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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判断2012年以及未来我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前提。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得益于前期改革奠定的坚实基础和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名义GDP由2001年的10万亿人民币上升到2010年的逾40万亿，翻了4倍，名义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则突破4000美元（笔者讨厌以美元计价的方式，暂从大流），达到了世界银行界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由于目前依然存在巨大的城乡经济差异和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还没有摆脱“二元经济”的结构特征。
在城乡差距方面，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于总收入扣除经营性支出等，对应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2253元，前者为后者的2.8倍；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0年翻了三倍多，达到了1910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不到三倍，为591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倍。在区域差距方面，以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东部地区为20953元，中部、西部和东北都在14300元左右，东部地区是其他地区的近1.5倍，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贵州、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的近3倍。
所以，我国的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并不亚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方面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需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去消除城乡和区域差距，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作为过去三十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就业人口的分布状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直观反映。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8亿，占全部就业比重为36.7%；乡村就业人口4.1亿，占比近60%。虽然由于禀赋资源状况的约束，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和乡村就业人口不太可能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日、德三国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分别为1.2%、4.2%和2.2%，但是，即使未来能达到禀赋状况与我们类似、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也将意味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例如，200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分别为13.5%和14.8%。按照过去十年我国平均每年1.3%左右的劳动力转移率（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的增加），我们还需要15年到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上述关于我国依然是“二元经济”的判断意味着，即使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会对我国经济形成新的冲击，但“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还需要“过度投资”，也因为我们还没有富裕到发生美国次贷危机的地步。此外，从纯粹外部冲击的影响看，历史上因此造成我国GDP急速下滑通常发生在我国经济的总需求过度依靠外需的年份。例如，在1997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我国净出口率（净出口/GDP）高达4%以上，显著高于之前1%到2%的均值水平；在2006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净出口率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同样显著高于加入WTO之后2%到3%左右的均值水平。目前，我国的净出口率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2%左右的水平，外需的下降不太可能再次造成之前那样猛烈的冲击。事实上，在2011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已经为负值，而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9%以上的全部贡献都来源于内需。
虽然“硬着陆”不用担心，但是，在2012年全球经济可能将维持“哀鸿遍野”的情况下，扩张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显然必要。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在扩张内需的过程中，继续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
鉴于我国内需中投资占比已经较高的事实，扩张内需的基本方向必然是要提高消费的占比——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打压投资，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投资，并且，恰当的投资能够通过增加就业、从而起到增加收入和最终增加消费的功能。具体来说，扩内需的着眼点在如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与两个字对应：改革。
第一，应该改变居民部门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的态势，因为居民消费构成了消费需求的主体。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部门消费/GDP）从46%多直线下降至2010年的不到39%。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以（笔者）可得的最新资金流量表数据来统计，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58%，而在2000年这个比重是64%；其二是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2008年居民的消费倾向是60%，而在2000年高达近75%。
