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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0年参加教育工作,至今已度过了35个春秋。回首多年来的行程,有惭愧,有遗憾,有兴奋,有泪水,但有一点,对于自己选择的道路,我终生无悔。
开门办所: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为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1991年,在教坛耕耘了21载,经历了教师、团队干部、完小教导主任、校长、镇中心校教导主任等多个工作岗位锻炼,已38岁的我,怀着强烈的学习和提高的愿望,带着几分憧憬、几分惶恐又加上几分神秘,步入了我向往已久的北京市大兴县(现为大兴区)教科所大门。半年后,我成了这个所的第3任所长。
踏进心中神圣殿堂的一刹那,我简直惊呆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教科所呀!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零零落落地放着几张办公桌,几位从一线“照顾”下来的老同志,端着茶,翻着全所少得可怜的几份报纸,山南海北地扯着闲篇儿。面对这个5年搬了5次家,无房、无车、无电话、无经费、无课题的“五无”教科所,自己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忽然,我想起了这样一则故事:两位鞋厂推销员同时来到一个地方推销产品,但这个地方的人根本没有穿鞋的习惯。一位推销员沮丧地走了,另一位却想,这里的人不穿鞋也就没有鞋,正说明这里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于是,他耐心地向每一个人大讲穿鞋的好处,艰难地扭转着人们的固有习惯。终于,大量的鞋子卖了出去,他成功了。我想:教科所一穷二白的现状,不正为自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吗?干,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和同事们分析了县教科所的历史和现状,一致认为:有“为”方能有“位”,有“位”才能更好地有“为”。
为此,我提出了“狠练内功、抓好科普、建立基地、强化服务”的兴所方略。长期以来,人们对区(县)教科所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研究、管理并重”。有人主张“研管并重,以研为主”,将教科所办成一个封闭的学术研究机构;有人主张“管研并重,以管为主”,将教科所变成一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我在深入学习、研讨后,提出了区(县)教科所应“优化管理职能,深化研究职能,强化服务职能”的工作思路。区(县)教科所与省(市)教科所或中央教科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接近基础教育实际,为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区(县)教科所不能“关门办所”,搞所谓纯学术研究;区(县)教科所也不能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纯管理部门。“以服务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是区(县)教科所的生命力所在,其服务职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①为传播教育科研基础知识服务。②为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服务。③为推广优秀教育科研成果服务。④协调整合教育资源,建立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网络体系,为发挥教育科研的系统效应服务等。
在全国范围内,我是明确提出区(县)教科所“服务职能”的第一人。1995年,北京市教科所公开提出了“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为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双服务”工作方针,许多专家也纷纷发表了“服务兴研”的观点。1998年10月,我被聘为市教科所首批兼职科研员(全市仅5名)。
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大兴县教科所软硬件建设均取得重大突破。1999年4月,中央教科所授予大兴县教科所“国家级重点课题实验基地”铜牌和“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先进单位”锦旗。2000年2月,大兴县教科所被授予“北京市先进教科所”铜牌(全市远郊区县惟一一所)。
科研兴校:从理论到实践的二次飞跃
2000年7月,为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我自愿请缨到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的大兴黄村一小(2004年9月更名为大兴一小)任校长。许多亲友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解,放着中学校长待遇的县教科所所长不干,当一名只有200多名学生的“袖珍”小学的校长,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听了惟报以一笑。
9年的区教科所工作经历,丰厚了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功底,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经常会产生一些困惑:我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大价值?这些东西能否帮助一线教育工作者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我是否成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芦苇?我常想,真正的教育家都来自教育一线,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魏书生,哪一个不是在教育实践的沃土中成长发展的?高高在上、搞纯理论研究的人或许能成为学者,但绝对成不了真正的教育家!自己由于“先天不足”(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教育工作),在学术上终其一生也难望学术大家之项背,但自己来自基层,有中小学工作经历,这是我的优势所在,如果带着在教科所工作期间学习到的科研理论,再回到基层实践中去,也许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即使不能成为什么“家”,但在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两个“轮回”之后,至少对教育的认识会更深刻一些。
当时的黄村一小,校园杂乱不堪,教室墙壁斑驳,教师中连一名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都没有,一些服务范围内的学生宁可交择校费,也要转到其他学校就读。学校生源连年下降,由历史最高时期的12个教学班,368人,下降到9个教学班,289人。看着从学校北门进、南门出、穿院而过到其他小学就读的孩子们,面对每年减少一个教学班的惨痛现实,我心里沉甸甸的。
在到任后的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我给大家讲了“被煮熟的青蛙”实验—将一只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试着立即跳出;但是,如果将其放入温水中慢慢加热,青蛙会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自得其乐。可悲的是,随着水温慢慢上升,青蛙会越来越虚弱,虽然没有什么障碍限制它脱离困境,青蛙仍然留在那里直至被煮熟。我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做被煮熟的青蛙!作为21世纪的人民教师,我们必须见微知著,居安知危,危则思改!”
