延续了卡夫卡一贯的荒诞传统。通过变形实现了人的异化。这种人的异化历来被研究者们所重视，而且观点各异。
在笔者看来《变形记》中的变形是给人穿上了一种“壳”。“壳”作为一个名词是指包裹在动植物体之外的坚硬的起保护作用的器官。本文所指的“壳”是外壳。重在于脱离于灵魂的躯壳。格里高尔的甲虫的壳，格里高尔父亲的制服，以及三位房客的服装都可以理解为壳。是一种灵魂与肉体的不一致。
格里高尔在一天早上醒来变形为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苍穹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这一身的盔甲正是一个绝好的壳子将格里高尔拘于其中。它变成了一个肉体上的动物与灵魂上的人。对于为什么他会身披一身甲虫的壳，卡夫卡并未说明，但是通过全文也不难看出他的变形是潜意识中对现实的逃避。透过格里高尔的内心独白可知他极其厌恶自己的工作，甚至觉得被开除了倒更好些。要不是为了父母而谨小慎微，他早已辞职。长期以来，格里高尔一直处于担负家庭经济生活和个人愿望的矛盾之中。为了替父母还债，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劳动成为压抑个性，驱使他异化的力量。弗洛伊德认为某些被意识精心隐藏的动机，最终会导致某种看似偶然的事故。格里高尔心中这些平日被家庭责任感所压抑的愿望，终于导致了身体的变形。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现，在梦中白天被压抑的潜意识被释放出来。所以，格里高尔平时一直克制着的想摆脱工作的愿望在梦中得以实现，只不过是以变为甲虫的形式实现的。他的变形是对异化劳动的摆脱，而且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摆脱——“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变形是格里高尔逃避工作的最佳理由。壳正是他与现实隔离的最好方法。而“甲壳”并不是完全坚硬的。它一方面将格里高尔与现实隔离助他逃避，但是同时也将格里高尔弱小化，而且也无法实现自我控制，成为这一副“壳”的奴隶。家人开始认为他有复原的可能，还为他担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种可能性越变越小，家人对他的态度完全转变，连一直照顾他的妹妹也变得不耐烦。“他妹妹再也不考虑拿什么他可能最爱吃的食物了”，而且她的打扫“也不能再草率了”“墙上尽是一缕缕灰尘，到处都是成团的灰尘和脏东西”。家里请的老妈子不怕他反而经常用自以为热情的话招呼他、讥笑他。而格里高尔却对此置之不理。这也体现了他虽不再受家庭职责、经济负担和工作压力所累，但是却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人所应有的情感意志，自由权利和尊严以及支配自己命运的能力最终以他社会性的消失而走向死亡。
格里高尔的父亲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为维持生计不得不结束为期5年的安乐生活，而去做了银行的杂役，去给小职员买早餐。当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见到父亲的时候，感觉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了。以前父亲“总是疲惫不堪的躺在床上”总是“穿着睡衣靠在一张椅子里”。现在他“身子笔直的站着，穿一件有金色纽扣的漂亮的蓝制服，这通常是银行的杂役穿的；他那厚实的双下巴鼓出在上衣坚硬的高领子外面；从他浓密的睫毛下面，那双黑眼睛射出了神气十足咄咄逼人的光芒；他那头本来乱蓬蓬的头发如今从当中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地分了开来，两边都梳的又光又平。”现在的父亲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那种安享晚年的状态。而且他“连在家里也一定要穿上那件制服……好像随时要去应差，即使在家里也要对上司唯命是从似的。”这一身制服已经成为了一身充满资本主义气息的“外壳”。将父亲的灵魂深锁其中，使他成为奴隶。他对制服的依赖表明了他对过去的摈弃，对资本主义金钱的向往。他心甘情愿的做了一名供资本家差遣的工具，被"物"（例如金钱，机器，产品，生产方式等）所驱使，所胁迫，所统治而不能自主。
格里高尔的家人为了维持生计将一间房租给了三个房客。“这些一本正经的先生”进入格里高尔家后反客为主。“什么都要井井有条，不光光是他们的房间里得整齐，因为他们既然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他们他们就要求整个屋子所有的一切都得如此。”他们“大模大样”的坐在起居室的桌子的首位。父亲到厨房去以前总要先到起居室来，母亲和妹妹像仆人一般为他们服务。他们身着体面，生活要求高质量，饮食讲究——俨然一副上等人的姿态。但是当格里高尔的妹妹拉起小提琴时开始他们表现出一副兴趣盎然的姿态，但是不久他们就对此失去了兴趣。反而是变形为甲虫的格里高尔深受琴声吸引，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最后因为冲突三房客竟然“宣布”“由于这个住所和家人的可憎状态”当场通知退租。前后的反差说明了房客的内心远没有表象看起来的“一本正经”。这不得不说是卡夫卡所造的又一个“壳”。光鲜的“外壳”之下是不够光鲜的内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也可以作为资产阶级的影子，充满着剥削、自私、虚伪的气质。
