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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耗过多，成本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由寻租行为带来的政府成本的消耗，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因此，以寻租成本为视角来研究廉价政府的构建，也是为中国构建真正的廉价政府献计献策。
一、遏制寻租成本，构建廉价政府的理论内涵
（一）寻租成本的内涵
布坎南等人把寻租定义：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寻租活动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有钱的一方为经济当事人，是这种交易的主要受益人；有权的一方为政府官员，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以谋求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
对社会来说，在政府干预情况下为谋私利的寻租活动带给社会的将是纯粹的浪费。在寻租状态下，人们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往往不是通过扩大生产、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而是把大量的人、财、物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如减免税收、低息贷款等。这些活动都耗费了大量稀缺的、原本应该是运用在改进技术、提高效率方面的社会资源，不仅不为社会创造出任何财富，反而形成了社会的不正之风，使市场经济处于无序的状态。政府为了治理这种情况，又会加大成本的投入。
对政府而言，寻租带来的是效率的无形损失。政府官员为了获取更多的“租金”，故意拖延办事或是根本就不办事，在政府对其进行人力成本投资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种额外成本的支付。此外，寻租者进行游说、疏通关系而支出的礼品和金钱，政府官员为使寻租者支付的贿赂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及为掩人耳目而付出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政府为对付此类贿赂而进行的反游说、反贿赂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等，都需要成本的投入。
可以说，寻租成本的产生是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失范造成的，它增加了政府成本的投入，也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二）廉价政府的内涵
在变化迅速、讲求效益、效率、知识信息充斥整个社会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国中央集权、层次繁多、自身消耗庞大、四平八稳的政府机构已经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阻碍，正如有人所比喻的那样：“他们就像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时代的大型豪华客轮，身躯庞大，行动迟缓，价格昂贵，转向困难”。因此，希望政府更多地从经济角度考虑自身的行为，更多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手段，降低政府成本，整合社会资源，展现公共利益，以期建立一个民主、高效、廉价的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服务为民的施政目标。
当然，在降低政府成本、构建廉价政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首先明确的是，所谓廉价政府，所谓控制政府成本不是让政府不花钱、不办事，而是希望政府能够将民众的钱用在“刀刃上”，尽可能花费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提高政府的效能。
二、寻租成本较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寻租导致决策失误加倍提高成本
一切政府行为，以至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原则，都是由政府决策产生的，政府决策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政府决策的成功与否是影响政府成本的主要因素，当然，寻租后被外在不良因素“浸染”后的决策所带来的成本消耗将会加倍。在2003年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透露，2002年1月到11月，全国共查出违法违规问题金额超过2000亿元，其中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策失误给政府带来的沉重负担仍然在不断产生。这与在行政管理法律责任追究方面存在的漏洞有很大的关系。失误出现后，没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也不会影响决策者的政绩和升迁，使得上述情况越演越烈。
此外，决策失误带来“有形”的资本流失可以用具体数字来说明，而“无形”的成本流失则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衡量。这些无形的成本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这些不断飙升的寻租成本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更为今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沉重压力，导致政府和社会总成本的增加，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寻租导致的腐败加倍寻租成本
当前，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属于世界上腐败程度比较重的国家之一。胡鞍钢认为，我国因腐败而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保守估计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要占到GDP的13.2%-16.8%。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伴随着政府部门一些高官的纷纷落马，对我国政府的运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就政府自身而言，通过寻租带来的腐败助长了政府部门之间、工作人员之间的浪费、攀比之风，使得挥霍、侵蚀公款成为一种不良风气；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腐败存在，政府部门之间拖拉办事、相互推诿，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运作效率；寻租后的腐败同样还使一些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的官员得不到重用，对国家、政府来说，是极大的人力资本浪费。