为改变学校面貌,我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黄村一小是一所百年老校,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学术底蕴,但1986年学校迁入原北京化纤厂宿舍区后,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联系沟通相对减少。最后,北京化纤厂长期停产以致最终破产,学生家长全部下岗,学校失去社区支持,办学条件日益恶化,学校教职工人心思走,教学积极性不高。要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全校教职工和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支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更新观念,锐意进取,上挂横联,科研兴校”的办学方略,决心利用自己的教育科研资源优势,加强与市教科所、高校等科研部门的合作,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实践活动,以科研求生存,以科研求发展。在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中,我们逐步形成并完善了“建设学习型组织、创办研究型学校”的发展思路。
1. 建设研究型教师队伍
(1)启动“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
启动了将教师发展分为“达标教师”、“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3个台阶的“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①新参加工作教师要做到“三达标”:师德达标,课堂教学达标,业务考核达标。②“研究型教师”要做到“五个一”:精读一本教育理论专著,精研一个教育科研课题,精心上好一节优秀课,写出一篇以上优秀研究论文,获得一项校级以上先进称号。学校“研究型教师”评审采取“标准参照评价模式”,有切实可行的检测指标,不限名额,不设比例。③ 取得“研究型教师”证书的教师可以申报各学科的“首席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通过答辩、论证,由专家组投票产生。目前,学校已有5人获得“首席研究型教师”铜牌。“研究型教师”和“首席研究型教师”评审坚持发展性评价理念,打破“一评定终身”的消极影响,每学年评定一次。
(2)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引领
我认为专业引领应有3个层次:专家引领、行家引领、骨干引领。为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指导,我们聘请大兴区退休资深教研员组成了“青年教师业务指导团”。为发挥同伴互促和骨干带动作用,我们召开了以学校“教学五朵金花”为师傅的拜师会,创办了教师科研沙龙,开展“××教师教育思想(或艺术、策略)专题研讨会” ……
2. 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
研究型学校要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为此,我们申报了“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等北京教科院立项课题,开展了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教师和班级人文环境的“走班制”实验……
3. 整合利用社会资源
为增加学校教育决策的科技含金量,我们聘请北京教科院梁威研究员、王宝祥研究员和北京教育学院钟祖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组成了“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以专题研讨和专家咨询的方式参与学校教育决策。“十五”期间,我们开始向市教科研规划办申报市级立项课题“运用研究性学习原理,开展‘探索录’实验研究”,在选题论证过程中,专家指出这个课题选题过窄,建议将课题改为“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
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初见成效。黄村一小先后被授予“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等20余块铜牌;结束了学校没有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历史,教师中已有多人被评为区学科带头人、区级学科骨干教师、市级学科骨干教师;在校生数由2000年8月的289人上升到2005年2月的638人。学校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解读“初段的教育家”
我一直认为,中小学校长应成为“初段的教育家”——既有一定的教育理论功底,又有运用相关教育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艺术。在经历了从学校到教科所,又从教科所到学校两个“轮回”后,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加深了。
1. 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记得20年前,自己刚刚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一不调研,二不学习,凭感觉就编了一套《教师手册》,将教师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家访、与学生谈心等教育教学活动用表格形式表现出来,逐一量化,并以此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的工具。这套《手册》当时还被外行人当成科学管理的典范加以推广。但由于这套东西既没有理论深度,又没有实践底蕴,束缚了广大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了。缺乏教育理论功底,在工作中明显感到“底气”不足,这正是我当年痛下决心到县教科所进行“修炼”的根本动因。
