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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邮递机构分官民二途，但递寄功能并非泾渭分明，承担民间书信往来的民信局往往亦寄递官场文书，以暗递政情而左右政局。通过对《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呈堂禀稿》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官方信息沟通渠道之外，另一种政情传递的方式及其对晚清政局的潜在影响。
【关键词】晚清，民信局，政情传递，民间渠道，江南织造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8—0026—05
中国传统社会的书信传递，呈现“官民两分”的态势，民信向不入皇朝驿递体系，故家书朋信之往来，多依托各种途径，辗转达至，不仅延宕时刻，又易错递遗失。同乡、信客、钱庄、票号、镖客、会馆等诸种方式，虽尽可为乡人带寄，终非专门机构，无系统之带寄时间与组织，难以形成持续安全的递信体系。自道光年间出现较为组织化的民局机构，到咸同光宣时期的盛行，民信局在承载国人书信流通、货物商贸、货币汇兑等功能上发挥了相当重要之作用。即如海关邮政历时近二十年的准备，又于1896年正式开办大清邮政，但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不得不依托民信局的递信网络代为传递。直至民国，部分地区民信局活动依旧活跃，而信客组织，在解放之后还曾代为某些地区的民众传信递物。
驿传铺递为清代传统交通体系主体，然高昂的费用并未能建立高速有效的递信体系，越至清末，日见败落。驿站传递之上谕奏折，常被驿站“设法私拆钉封、潜行阅看者，窥探秘密漏波军情，可恶已极”。晚清无名子赋《一剪梅》亦有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可见，官场往来、传消递息，不能不借助传递快速、保密性强的民信体系。官禀私信体系混杂，驿递、民局、客邮、商埠邮政互为系统又相互协递，信息载体来源多元，理清这一递信系统，不但对是时社会的政情流通加深认识，对传统递信与现代邮政之间之制度转变及社会影响，也有可供借镜之处。
受驿递交通条件的局限和服务朝政的需要，清廷在用驿人员和用驿条件上都加以规限，因此在文书的种类和接发人员上均有明确条例，非达到一定品级不能使用。虽然违规滥驿的情况屡见不鲜，但亦多系官员家人、随从狐假虎威所致，一般官员并不能轻易将信件人驿递寄。不过，对于直省官员而言，了解京师政治动态和人事变化，并将所管辖区的相关政情与京师枢臣交流，是除日常政务之外的另一重要政事。由于驿递不能代递私信，而专差带信费用太高，故以保障客户的信物安全为宗旨的民信局，其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直省各级官员受限驿规、而不便递送一般信件的有效办法。
清末时期，民信局数量较多，所提供递信路线，多以商业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为主，但由于其组织与递信路线设置灵活，收寄时间与结账方式又迎合商业活动的需要充分回应了中国传统递信体系“官民两分”的制度特点。虽然由于其局伙收入较低而存在遗失信件、滥索信资的陋习，但其大体均遵循“以信义通商”的宗旨，并采取信局联合的方式，逐步建立信业行规保证民局本身服务之质量与团结。正因如此，晚清的各级官员方会信赖这一民间递信组织，在正规的驿传体系之外，建立起一条政情传递的民间渠道。
在清代的官制设计中，“沿明代旧制，于江宁、杭州、苏州设三‘织造处’，以织办宫廷及官用之各种绸缎，布疋等，是宫廷派出的一个采办机构。”康熙初年改归内务府管理，而“清初，派往江南三处织造的差事，大多是皇帝的亲信，特别是康熙时期，三处织造成了皇帝安插在江南地区的耳目，他们搜集地方情况，监视官场活动，密报地方民情等等。到清代中期以后，三处织造官的这种特殊地位及作用，才逐渐消失。”至清末时期，江南地区发展成熟的民信局网络，则更为方便江南织造与其驻京人员之间的联系，其政情流通的速度亦更为加快。
