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位期间，反贪运动几乎一直是他的重中之重，运动常年搞。其中最著名的是“空印”和“郭桓”两案，这两案光杀就杀了数万人之多，被株连者不计其数。
　　朱元璋除了运动常年搞，其处理手段也极为残酷。
　　他的反贪，有两个特点，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从重从快”。其起罪之低、处罚之重、涉及之广、时间之长，都是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除了律法和处罚层面外，朱元璋还试图从两个方面下手，以求彻底解决官吏的贪污腐败问题。
　　这两个方面，一是兴起复古运动，欲从道德上对官员、百姓进行教化。这个活动一直延续到永乐时期，甚至还被进一步发扬光大，达到了所谓“家孔孟、户程朱”的程度。而与之配套的工程，则是推广朱元璋亲自主持编写的《明大诰》（大诰前后共有四编，一般合称《大诰》或者《明大诰》）。《明大诰》实际是部特别法案，其236条中，有一大半是惩治贪腐的条款，而且远比《明律》为重。
　　第二方面，则是大搞特务运动。明初的特务政治就不必细说了，实在太有名，想不知道都难。然而不太为人所知的是除官方的特务活动和组织外，朱元璋还别出心裁地号召百姓告密及直接捉拿贪官污吏。
　　朱元璋下令，除准许百姓赴京告发外，还允许他们直接把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各地关卡也当“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
　　那么在这些酷重高压怀柔兼具的政策及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到底有多少成效呢？
　　至少在朱元璋看来，显然没有达到他希望的效果。他因此苦恼不已，道：“奈何朝杀而暮犯？”实际上，明初的吏治腐败也确实没有比历朝的建国初期好到哪里去，该贪墨还是照常贪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说穿了也很简单，最根本的原因就两条。
　　一是动机。朱元璋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目的并非是为了政治清明。政治清明只是他希望看见的结果，目的则是加强皇帝权威和巩固皇权统治。
　　然而，他因此搞出的一系列运动和各种酷烈高压恐怖手段，还是未能制止主官吏的贪污，建国不过短短数十年，吏治就开始大规模滑坡，在很短的时间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贪腐高度。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出人意料的结果呢？
　　其实答案也蛮简单的，这就是第二个根本原因——朱元璋虽然搞了相当多的条令，甚至明律几乎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顶峰之作，但问题在于其统治的本质和执行，却不幸回到了人治这条歪路上去。
　　不说其他，就说原本应该是城管和仪仗队的锦衣卫，摇身一变成为了无所不能的特务组织，随时随地监视官员百姓一言一行，甚至连昨天晚上家里打麻将丢了什么牌都在锦衣卫的监控中。他们受命于皇帝，完全凌驾在了法律之上，大臣、百姓随时可以因几句言论就被抓走“失踪”，堪称中国古代的“白色恐怖”之最。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所有的官员和百姓，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皇帝的个人好恶了。整个国家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今上英明的基础上。所有人都不知道一旦换个皇帝，会搞什么运动、会出什么政策，整个国家都在赌运气，而且还没有其他选项。
　　最坏的是即使上台的是明君，还要看既得利益集团有多大势力。因为没有制度的制约，利益集团势力很容易壮大，一旦壮大到一定程度，连人治顶峰的皇帝都没辙。明朝中后期就是这个局面。好比有名臣之称的徐阶，家里的地产有几十万顷，他不倒台，谁都治不了。
　　所以人治肃贪，必然是失败的、落后的。因为它最多只能治一时，而且还只能治个人眼前看见的。看不见的就治不了。更别提靠搞运动来治理了。
　　唯一能真正肃贪的路，就只有法治一条路。朱元璋不可能有这个觉悟，不但没有，还直奔人治倒退大路，于是即便手段再狠再残酷，明朝的贪污却依然甚于之前历朝，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