在县教科所“面壁”9年,再回到学校以后,我明显觉得积淀的教育理论的“底气”足了。2003年,我和同伴们在学习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方案”,该方案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做支撑,有多年来学校管理实践为基础。在该方案的引领下,一支勇于创新、勤于反思的研究型教师队伍逐渐建立起来。为此,我悟到:不下工夫学习一点教育科学理论,靠小聪明,凭老经验,也许能兴盛一时,但绝难兴盛一世,绝难真正对教育实践有所裨益。
2.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理论才具有勃勃生机
没有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在教科所工作时,为了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自我概念,增强其成功的内心体验,我曾设计了一个“评星活动方案”。该方案根据中小学生渴望成功的追星心理,通过评选“小组明星”、“班级明星”和“学校明星”的方式,找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依我原来的设计,评星活动由个人根据特长、特点自报星号,小组、班级、学校根据个人自报的评星理由进行认定。这样推行了几年,效果并不理想。
2000年,当我回到学校以后,发现有的班级创造了根据主题活动开展评星实验的方法,如在春游活动中评选“节约星”、“助人星”,在天文观测活动中评选“天文星”、“神州星”等。这种以教育活动为载体、寓活动于整体教育工作之中的做法,无疑比单纯的为评星而评星的活动效果好得多。这种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设计”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忽视教育实践,靠追时髦、拉大旗,也许能唬人一时,但也绝难长久,绝难成为真正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理论。
3.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有限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的最“上算”的投资
教育科学研究是促进、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有力杠杆。2000年,我调入黄村一小后面临两种选择:①加大学校的量化投入,包括资金、设备、人员和精力的投入,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指望上级领导给我们一个学校单独“输血”是不现实的;学校教职工队伍严重老化,靠“阳光 灯光,泪水 汗水”、加班加点“榨老骨头油”也是不明智的。②走教育科研兴校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科研是否也能成为“第一教育生产力”呢?这条路极富挑战性,但它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惟一“生路”。实践证明,这后一种选择将学校引向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教育规律,要“抡刀刃”而不要“抡刀背”。“抡刀刃”就要讲求教育教学艺术,讲究用有限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效益。
4. 教育的实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实质是什么?不同流派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在多年的学习实践中,我认为陶行知老先生讲的最实在:“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使人发生变化,让人变好了就是好教育,让人变坏了就是坏教育,没有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检测我们教育工作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看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是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真正得到了发展,发展了多少,以及如何发展的。
在我调入黄村一小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我给全校师生上了一节“扬起自信的风帆”的大课。我首先向全校学生提了这样几个要求:“请认为自己漂亮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聪明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让别人喜欢的同学举手”……只有少数同学举起了手。我首先高度赞扬了勇于举手的同学,接着话题一转:“刚才没有举手的同学,难道你们认为自己天生不如别人吗?请听校长给你们讲几个伟人的童年故事吧……”看到台下孩子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小脸红红的,我不失时机地说:“这些伟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自己充满自信,成功的希望在每一个人心中,成功的路在每一个可爱的‘小天使’脚下!”“同学们,请你们闭上双眼,我再统计一次,请认为自己漂亮、聪明、可爱的同学勇敢地举起你们的左手!”“刷”的一声,场下大多数孩子都举起了左手,在这一刹那,我运用“成功暗示法”,将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