由丁进军编选的《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呈堂禀稿》(以下正文简称“禀稿”)，为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侧面了解民信局担任政治潜流渠道的机会。由于其中不少内容涉及下属向上级报告京师的政情变化，故其常用民信局代其递信，以保证信件传递的私密性。从地理位置上看，京师与三织造所在的江南地区，均系民信局集中和网络发展的地区，来往传送非常方便，亦为江南织造人员与织署的书函往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根据笔者对该份史料的统计，从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四年间，江南织造与其驻京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利用华洋书信馆两次、福兴润信局四十八次、天丰信局两次、协兴昌信局十次、老福兴十三次，这一趋势基本与当时京师民信局的设置状况吻合。查有关北京的邮政史料可知，福兴润与协兴昌分别成立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和乾隆二十年正月，是北京设置较早的民信局，而驻京人员利用此二局的次数较多，正好说明其本身有较为厚实的寄递能力。
以这份史料可看出信局的一些特点。如信局在岁末新春之际全行歇业，一旦此时须有信件来往，则必须高费另雇专差递信。如光绪七年腊月廿六(1882年2月14日)，驻京人员探知“大人奉旨连任，当即缮具恩字四十七号喜禀”，打算按惯例交福兴润寄呈，但民信局向来于腊月廿三封班，直至正月初五方开班寄信问，而“专足脚价需费数十金”，故其人员“未奉谕示曷敢擅专”，最后因另有须寄江南之要信，方前往福兴润雇佣专差，“讲定价银十两，自正月初一日起，按日对算，十五日准到。回信仍请书名何日所发，限某日到京，以备查考。”由此可见，雇佣信局专差递信，所需费用不菲，对照该驻京员役一年应领办公银暨垫款“共二百二十两零八钱”而言，是一笔较为大额的支出，故其员方如此谨慎对待。由于江南织署常有委托购买货物之举，如光绪十一年年中去信托买“老米、月饼、干菜等项”，驻京人员购买极易，但托寄花费不菲，该员“本拟托福兴润专足由轮船寄辕。嗣向该局熟商，据称脚价夙有定章，每斤脚银六分，统计此次各物，共有七百斤之谱，需脚力四十余两，未免太巨”，最后亦只能放弃交信局递寄。由此可见，信局专差无论带信或带物均需较多费用，即如织署驻京人员亦使用不多，普通民众则就更难涉足此项业务了。
同时，信局专足一旦因私故延误递信，信局则必须对顾客作出赔偿。光绪九年五月廿九(1883年7月3日)驻京人员在禀稿中称，知悉寄信专足“擅乘轮船”而导致寄信延误后，“当持赴该局查问”，该信局局伙称：“系该足畏惧天热，又恐途中遇雨，致误限期，若非织署查出，敝局尚不得知。”该信局承认“究属敝局用人不当，实难辞咎。”虽然驻京人员认为该局一面之词“碍难遽信”，但最后还是以“立意罚其脚价一半，计银十八两”完事。从此事我们至少可以获知，是时信局与其带信主顾之间的几种行事惯例：(1)专差带信，费用昂贵，从上述可知，此次带信应在三十六两左右，如此高昂的价格，绝非平常人家可以承担；(2)信局对局伙的管理缺乏规范。由于信局局伙薪酬较低，故其常有在带信过程中违规收资、懒怠延误之事，但信局对该类事件并无主动处理之例，从本次事件看来，若非织署人员到局质问，则信局便将此事不了了之。顾客付款但难保服务质量，是信局的陋弊之一；(3)递信事故发生之后，顾客有权对信局拒付或减付相关费用，但主要是对专差带信韵业务而言，同时也与主顾的身份有关。从本次事件可以看出，由于织署驻京人员与该信局有较长的合作关系，且其又为官方身份，故信局方显出低声下气的姿态，对于“脚价罚半”的做法最后亦只能妥协接受。但对于普通民众的一般信件，恐怕难以轻易赔偿了。 以禀稿中可以看出，江南织造驻京人员与织署之间的联系相当频繁，其交流的信息，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京都的天气及风土人情报告。织署驻京人员禀稿之中，各信常有载京师的天气报告，究其原因，乃与传统社会对农业耕种的重视有关。如光绪七年二月廿九(1881年3月28日)的禀稿中报告：“京师近日春暖天晴，毫无雨意，设坛祈祷月余，迄末渥霈甘霖，农田深为可虑。”在盼雨多时后，“京师自三月二十九日晚间至四月初一二日连朝得雨，近畿一带深透，农田藉得播种，秋禾尚可有成，惟麦田恐难丰稔耳。”由于天气关系粮食收成、进而产生粮价波动及影响皇朝的政治稳定，而若冬季“节逾长至，尚未渥沾透雪，冬瘟盛行，人多疾病”，对京城的政治秩序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所以天气报告，成为禀稿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京师天气的掌握，才能对可能的政治动向了然于胸并早做提防。