就政府外部系统而言，这种腐败行为鲸吞国家的巨额财产，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官商勾结的寻租过程中，权力使用者更是以权谋私，获取不法收入，使人民的钱流进了自己的口袋，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成本；一些腐败者为了自身利益，故意阻碍甚至是扭曲政府决策，导致公共决策效率低下，耗费巨大；政府为了查处、打击腐败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不断支付政府成本；腐败不仅给政府带来有形的资源耗费，更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无形损失，破环了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严重败坏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声誉，危及到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动摇了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根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廉价政府极为不符。这些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危害却是极大的。
（三）寻租导致法律制度功能薄弱
法律是规范社会发展的指南与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结合我国自身情况，寻租行为的出现导致法律的作用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出现了以下情况：
首先，寻租导致人治超越了法治。寻租的出现，使得相关部门中的工作人员热衷于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利益，在于第三方勾结的过程中，法律就成了一个最大的绊脚石，因此，这部分工作人员也就在其工作中绕开法律，绕开应该遵守的原则，而用其权力来解决事情。这样，人治超越法治的情况也就不断增多，一方面这背离法律的最基本的宗旨；另一方面，也给了相关人员更多的投机取巧的空间。其次，寻租缺少法律的制约。许多政府行为的法律规范中没有了程序执行方面的内容，在政府行使权力过程中对其缺乏严格的限制与监督。程序上缺乏法律化、正规化，使得政府执行公务中，方式、步骤处于无序、无规律的状态，从而导致滥权执法、随意执法等现象常有发生，加大了寻租成本的提升。
寻租导致法律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法律制度的薄弱与不完善又使得寻租行为没有了制约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寻租成本的不断飙升是其必然结果。
三、遏制寻租成本，构建廉价政府的对策分析
（一）构建政府决策评估体系，从决策环节遏制寻租成本
避免寻租者因为自身的利益，所以在进行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使决策偏离原有的方向，这就需要在政府决策的评估方面着手，使政府的决策丝毫找不到寻租的空间。
扶持独立的外部评估组织。改变我国决策评估的体制性弊病，应该扶持独立的决策评估类的社会中介组织，并逐渐使决策评估由政府外的中介组织和科研机构承担。这些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在财政与运作模式上不受政府的全面影响，以保证其评估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这也是国外决策评估的基本方式，但要特别明确的是，扶持不等于控制，外部的评估组织应该独立发展。
明确评估标准。对评估标准，各国各不相同，如美国政治学家狄辛将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五种理性作为政策评价的标准：1.技术理性，即政策是否对社会产生效用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科学技术问题；2.经济理性，即政策是否对社会有效率，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的效益，或者提供固定的效益而消耗最低成本；3.法律理性，即评定政策是否符合成文的法律规范和各项先例，以探讨政策在社会上的合法性问题；4.社会理性，即断定政策的内容是否与社会上流行的规范与价值一致，分析政策在维持社会制度中所作出的贡献。
加大公众参与。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各种社会问题不断输入到政治系统中；政治系统则不断地输出各种决策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维护和实现公民的利益。因此，加大公众参与，可以形成最广泛的监督网络，对决策从提出到评估都有着无法替换的监督促进作用。
（二）强化多方监督，从财政环节遏制寻租成本
要强化监督，除了系统内部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律性的监督机制外，行政权力的享有和行使还应接受来自系统之外的监督，以保障行政管理活动沿着法治的轨道运行。
要加强人大机关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当前，我国交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仅仅是政府的预算报告，人大机关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基本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制约。各级人大应建立由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和专家组成的财政预算审查监督委员会，制定严格的预算审批和执行监督程序，强化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和控制，切实发挥人大监督的作用，从经费使用初期就避免寻租带来的任何消耗。
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政监督制度，加快财政监督法制化进程，创新财政监督的内容、方式和方法，不断提高财政监督的质量，保证财政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在财政监督过程中，还要严格执法，做到查罚并重，促进遵纪守法良好风尚的形成。其中，审计监督是一种有效的财政监督形式。通过审计监督，可以使政府公共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增强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寻租在财政环节“无处可寻”。
（三）严惩腐败，从程序环节遏制寻租成本
为严惩腐败制定统一标准、规范程序。要以党和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为严惩腐败提供统一公正的标准和程序规范，使惩治腐败有章可循、有序进行。严惩腐败要多方面共同进行，不能仅仅是警告或者解除职务那么简单，应综合运用法律惩罚、党政纪惩罚和经济处罚等措施。针对不同情节的腐败者在辞退、降职、降薪、取消荣誉、退休金和继续任职、从业资格限制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惩罚体系，从根本上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严惩腐败贵在全面、持久。严惩腐败不是一场即时的运动，如果只是隔一段时间开展一场什么反腐败行动，幻想毕其功于一役，是无法取得打击腐败斗争的胜利。严惩腐败必须持之以恒，使反腐败工作进入“体系反腐”的新阶段，因此，应当建立全面深入、持久的反腐长效机制，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从而给拥有权力者心理警示作用。