此外,我运用“签约法”,通过与学业“后进生”签订“学习进步合同书”,使多次转学的学困生逐渐走出困境;运用“暗示法”,使有严重心理焦虑倾向的学生消除压力,一步步成为学习上真正的“骄子”;通过“评星活动”,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使有严重自卑心理的厌学的学生鼓起再战的勇气;通过开展“分层评价”和“阶梯评价”实验,使越来越多的孩子真正扬起了自信的风帆……
有人说,张校长是个幸运儿,干啥啥出彩,到哪儿哪儿兴旺。听了这话,我惟有报以苦笑。在一次会议上,我的恩师北京教育学院杨文荣教授问了我这样几个问题:“你在工作中是否遇到过难以克服的困难?当遇到这样的困难时你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支持你闯过这些难关的?”我动情地回答:“说实话,我虽年过半百,但至今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孩子’,我不善于人际交往,更不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此,曾多次碰得头破血流。面对几乎难以逾越的难关,我沮丧过、灰心过,但有这样一件事始终激荡着我的情怀。一个焦虑万分的母亲找到我,含着眼泪说:‘我女儿上学3年没有考过及格分,转了几次学也不见效。孩子哭着对我说:咱们上月亮上去生活吧,在那里就不用上学了!请救救我的孩子吧!’我顶着压力,收下了这个没有学校愿意要的孩子,对大家说这是我一个表妹的孩子。我与教师共同研究教育方案,3个月后,这个孩子竟破天荒地考出了一个100分!其实我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她的父母没有正式工作,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为了帮助她找回失落的自尊和自信,我认下了这门穷亲戚。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在我们学校,所有学业‘后进生’都是我的亲戚!” 此后,每当我的工作陷入困境时,学生及家长那一双双企盼的眼睛和期待的目光,就会鼓起我再战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学生、教师及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催我不断奋进、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
【附:张景浩小传】
张景浩,男,现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学高级教师。1970年~1991年,在北京市大兴县从事基层教学管理工作。1991年~2000年,任北京市大兴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2005年7月,任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2005年7月,调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曾获得“全国家教园丁奖”等奖励。
教育理念:千方百计扬起每一个学生自信的风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编辑孙金鑫)
开门办所: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
为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1991年,在教坛耕耘了21载,经历了教师、团队干部、完小教导主任、校长、镇中心校教导主任等多个工作岗位锻炼,已38岁的我,怀着强烈的学习和提高的愿望,带着几分憧憬、几分惶恐又加上几分神秘,步入了我向往已久的北京市大兴县(现为大兴区)教科所大门。半年后,我成了这个所的第3任所长。
踏进心中神圣殿堂的一刹那,我简直惊呆了,这是怎样的一个教科所呀!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内,零零落落地放着几张办公桌,几位从一线“照顾”下来的老同志,端着茶,翻着全所少得可怜的几份报纸,山南海北地扯着闲篇儿。面对这个5年搬了5次家,无房、无车、无电话、无经费、无课题的“五无”教科所,自己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忽然,我想起了这样一则故事:两位鞋厂推销员同时来到一个地方推销产品,但这个地方的人根本没有穿鞋的习惯。一位推销员沮丧地走了,另一位却想,这里的人不穿鞋也就没有鞋,正说明这里有广阔的潜在市场。于是,他耐心地向每一个人大讲穿鞋的好处,艰难地扭转着人们的固有习惯。终于,大量的鞋子卖了出去,他成功了。我想:教科所一穷二白的现状,不正为自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吗?干,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和同事们分析了县教科所的历史和现状,一致认为:有“为”方能有“位”,有“位”才能更好地有“为”。
为此,我提出了“狠练内功、抓好科普、建立基地、强化服务”的兴所方略。长期以来,人们对区(县)教科所有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研究、管理并重”。有人主张“研管并重,以研为主”,将教科所办成一个封闭的学术研究机构;有人主张“管研并重,以管为主”,将教科所变成一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我在深入学习、研讨后,提出了区(县)教科所应“优化管理职能,深化研究职能,强化服务职能”的工作思路。区(县)教科所与省(市)教科所或中央教科所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接近基础教育实际,为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区(县)教科所不能“关门办所”,搞所谓纯学术研究;区(县)教科所也不能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纯管理部门。“以服务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是区(县)教科所的生命力所在,其服务职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①为传播教育科研基础知识服务。②为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服务。③为推广优秀教育科研成果服务。④协调整合教育资源,建立教育科研课题研究网络体系,为发挥教育科研的系统效应服务等。