此外，织署驻京人员对京城内的都城建设、风土人情亦常有报告。如光绪十一年九月初四(1884年10月22日)的禀稿中，即对京城拟开宽甬路的情况做了简报：“京师城内，现在丈量大街甬路，拟将甬路开宽数尺；两旁便道一律兴修，重载车辆系由便道行走，靠甬路各买卖棚均须拆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道路虽可畅行，而各棚小贸营生吃苦不小，此事亦非善举。”可见其关注的内容与报告评论，均系与民生相关，更进一步而言，则是对京城的政情变化，保持高度的关注。 第二，内务府及织署职责的相关报告。江南织-造职归内务府管辖，故宫中有关内务府的消息，事无巨细，驻京人员均向织署报告，但关注的目的主要为了及时把握太后及皇帝的动态。如驻京人员“询得谕令内务府挑选奶子”，乃是为“闻得佛爷自服乳后，连日夜间稍可稳睡数刻”。
而内府的人事纠葛，如“恩、广两堂日前因拣选郎中之缺意见不同，竞致在朝房口角，迄今延搁多日未能点放”，则更是驻京人员不可不报告的重要政情。
从禀稿中还可看到内务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以及应付解决之法：
闻之节前所有内务府应放各款，分厘未曾开放，口、广、嵩三位堂官曾向户部挪借若干，经闰中堂驳云：所有外省应解京饷，业由外处指拨，部中实无款筹借等情。当面回复矣。大约内务府放款，必俟粤关将春季七万五千两解京，方可给发一二，否则无力开放也。
另外，内务府对织署人员常有需索，花费甚多，而宫中织造皇室衣物，又不预有告知，故驻京人员常需打听消息，并及时提醒织署堂官未雨绸缪，方不致到时手忙脚乱：
现在织署织办差事无多，而内府各堂暨宫内廷各太监需索虑至，即如刻下各堂官托织缎口，师大人托织缂丝袍褂，动辄縻费千金，若不及早图维，恐将来诸多掣肘。现虽四执事首领曾言秋后传办ooo皇上御用龙袍褂等件，惟又恐藩库拨款维艰，似宜预为防范。揣度情形，自必平时与藩司衙门诸友时常往来略为亲密，遇有拨款等事，或者不至棘手。
事涉织署各项财款的运用，故驻京人员必须常有留意，并在禀稿中时时报告，方能使堂官左右逢源，随时应对京师的需求。
第三，宫中的大小杂务。织署虽归属内务府管辖，然其承办皇宫袍褂职事，必须常与宫中太监等人来往，故对该等人事必须慎重对待，保持良好关系。因“向来凡遇奉旨传办活计，均应向该太监讨领衣服尺寸以及袍褂式样”，而“领样后尚须付给使费，而费数原无一定，总不免与彼磨牙”。由于领样照制兹事体大，“此费自不能省”，故前后多次与太监首领商量，“自三十两磨对，添至五十两始得定局”。
对于宫中人事性格，驻京人员亦在禀稿中常有向堂官报告，以避免为他人挟制利用。如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1884年7月10日)的禀稿中提到，驻京人员在与内廷总管“刘老爷”询及江苏卫中丞“缓拨织款”的奏折时，该总管表示一旦“佛爷议论此节时，当必见机行事”，而该驻京人员亦不敢过分托付，盖“刘老爷之为人贪而无厌，倘此事极力请托，彼必视为奇货可居，恐将来肆行勒索”，是以“不露恳托情形，只为因公起见动之，免致异日承彼之情”。该员更指出，同治年间“差务繁冗，各处太监进项丰足，尚能关乎情面，慷慨见隋。近来日处寂寥，毫无进项，偶遇一差，便想发财”。而宫内“各太监办事大抵无错找错，以为需索地步”。加上织造之间互有竞争，本独传杭州织造一处之差事，“嗣闻效五老爷因此差未传苏州，竟托人情，向该带班太监求其分出十份之四成，改传苏州织办”。故该员慨叹：“如此情形，无怪内里各太监遇有传办差使，莫不逾常勒索也。”牵涉宫内各种承差利益，织署人员必须对上下左右关系打点妥当，方能为堂官之行事有所助益。
