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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文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事情，只能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很难忘记，也再难找到。”
他想说的，是再难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从无到有、呼风唤雨的时代了。那时候，“只要做事，都是创新，都是打破体制”。
20年前的1990年，尉文渊作为筹备组组长，亲手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担任第一任总经理达5年，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人”。
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尉文渊，开着老款奔驰，脚上的黑皮鞋一尘不染，虽然55岁了，依然很精神，只是比20年前胖了不少。
尉文渊坦承，当时上交所的成立可以说“没有一项条件成熟”。这或许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和那些共同筹办上交所的中国第一代证券人们，后来会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
1995年，尉文渊因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上所负的监管责任，辞职下海。近日，他任大股东的华锐风电在上交所上市。
“一开始想从政，做了交易所之后就不想了。那个时候的政府机关比较拘谨，偏保守，在交易所，我当时这个年纪就能独当一面呼风唤雨，大开大，你叫我回到机关里去，回不去了。”尉文渊说。
“三人小组”
尉文渊并不是在上交所筹备之初就介入的，他一开始并没有进入“三人小组”的视野。
“三人小组”即筹建上交所领导小组，由交通银行总行行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三人组成。
如今，李祥瑞已经去世，贺镐圣记忆力不太好，只有龚浩成，虽84岁了，有些耳背，但仍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
龚浩成家住虹口区北外滩附近，离上交所开业的地点只有3公里。房子很老了。龚浩成端坐在80年代的老式方桌旁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了“三人小组”成立的经过。
早在1989年初，上海就开始酝酿成立证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一切都不同了。“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上证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曾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回忆说。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动力。回头看来，龚浩成说：“国内一些同志的担忧是很大的阻力，国际社会的压力倒又推动了。”
其时，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接待来访外宾。外宾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改变吗？”叶的回答很巧妙：“上海现任正、副市长中，就有三个（曾经）是‘右派’，你觉得政策会改变吗？”
当时外资撤离，资金非常紧张，哪里都缺钱。“企业缺钱，就意味着投融资体制应该改变了，这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推力。”时任海通证券总经理、曾参与上交所筹备工作的汤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是间接融资，那时候的潮流是要搞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股票。”
就是这样一股合力，把“三人小组”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三人小组”的成立，是1989年12月初。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特意被请来了。
对于建立证券交易所，与会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担心：“上面什么态度，能通过吗？”
朱镕基头一个问李祥瑞：“你怎么看？”李回答：“我看来，主要是政治意义。”朱接着问龚浩成，龚表达了人民银行一向的观点：“积极准备，水到渠成。”但是他委婉地表示了担忧：“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条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运转了。”朱第三个问贺镐圣，贺说：“不管什么条件了，办了再讲。”
朱镕基最后拍板定论：“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他还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担心，真正出问题，还有我和刘鸿儒在一线，你们在二线。”
事隔20年，龚浩成笑着说：“真要出问题，还是二线的问题。”
