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汽车、拖拉机更是紧缺货，紧俏物资从上到下逐级分指标，凭票购买，因此，出现了许多找关系开后门的现象。
　　有一天，中共应城县城关镇委开会，大家说，现在大队都要买汽车、拖拉机，就是买不到，镇委王书记说，如果等待上级分指标，那是儿长女大的事情，问大家有没有办法搞到汽车和拖拉机?陈副镇长说：李范一先生(民主爱国人士)是我们城关镇的人，他是国民党左派，共产党的挚友。他在北伐中任北伐军交通处长，是军用无线电创始人。对蒋介石极为不满，由他出面办了汤池训练班，具体是陶铸负责，为抗日培养了600多名抗日骨干，后来一直跟着共产党，长期与陶铸、李先念等领导人共事，解放后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国家燃料工业部副部长，石油工业部副部长，上层关系多，我们一直没有找过他。他的侄子就在我们镇上工作，现成的胡子要安须，派他去找他的叔叔，他叔叔一定会买账的。全体镇委委员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镇委决定派他与李范一的侄子去北京。
　　他俩带着家乡的松花皮蛋、黄滩酱油、小磨麻油等土特产品启程了，来到了李范一先生家，向李范一先生说，镇委派我们专程来看望您的。但是，李老仍然感到十分茫然。
　　吃罢晚饭后，侄子与陈副镇长同李老先生叙家常，他俩开了腔，说：现在农村形势好发展快，农民迫切需要汽车、拖拉机，到处买不到，家乡父老希望您为家乡建设助一臂之力，家乡父老不会忘却您的恩情的。他说：“我想你们基层工作极为繁忙，不会派专人来看我，你们一定是有事找我，无事不会登三宝殿的。”
　　李老说：“你们所需要的物资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不容易弄到，我的手里没有，既然你们来了，那我只好去找国家计委主任余秋里。”次日，李老找到了余秋里，说明了来意，余秋里说：“这些物资管总的是周总理，具体管是李先念，我是一个保管员，没有权力批，李先念在国外访问，回国还有些时日，总理对你有好感，你可以去找总理。”他说：“我怕总理批评，请你代我去找总理。”余秋里说：“你怕总理批评，我还不是一样怕总理批评。那就只好等到先念回来以后再说吧。”
　　等了数日，媒体报道李先念回国了，在李范一的再三催促下，余秋里将李范一的要求向李先念作了汇报。李先念一听就发火说：开后门开到了政治局、国务院来了，这还得了，中央领导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绝不是为那一个领导人的家乡服务，领导个个都有老家，如果都为着自己的老家，那成什么体统呢?请你跟李范一讲，只说我说的：他是一个“老糊涂”。
　　这样，陈副镇长和李老的侄子灰溜溜地离开了北京。镇委都在盼望北京回来的好消息，可是，陈副镇长和李范一的侄子一到家，镇委领导急忙问他们，大家听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镇委王书记把此事向县委汇报，县委书记是抗日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政治敏感，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就请陈副镇长在大会上介绍了北京之行。
　　县委书记最后说：我们要从此事中吸取教训，学习到很多东西，要学习中央领导人坚强的原则性，严格把好“后门关”，中央的“后门”是敲不开的；中央领导人，都是大公无私的，为全国人民服务，不为个人办事，如果我们都像中央一样坚持原则，把好“后门关”，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我们全县的党风，就会是一片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