第四，京都内的人事变动。作为清朝政治运转的中心，各层官吏在京师来往进出，升降迁调，虽然此类人事调动未必与织署职责直接相关，但却与整个朝廷的运作息息相关，故织署驻京人员常在禀稿中报告此类人事情状。如光绪七年二月初一(1881年2月28日)禀告左宗棠人京的相关事宜：
左中堂于二十七日申刻到京，寓居贤良寺。二十八日跪安，当蒙召见。二十九日奉旨留京，以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并在总理衙门军机大臣上行走。
四月初五(5月22日)又询得李鸿章与奕诉在军机处密商事件，乃为税务与洋人交涉之事其再报告李鸿章入京请安，乃因“左相陈奏洋药加税及修治永定河各条，令李中堂赴总理衙门会同妥议”。十余日后，其在信中揭露左宗棠奏请开缺之原因，“实因在军机处与恭邸、宝相意见不和之故耳。”此数份禀稿虽未对京师人事有过多描述，却对即时报告了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中的互动纠葛。又如光绪十一年四月廿三的禀稿中报告：“阎中堂前被御史张廷燎参奏一事”，并提及传闻此原奏“佛爷曾遣孙大人毓纹送给阎相阅看后留中，外面故不得其详。”虽然其事过程不得其详，但却可使织署堂官揣摩太后之用意及京城人事的网络互动，进而把握京师之中的政治动向。
《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呈堂禀稿》所选取和反映的，仅是清末信递系统与政情传递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但通过对《禀稿》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信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其所传递的信息包罗万象，主要目的即是为远在江南的织署堂官及时把握京城政治的动态发展。
同时，对于信局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亦应恰当评价。由于其管理规范的缺乏及收寄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时而对该类禀稿信件及相关器物的带运造成遗漏及损失，影响了信局信誉和作用，因此，随着大清国家邮政及电报事业的兴起，利用民局带运政治信息的做法，亦随着民信局的逐步衰落而消失。
【作者简介】吴昱，男，1 981年生，广东电白人，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制度转型研究。
【责任编辑：全骜颉】
【关键词】晚清，民信局，政情传递，民间渠道，江南织造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8—0026—05
中国传统社会的书信传递，呈现“官民两分”的态势，民信向不入皇朝驿递体系，故家书朋信之往来，多依托各种途径，辗转达至，不仅延宕时刻，又易错递遗失。同乡、信客、钱庄、票号、镖客、会馆等诸种方式，虽尽可为乡人带寄，终非专门机构，无系统之带寄时间与组织，难以形成持续安全的递信体系。自道光年间出现较为组织化的民局机构，到咸同光宣时期的盛行，民信局在承载国人书信流通、货物商贸、货币汇兑等功能上发挥了相当重要之作用。即如海关邮政历时近二十年的准备，又于1896年正式开办大清邮政，但在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不得不依托民信局的递信网络代为传递。直至民国，部分地区民信局活动依旧活跃，而信客组织，在解放之后还曾代为某些地区的民众传信递物。
驿传铺递为清代传统交通体系主体，然高昂的费用并未能建立高速有效的递信体系，越至清末，日见败落。驿站传递之上谕奏折，常被驿站“设法私拆钉封、潜行阅看者，窥探秘密漏波军情，可恶已极”。晚清无名子赋《一剪梅》亦有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可见，官场往来、传消递息，不能不借助传递快速、保密性强的民信体系。官禀私信体系混杂，驿递、民局、客邮、商埠邮政互为系统又相互协递，信息载体来源多元，理清这一递信系统，不但对是时社会的政情流通加深认识，对传统递信与现代邮政之间之制度转变及社会影响，也有可供借镜之处。
