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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0年参加教育工作，至今已度过了35个春秋。回首多年来的行程，有惭愧，有遗憾，有兴奋，有泪水，但有一点，对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我终生无悔。
开门办所：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为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1991年，在教坛耕耘了21载，经历了教师、团队干部、完小教导主任、校长、镇中心校教导主任等多个工作岗位锻炼，已38岁的我，怀着强烈的学习和提高的愿望，带着几分憧憬、几分惶恐又加上几分神秘，步入了我向往已久的北京市大兴县（现为大兴区）教科所大门。半年后，我成了这个所的第3任所长。
踏进心中神圣殿堂的一刹那，我简直惊呆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教科所呀!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零零落落地放着几张办公桌，几位从一线“照顾”下来的老同志，端着茶，翻着全所少得可怜的几份报纸，山南海北地扯着闲篇儿。面对这个5年搬了5次家，无房、无车、无电话、无经费、无课题的“五无”教科所，自己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忽然，我想起了这样一则故事：两位鞋厂推销员同时来到一个地方推销产品，但这个地方的人根本没有穿鞋的习惯。一位推销员沮丧地走了，另一位却想，这里的人不穿鞋也就没有鞋，正说明这里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于是，他耐心地向每一个人大讲穿鞋的好处，艰难地扭转着人们的固有习惯。终于，大量的鞋子卖了出去，他成功了。我想：教科所一穷二白的现状，不正为自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吗？干，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和同事们分析了县教科所的历史和现状，一致认为：有“为”方能有“位”，有“位”才能更好地有“为”。
为此，我提出了“狠练内功、抓好科普、建立基地、强化服务”的兴所方略。长期以来，人们对区（县）教科所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研究、管理并重”。有人主张“研管并重，以研为主”，将教科所办成一个封闭的学术研究机构；有人主张“管研并重，以管为主”，将教科所变成一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我在深入学习、研讨后，提出了区（县）教科所应“优化管理职能，深化研究职能，强化服务职能”的工作思路。区（县）教科所与省（市）教科所或中央教科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接近基础教育实际，为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区（县）教科所不能“关门办所”，搞所谓纯学术研究；区（县）教科所也不能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纯管理部门。“以服务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是区（县）教科所的生命力所在，其服务职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①为传播教育科研基础知识服务。②为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服务。③为推广优秀教育科研成果服务。④协调整合教育资源，建立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网络体系，为发挥教育科研的系统效应服务等。
在全国范围内，我是明确提出区（县）教科所“服务职能”的第一人。1995年，北京市教科所公开提出了“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为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双服务”工作方针，许多专家也纷纷发表了“服务兴研”的观点。1998年10月，我被聘为市教科所首批兼职科研员（全市仅5名）。
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大兴县教科所软硬件建设均取得重大突破。1999年4月，中央教科所授予大兴县教科所“国家级重点课题实验基地”铜牌和“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先进单位”锦旗。2000年2月，大兴县教科所被授予“北京市先进教科所”铜牌（全市远郊区县惟一一所）。
科研兴校：从理论到实践的二次飞跃
2000年7月，为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我自愿请缨到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的大兴黄村一小（2004年9月更名为大兴一小）任校长。许多亲友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解，放着中学校长待遇的县教科所所长不干，当一名只有200多名学生的“袖珍”小学的校长，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听了惟报以一笑。
9年的区教科所工作经历，丰厚了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功底，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经常会产生一些困惑：我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大价值？这些东西能否帮助一线教育工作者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我是否成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芦苇？我常想，真正的教育家都来自教育一线，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魏书生，哪一个不是在教育实践的沃土中成长发展的？高高在上、搞纯理论研究的人或许能成为学者，但绝对成不了真正的教育家！自己由于“先天不足”（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教育工作），在学术上终其一生也难望学术大家之项背，但自己来自基层，有中小学工作经历，这是我的优势所在，如果带着在教科所工作期间学习到的科研理论，再回到基层实践中去，也许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即使不能成为什么“家”，但在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两个“轮回”之后，至少对教育的认识会更深刻一些。