在全国范围内,我是明确提出区(县)教科所“服务职能”的第一人。1995年,北京市教科所公开提出了“为教育行政决策服务、为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的“双服务”工作方针,许多专家也纷纷发表了“服务兴研”的观点。1998年10月,我被聘为市教科所首批兼职科研员(全市仅5名)。
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大兴县教科所软硬件建设均取得重大突破。1999年4月,中央教科所授予大兴县教科所“国家级重点课题实验基地”铜牌和“国家级重点课题研究先进单位”锦旗。2000年2月,大兴县教科所被授予“北京市先进教科所”铜牌(全市远郊区县惟一一所)。
科研兴校:从理论到实践的二次飞跃
2000年7月,为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我自愿请缨到办学条件极其艰苦的大兴黄村一小(2004年9月更名为大兴一小)任校长。许多亲友对我的选择表示不解,放着中学校长待遇的县教科所所长不干,当一名只有200多名学生的“袖珍”小学的校长,真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我听了惟报以一笑。
9年的区教科所工作经历,丰厚了自己的教育科学理论功底,也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我经常会产生一些困惑:我的研究成果到底有多大价值?这些东西能否帮助一线教育工作者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我是否成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那种“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芦苇?我常想,真正的教育家都来自教育一线,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魏书生,哪一个不是在教育实践的沃土中成长发展的?高高在上、搞纯理论研究的人或许能成为学者,但绝对成不了真正的教育家!自己由于“先天不足”(初中没毕业就参加了教育工作),在学术上终其一生也难望学术大家之项背,但自己来自基层,有中小学工作经历,这是我的优势所在,如果带着在教科所工作期间学习到的科研理论,再回到基层实践中去,也许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即使不能成为什么“家”,但在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两个“轮回”之后,至少对教育的认识会更深刻一些。
当时的黄村一小,校园杂乱不堪,教室墙壁斑驳,教师中连一名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都没有,一些服务范围内的学生宁可交择校费,也要转到其他学校就读。学校生源连年下降,由历史最高时期的12个教学班,368人,下降到9个教学班,289人。看着从学校北门进、南门出、穿院而过到其他小学就读的孩子们,面对每年减少一个教学班的惨痛现实,我心里沉甸甸的。
在到任后的第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我给大家讲了“被煮熟的青蛙”实验—将一只青蛙放进沸水中,它会试着立即跳出;但是,如果将其放入温水中慢慢加热,青蛙会显得若无其事,甚至自得其乐。可悲的是,随着水温慢慢上升,青蛙会越来越虚弱,虽然没有什么障碍限制它脱离困境,青蛙仍然留在那里直至被煮熟。我激动地对大家说:“我们绝不能做被煮熟的青蛙!作为21世纪的人民教师,我们必须见微知著,居安知危,危则思改!”
为改变学校面貌,我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黄村一小是一所百年老校,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学术底蕴,但1986年学校迁入原北京化纤厂宿舍区后,环境相对封闭,与外界联系沟通相对减少。最后,北京化纤厂长期停产以致最终破产,学生家长全部下岗,学校失去社区支持,办学条件日益恶化,学校教职工人心思走,教学积极性不高。要改变学校的落后面貌,必须依靠全校教职工和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支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我提出了“更新观念,锐意进取,上挂横联,科研兴校”的办学方略,决心利用自己的教育科研资源优势,加强与市教科所、高校等科研部门的合作,积极开展教育科研实践活动,以科研求生存,以科研求发展。在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中,我们逐步形成并完善了“建设学习型组织、创办研究型学校”的发展思路。
1. 建设研究型教师队伍
(1)启动“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
启动了将教师发展分为“达标教师”、“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3个台阶的“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工程”。①新参加工作教师要做到“三达标”:师德达标,课堂教学达标,业务考核达标。②“研究型教师”要做到“五个一”:精读一本教育理论专著,精研一个教育科研课题,精心上好一节优秀课,写出一篇以上优秀研究论文,获得一项校级以上先进称号。学校“研究型教师”评审采取“标准参照评价模式”,有切实可行的检测指标,不限名额,不设比例。③ 取得“研究型教师”证书的教师可以申报各学科的“首席研究型教师”。“首席研究型教师”通过答辩、论证,由专家组投票产生。目前,学校已有5人获得“首席研究型教师”铜牌。“研究型教师”和“首席研究型教师”评审坚持发展性评价理念,打破“一评定终身”的消极影响,每学年评定一次。