严惩腐败毫不手软。各国在注重对腐败行为预防的同时，也对已发生的腐败行为决不手软，让腐败分子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特别是一些国家对腐败行为的重惩不仅表现在量刑上的从重从严，而且还表现在对腐败违法犯罪采用罚金罚和资格罚。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管理科学系）
一、遏制寻租成本，构建廉价政府的理论内涵
（一）寻租成本的内涵
布坎南等人把寻租定义：为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的浪费资源的活动。寻租活动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有钱的一方为经济当事人，是这种交易的主要受益人；有权的一方为政府官员，也是受益者，可获得贿赂费用。由此，寻租活动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用政治权力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换取政治权力以谋求更大私利，这是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异化表现。
对社会来说，在政府干预情况下为谋私利的寻租活动带给社会的将是纯粹的浪费。在寻租状态下，人们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往往不是通过扩大生产、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而是把大量的人、财、物用于争取政府的种种优惠上，如减免税收、低息贷款等。这些活动都耗费了大量稀缺的、原本应该是运用在改进技术、提高效率方面的社会资源，不仅不为社会创造出任何财富，反而形成了社会的不正之风，使市场经济处于无序的状态。政府为了治理这种情况，又会加大成本的投入。
对政府而言，寻租带来的是效率的无形损失。政府官员为了获取更多的“租金”，故意拖延办事或是根本就不办事，在政府对其进行人力成本投资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种额外成本的支付。此外，寻租者进行游说、疏通关系而支出的礼品和金钱，政府官员为使寻租者支付的贿赂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及为掩人耳目而付出的时间、精力、与资源，政府为对付此类贿赂而进行的反游说、反贿赂所消耗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等等，都需要成本的投入。
可以说，寻租成本的产生是政府工作人员行为失范造成的，它增加了政府成本的投入，也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了更大的危害。
（二）廉价政府的内涵
在变化迅速、讲求效益、效率、知识信息充斥整个社会的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国中央集权、层次繁多、自身消耗庞大、四平八稳的政府机构已经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阻碍，正如有人所比喻的那样：“他们就像超音速喷气式飞机时代的大型豪华客轮，身躯庞大，行动迟缓，价格昂贵，转向困难”。因此，希望政府更多地从经济角度考虑自身的行为，更多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手段，降低政府成本，整合社会资源，展现公共利益，以期建立一个民主、高效、廉价的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服务为民的施政目标。
当然，在降低政府成本、构建廉价政府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首先明确的是，所谓廉价政府，所谓控制政府成本不是让政府不花钱、不办事，而是希望政府能够将民众的钱用在“刀刃上”，尽可能花费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提高政府的效能。
二、寻租成本较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寻租导致决策失误加倍提高成本
一切政府行为，以至于国家、社会的发展方向与原则，都是由政府决策产生的，政府决策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政府决策的成功与否是影响政府成本的主要因素，当然，寻租后被外在不良因素“浸染”后的决策所带来的成本消耗将会加倍。在2003年3月召开的两会期间，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透露，2002年1月到11月，全国共查出违法违规问题金额超过2000亿元，其中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决策失误给政府带来的沉重负担仍然在不断产生。这与在行政管理法律责任追究方面存在的漏洞有很大的关系。失误出现后，没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也不会影响决策者的政绩和升迁，使得上述情况越演越烈。
此外，决策失误带来“有形”的资本流失可以用具体数字来说明，而“无形”的成本流失则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衡量。这些无形的成本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更为巨大，这些不断飙升的寻租成本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更为今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沉重压力，导致政府和社会总成本的增加，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寻租导致的腐败加倍寻租成本
当前，中国正处于建国以来腐败最严重的时期，属于世界上腐败程度比较重的国家之一。胡鞍钢认为，我国因腐败而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保守估计每年在9875-12570亿元之间，要占到GDP的13.2%-16.8%。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伴随着政府部门一些高官的纷纷落马，对我国政府的运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就政府自身而言，通过寻租带来的腐败助长了政府部门之间、工作人员之间的浪费、攀比之风，使得挥霍、侵蚀公款成为一种不良风气；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腐败存在，政府部门之间拖拉办事、相互推诿，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运作效率；寻租后的腐败同样还使一些工作能力强、作风正派的官员得不到重用，对国家、政府来说，是极大的人力资本浪费。