当时的黄村一小，校园杂乱不堪，教室墙壁斑驳，教师中连一名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都没有，一些服务范围内的学生宁可交择校费，也要转到其他学校就读。学校生源连年下降，由历史最高时期的12个教学班，368人，下降到9个教学班，289人。看着从学校北门进、南门出、穿院而过到其他小学就读的孩子们，面对每年减少一个教学班的惨痛现实，我心里沉甸甸的。
在到任后的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我给大家讲了“被煮熟的青蛙”实验—将一只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试着立即跳出；但是，如果将其放入温水中慢慢加热，青蛙会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自得其乐。可悲的是，随着水温慢慢上升，青蛙会越来越虚弱，虽然没有什么障碍限制它脱离困境，青蛙仍然留在那里直至被煮熟。我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做被煮熟的青蛙！作为21世纪的人民教师，我们必须见微知著，居安知危，危则思改！”
为改变学校面貌，我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黄村一小是一所百年老校，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学术底蕴，但1986年学校迁入原北京化纤厂宿舍区后，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联系沟通相对减少。最后，北京化纤厂长期停产以致最终破产，学生家长全部下岗，学校失去社区支持，办学条件日益恶化，学校教职工人心思走，教学积极性不高。要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全校教职工和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支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更新观念，锐意进取，上挂横联，科研兴校”的办学方略，决心利用自己的教育科研资源优势，加强与市教科所、高校等科研部门的合作，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实践活动，以科研求生存，以科研求发展。在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中，我们逐步形成并完善了“建设学习型组织、创办研究型学校”的发展思路。
1. 建设研究型教师队伍
（1）启动“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
启动了将教师发展分为“达标教师”、“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3个台阶的“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①新参加工作教师要做到“三达标”：师德达标，课堂教学达标，业务考核达标。②“研究型教师”要做到“五个一”：精读一本教育理论专著，精研一个教育科研课题，精心上好一节优秀课，写出一篇以上优秀研究论文，获得一项校级以上先进称号。学校“研究型教师”评审采取“标准参照评价模式”，有切实可行的检测指标，不限名额，不设比例。③ 取得“研究型教师”证书的教师可以申报各学科的“首席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通过答辩、论证，由专家组投票产生。目前，学校已有5人获得“首席研究型教师”铜牌。“研究型教师”和“首席研究型教师”评审坚持发展性评价理念，打破“一评定终身”的消极影响，每学年评定一次。
（2）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引领
我认为专业引领应有3个层次：专家引领、行家引领、骨干引领。为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指导，我们聘请大兴区退休资深教研员组成了“青年教师业务指导团”。为发挥同伴互促和骨干带动作用，我们召开了以学校“教学五朵金花”为师傅的拜师会，创办了教师科研沙龙，开展“××教师教育思想（或艺术、策略）专题研讨会” ……
2. 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
研究型学校要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为此，我们申报了“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等北京教科院立项课题，开展了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教师和班级人文环境的“走班制”实验……
3. 整合利用社会资源
为增加学校教育决策的科技含金量，我们聘请北京教科院梁威研究员、王宝祥研究员和北京教育学院钟祖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组成了“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以专题研讨和专家咨询的方式参与学校教育决策。“十五”期间，我们开始向市教科研规划办申报市级立项课题“运用研究性学习原理，开展‘探索录’实验研究”，在选题论证过程中，专家指出这个课题选题过窄，建议将课题改为“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
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初见成效。黄村一小先后被授予“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等20余块铜牌；结束了学校没有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历史，教师中已有多人被评为区学科带头人、区级学科骨干教师、市级学科骨干教师；在校生数由2000年8月的289人上升到2005年2月的638人。学校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解读“初段的教育家”