受驿递交通条件的局限和服务朝政的需要，清廷在用驿人员和用驿条件上都加以规限，因此在文书的种类和接发人员上均有明确条例，非达到一定品级不能使用。虽然违规滥驿的情况屡见不鲜，但亦多系官员家人、随从狐假虎威所致，一般官员并不能轻易将信件人驿递寄。不过，对于直省官员而言，了解京师政治动态和人事变化，并将所管辖区的相关政情与京师枢臣交流，是除日常政务之外的另一重要政事。由于驿递不能代递私信，而专差带信费用太高，故以保障客户的信物安全为宗旨的民信局，其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直省各级官员受限驿规、而不便递送一般信件的有效办法。
清末时期，民信局数量较多，所提供递信路线，多以商业活动较为活跃的地区为主，但由于其组织与递信路线设置灵活，收寄时间与结账方式又迎合商业活动的需要充分回应了中国传统递信体系“官民两分”的制度特点。虽然由于其局伙收入较低而存在遗失信件、滥索信资的陋习，但其大体均遵循“以信义通商”的宗旨，并采取信局联合的方式，逐步建立信业行规保证民局本身服务之质量与团结。正因如此，晚清的各级官员方会信赖这一民间递信组织，在正规的驿传体系之外，建立起一条政情传递的民间渠道。
在清代的官制设计中，“沿明代旧制，于江宁、杭州、苏州设三‘织造处’，以织办宫廷及官用之各种绸缎，布疋等，是宫廷派出的一个采办机构。”康熙初年改归内务府管理，而“清初，派往江南三处织造的差事，大多是皇帝的亲信，特别是康熙时期，三处织造成了皇帝安插在江南地区的耳目，他们搜集地方情况，监视官场活动，密报地方民情等等。到清代中期以后，三处织造官的这种特殊地位及作用，才逐渐消失。”至清末时期，江南地区发展成熟的民信局网络，则更为方便江南织造与其驻京人员之间的联系，其政情流通的速度亦更为加快。
由丁进军编选的《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呈堂禀稿》(以下正文简称“禀稿”)，为我们获得了一个从侧面了解民信局担任政治潜流渠道的机会。由于其中不少内容涉及下属向上级报告京师的政情变化，故其常用民信局代其递信，以保证信件传递的私密性。从地理位置上看，京师与三织造所在的江南地区，均系民信局集中和网络发展的地区，来往传送非常方便，亦为江南织造人员与织署的书函往来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根据笔者对该份史料的统计，从光绪七年(1881年)至光绪十四年间，江南织造与其驻京人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利用华洋书信馆两次、福兴润信局四十八次、天丰信局两次、协兴昌信局十次、老福兴十三次，这一趋势基本与当时京师民信局的设置状况吻合。查有关北京的邮政史料可知，福兴润与协兴昌分别成立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和乾隆二十年正月，是北京设置较早的民信局，而驻京人员利用此二局的次数较多，正好说明其本身有较为厚实的寄递能力。
以这份史料可看出信局的一些特点。如信局在岁末新春之际全行歇业，一旦此时须有信件来往，则必须高费另雇专差递信。如光绪七年腊月廿六(1882年2月14日)，驻京人员探知“大人奉旨连任，当即缮具恩字四十七号喜禀”，打算按惯例交福兴润寄呈，但民信局向来于腊月廿三封班，直至正月初五方开班寄信问，而“专足脚价需费数十金”，故其人员“未奉谕示曷敢擅专”，最后因另有须寄江南之要信，方前往福兴润雇佣专差，“讲定价银十两，自正月初一日起，按日对算，十五日准到。回信仍请书名何日所发，限某日到京，以备查考。”由此可见，雇佣信局专差递信，所需费用不菲，对照该驻京员役一年应领办公银暨垫款“共二百二十两零八钱”而言，是一笔较为大额的支出，故其员方如此谨慎对待。由于江南织署常有委托购买货物之举，如光绪十一年年中去信托买“老米、月饼、干菜等项”，驻京人员购买极易，但托寄花费不菲，该员“本拟托福兴润专足由轮船寄辕。嗣向该局熟商，据称脚价夙有定章，每斤脚银六分，统计此次各物，共有七百斤之谱，需脚力四十余两，未免太巨”，最后亦只能放弃交信局递寄。由此可见，信局专差无论带信或带物均需较多费用，即如织署驻京人员亦使用不多，普通民众则就更难涉足此项业务了。