有一位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就劝告过他：“老龚，你最好不要去搞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1992年，朱镕基已经到国务院当副总理了，有一次回到上交所，跟老部下再聚，龚浩成问他：“你当时怎么有胆量做这个交易所？”朱镕基说：“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你们都可以试嘛。”
朱镕基宣布证交所年内成立
朱镕基给的筹办时间为一年。
“三人小组”组建了筹备组。筹备工作兵分三路：一路人负责制定法规章程，一路人负责政府和证券公司关系协调，还有一路人负责证券交易所的选址、设计和开业。
“三人小组”最初选定的筹备组组长，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55岁的王定甫是民主党派。在汤仁荣的印象里，“王处长都有白头发了”。
筹备工作进展缓慢。王定甫多次跟龚浩成表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做事不太方便。
龚浩成的压力也很大。朱镕基很关心此事，经常夜深了还给龚浩成打电话。当时龚已经60多岁了，晚上起床怕冷，就把电话装在床头。
龚浩成记得，朱镕基曾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与“三人小组”开会商议证交所的筹备工作。利国伟奇怪地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筹备工作的提速，源于两件事。
一是浦东开发。1990年4月，中央宣布开发浦东，上海证交所也被列入浦东开发大计。二是1990年6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最后一站香港，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这一爆炸性消息传回国内，“三人小组”着急了，按现在的筹办速度，怎么可能年内开业？
龚浩成心里清楚，年底，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将到访上海。
这项任务等于四个字：“必须完成”。
“新房子的装修还得花几个月呢”
“三人小组”有了换帅之意。
直到此时，尉文渊还一直是局外人。
尉文渊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是龚浩成的学生。当时龚在学校分管学生工作，想把他留在学校，但他自己却想做实际工作，想去北京。
1983年，尉文渊被分配到国家审计署。3年后，31岁的他当上处长。1988年，龚浩成调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把尉文渊调来任金融管理处副处长。
实际上，是尉文渊本人主动要求调到上交所筹备组的。
朱镕基宣布年底开业的消息传出后，一天，副行长罗时林到尉文渊办公室来，谈起此事。尉回忆说：“当时他的意思大概是老王（王定甫）好像不太愿意做，想回处里来。我就说老王想回来那就我去。”罗时林说：“你怎么能去呢，行里有安排，你是重点培养对象，你别去乱想。”但过了两天，罗时林又来找尉：“龚行长听说你想去，觉得可以考虑，准备让你锻炼锻炼去。”
龚浩成了解尉文渊，“年轻，有想法，有冲劲”。“三人小组”选择了把宝押在这样一个35岁的年轻人身上。
1990年7月3日，尉文渊正式被任命为筹备小组组长。此时，离年底只有5个月了。
20年后，龚浩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不是尉文渊这个人，交易所也办不起来。”
但尉文渊自己却认为：“我敢接，是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工作，搞不清楚有多大工作量，有多大难度。这只有做了才知道。”
当时的尉文渊，对证券交易所的认识是一片空白，唯一的印象，是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熙熙攘攘。
签了张借条后，他接手了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借来的500万筹备资金，此外还有两份资料，一是深圳改革开放考察报告，二是旧上海交易所的章程。“发黄了，毛乎乎的，也不知道行里从哪里弄来的。”
阚治东后来写道：“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想到哪儿，干到哪儿
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在阚治东看来，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
开办证交所，场地总是需要的。尉文渊就从找房子做起。“三人小组”特别交代，交易大厅地点要在外滩，因为老上海的金融中心在外滩，这是地域标志。
尉对于交易大厅唯一的概念，来自于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的一张香港联交所的照片，高顶大厅，环形席位。他于是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
那些天，他坐着公交车，跑遍了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位于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但这些都不行，“气势不够”。
终于在一个月后，尉文渊找到了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当时，上海外宾减少，饭店内颇有气势的孔雀厅近乎闲置。他毫不犹豫地租下了孔雀厅，200万一年。
交易所需要装50门电话，5条线路。但那时候，找电话局装一门电话都困难。时任市委副书记吴邦国知道了这个难处后说：“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此后，电话一个月之内就布线装好了。