我一直认为，中小学校长应成为“初段的教育家”——既有一定的教育理论功底，又有运用相关教育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艺术。在经历了从学校到教科所，又从教科所到学校两个“轮回”后，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加深了。
1． 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记得20年前，自己刚刚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一不调研，二不学习，凭感觉就编了一套《教师手册》，将教师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家访、与学生谈心等教育教学活动用表格形式表现出来，逐一量化，并以此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的工具。这套《手册》当时还被外行人当成科学管理的典范加以推广。但由于这套东西既没有理论深度，又没有实践底蕴，束缚了广大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了。缺乏教育理论功底，在工作中明显感到“底气”不足，这正是我当年痛下决心到县教科所进行“修炼”的根本动因。
在县教科所“面壁”9年，再回到学校以后，我明显觉得积淀的教育理论的“底气”足了。2003年，我和同伴们在学习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方案”，该方案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做支撑，有多年来学校管理实践为基础。在该方案的引领下，一支勇于创新、勤于反思的研究型教师队伍逐渐建立起来。为此，我悟到：不下工夫学习一点教育科学理论，靠小聪明，凭老经验，也许能兴盛一时，但绝难兴盛一世，绝难真正对教育实践有所裨益。
2．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理论才具有勃勃生机
没有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在教科所工作时，为了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自我概念，增强其成功的内心体验，我曾设计了一个“评星活动方案”。该方案根据中小学生渴望成功的追星心理，通过评选“小组明星”、“班级明星”和“学校明星”的方式，找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依我原来的设计，评星活动由个人根据特长、特点自报星号，小组、班级、学校根据个人自报的评星理由进行认定。这样推行了几年，效果并不理想。
2000年，当我回到学校以后，发现有的班级创造了根据主题活动开展评星实验的方法，如在春游活动中评选“节约星”、“助人星”，在天文观测活动中评选“天文星”、“神州星”等。这种以教育活动为载体、寓活动于整体教育工作之中的做法，无疑比单纯的为评星而评星的活动效果好得多。这种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设计”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忽视教育实践，靠追时髦、拉大旗，也许能唬人一时，但也绝难长久，绝难成为真正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理论。
3．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有限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的最“上算”的投资
教育科学研究是促进、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有力杠杆。2000年，我调入黄村一小后面临两种选择：①加大学校的量化投入，包括资金、设备、人员和精力的投入，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指望上级领导给我们一个学校单独“输血”是不现实的；学校教职工队伍严重老化，靠“阳光 灯光，泪水 汗水”、加班加点“榨老骨头油”也是不明智的。②走教育科研兴校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科研是否也能成为“第一教育生产力”呢？这条路极富挑战性，但它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惟一“生路”。实践证明，这后一种选择将学校引向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教育规律，要“抡刀刃”而不要“抡刀背”。“抡刀刃”就要讲求教育教学艺术，讲究用有限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效益。
4． 教育的实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实质是什么？不同流派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在多年的学习实践中，我认为陶行知老先生讲的最实在：“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使人发生变化，让人变好了就是好教育，让人变坏了就是坏教育，没有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检测我们教育工作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看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是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真正得到了发展，发展了多少，以及如何发展的。
在我调入黄村一小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我给全校师生上了一节“扬起自信的风帆”的大课。我首先向全校学生提了这样几个要求：“请认为自己漂亮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聪明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让别人喜欢的同学举手”……只有少数同学举起了手。我首先高度赞扬了勇于举手的同学，接着话题一转：“刚才没有举手的同学，难道你们认为自己天生不如别人吗？请听校长给你们讲几个伟人的童年故事吧……”看到台下孩子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小脸红红的，我不失时机地说：“这些伟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自己充满自信，成功的希望在每一个人心中，成功的路在每一个可爱的‘小天使’脚下！”“同学们，请你们闭上双眼，我再统计一次，请认为自己漂亮、聪明、可爱的同学勇敢地举起你们的左手！”“刷”的一声，场下大多数孩子都举起了左手，在这一刹那，我运用“成功暗示法”，将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