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有其正常因素和不正常或不合理因素。正常因素在于，由于我国的要素禀赋特征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富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构成了工业化的主体，因此，劳动报酬在总收入的占比要低于资本相对富裕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约为70%）。不正常和不合理的因素之一在于缺乏养老医疗福利保障和“血汗工厂”的存在，这使得居民的劳动报酬被压低了。不合理和不合理的因素之二在于居民的财产收入过低，这既是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使得居民的主要债权资产——存款的报酬过低，也是因为股票市场体制性的弊端使得居民的股权资产回报——红利报酬过低。例如，在2008年，居民的红利收入只有720余亿，相当于当年股市市值的1.5%左右。红利率远低于同期存款利率。于是，中国即出现西方理论和实践中不该出现的情形：高风险的投资收益不如无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收益，甚至红利收入还不及当年缴纳的印花税（920余亿）——据此，有人说中国的股市不如赌场。此说法虽显刻薄，但确也不知有关部门反证如何。
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也有其正常因素，例如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加上加入WTO后为居民部门提供了在全球经济中实施跨期消费平滑的机制，从而降低了当期消费、提高了储蓄（未来消费）。但是，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及对应的储蓄倾向的上升，其不合理的因素在于体制性弊端导致的强制性储蓄。这种体制性弊端一方面包括缺乏养老医疗教育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无疑，这些弊端都需要改革来涤除。
第二，消费需求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是政府消费，即政府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如近些年中央财政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的学费、书本费和营养费开支。由于增加居民消费涉及到诸多体制性的问题，非一日之功，因此，提高消费占比的一个短期有效措施就是增加政府部门消费。2010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3.6%，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的年份——1999年到2001年的政府消费比重为GDP的15%到16%。如果假设未来外需冲击导致2012年净出口率从2011年的2%左右下降至0，则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就需要上升到16%左右。在保持2012年10%的名义GDP增长率的情况下（如果通货膨胀率是3%，这意味着7%的实际GDP增长率），这大体要求政府消费增加到7万亿左右，比2011年增加30%——这个增速比1999年到2001年高10%，但远低于2008年的68%。
然而，增加政府消费的背后也涉及到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不仅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养老医疗教育等）的提供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增加居民消费，而且，这种转变也对降低总体的储蓄率有直接的帮助。同样以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为例，政府的储蓄倾向（政府储蓄/政府可支配收入）为38.6%，比2000年高出6个百分点。政府的高储蓄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有关：2008年政府的投资相当于全部国内投资的11%；如果算上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则政府的投资占比更高。在2010年，政府消费为5.3万亿，而同期财政预算支出为近9万亿，政府消费仅占财政支出的59%。
所以，难怪近些年很多学者认为我们正在“体制复归”。
第三，应该调整投资的结构，在保持投资增速稳定的同时，使投资率（投资占GDP比重）稳中有降。既然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还需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那么，投资就必然是我们内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需要注意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并且，在提高消费率（对应的，降低储蓄率）的过程中，逐步降低投资率——48％的投资率确实说不过去，也绝无可能维持。
投资结构合理化的第一个含义是投资主体结构的合理化，2009年“4万亿刺激计划”主要依靠的是国有企业，2012年及以后应该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验看，民间资本能否跟上决定了财政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在制造业投资已经饱和，房地产业面临调整的情况下，调动民间资本的关键自然是放松迄今盛行的对服务业的准入管制和改革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增值税体制。
投资结构合理化的第二个含义是投资行业结构的合理化。目前，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占到我国全部投资的54%左右。这两部分投资在未来可能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推动其他行业的投资自然是题中之义。然而，在“其他行业”中，交通、电信、金融、教育、卫生等关键性的行业均为行政管制较强的垄断型行业。所以，放松管制不仅是政府转变职能之必要，更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之必要。
投资结构合理化的第三个含义是投资区域结构的合理化。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差距巨大的经济体，不同的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有着截然不同的要素禀赋特征。因此，不同的区域在产业投资上自然应该有所不同。很显然，对于经济较为落后、土地和劳动较为廉价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中低端制造业；而对于人均GDP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土地和劳动的成本已经较为昂贵的东部地区，应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
不幸的是，从投资的区域分布看，虽然中西部地区正在承接东部的中低端制造业——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占全国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从2004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60%以上，但是，东部地区在投资和产业流失的过程中，似乎还没有找到新的头绪。例证如此：在2004年，东部八省市扣除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其他行业投资占全国其他行业投资的比重是38%左右，到2010年却下降到30%以下。结合以上分析，东部地区面临的问题与投资的主体结构、行业结构面临的问题实质是同一的，即：必须放松对交通、通信、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管制。
至此，或不夸张地表白，是否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将决定今后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绩效，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改革停滞、甚至体制复归的思潮都与此相反。同时，不顾历史、对现实不清楚的所谓改革也对此丝毫无益。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没有目标或者目标错误是灾难，没有可行的措施步骤和执行之的意志同样也是灾难。