尉文渊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交易方式。是采用手工促合成交系统，还是电脑配对成交系统？筹备组向“三人小组”请示，回复是：“没有几个公司，就图个热闹吧，打打手势。”
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是老式交易所的交易方式。尉文渊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他也想试一试。“确实大胆，当时谁敢想电脑，这么大个上海，连银行都是打算盘的。一穷二白的交易所还想要电脑交易？”尉文渊说。
领导很犹豫。早期培训了交易员打手势，结果到交易所试了两次，都出错。龚浩成回忆，当时“买进打成卖出，六块八打成五块八”。打错了也得认账，交易一多就乱了。
尉文渊坚持采用计算机交易。“当时老行长（龚浩成）跟我聊起这个事儿。老行长说这行不行啊，我说这个总要尝试一下的，500万经费我拿100万试试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尉文渊回想当年的“英雄气概”有些好笑：“真是出了问题，我哪有钱赔！1万也没有，还100万呢。”
领导还是放手让他做这个新潮的“电脑配对”了。尉文渊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助教谢玮等人编写电脑程序，从深圳黎明工业公司进口了30台电脑。“交易规则还是懵懂的，就要编写交易程序，直到开业前一天，我都在担心。”
尉文渊穿着一大一小的鞋敲响开市锣
1990年11月14日，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业日子越来越近，尉文渊突然感到自己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他看着还是一片狼藉的交易大厅，感到开业时非出洋相不可了。
尉文渊把大家召集起来，坐在地上开了个会。“我往地上一坐，眼泪无缘无故哗地下来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开业前一天，交易所一片忙乱。布置开业典礼会场时，疲惫的尉文渊在搬桌子时压到了左脚，当时脚就肿了起来。他一直忙到夜里，因伤口感染，发起高烧来。只有再撑一天了，他没有离开交易所，就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明。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各界来宾出席，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也如期率领代表团参加。
清早，尉文渊的脚已经肿得根本穿不上鞋，他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平时穿40码的鞋，那天连43码的鞋都穿不进去。他就这样穿着一大一小的两只皮鞋，由人背着来到仪式现场，靠着廊柱迎宾。
上午11点，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随即，尉文渊忍着疼痛来到交易大厅顶端，敲响了第一声开市锣声。他向云集的宾客挥了挥手，整个人一下子就垮了，发烧42度，住了一个月的院。
上交所开业当日，有8只股票交易。从理论上计算，上证指数开盘是96.05点，收盘是99.98点。当天成交额是494311元。★
他想说的，是再难找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那样一个从无到有、呼风唤雨的时代了。那时候，“只要做事，都是创新，都是打破体制”。
20年前的1990年，尉文渊作为筹备组组长，亲手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担任第一任总经理达5年，被称为“中国股市第一人”。
出现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的尉文渊，开着老款奔驰，脚上的黑皮鞋一尘不染，虽然55岁了，依然很精神，只是比20年前胖了不少。
尉文渊坦承，当时上交所的成立可以说“没有一项条件成熟”。这或许不难解释，为什么他和那些共同筹办上交所的中国第一代证券人们，后来会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
1995年，尉文渊因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上所负的监管责任，辞职下海。近日，他任大股东的华锐风电在上交所上市。
“一开始想从政，做了交易所之后就不想了。那个时候的政府机关比较拘谨，偏保守，在交易所，我当时这个年纪就能独当一面呼风唤雨，大开大，你叫我回到机关里去，回不去了。”尉文渊说。
“三人小组”
尉文渊并不是在上交所筹备之初就介入的，他一开始并没有进入“三人小组”的视野。
“三人小组”即筹建上交所领导小组，由交通银行总行行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三人组成。
如今，李祥瑞已经去世，贺镐圣记忆力不太好，只有龚浩成，虽84岁了，有些耳背，但仍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
龚浩成家住虹口区北外滩附近，离上交所开业的地点只有3公里。房子很老了。龚浩成端坐在80年代的老式方桌旁边，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了“三人小组”成立的经过。
早在1989年初，上海就开始酝酿成立证券交易所，但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过后，一切都不同了。“在很多场合，有些曾支持尽快成立中国证券交易所的专家学者话又反过来，说中国成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如何不成熟。”上证所第一任副理事长、曾任申银证券总裁的阚治东回忆说。