就政府外部系统而言，这种腐败行为鲸吞国家的巨额财产，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官商勾结的寻租过程中，权力使用者更是以权谋私，获取不法收入，使人民的钱流进了自己的口袋，大大增加了政府的成本；一些腐败者为了自身利益，故意阻碍甚至是扭曲政府决策，导致公共决策效率低下，耗费巨大；政府为了查处、打击腐败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需要不断支付政府成本；腐败不仅给政府带来有形的资源耗费，更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无形损失，破环了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严重败坏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声誉，危及到政府的合法性，从而动摇了政府治理国家、社会的根基，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廉价政府极为不符。这些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危害却是极大的。
（三）寻租导致法律制度功能薄弱
法律是规范社会发展的指南与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结合我国自身情况，寻租行为的出现导致法律的作用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发挥，出现了以下情况：
首先，寻租导致人治超越了法治。寻租的出现，使得相关部门中的工作人员热衷于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利益，在于第三方勾结的过程中，法律就成了一个最大的绊脚石，因此，这部分工作人员也就在其工作中绕开法律，绕开应该遵守的原则，而用其权力来解决事情。这样，人治超越法治的情况也就不断增多，一方面这背离法律的最基本的宗旨；另一方面，也给了相关人员更多的投机取巧的空间。其次，寻租缺少法律的制约。许多政府行为的法律规范中没有了程序执行方面的内容，在政府行使权力过程中对其缺乏严格的限制与监督。程序上缺乏法律化、正规化，使得政府执行公务中，方式、步骤处于无序、无规律的状态，从而导致滥权执法、随意执法等现象常有发生，加大了寻租成本的提升。
寻租导致法律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法律制度的薄弱与不完善又使得寻租行为没有了制约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寻租成本的不断飙升是其必然结果。
三、遏制寻租成本，构建廉价政府的对策分析
（一）构建政府决策评估体系，从决策环节遏制寻租成本
避免寻租者因为自身的利益，所以在进行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使决策偏离原有的方向，这就需要在政府决策的评估方面着手，使政府的决策丝毫找不到寻租的空间。
扶持独立的外部评估组织。改变我国决策评估的体制性弊病，应该扶持独立的决策评估类的社会中介组织，并逐渐使决策评估由政府外的中介组织和科研机构承担。这些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在财政与运作模式上不受政府的全面影响，以保证其评估的客观性与准确性。这也是国外决策评估的基本方式，但要特别明确的是，扶持不等于控制，外部的评估组织应该独立发展。
明确评估标准。对评估标准，各国各不相同，如美国政治学家狄辛将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五种理性作为政策评价的标准：1.技术理性，即政策是否对社会产生效用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科学技术问题；2.经济理性，即政策是否对社会有效率，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的效益，或者提供固定的效益而消耗最低成本；3.法律理性，即评定政策是否符合成文的法律规范和各项先例，以探讨政策在社会上的合法性问题；4.社会理性，即断定政策的内容是否与社会上流行的规范与价值一致，分析政策在维持社会制度中所作出的贡献。
加大公众参与。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各种社会问题不断输入到政治系统中；政治系统则不断地输出各种决策去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维护和实现公民的利益。因此，加大公众参与，可以形成最广泛的监督网络，对决策从提出到评估都有着无法替换的监督促进作用。
（二）强化多方监督，从财政环节遏制寻租成本
要强化监督，除了系统内部必须建立和完善自律性的监督机制外，行政权力的享有和行使还应接受来自系统之外的监督，以保障行政管理活动沿着法治的轨道运行。
要加强人大机关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当前，我国交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仅仅是政府的预算报告，人大机关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及执行情况，基本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制约。各级人大应建立由一定数量的专业人员和专家组成的财政预算审查监督委员会，制定严格的预算审批和执行监督程序，强化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和控制，切实发挥人大监督的作用，从经费使用初期就避免寻租带来的任何消耗。
要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财政监督制度，加快财政监督法制化进程，创新财政监督的内容、方式和方法，不断提高财政监督的质量，保证财政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在财政监督过程中，还要严格执法，做到查罚并重，促进遵纪守法良好风尚的形成。其中，审计监督是一种有效的财政监督形式。通过审计监督，可以使政府公共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增强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寻租在财政环节“无处可寻”。
（三）严惩腐败，从程序环节遏制寻租成本
为严惩腐败制定统一标准、规范程序。要以党和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为严惩腐败提供统一公正的标准和程序规范，使惩治腐败有章可循、有序进行。严惩腐败要多方面共同进行，不能仅仅是警告或者解除职务那么简单，应综合运用法律惩罚、党政纪惩罚和经济处罚等措施。针对不同情节的腐败者在辞退、降职、降薪、取消荣誉、退休金和继续任职、从业资格限制等方面形成一套完整的惩罚体系，从根本上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严惩腐败贵在全面、持久。严惩腐败不是一场即时的运动，如果只是隔一段时间开展一场什么反腐败行动，幻想毕其功于一役，是无法取得打击腐败斗争的胜利。严惩腐败必须持之以恒，使反腐败工作进入“体系反腐”的新阶段，因此，应当建立全面深入、持久的反腐长效机制，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从而给拥有权力者心理警示作用。
严惩腐败毫不手软。各国在注重对腐败行为预防的同时，也对已发生的腐败行为决不手软，让腐败分子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特别是一些国家对腐败行为的重惩不仅表现在量刑上的从重从严，而且还表现在对腐败违法犯罪采用罚金罚和资格罚。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管理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