此话题可以继续讨论，共同思考。
殷剑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金融产品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金融学专业硕士导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公共管理硕士导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多所大学特聘教授。
在城乡差距方面，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628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于总收入扣除经营性支出等，对应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2253元，前者为后者的2.8倍；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00年翻了三倍多，达到了19109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翻了不到三倍，为591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2倍。在区域差距方面，以2009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东部地区为20953元，中部、西部和东北都在14300元左右，东部地区是其他地区的近1.5倍，上海、北京、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则是贵州、甘肃、青海等西部省份的近3倍。
所以，我国的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并不亚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方面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还需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去消除城乡和区域差距，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作为过去三十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将继续成为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
就业人口的分布状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直观反映。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为2.8亿，占全部就业比重为36.7%；乡村就业人口4.1亿，占比近60%。虽然由于禀赋资源状况的约束，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和乡村就业人口不太可能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如美、日、德三国2007年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分别为1.2%、4.2%和2.2%，但是，即使未来能达到禀赋状况与我们类似、收入水平比我们高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水平，也将意味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例如，2007年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分别为13.5%和14.8%。按照过去十年我国平均每年1.3%左右的劳动力转移率（二、三产业就业占比的增加），我们还需要15年到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墨西哥和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
上述关于我国依然是“二元经济”的判断意味着，即使外部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会对我国经济形成新的冲击，但“硬着陆”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我们还需要“过度投资”，也因为我们还没有富裕到发生美国次贷危机的地步。此外，从纯粹外部冲击的影响看，历史上因此造成我国GDP急速下滑通常发生在我国经济的总需求过度依靠外需的年份。例如，在1997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我国净出口率（净出口/GDP）高达4%以上，显著高于之前1%到2%的均值水平；在2006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净出口率保持在8%左右的水平，同样显著高于加入WTO之后2%到3%左右的均值水平。目前，我国的净出口率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2%左右的水平，外需的下降不太可能再次造成之前那样猛烈的冲击。事实上，在2011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外需的贡献已经为负值，而经济增速能够维持在9%以上的全部贡献都来源于内需。
虽然“硬着陆”不用担心，但是，在2012年全球经济可能将维持“哀鸿遍野”的情况下，扩张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显然必要。而且，最为关键的是，需要在扩张内需的过程中，继续推动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经济差距。
鉴于我国内需中投资占比已经较高的事实，扩张内需的基本方向必然是要提高消费的占比——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打压投资，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投资，并且，恰当的投资能够通过增加就业、从而起到增加收入和最终增加消费的功能。具体来说，扩内需的着眼点在如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与两个字对应：改革。
第一，应该改变居民部门消费占比持续下降的态势，因为居民消费构成了消费需求的主体。自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部门消费/GDP）从46%多直线下降至2010年的不到39%。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源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以（笔者）可得的最新资金流量表数据来统计，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58%，而在2000年这个比重是64%；其二是居民消费倾向（居民消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2008年居民的消费倾向是60%，而在2000年高达近75%。
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有其正常因素和不正常或不合理因素。正常因素在于，由于我国的要素禀赋特征表现为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富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构成了工业化的主体，因此，劳动报酬在总收入的占比要低于资本相对富裕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劳动报酬占比约为70%）。不正常和不合理的因素之一在于缺乏养老医疗福利保障和“血汗工厂”的存在，这使得居民的劳动报酬被压低了。不合理和不合理的因素之二在于居民的财产收入过低，这既是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使得居民的主要债权资产——存款的报酬过低，也是因为股票市场体制性的弊端使得居民的股权资产回报——红利报酬过低。例如，在2008年，居民的红利收入只有720余亿，相当于当年股市市值的1.5%左右。红利率远低于同期存款利率。于是，中国即出现西方理论和实践中不该出现的情形：高风险的投资收益不如无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收益，甚至红利收入还不及当年缴纳的印花税（920余亿）——据此，有人说中国的股市不如赌场。此说法虽显刻薄，但确也不知有关部门反证如何。