同时，信局专足一旦因私故延误递信，信局则必须对顾客作出赔偿。光绪九年五月廿九(1883年7月3日)驻京人员在禀稿中称，知悉寄信专足“擅乘轮船”而导致寄信延误后，“当持赴该局查问”，该信局局伙称：“系该足畏惧天热，又恐途中遇雨，致误限期，若非织署查出，敝局尚不得知。”该信局承认“究属敝局用人不当，实难辞咎。”虽然驻京人员认为该局一面之词“碍难遽信”，但最后还是以“立意罚其脚价一半，计银十八两”完事。从此事我们至少可以获知，是时信局与其带信主顾之间的几种行事惯例：(1)专差带信，费用昂贵，从上述可知，此次带信应在三十六两左右，如此高昂的价格，绝非平常人家可以承担；(2)信局对局伙的管理缺乏规范。由于信局局伙薪酬较低，故其常有在带信过程中违规收资、懒怠延误之事，但信局对该类事件并无主动处理之例，从本次事件看来，若非织署人员到局质问，则信局便将此事不了了之。顾客付款但难保服务质量，是信局的陋弊之一；(3)递信事故发生之后，顾客有权对信局拒付或减付相关费用，但主要是对专差带信韵业务而言，同时也与主顾的身份有关。从本次事件可以看出，由于织署驻京人员与该信局有较长的合作关系，且其又为官方身份，故信局方显出低声下气的姿态，对于“脚价罚半”的做法最后亦只能妥协接受。但对于普通民众的一般信件，恐怕难以轻易赔偿了。 以禀稿中可以看出，江南织造驻京人员与织署之间的联系相当频繁，其交流的信息，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京都的天气及风土人情报告。织署驻京人员禀稿之中，各信常有载京师的天气报告，究其原因，乃与传统社会对农业耕种的重视有关。如光绪七年二月廿九(1881年3月28日)的禀稿中报告：“京师近日春暖天晴，毫无雨意，设坛祈祷月余，迄末渥霈甘霖，农田深为可虑。”在盼雨多时后，“京师自三月二十九日晚间至四月初一二日连朝得雨，近畿一带深透，农田藉得播种，秋禾尚可有成，惟麦田恐难丰稔耳。”由于天气关系粮食收成、进而产生粮价波动及影响皇朝的政治稳定，而若冬季“节逾长至，尚未渥沾透雪，冬瘟盛行，人多疾病”，对京城的政治秩序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所以天气报告，成为禀稿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京师天气的掌握，才能对可能的政治动向了然于胸并早做提防。
此外，织署驻京人员对京城内的都城建设、风土人情亦常有报告。如光绪十一年九月初四(1884年10月22日)的禀稿中，即对京城拟开宽甬路的情况做了简报：“京师城内，现在丈量大街甬路，拟将甬路开宽数尺；两旁便道一律兴修，重载车辆系由便道行走，靠甬路各买卖棚均须拆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道路虽可畅行，而各棚小贸营生吃苦不小，此事亦非善举。”可见其关注的内容与报告评论，均系与民生相关，更进一步而言，则是对京城的政情变化，保持高度的关注。 第二，内务府及织署职责的相关报告。江南织-造职归内务府管辖，故宫中有关内务府的消息，事无巨细，驻京人员均向织署报告，但关注的目的主要为了及时把握太后及皇帝的动态。如驻京人员“询得谕令内务府挑选奶子”，乃是为“闻得佛爷自服乳后，连日夜间稍可稳睡数刻”。
而内府的人事纠葛，如“恩、广两堂日前因拣选郎中之缺意见不同，竞致在朝房口角，迄今延搁多日未能点放”，则更是驻京人员不可不报告的重要政情。
从禀稿中还可看到内务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以及应付解决之法：
闻之节前所有内务府应放各款，分厘未曾开放，口、广、嵩三位堂官曾向户部挪借若干，经闰中堂驳云：所有外省应解京饷，业由外处指拨，部中实无款筹借等情。当面回复矣。大约内务府放款，必俟粤关将春季七万五千两解京，方可给发一二，否则无力开放也。
另外，内务府对织署人员常有需索，花费甚多，而宫中织造皇室衣物，又不预有告知，故驻京人员常需打听消息，并及时提醒织署堂官未雨绸缪，方不致到时手忙脚乱：
现在织署织办差事无多，而内府各堂暨宫内廷各太监需索虑至，即如刻下各堂官托织缎口，师大人托织缂丝袍褂，动辄縻费千金，若不及早图维，恐将来诸多掣肘。现虽四执事首领曾言秋后传办ooo皇上御用龙袍褂等件，惟又恐藩库拨款维艰，似宜预为防范。揣度情形，自必平时与藩司衙门诸友时常往来略为亲密，遇有拨款等事，或者不至棘手。
