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权力由极化趋向消散化，大国合作与竞争同步上升，中小国家战略地位提高，这些国际政治的新特征给各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应当敏感而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挑战与要求，以更宽广的国际战略视野和国际政治胸怀，完善和调整对外战略思路，开辟通向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新路径。
　　
　　首先，应善于发现和抓住机遇，推动中美以及东西方之间实现历史性战略协作。在国际政治权力消散化的趋势下，无论是解决世界经济衰退、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还是解决朝核问题、以巴冲突、叙利亚问题等地区危机与冲突，各大国必须加强相互之间的战略合作。今天的美国，挟霸权余威，尚且不能独自解决伊核与朝核问题，不得不与中法英德俄五国一道，共同促成解决伊核问题的国际协议;目前正在恶化的朝核问题，美国也自知它无法独自解决，也不得不与中、俄、东盟及欧盟国家合作寻求突破。至于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问题的未来解决，亦不能例外。
　　大国合作的道理虽然是清晰的，但合作的道路却将是曲折的。由于大国之间特别是东西方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根深蒂固，加上今天新兴大国与西方守成大国客观上的权力角逐，大国战略竞争呈现不断加深的严峻局面。但是，这种竞争越是加剧，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面临的危机、动荡和不确定性前景越是严峻，大国越是能够看清合作的重要性。比如，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而言，它们可能基于惯性思维放任或挑起某些危机与冲突，继续对中俄等大国实施牵制与防范。但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朝核危机的持续深化，土耳其偏离西方，菲律宾改走大国平衡路线，沙特采取东向政策，西方国家难以从反恐战争的泥潭中脱身，这些事实都将使它们将逐渐认识到国际战略环境的重大变化，认识到推进与中俄印等大国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更符合其长远利益。就中、俄等东方大国而言，它们不但面临改革、发展的国内问题与压力，也面临着一系列引发危机与冲突的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因此，在国际政治权力消散化趋势下，东西方国家之间正面临实现战略大协作的难得历史机遇。对中国来说，谨慎看待西方面临的纷争与挑战，着眼亚太和全球战略稳定大局，抓住机遇，谋求中美及东西方之间的历史性战略协作，应是中国国际战略努力的重大方向。
　　其次，中国应增強全球参与和国际竞争意识，但目的是以竞争促合作。既然大国竞争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国际政治趋势，中国就要做好大国竞争的准备。但首要的一点，中国竞争的目的不是谋求国际和地区政治权力，而是以竞争求合作，共同塑造地区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这是现阶段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如果中国与美日在亚太地区走向权力竞争，那就与美日没有了分别，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
　　为参与大国竞争，中国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国家战略能力，推动和确保地区战略平衡，为以竞争促合作奠定实力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在竞争中保持适度克制，在有效维护国家利益边界的同时，谋求大国妥协与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同时，中国不仅要参与亚太地区的竞争，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性竞争。在国家利益遍布全球的新现实下，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而非单纯的地区大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事务，有效平衡西方大国的影响，既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本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再次，中国应继续将发展与合作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影响地区和世界秩序的主要方式。集过去30多年国际战略实践经验于一点，就是中国确立了以发展与合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战略基轴，在处理像1989年西方多国对华制裁、台海危机、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等重大矛盾过程中，始终聚焦国家发展，保持战略克制，坚定地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这不仅使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形成了中美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经济格局，使中国成为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美国诸多盟国在内的世界众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从根本上瓦解了冷战期间定型的联盟经济形态。所以，尽管今天美国基于地缘战略需要，仍利用朝核问题和“萨德”等加固美韩、美日同盟，但只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逆转，不合时宜的亚太地区联盟政治就会逐渐失去其经济基础。这也是美国不得不利用朝核问题绑紧韩、日盟国的原因。一旦朝核等地缘战略问题缓和，美国亚太联盟的弱化、松散化就不可避免。
　　因此，中国需要坚持“发展是继续改善地区和国际战略环境、解构陈旧的亚太地区联盟政治、建构国际民主政治秩序的关键”这个基本方向，不受国际、国内传统地缘战略思维习惯的诱惑与束缚，避免让大国地缘战略竞争主导地区政治，与亚太国家共同将“发展与合作”培育为地区政治主题。这将有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有利于形成“世界需要中国”的大势。一旦“中国被需要”成为大势，中国就真正获得了塑造地区秩序的国际基础。为此，中国在发展双边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应当注重构建区域、次区域及各领域的多边伙伴关系，构建共同发展、相互合作、相互约束的规则与制度，给地区和世界勾画出清晰、可信的共赢前景，培育世界对中国的信心与信任。目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多边倡议和机构，已经获得了众多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这表明中国在这方面有了成功起步。
　　最后，中国也应理解广大中小国家的合理诉求，真诚地建立与这些国家的平等关系。中小国家都有其各自的国家利益，它们在大国竞争中，不会一味追随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国不应以“非黑即白”的思维看待其在大国博弈关系中的位置。同时，作为中小国家，它们的安全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往往对任何微小的威胁都保持高度警惕。鉴于自身国防能力有限，它们维护安全的主要途径往往是搞“大国平衡”。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它们注重发展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但只要中国做得好，这些国家也会重新寻找大国关系的平衡。比如，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一年多来的亲华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前任政府追随美国、忽视本国利益的“纠偏”，杜特尔特只不过根据其本国利益的需要，重新找到了菲律宾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点。事实上，一些东盟国家拉美、日以平衡中国，绝非要与中国为敌。这些国家清楚，“大国平衡”政策的目的，是谋求本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与中国为敌则会走向反面。所以，对中国而言，应当理解一些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平衡政策，只要其不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就应当尊重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支持这些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地位。这样，中国才能与这些国家建立平等的关系，才能为这些国家发展对华关系开辟广阔的空间。
　　（作者为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