(2)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引领
我认为专业引领应有3个层次:专家引领、行家引领、骨干引领。为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业务指导,我们聘请大兴区退休资深教研员组成了“青年教师业务指导团”。为发挥同伴互促和骨干带动作用,我们召开了以学校“教学五朵金花”为师傅的拜师会,创办了教师科研沙龙,开展“××教师教育思想(或艺术、策略)专题研讨会” ……
2. 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
研究型学校要培养探究型学生群体。为此,我们申报了“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等北京教科院立项课题,开展了由学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学习风格的教师和班级人文环境的“走班制”实验……
3. 整合利用社会资源
为增加学校教育决策的科技含金量,我们聘请北京教科院梁威研究员、王宝祥研究员和北京教育学院钟祖荣教授等专家学者组成了“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学校教育科研顾问团”以专题研讨和专家咨询的方式参与学校教育决策。“十五”期间,我们开始向市教科研规划办申报市级立项课题“运用研究性学习原理,开展‘探索录’实验研究”,在选题论证过程中,专家指出这个课题选题过窄,建议将课题改为“培养小学生探究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改革实验研究”。
5年的科研兴校实践初见成效。黄村一小先后被授予“北京市教育科研先进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等20余块铜牌;结束了学校没有区级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历史,教师中已有多人被评为区学科带头人、区级学科骨干教师、市级学科骨干教师;在校生数由2000年8月的289人上升到2005年2月的638人。学校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解读“初段的教育家”
我一直认为,中小学校长应成为“初段的教育家”——既有一定的教育理论功底,又有运用相关教育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艺术。在经历了从学校到教科所,又从教科所到学校两个“轮回”后,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加深了。
1. 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才是科学的实践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记得20年前,自己刚刚担任学校教导主任,一不调研,二不学习,凭感觉就编了一套《教师手册》,将教师课堂教学、作业批改、家访、与学生谈心等教育教学活动用表格形式表现出来,逐一量化,并以此作为评价教师工作的工具。这套《手册》当时还被外行人当成科学管理的典范加以推广。但由于这套东西既没有理论深度,又没有实践底蕴,束缚了广大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实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后就不了了之了。缺乏教育理论功底,在工作中明显感到“底气”不足,这正是我当年痛下决心到县教科所进行“修炼”的根本动因。
在县教科所“面壁”9年,再回到学校以后,我明显觉得积淀的教育理论的“底气”足了。2003年,我和同伴们在学习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研究型教师队伍建设方案”,该方案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做支撑,有多年来学校管理实践为基础。在该方案的引领下,一支勇于创新、勤于反思的研究型教师队伍逐渐建立起来。为此,我悟到:不下工夫学习一点教育科学理论,靠小聪明,凭老经验,也许能兴盛一时,但绝难兴盛一世,绝难真正对教育实践有所裨益。
2. 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育理论才具有勃勃生机
没有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在教科所工作时,为了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自我概念,增强其成功的内心体验,我曾设计了一个“评星活动方案”。该方案根据中小学生渴望成功的追星心理,通过评选“小组明星”、“班级明星”和“学校明星”的方式,找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依我原来的设计,评星活动由个人根据特长、特点自报星号,小组、班级、学校根据个人自报的评星理由进行认定。这样推行了几年,效果并不理想。
2000年,当我回到学校以后,发现有的班级创造了根据主题活动开展评星实验的方法,如在春游活动中评选“节约星”、“助人星”,在天文观测活动中评选“天文星”、“神州星”等。这种以教育活动为载体、寓活动于整体教育工作之中的做法,无疑比单纯的为评星而评星的活动效果好得多。这种在教育实践中产生,经过教育实践检验的“理论设计”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忽视教育实践,靠追时髦、拉大旗,也许能唬人一时,但也绝难长久,绝难成为真正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理论。
3.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有限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的最“上算”的投资