此外，我运用“签约法”，通过与学业“后进生”签订“学习进步合同书”，使多次转学的学困生逐渐走出困境；运用“暗示法”，使有严重心理焦虑倾向的学生消除压力，一步步成为学习上真正的“骄子”；通过“评星活动”，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使有严重自卑心理的厌学的学生鼓起再战的勇气；通过开展“分层评价”和“阶梯评价”实验，使越来越多的孩子真正扬起了自信的风帆……
有人说，张校长是个幸运儿，干啥啥出彩，到哪儿哪儿兴旺。听了这话，我惟有报以苦笑。在一次会议上，我的恩师北京教育学院杨文荣教授问了我这样几个问题：“你在工作中是否遇到过难以克服的困难？当遇到这样的困难时你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支持你闯过这些难关的？”我动情地回答：“说实话，我虽年过半百，但至今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孩子’，我不善于人际交往，更不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此，曾多次碰得头破血流。面对几乎难以逾越的难关，我沮丧过、灰心过，但有这样一件事始终激荡着我的情怀。一个焦虑万分的母亲找到我，含着眼泪说：‘我女儿上学3年没有考过及格分，转了几次学也不见效。孩子哭着对我说：咱们上月亮上去生活吧，在那里就不用上学了！请救救我的孩子吧！’我顶着压力，收下了这个没有学校愿意要的孩子，对大家说这是我一个表妹的孩子。我与教师共同研究教育方案，3个月后，这个孩子竟破天荒地考出了一个100分！其实我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她的父母没有正式工作，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为了帮助她找回失落的自尊和自信，我认下了这门穷亲戚。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在我们学校，所有学业‘后进生’都是我的亲戚！” 此后，每当我的工作陷入困境时，学生及家长那一双双企盼的眼睛和期待的目光，就会鼓起我再战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学生、教师及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催我不断奋进、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
【附：张景浩小传】
张景浩，男，现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学高级教师。1970年～1991年，在北京市大兴县从事基层教学管理工作。1991年～2000年，任北京市大兴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2005年7月，任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2005年7月，调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曾获得“全国家教园丁奖”等奖励。
教育理念：千方百计扬起每一个学生自信的风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编辑孙金鑫）
开门办所：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为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1991年，在教坛耕耘了21载，经历了教师、团队干部、完小教导主任、校长、镇中心校教导主任等多个工作岗位锻炼，已38岁的我，怀着强烈的学习和提高的愿望，带着几分憧憬、几分惶恐又加上几分神秘，步入了我向往已久的北京市大兴县（现为大兴区）教科所大门。半年后，我成了这个所的第3任所长。
踏进心中神圣殿堂的一刹那，我简直惊呆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教科所呀!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零零落落地放着几张办公桌，几位从一线“照顾”下来的老同志，端着茶，翻着全所少得可怜的几份报纸，山南海北地扯着闲篇儿。面对这个5年搬了5次家，无房、无车、无电话、无经费、无课题的“五无”教科所，自己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忽然，我想起了这样一则故事：两位鞋厂推销员同时来到一个地方推销产品，但这个地方的人根本没有穿鞋的习惯。一位推销员沮丧地走了，另一位却想，这里的人不穿鞋也就没有鞋，正说明这里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于是，他耐心地向每一个人大讲穿鞋的好处，艰难地扭转着人们的固有习惯。终于，大量的鞋子卖了出去，他成功了。我想：教科所一穷二白的现状，不正为自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吗？干，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和同事们分析了县教科所的历史和现状，一致认为：有“为”方能有“位”，有“位”才能更好地有“为”。
为此，我提出了“狠练内功、抓好科普、建立基地、强化服务”的兴所方略。长期以来，人们对区（县）教科所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研究、管理并重”。有人主张“研管并重，以研为主”，将教科所办成一个封闭的学术研究机构；有人主张“管研并重，以管为主”，将教科所变成一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我在深入学习、研讨后，提出了区（县）教科所应“优化管理职能，深化研究职能，强化服务职能”的工作思路。区（县）教科所与省（市）教科所或中央教科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接近基础教育实际，为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区（县）教科所不能“关门办所”，搞所谓纯学术研究；区（县）教科所也不能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纯管理部门。“以服务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是区（县）教科所的生命力所在，其服务职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①为传播教育科研基础知识服务。②为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服务。③为推广优秀教育科研成果服务。④协调整合教育资源，建立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网络体系，为发挥教育科研的系统效应服务等。
