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们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意思是说，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低技能者与高技能者有互补性。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两者就是互补的，比如金融区要配保洁工，工程师要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将整个城市看做一个生产单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馆服务员和家政服务员。
　　一种常见的担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会不会被挤爆了？城市被挤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象，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复旦大学高虹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扣除了物价差异和由住房价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异之后，大城市的实际收入仍然更高。换句话说，还是因为存在着制度上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均衡还远没有达到。
　　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以后，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越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为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产品更具有不可运输性，大多数服务产品需要面对面地完成。同时，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
　　那么，消费型服务业呢？消费型服务业是跟着人和钱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展消费型服务业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馆）更容易被分摊，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对消费型服务的需求越强，其中，像餐馆和家政这样的服务其实是在将高技能者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分工。也正因此，一个现代城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越多。
　　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就是因为上述经济规律，大城市的政府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量都是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又不能被机器替代。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低技能劳动力前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