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也有其正常因素，例如人口红利因素，人口红利加上加入WTO后为居民部门提供了在全球经济中实施跨期消费平滑的机制，从而降低了当期消费、提高了储蓄（未来消费）。但是，居民消费倾向的下降以及对应的储蓄倾向的上升，其不合理的因素在于体制性弊端导致的强制性储蓄。这种体制性弊端一方面包括缺乏养老医疗教育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无疑，这些弊端都需要改革来涤除。
第二，消费需求的另一个重要构成是政府消费，即政府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如近些年中央财政为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的学费、书本费和营养费开支。由于增加居民消费涉及到诸多体制性的问题，非一日之功，因此，提高消费占比的一个短期有效措施就是增加政府部门消费。2010年，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3.6%，低于亚洲金融危机后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的年份——1999年到2001年的政府消费比重为GDP的15%到16%。如果假设未来外需冲击导致2012年净出口率从2011年的2%左右下降至0，则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就需要上升到16%左右。在保持2012年10%的名义GDP增长率的情况下（如果通货膨胀率是3%，这意味着7%的实际GDP增长率），这大体要求政府消费增加到7万亿左右，比2011年增加30%——这个增速比1999年到2001年高10%，但远低于2008年的68%。
然而，增加政府消费的背后也涉及到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不仅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养老医疗教育等）的提供来解决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增加居民消费，而且，这种转变也对降低总体的储蓄率有直接的帮助。同样以2008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为例，政府的储蓄倾向（政府储蓄/政府可支配收入）为38.6%，比2000年高出6个百分点。政府的高储蓄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有关：2008年政府的投资相当于全部国内投资的11%；如果算上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则政府的投资占比更高。在2010年，政府消费为5.3万亿，而同期财政预算支出为近9万亿，政府消费仅占财政支出的59%。
所以，难怪近些年很多学者认为我们正在“体制复归”。
第三，应该调整投资的结构，在保持投资增速稳定的同时，使投资率（投资占GDP比重）稳中有降。既然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还需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那么，投资就必然是我们内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需要注意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并且，在提高消费率（对应的，降低储蓄率）的过程中，逐步降低投资率——48％的投资率确实说不过去，也绝无可能维持。
投资结构合理化的第一个含义是投资主体结构的合理化，2009年“4万亿刺激计划”主要依靠的是国有企业，2012年及以后应该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从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经验看，民间资本能否跟上决定了财政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在制造业投资已经饱和，房地产业面临调整的情况下，调动民间资本的关键自然是放松迄今盛行的对服务业的准入管制和改革不适应服务业发展的增值税体制。
投资结构合理化的第二个含义是投资行业结构的合理化。目前，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投资占到我国全部投资的54%左右。这两部分投资在未来可能都会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推动其他行业的投资自然是题中之义。然而，在“其他行业”中，交通、电信、金融、教育、卫生等关键性的行业均为行政管制较强的垄断型行业。所以，放松管制不仅是政府转变职能之必要，更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之必要。
投资结构合理化的第三个含义是投资区域结构的合理化。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差距巨大的经济体，不同的区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有着截然不同的要素禀赋特征。因此，不同的区域在产业投资上自然应该有所不同。很显然，对于经济较为落后、土地和劳动较为廉价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中低端制造业；而对于人均GDP已经接近发达国家、土地和劳动的成本已经较为昂贵的东部地区，应该发展高端制造业和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
不幸的是，从投资的区域分布看，虽然中西部地区正在承接东部的中低端制造业——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占全国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从2004年的46%上升到2010年的60%以上，但是，东部地区在投资和产业流失的过程中，似乎还没有找到新的头绪。例证如此：在2004年，东部八省市扣除制造业和房地产的其他行业投资占全国其他行业投资的比重是38%左右，到2010年却下降到30%以下。结合以上分析，东部地区面临的问题与投资的主体结构、行业结构面临的问题实质是同一的，即：必须放松对交通、通信、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的管制。
至此，或不夸张地表白，是否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将决定今后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绩效，将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改革停滞、甚至体制复归的思潮都与此相反。同时，不顾历史、对现实不清楚的所谓改革也对此丝毫无益。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没有目标或者目标错误是灾难，没有可行的措施步骤和执行之的意志同样也是灾难。
此话题可以继续讨论，共同思考。
殷剑峰：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金融产品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金融学专业硕士导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公共管理硕士导师，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多所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