卡夫卡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在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腐朽阶段，处处矛盾与危机四伏。当时人不再是社会的主人，是“物”的奴隶和工具。人与人之间仅存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益关系，而没有了金钱和利益，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对峙、冲突、隔膜、猜忌和残杀。生活在这样社会背景下的人，就象卡夫卡作品的基调一样，虚无、悲观、压抑。而且卡夫卡的家庭生活也不尽如人意，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父亲的阴影中，家人比陌生人还陌生。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家庭因素，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时时萦绕着他的是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这些也就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而《变形记》中人人身披外壳将内心包裹，谁也无法从外在去窥出一个人的本质。格里高尔的变形是一种应对这种不安、恐惧的方式。一个“壳”保护了柔弱而孤独的内心，父亲身穿的制服与房客的光鲜“外壳”则是他对外部社会的简化，正是因为有了后两种的“壳”才使格里高尔孤独、恐惧加剧选择以“壳”来自卫，也正是因为后两种“壳”加速了格里高尔的灭亡。
参考文献：
[1]梁冬梅，“一切障碍摧毁我”--读卡夫卡《变形记》，贵州金筑大学学报，2003.
[2]邵喆，卡夫卡《变形记》之甲虫意象探析，宁波大学学报，2011.
[3]梅进文，《变形记》研究综述，大众文艺，2011.
[4]黎小冰，变形：一个既沉重又轻松的话题--再以卡夫卡作品的“变形”主题，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
关键词：卡夫卡；《变形记》；“壳”
卡夫卡1912年完成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作为他的代表作延续了卡夫卡一贯的荒诞传统。通过变形实现了人的异化。这种人的异化历来被研究者们所重视，而且观点各异。
在笔者看来《变形记》中的变形是给人穿上了一种“壳”。“壳”作为一个名词是指包裹在动植物体之外的坚硬的起保护作用的器官。本文所指的“壳”是外壳。重在于脱离于灵魂的躯壳。格里高尔的甲虫的壳，格里高尔父亲的制服，以及三位房客的服装都可以理解为壳。是一种灵魂与肉体的不一致。
格里高尔在一天早上醒来变形为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的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苍穹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这一身的盔甲正是一个绝好的壳子将格里高尔拘于其中。它变成了一个肉体上的动物与灵魂上的人。对于为什么他会身披一身甲虫的壳，卡夫卡并未说明，但是通过全文也不难看出他的变形是潜意识中对现实的逃避。透过格里高尔的内心独白可知他极其厌恶自己的工作，甚至觉得被开除了倒更好些。要不是为了父母而谨小慎微，他早已辞职。长期以来，格里高尔一直处于担负家庭经济生活和个人愿望的矛盾之中。为了替父母还债，他不得不压抑自己想摆脱这种强制劳动的愿望和对自由的向往，劳动成为压抑个性，驱使他异化的力量。弗洛伊德认为某些被意识精心隐藏的动机，最终会导致某种看似偶然的事故。格里高尔心中这些平日被家庭责任感所压抑的愿望，终于导致了身体的变形。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梦是人的潜意识的表现，在梦中白天被压抑的潜意识被释放出来。所以，格里高尔平时一直克制着的想摆脱工作的愿望在梦中得以实现，只不过是以变为甲虫的形式实现的。他的变形是对异化劳动的摆脱，而且是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摆脱——“如果他们给吓住了，那么格里高尔就不再有什么责任，就可以心安理得。”变形是格里高尔逃避工作的最佳理由。壳正是他与现实隔离的最好方法。而“甲壳”并不是完全坚硬的。