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局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武术在民国的衰落。相反，由于强国御侮背景下官方的提倡和战场上近身肉搏的需要，它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
　　清末镖局的衰落
　　《侠隐》里五次提到过镖局，大意是说，原来的镖局都关门了。主角李天然和师叔想找昔日的朋友打听一下仇人的消息都无从寻觅。几位有点交情的镖师，“不是在给大户人家护院，就是给大商号看门。有的在天桥、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的庙会下场子卖艺，有的弃武经商，开了茶馆饭庄，有的去跑单帮，闯关东，有的甚至与沦落到给巡警跑腿”。这些叙述，难免会让人感到习武之人在民国的境遇颇为凄凉。
　　镖局诞生于明末清初，是商品经济高度发達的产物。学者王隆华在一篇讲镖局兴衰的文章中记述，除了承接货物押运外，镖局还为官商的住宅和办公地点提供安保服务，业务很类似现在的安保押运公司。此外，镖局还承接官府一些朝贡品以及税收的保护。
　　另一位研究者张道翠在相关文章中写道，民间武术发展的过程中门派封闭，武术的传习大都以宗族传、世传、门派内传为主，分化较少。镖局的出现，给了习武者一种新的职业选择。不同派别的习武之人涌向大城市的镖局，以求靠武艺自立谋生。这就有了不同门派功夫的交流和融合。王隆华还提到了镖师因为要走南闯北，走镖的过程中也会拜师学艺或者以武会友，这都有利于不同招式的切磋。另外，镖师也会根据客人的需要去创新功夫。像是晋商因为生意的缘故和镖局关系十分密切，晋商孟如为便和镖师李洛能一起改进了祁县戴氏心意拳，最终创造除了“形意拳”的打法。
　　镖师都需要掌握哪些本领？《最后的镖王》一书写的是京城会友镖局的镖师李尧臣的传奇一生，由李尧臣晚年的弟子柳琴根据他的口述所写。柳琴告诉本刊，李尧臣在1890年进入镖局时有一个拜师学艺的过程，先练拳术，然后是六合刀和大枪，十八般武艺差不多都练到了。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要学会如何飞檐走壁，蹿房越脊。所谓蹿房，是攀着房椽子，往上一翻就上去，落到房檐上时，要轻轻落下，不能有动静。越脊，是说越过房梁，在房梁上走，不能在屋瓦上行走。踩在瓦上，嘎嘣一声，把瓦踩碎，别人就发觉了。《侠隐》中李天然经常翻身跃上房顶，并在上面自由行走，大概使用的就是这套功夫。
　　镖师们要有这身技能，是和为大宅门来看家护院相联系的。会友镖局的后台是李鸿章，李鸿章的宅邸就是请会友镖局的镖师去“坐夜”的，也就是晚上值班。柳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李鸿章的宅子连续失窃，于是李尧臣便和他师父夜半趴在房上负责捉拿盗贼。李宅的墙上装有电网。结果他们发现，贼人不是溜门撬锁，而是用了一个废弃的车轱辘撑开电网，起到了绝缘的作用，再钻进来。
　　1921年，中国最大的会友镖局关张，这也标志着旧式镖局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实上，镖局从清朝末年就开始走向式微。王隆华分析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票号的发展，商人不再带贵金属上路了，所以不再有镖师保护的需求；第二点，在运送物资上，火车这样的新式交通工具也取代了过去的车马押运；再有就是洋枪洋炮的进入给传统武术带来了冲击，人们更倾向用新式武器来武装自己。
　　电影导演、武术研究者徐浩峰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达出对于镖局衰落不同的观点：枪炮传入后，镖局的人其实走镖也是带枪的。他们逐渐不被需要，其实是进入民国后，被从保安系统里排除了。民国时期，官兵给私人家站私岗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有了卫队的警卫制度，都是由拿着枪的受过西方训练的士兵站岗。这样镖局的一个主要业务就消失了。
　　民国“尚武”思潮
　　镖局的线索外，民国的武术，有着另外的演进脉络，可分为民间和官方两边来叙述。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博士、武学研究者王启元告诉本刊，清朝早期出于对“反清复明”的忧虑，有着严格的禁武禁私兵的制度，因此民间武术是以一种“潜流”的方式在继续，直到晚清时爆发。
　　清末习武的重新流行，除了嘉庆、道光以后帝国控制力减弱、习武禁忌变得松动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南方的太平军与北方的捻军肆虐，民间不得不设法自保。义和团则是一次清政府官方鼓励的全民习武运动。
　　清末民初开始，便有一种“尚武”思潮在蔓延。学者易剑东梳理了这种思潮的演变：20世纪初，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让像蔡锷、梁启超等人将教训归结于是“军国民教育的缺乏”。他们提倡应该向西方学习，将德国、日本流行的西式兵操用于军队和学校的日常操练。这个时期，中国传统的武术是受到冷落的；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徐一冰等教育家依然提倡军国民教育，不过认为传授的应该是中国武术。于是1915年教育部采纳建议，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随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积极推行军国教育的德国战败，这让很多上层决策人士意识到军国教育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武术应当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尚武教育改变了先前全民皆兵的模式，武术教学和军事教育分开，武术的健身和道德价值被凸显，为了培养“活泼灵敏”“坚强耐劳”的国民。
　　民国时代，全国林立的大小武馆社团便是“尚武”思潮的另一反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12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华武士会，和1910年在上海创办的精武体育会，当时有“南有精武会，北有武士会”的说法。王启元说，这两个组织和其他武馆一样，实际起到的作用都普及了民间武术。同时它们的创建都和孙中山有关系，有着浓重的革命色彩，创建目的都有推广格斗术、训练预备役，相当于孙中山埋下的两颗地雷。
　　民国武术发展的高潮是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的成立。它体现了国家层面对武术的重视，将它提升到国术的层面。国术馆成立的宗旨在于“强国救种”。王启元说，它兼具国家的体育大学和军事院校的作用。如果说一开始还更偏重体育化的教学，那么在“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益深重，从课程设置上更加强调武术和军事的融合，比如教员在教学时特别注重格斗术，尤其是枪术和刀术的竞技。这些实用倾向和馆长张之江的出身也有关系，他本人就是西北军中著名将领，深谙武术对作战的重要性。“那时的武术不是后来意义上强身健体的表演，就是为了格斗，为了置人于死地。武术要发展到高峰，总离不开战争的检验。”王启元说。
　　1933年3月发生在长城沿线的喜峰口战役，便是传统武术在抗日战场上一次克敌制胜的运用，由此还诞生了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参加战役的二十九军，前身是冯玉祥创建的西北军。冯玉祥本人热爱武术，一生都在坚持武术锻炼。在当时落后的武器配备下，他特别注意从武术中挖掘可以练兵的招数。他的每名步兵都配有刺刀和宽刃长柄的大刀，平时要练习劈刀刺枪技术。《说剑丛稿》的作者、武学史家马明达告诉本刊，那时他的父亲、出身于中华武士会的马凤图在西北军中任职。他和兄弟马英图一起，帮助西北军重新设计劈刀术的内容，摒弃江湖花刀的成分，做到招式的简化和统一。在《侠隐》中，张北海也五次提到这场战役，仿佛在暗示那是属于传统武术的最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