在全国范围内，我是明确提出区（县）教科所“服务职能”的第一人。1995年，北京市教科所公开提出了“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为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双服务”工作方针，许多专家也纷纷发表了“服务兴研”的观点。1998年10月，我被聘为市教科所首批兼职科研员（全市仅5名）。
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大兴县教科所软硬件建设均取得重大突破。1999年4月，中央教科所授予大兴县教科所“国家级重点课题实验基地”铜牌和“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先进单位”锦旗。2000年2月，大兴县教科所被授予“北京市先进教科所”铜牌（全市远郊区县惟一一所）。
科研兴校：从理论到实践的二次飞跃
2000年7月，为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我自愿请缨到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的大兴黄村一小（2004年9月更名为大兴一小）任校长。许多亲友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解，放着中学校长待遇的县教科所所长不干，当一名只有200多名学生的“袖珍”小学的校长，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听了惟报以一笑。
9年的区教科所工作经历，丰厚了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功底，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经常会产生一些困惑：我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大价值？这些东西能否帮助一线教育工作者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我是否成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芦苇？我常想，真正的教育家都来自教育一线，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魏书生，哪一个不是在教育实践的沃土中成长发展的？高高在上、搞纯理论研究的人或许能成为学者，但绝对成不了真正的教育家！自己由于“先天不足”（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教育工作），在学术上终其一生也难望学术大家之项背，但自己来自基层，有中小学工作经历，这是我的优势所在，如果带着在教科所工作期间学习到的科研理论，再回到基层实践中去，也许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即使不能成为什么“家”，但在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两个“轮回”之后，至少对教育的认识会更深刻一些。
当时的黄村一小，校园杂乱不堪，教室墙壁斑驳，教师中连一名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都没有，一些服务范围内的学生宁可交择校费，也要转到其他学校就读。学校生源连年下降，由历史最高时期的12个教学班，368人，下降到9个教学班，289人。看着从学校北门进、南门出、穿院而过到其他小学就读的孩子们，面对每年减少一个教学班的惨痛现实，我心里沉甸甸的。
在到任后的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我给大家讲了“被煮熟的青蛙”实验—将一只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试着立即跳出；但是，如果将其放入温水中慢慢加热，青蛙会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自得其乐。可悲的是，随着水温慢慢上升，青蛙会越来越虚弱，虽然没有什么障碍限制它脱离困境，青蛙仍然留在那里直至被煮熟。我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做被煮熟的青蛙！作为21世纪的人民教师，我们必须见微知著，居安知危，危则思改！”
为改变学校面貌，我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黄村一小是一所百年老校，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学术底蕴，但1986年学校迁入原北京化纤厂宿舍区后，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联系沟通相对减少。最后，北京化纤厂长期停产以致最终破产，学生家长全部下岗，学校失去社区支持，办学条件日益恶化，学校教职工人心思走，教学积极性不高。要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全校教职工和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支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更新观念，锐意进取，上挂横联，科研兴校”的办学方略，决心利用自己的教育科研资源优势，加强与市教科所、高校等科研部门的合作，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实践活动，以科研求生存，以科研求发展。在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中，我们逐步形成并完善了“建设学习型组织、创办研究型学校”的发展思路。
1. 建设研究型教师队伍
（1）启动“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