但奇妙的是，阻力也是动力。回头看来，龚浩成说：“国内一些同志的担忧是很大的阻力，国际社会的压力倒又推动了。”
其时，上海市副市长叶公琦接待来访外宾。外宾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改变吗？”叶的回答很巧妙：“上海现任正、副市长中，就有三个（曾经）是‘右派’，你觉得政策会改变吗？”
当时外资撤离，资金非常紧张，哪里都缺钱。“企业缺钱，就意味着投融资体制应该改变了，这是中国经济内部的推力。”时任海通证券总经理、曾参与上交所筹备工作的汤仁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银行是间接融资，那时候的潮流是要搞直接融资，包括企业债券、股票。”
就是这样一股合力，把“三人小组”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上。
“三人小组”的成立，是1989年12月初。在康平路市委小礼堂，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主持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特意被请来了。
对于建立证券交易所，与会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担心：“上面什么态度，能通过吗？”
朱镕基头一个问李祥瑞：“你怎么看？”李回答：“我看来，主要是政治意义。”朱接着问龚浩成，龚表达了人民银行一向的观点：“积极准备，水到渠成。”但是他委婉地表示了担忧：“要有100家股份制（公司），50家有条件上市，交易所就可以运转了。”朱第三个问贺镐圣，贺说：“不管什么条件了，办了再讲。”
朱镕基最后拍板定论：“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他还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担心，真正出问题，还有我和刘鸿儒在一线，你们在二线。”
事隔20年，龚浩成笑着说：“真要出问题，还是二线的问题。”
有一位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老同志就劝告过他：“老龚，你最好不要去搞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
1992年，朱镕基已经到国务院当副总理了，有一次回到上交所，跟老部下再聚，龚浩成问他：“你当时怎么有胆量做这个交易所？”朱镕基说：“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你们都可以试嘛。”
朱镕基宣布证交所年内成立
朱镕基给的筹办时间为一年。
“三人小组”组建了筹备组。筹备工作兵分三路：一路人负责制定法规章程，一路人负责政府和证券公司关系协调，还有一路人负责证券交易所的选址、设计和开业。
“三人小组”最初选定的筹备组组长，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处长王定甫。55岁的王定甫是民主党派。在汤仁荣的印象里，“王处长都有白头发了”。
筹备工作进展缓慢。王定甫多次跟龚浩成表示，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做事不太方便。
龚浩成的压力也很大。朱镕基很关心此事，经常夜深了还给龚浩成打电话。当时龚已经60多岁了，晚上起床怕冷，就把电话装在床头。
龚浩成记得，朱镕基曾把香港证监会主席利国伟请到上海，与“三人小组”开会商议证交所的筹备工作。利国伟奇怪地说：“朱市长，证券交易所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啊！”朱镕基说：“利先生，我们今天不谈政治问题，只说交易所的技术问题。”
筹备工作的提速，源于两件事。
一是浦东开发。1990年4月，中央宣布开发浦东，上海证交所也被列入浦东开发大计。二是1990年6月，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最后一站香港，朱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
这一爆炸性消息传回国内，“三人小组”着急了，按现在的筹办速度，怎么可能年内开业？
龚浩成心里清楚，年底，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邓莲如将到访上海。
这项任务等于四个字：“必须完成”。
“新房子的装修还得花几个月呢”
“三人小组”有了换帅之意。
直到此时，尉文渊还一直是局外人。
尉文渊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是龚浩成的学生。当时龚在学校分管学生工作，想把他留在学校，但他自己却想做实际工作，想去北京。
1983年，尉文渊被分配到国家审计署。3年后，31岁的他当上处长。1988年，龚浩成调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把尉文渊调来任金融管理处副处长。
实际上，是尉文渊本人主动要求调到上交所筹备组的。
朱镕基宣布年底开业的消息传出后，一天，副行长罗时林到尉文渊办公室来，谈起此事。尉回忆说：“当时他的意思大概是老王（王定甫）好像不太愿意做，想回处里来。我就说老王想回来那就我去。”罗时林说：“你怎么能去呢，行里有安排，你是重点培养对象，你别去乱想。”但过了两天，罗时林又来找尉：“龚行长听说你想去，觉得可以考虑，准备让你锻炼锻炼去。”
龚浩成了解尉文渊，“年轻，有想法，有冲劲”。“三人小组”选择了把宝押在这样一个35岁的年轻人身上。
1990年7月3日，尉文渊正式被任命为筹备小组组长。此时，离年底只有5个月了。
20年后，龚浩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不是尉文渊这个人，交易所也办不起来。”