教育科学研究是促进、推动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有力杠杆。2000年,我调入黄村一小后面临两种选择:①加大学校的量化投入,包括资金、设备、人员和精力的投入,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指望上级领导给我们一个学校单独“输血”是不现实的;学校教职工队伍严重老化,靠“阳光 灯光,泪水 汗水”、加班加点“榨老骨头油”也是不明智的。②走教育科研兴校之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科研是否也能成为“第一教育生产力”呢?这条路极富挑战性,但它是我当时能选择的惟一“生路”。实践证明,这后一种选择将学校引向了可持续发展之路。
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的实质是探索教育规律,要“抡刀刃”而不要“抡刀背”。“抡刀刃”就要讲求教育教学艺术,讲究用有限的投入获取尽可能大的效益。
4. 教育的实质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实质是什么?不同流派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在多年的学习实践中,我认为陶行知老先生讲的最实在:“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使人发生变化,让人变好了就是好教育,让人变坏了就是坏教育,没有变化,就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变化。检测我们教育工作好坏的惟一标准,就是看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是否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真正得到了发展,发展了多少,以及如何发展的。
在我调入黄村一小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我给全校师生上了一节“扬起自信的风帆”的大课。我首先向全校学生提了这样几个要求:“请认为自己漂亮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聪明的同学举手”、“请认为自己让别人喜欢的同学举手”……只有少数同学举起了手。我首先高度赞扬了勇于举手的同学,接着话题一转:“刚才没有举手的同学,难道你们认为自己天生不如别人吗?请听校长给你们讲几个伟人的童年故事吧……”看到台下孩子们一个个睁大了眼睛,小脸红红的,我不失时机地说:“这些伟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对自己充满自信,成功的希望在每一个人心中,成功的路在每一个可爱的‘小天使’脚下!”“同学们,请你们闭上双眼,我再统计一次,请认为自己漂亮、聪明、可爱的同学勇敢地举起你们的左手!”“刷”的一声,场下大多数孩子都举起了左手,在这一刹那,我运用“成功暗示法”,将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提高了一个层次。
此外,我运用“签约法”,通过与学业“后进生”签订“学习进步合同书”,使多次转学的学困生逐渐走出困境;运用“暗示法”,使有严重心理焦虑倾向的学生消除压力,一步步成为学习上真正的“骄子”;通过“评星活动”,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使有严重自卑心理的厌学的学生鼓起再战的勇气;通过开展“分层评价”和“阶梯评价”实验,使越来越多的孩子真正扬起了自信的风帆……
有人说,张校长是个幸运儿,干啥啥出彩,到哪儿哪儿兴旺。听了这话,我惟有报以苦笑。在一次会议上,我的恩师北京教育学院杨文荣教授问了我这样几个问题:“你在工作中是否遇到过难以克服的困难?当遇到这样的困难时你是否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是什么支持你闯过这些难关的?”我动情地回答:“说实话,我虽年过半百,但至今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大孩子’,我不善于人际交往,更不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为此,曾多次碰得头破血流。面对几乎难以逾越的难关,我沮丧过、灰心过,但有这样一件事始终激荡着我的情怀。一个焦虑万分的母亲找到我,含着眼泪说:‘我女儿上学3年没有考过及格分,转了几次学也不见效。孩子哭着对我说:咱们上月亮上去生活吧,在那里就不用上学了!请救救我的孩子吧!’我顶着压力,收下了这个没有学校愿意要的孩子,对大家说这是我一个表妹的孩子。我与教师共同研究教育方案,3个月后,这个孩子竟破天荒地考出了一个100分!其实我和这个孩子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她的父母没有正式工作,月收入只有几百元,但为了帮助她找回失落的自尊和自信,我认下了这门穷亲戚。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在我们学校,所有学业‘后进生’都是我的亲戚!” 此后,每当我的工作陷入困境时,学生及家长那一双双企盼的眼睛和期待的目光,就会鼓起我再战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学生、教师及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催我不断奋进、勇往直前的最大动力。
【附:张景浩小传】
张景浩,男,现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北京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中学高级教师。1970年~1991年,在北京市大兴县从事基层教学管理工作。1991年~2000年,任北京市大兴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2005年7月,任北京市大兴区第一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2005年7月,调任北京小学大兴分校校长。曾获得“全国家教园丁奖”等奖励。
教育理念:千方百计扬起每一个学生自信的风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得到最大的发展。
(编辑孙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