它一方面将格里高尔与现实隔离助他逃避，但是同时也将格里高尔弱小化，而且也无法实现自我控制，成为这一副“壳”的奴隶。家人开始认为他有复原的可能，还为他担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种可能性越变越小，家人对他的态度完全转变，连一直照顾他的妹妹也变得不耐烦。“他妹妹再也不考虑拿什么他可能最爱吃的食物了”，而且她的打扫“也不能再草率了”“墙上尽是一缕缕灰尘，到处都是成团的灰尘和脏东西”。家里请的老妈子不怕他反而经常用自以为热情的话招呼他、讥笑他。而格里高尔却对此置之不理。这也体现了他虽不再受家庭职责、经济负担和工作压力所累，但是却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人所应有的情感意志，自由权利和尊严以及支配自己命运的能力最终以他社会性的消失而走向死亡。
格里高尔的父亲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为维持生计不得不结束为期5年的安乐生活，而去做了银行的杂役，去给小职员买早餐。当变形后的格里高尔见到父亲的时候，感觉不是想象中的样子了。以前父亲“总是疲惫不堪的躺在床上”总是“穿着睡衣靠在一张椅子里”。现在他“身子笔直的站着，穿一件有金色纽扣的漂亮的蓝制服，这通常是银行的杂役穿的；他那厚实的双下巴鼓出在上衣坚硬的高领子外面；从他浓密的睫毛下面，那双黑眼睛射出了神气十足咄咄逼人的光芒；他那头本来乱蓬蓬的头发如今从当中整整齐齐一丝不苟地分了开来，两边都梳的又光又平。”现在的父亲已经完全摆脱了过去那种安享晚年的状态。而且他“连在家里也一定要穿上那件制服……好像随时要去应差，即使在家里也要对上司唯命是从似的。”这一身制服已经成为了一身充满资本主义气息的“外壳”。将父亲的灵魂深锁其中，使他成为奴隶。他对制服的依赖表明了他对过去的摈弃，对资本主义金钱的向往。他心甘情愿的做了一名供资本家差遣的工具，被"物"（例如金钱，机器，产品，生产方式等）所驱使，所胁迫，所统治而不能自主。
格里高尔的家人为了维持生计将一间房租给了三个房客。“这些一本正经的先生”进入格里高尔家后反客为主。“什么都要井井有条，不光光是他们的房间里得整齐，因为他们既然已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了，他们他们就要求整个屋子所有的一切都得如此。”他们“大模大样”的坐在起居室的桌子的首位。父亲到厨房去以前总要先到起居室来，母亲和妹妹像仆人一般为他们服务。他们身着体面，生活要求高质量，饮食讲究——俨然一副上等人的姿态。但是当格里高尔的妹妹拉起小提琴时开始他们表现出一副兴趣盎然的姿态，但是不久他们就对此失去了兴趣。反而是变形为甲虫的格里高尔深受琴声吸引，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最后因为冲突三房客竟然“宣布”“由于这个住所和家人的可憎状态”当场通知退租。前后的反差说明了房客的内心远没有表象看起来的“一本正经”。这不得不说是卡夫卡所造的又一个“壳”。光鲜的“外壳”之下是不够光鲜的内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也可以作为资产阶级的影子，充满着剥削、自私、虚伪的气质。
卡夫卡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社会。在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它的腐朽阶段，处处矛盾与危机四伏。当时人不再是社会的主人，是“物”的奴隶和工具。人与人之间仅存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利益关系，而没有了金钱和利益，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对峙、冲突、隔膜、猜忌和残杀。生活在这样社会背景下的人，就象卡夫卡作品的基调一样，虚无、悲观、压抑。而且卡夫卡的家庭生活也不尽如人意，卡夫卡一直生活在专制犹如暴君般父亲的阴影中，家人比陌生人还陌生。这样的社会环境与家庭因素，造成了他与社会与他人的多层隔绝，使得卡夫卡终生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之中。时时萦绕着他的是对社会的陌生感、孤独感与恐惧感，这些也就成了他创作的永恒主题。而《变形记》中人人身披外壳将内心包裹，谁也无法从外在去窥出一个人的本质。格里高尔的变形是一种应对这种不安、恐惧的方式。一个“壳”保护了柔弱而孤独的内心，父亲身穿的制服与房客的光鲜“外壳”则是他对外部社会的简化，正是因为有了后两种的“壳”才使格里高尔孤独、恐惧加剧选择以“壳”来自卫，也正是因为后两种“壳”加速了格里高尔的灭亡。
参考文献：
[1]梁冬梅，“一切障碍摧毁我”--读卡夫卡《变形记》，贵州金筑大学学报，2003.
[2]邵喆，卡夫卡《变形记》之甲虫意象探析，宁波大学学报，2011.
[3]梅进文，《变形记》研究综述，大众文艺，2011.
[4]黎小冰，变形：一个既沉重又轻松的话题--再以卡夫卡作品的“变形”主题，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