事涉织署各项财款的运用，故驻京人员必须常有留意，并在禀稿中时时报告，方能使堂官左右逢源，随时应对京师的需求。
第三，宫中的大小杂务。织署虽归属内务府管辖，然其承办皇宫袍褂职事，必须常与宫中太监等人来往，故对该等人事必须慎重对待，保持良好关系。因“向来凡遇奉旨传办活计，均应向该太监讨领衣服尺寸以及袍褂式样”，而“领样后尚须付给使费，而费数原无一定，总不免与彼磨牙”。由于领样照制兹事体大，“此费自不能省”，故前后多次与太监首领商量，“自三十两磨对，添至五十两始得定局”。
对于宫中人事性格，驻京人员亦在禀稿中常有向堂官报告，以避免为他人挟制利用。如光绪十年闰五月十八(1884年7月10日)的禀稿中提到，驻京人员在与内廷总管“刘老爷”询及江苏卫中丞“缓拨织款”的奏折时，该总管表示一旦“佛爷议论此节时，当必见机行事”，而该驻京人员亦不敢过分托付，盖“刘老爷之为人贪而无厌，倘此事极力请托，彼必视为奇货可居，恐将来肆行勒索”，是以“不露恳托情形，只为因公起见动之，免致异日承彼之情”。该员更指出，同治年间“差务繁冗，各处太监进项丰足，尚能关乎情面，慷慨见隋。近来日处寂寥，毫无进项，偶遇一差，便想发财”。而宫内“各太监办事大抵无错找错，以为需索地步”。加上织造之间互有竞争，本独传杭州织造一处之差事，“嗣闻效五老爷因此差未传苏州，竟托人情，向该带班太监求其分出十份之四成，改传苏州织办”。故该员慨叹：“如此情形，无怪内里各太监遇有传办差使，莫不逾常勒索也。”牵涉宫内各种承差利益，织署人员必须对上下左右关系打点妥当，方能为堂官之行事有所助益。
第四，京都内的人事变动。作为清朝政治运转的中心，各层官吏在京师来往进出，升降迁调，虽然此类人事调动未必与织署职责直接相关，但却与整个朝廷的运作息息相关，故织署驻京人员常在禀稿中报告此类人事情状。如光绪七年二月初一(1881年2月28日)禀告左宗棠人京的相关事宜：
左中堂于二十七日申刻到京，寓居贤良寺。二十八日跪安，当蒙召见。二十九日奉旨留京，以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并在总理衙门军机大臣上行走。
四月初五(5月22日)又询得李鸿章与奕诉在军机处密商事件，乃为税务与洋人交涉之事其再报告李鸿章入京请安，乃因“左相陈奏洋药加税及修治永定河各条，令李中堂赴总理衙门会同妥议”。十余日后，其在信中揭露左宗棠奏请开缺之原因，“实因在军机处与恭邸、宝相意见不和之故耳。”此数份禀稿虽未对京师人事有过多描述，却对即时报告了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中的互动纠葛。又如光绪十一年四月廿三的禀稿中报告：“阎中堂前被御史张廷燎参奏一事”，并提及传闻此原奏“佛爷曾遣孙大人毓纹送给阎相阅看后留中，外面故不得其详。”虽然其事过程不得其详，但却可使织署堂官揣摩太后之用意及京城人事的网络互动，进而把握京师之中的政治动向。
《光绪年间江南织造驻京人员呈堂禀稿》所选取和反映的，仅是清末信递系统与政情传递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但通过对《禀稿》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信局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其所传递的信息包罗万象，主要目的即是为远在江南的织署堂官及时把握京城政治的动态发展。
同时，对于信局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亦应恰当评价。由于其管理规范的缺乏及收寄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时而对该类禀稿信件及相关器物的带运造成遗漏及损失，影响了信局信誉和作用，因此，随着大清国家邮政及电报事业的兴起，利用民局带运政治信息的做法，亦随着民信局的逐步衰落而消失。
【作者简介】吴昱，男，1 981年生，广东电白人，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制度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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