启动了将教师发展分为“达标教师”、“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3个台阶的“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①新参加工作教师要做到“三达标”：师德达标，课堂教学达标，业务考核达标。②“研究型教师”要做到“五个一”：精读一本教育理论专著，精研一个教育科研课题，精心上好一节优秀课，写出一篇以上优秀研究论文，获得一项校级以上先进称号。学校“研究型教师”评审采取“标准参照评价模式”，有切实可行的检测指标，不限名额，不设比例。③ 取得“研究型教师”证书的教师可以申报各学科的“首席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通过答辩、论证，由专家组投票产生。目前，学校已有5人获得“首席研究型教师”铜牌。“研究型教师”和“首席研究型教师”评审坚持发展性评价理念，打破“一评定终身”的消极影响，每学年评定一次。
（2）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引领
我认为专业引领应有3个层次：专家引领、行家引领、骨干引领。为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指导，我们聘请大兴区退休资深教研员组成了“青年教师业务指导团”。为发挥同伴互促和骨干带动作用，我们召开了以学校“教学五朵金花”为师傅的拜师会，创办了教师科研沙龙，开展“××教师教育思想（或艺术、策略）专题研讨会” ……
2. 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
研究型学校要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为此，我们申报了“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等北京教科院立项课题，开展了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教师和班级人文环境的“走班制”实验……
3. 整合利用社会资源
为增加学校教育决策的科技含金量，我们聘请北京教科院梁威研究员、王宝祥研究员和北京教育学院钟祖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组成了“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以专题研讨和专家咨询的方式参与学校教育决策。“十五”期间，我们开始向市教科研规划办申报市级立项课题“运用研究性学习原理，开展‘探索录’实验研究”，在选题论证过程中，专家指出这个课题选题过窄，建议将课题改为“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
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初见成效。黄村一小先后被授予“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等20余块铜牌；结束了学校没有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历史，教师中已有多人被评为区学科带头人、区级学科骨干教师、市级学科骨干教师；在校生数由2000年8月的289人上升到2005年2月的638人。学校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解读“初段的教育家”
我一直认为，中小学校长应成为“初段的教育家”——既有一定的教育理论功底，又有运用相关教育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艺术。在经历了从学校到教科所，又从教科所到学校两个“轮回”后，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加深了。
1． 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记得20年前，自己刚刚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一不调研，二不学习，凭感觉就编了一套《教师手册》，将教师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家访、与学生谈心等教育教学活动用表格形式表现出来，逐一量化，并以此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的工具。这套《手册》当时还被外行人当成科学管理的典范加以推广。但由于这套东西既没有理论深度，又没有实践底蕴，束缚了广大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了。缺乏教育理论功底，在工作中明显感到“底气”不足，这正是我当年痛下决心到县教科所进行“修炼”的根本动因。
在县教科所“面壁”9年，再回到学校以后，我明显觉得积淀的教育理论的“底气”足了。2003年，我和同伴们在学习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方案”，该方案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做支撑，有多年来学校管理实践为基础。在该方案的引领下，一支勇于创新、勤于反思的研究型教师队伍逐渐建立起来。为此，我悟到：不下工夫学习一点教育科学理论，靠小聪明，凭老经验，也许能兴盛一时，但绝难兴盛一世，绝难真正对教育实践有所裨益。
2．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理论才具有勃勃生机
没有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在教科所工作时，为了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自我概念，增强其成功的内心体验，我曾设计了一个“评星活动方案”。该方案根据中小学生渴望成功的追星心理，通过评选“小组明星”、“班级明星”和“学校明星”的方式，找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依我原来的设计，评星活动由个人根据特长、特点自报星号，小组、班级、学校根据个人自报的评星理由进行认定。这样推行了几年，效果并不理想。
2000年，当我回到学校以后，发现有的班级创造了根据主题活动开展评星实验的方法，如在春游活动中评选“节约星”、“助人星”，在天文观测活动中评选“天文星”、“神州星”等。这种以教育活动为载体、寓活动于整体教育工作之中的做法，无疑比单纯的为评星而评星的活动效果好得多。这种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设计”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忽视教育实践，靠追时髦、拉大旗，也许能唬人一时，但也绝难长久，绝难成为真正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理论。
3．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有限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的最“上算”的投资