但尉文渊自己却认为：“我敢接，是因为谁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工作，搞不清楚有多大工作量，有多大难度。这只有做了才知道。”
当时的尉文渊，对证券交易所的认识是一片空白，唯一的印象，是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熙熙攘攘。
签了张借条后，他接手了从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借来的500万筹备资金，此外还有两份资料，一是深圳改革开放考察报告，二是旧上海交易所的章程。“发黄了，毛乎乎的，也不知道行里从哪里弄来的。”
阚治东后来写道：“连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搬个家，新房子装修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一个证券交易所，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
想到哪儿，干到哪儿
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大家的认识。在阚治东看来，尉文渊的行事风格与王定甫完全不同：王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儿，干到哪儿。
开办证交所，场地总是需要的。尉文渊就从找房子做起。“三人小组”特别交代，交易大厅地点要在外滩，因为老上海的金融中心在外滩，这是地域标志。
尉对于交易大厅唯一的概念，来自于在一本书里看到过的一张香港联交所的照片，高顶大厅，环形席位。他于是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
那些天，他坐着公交车，跑遍了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位于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但这些都不行，“气势不够”。
终于在一个月后，尉文渊找到了北外滩的浦江饭店。这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当时，上海外宾减少，饭店内颇有气势的孔雀厅近乎闲置。他毫不犹豫地租下了孔雀厅，200万一年。
交易所需要装50门电话，5条线路。但那时候，找电话局装一门电话都困难。时任市委副书记吴邦国知道了这个难处后说：“这件事情我来负责。”此后，电话一个月之内就布线装好了。
尉文渊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交易方式。是采用手工促合成交系统，还是电脑配对成交系统？筹备组向“三人小组”请示，回复是：“没有几个公司，就图个热闹吧，打打手势。”
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是老式交易所的交易方式。尉文渊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他也想试一试。“确实大胆，当时谁敢想电脑，这么大个上海，连银行都是打算盘的。一穷二白的交易所还想要电脑交易？”尉文渊说。
领导很犹豫。早期培训了交易员打手势，结果到交易所试了两次，都出错。龚浩成回忆，当时“买进打成卖出，六块八打成五块八”。打错了也得认账，交易一多就乱了。
尉文渊坚持采用计算机交易。“当时老行长（龚浩成）跟我聊起这个事儿。老行长说这行不行啊，我说这个总要尝试一下的，500万经费我拿100万试试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尉文渊回想当年的“英雄气概”有些好笑：“真是出了问题，我哪有钱赔！1万也没有，还100万呢。”
领导还是放手让他做这个新潮的“电脑配对”了。尉文渊邀请了上海财经大学助教谢玮等人编写电脑程序，从深圳黎明工业公司进口了30台电脑。“交易规则还是懵懂的，就要编写交易程序，直到开业前一天，我都在担心。”
尉文渊穿着一大一小的鞋敲响开市锣
1990年11月14日，人民银行总行正式批复，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开业日子越来越近，尉文渊突然感到自己的力量实在太渺小了。他看着还是一片狼藉的交易大厅，感到开业时非出洋相不可了。
尉文渊把大家召集起来，坐在地上开了个会。“我往地上一坐，眼泪无缘无故哗地下来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开业前一天，交易所一片忙乱。布置开业典礼会场时，疲惫的尉文渊在搬桌子时压到了左脚，当时脚就肿了起来。他一直忙到夜里，因伤口感染，发起高烧来。只有再撑一天了，他没有离开交易所，就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熬到天明。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各界来宾出席，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也如期率领代表团参加。
清早，尉文渊的脚已经肿得根本穿不上鞋，他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他平时穿40码的鞋，那天连43码的鞋都穿不进去。他就这样穿着一大一小的两只皮鞋，由人背着来到仪式现场，靠着廊柱迎宾。
上午11点，朱镕基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随即，尉文渊忍着疼痛来到交易大厅顶端，敲响了第一声开市锣声。他向云集的宾客挥了挥手，整个人一下子就垮了，发烧42度，住了一个月的院。
上交所开业当日，有8只股票交易。从理论上计算，上证指数开盘是96.05点，收盘是99.98点。当天成交额是49431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