教育科学研究是促进、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有力杠杆。2000年，我调入黄村一小后面临两种选择：①加大学校的量化投入，包括资金、设备、人员和精力的投入，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指望上级领导给我们一个学校单独“输血”是不现实的；学校教职工队伍严重老化，靠“阳光 灯光，泪水 汗水”、加班加点“榨老骨头油”也是不明智的。②走教育科研兴校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科研是否也能成为“第一教育生产力”呢？这条路极富挑战性，但它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惟一“生路”。实践证明，这后一种选择将学校引向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教育规律，要“抡刀刃”而不要“抡刀背”。“抡刀刃”就要讲求教育教学艺术，讲究用有限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效益。
4． 教育的实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实质是什么？不同流派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在多年的学习实践中，我认为陶行知老先生讲的最实在：“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使人发生变化，让人变好了就是好教育，让人变坏了就是坏教育，没有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检测我们教育工作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看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是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真正得到了发展，发展了多少，以及如何发展的。
在我调入黄村一小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我给全校师生上了一节“扬起自信的风帆”的大课。我首先向全校学生提了这样几个要求：“请认为自己漂亮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聪明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让别人喜欢的同学举手”……只有少数同学举起了手。我首先高度赞扬了勇于举手的同学，接着话题一转：“刚才没有举手的同学，难道你们认为自己天生不如别人吗？请听校长给你们讲几个伟人的童年故事吧……”看到台下孩子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小脸红红的，我不失时机地说：“这些伟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自己充满自信，成功的希望在每一个人心中，成功的路在每一个可爱的‘小天使’脚下！”“同学们，请你们闭上双眼，我再统计一次，请认为自己漂亮、聪明、可爱的同学勇敢地举起你们的左手！”“刷”的一声，场下大多数孩子都举起了左手，在这一刹那，我运用“成功暗示法”，将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
此外，我运用“签约法”，通过与学业“后进生”签订“学习进步合同书”，使多次转学的学困生逐渐走出困境；运用“暗示法”，使有严重心理焦虑倾向的学生消除压力，一步步成为学习上真正的“骄子”；通过“评星活动”，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使有严重自卑心理的厌学的学生鼓起再战的勇气；通过开展“分层评价”和“阶梯评价”实验，使越来越多的孩子真正扬起了自信的风帆……
有人说，张校长是个幸运儿，干啥啥出彩，到哪儿哪儿兴旺。听了这话，我惟有报以苦笑。在一次会议上，我的恩师北京教育学院杨文荣教授问了我这样几个问题：“你在工作中是否遇到过难以克服的困难？当遇到这样的困难时你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支持你闯过这些难关的？”我动情地回答：“说实话，我虽年过半百，但至今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孩子’，我不善于人际交往，更不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此，曾多次碰得头破血流。面对几乎难以逾越的难关，我沮丧过、灰心过，但有这样一件事始终激荡着我的情怀。一个焦虑万分的母亲找到我，含着眼泪说：‘我女儿上学3年没有考过及格分，转了几次学也不见效。孩子哭着对我说：咱们上月亮上去生活吧，在那里就不用上学了！请救救我的孩子吧！’我顶着压力，收下了这个没有学校愿意要的孩子，对大家说这是我一个表妹的孩子。我与教师共同研究教育方案，3个月后，这个孩子竟破天荒地考出了一个100分！其实我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她的父母没有正式工作，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为了帮助她找回失落的自尊和自信，我认下了这门穷亲戚。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在我们学校，所有学业‘后进生’都是我的亲戚！” 此后，每当我的工作陷入困境时，学生及家长那一双双企盼的眼睛和期待的目光，就会鼓起我再战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学生、教师及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催我不断奋进、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
【附：张景浩小传】
张景浩，男，现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学高级教师。1970年～1991年，在北京市大兴县从事基层教学管理工作。1991年～2000年，任北京市大兴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2005年7月，任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2005年7月，调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曾获得“全国家教园丁奖”等奖励。
教育理念：千方百计扬起每一个学生自信的风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编辑孙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