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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设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步，其基本的观点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其要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社会和国际地位的平等；第二，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以公有制为唯一经济基础、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第三，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发展公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新型社会。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设想的思想核心是公正。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0)05-0005-07
由于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特征没有做出过比较完整的表述，又由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犯过诸如“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左倾错误，所以毛泽东心目中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一直是个谜，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有人认为毛泽东就是要搞“暴力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本文试图通过毛泽东的大量著述，勾勒出他心目中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轮廓，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参考。
一、基本设想
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设想，这也是他探索社会主义的起步，这个探索过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毛泽东虽然对社会主义特征没有完整的文字集中论述，但对未来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仍然有自己的设想。我们把散见于不同论著中的一些比较分散的描述加以梳理，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基本轮廓。
1.用温和的实验办法建立无政府主义“新村”。早年的毛泽东在探求真理和设计社会改造时，他并不主张暴力手段。1919年7月，他在写《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时讲道：“(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是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意义。”他主张进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因此，毛泽东最初对未来理想社会设想是，用温和的实验办法建立无政府主义的“新村”
1919年12月，毛泽东写《学生之工作》一文，首次对未来理想新社会有个描述。“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毛泽东认为，旧家庭、旧学校、旧社会相脱节，弊端很大。改造要从新学校、新家庭开始，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新社会(谓之新村)。“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生活在新社会里的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农村的新村里“种田、种树、种林、畜牧、种桑、鸡鱼等”。
2.在“新村”的基础上，1920年到1921年初，毛泽东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开始憧憬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体制。
毛泽东认为，旧的军阀独裁统治已经“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所以维护统一之主张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各省建国，全国建立27个国，最后以联邦制的办法解决全国的问题。应该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做示范。
湖南共和国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要有独立的主权。他特别强调，湖南共和国的实质不是将省改为国一个字，而在于“自己处理自己事的完全独立”。第二，人民应该是政权的主宰。他说：“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第三，实行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第四，政权中党派相互制衡。他说：“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第五，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他说，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根本目的，是造成一个好的环境，发挥人的主动精神，办教育、兴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3.1922年12月，毛泽东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时，号召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为了在中国“造就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
4.1938年有英国的记者问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设想时，毛泽东回答：“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受教育和娱乐的公平机会。婚姻习惯应该改革，道路要修建，工业要发展，还要建立六小时工作制。没有外来侵略。没有任何人压迫别人。实现平等、自由和博爱。共同建设世界和平。”
5.1945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中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6.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写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7.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解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诠释了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
8.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家庭是原始公社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同年，“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二、要点及核心
综合以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国家模式的设想，可以归纳出他思想的要点和核心。
其要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国际地位平等的社会；第二，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第三，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新型社会。
很明显，毛泽东通过紧紧抓住公正问题来设计社会主义制度，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公正。其目的就是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从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压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富裕的国家。 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公正，公正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始终的主题。在他看来，公正主要是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的内容。公正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主张各民族、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对内，消灭剥削压迫，消除阶级差别，反对特权阶层的形成，实现人人在政治和经济地位、尊严、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平等。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思想的含义相一致。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在这里他说的正义就是公正——作者注)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一个规则体系，它是由对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予以保护的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和社会调剂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公正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公正包含了公平和平等。它们既有相同又有区别之处。公正体系强调的是价值取向和取向的正当性，而公平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强调衡量标准的同一尺度(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但它是不公正的)，平等强调的则是相同性。公正承认人人生而相同，主张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应当得到保证，而且还承认人人生而有别，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认同个体之间自由的发展空间，认同人与人之间在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合理差距，因此，公正既能防止社会贫富差距的无节制扩大也能防止平均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处在被列强压迫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广泛存在的严重剥削现象，把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在此基础上追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应该是毛泽东的一个贡献。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中国实际，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三、思想渊源
毛泽东早期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是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这样的理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和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对中国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封建统治的现状不满、他的家庭出身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农民家庭的出身与毛泽东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公正社会的追求有直接关系。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慈母严父”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受父母相反性格的熏陶，在早年毛泽东的心里就埋下了反抗压迫与同情老百姓的种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价值观。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是了解并研究家庭出身对毛泽东影响的最完整的资料。在谈话中毛泽东回忆，一方面，父亲的严厉、苛刻、小气和暴躁，让他小时候在家庭受了不少委屈，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强烈的不满。很多年后，毛泽东仍然回忆起很多让他愤怒的事情。比如，父亲打他和弟弟，不让毛泽东在家闲着，不支持他多读书，还当着众人的面骂他，使他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开始用辩论到后来发展到用跳池塘的激烈方式进行反抗，迫使严厉的父亲让步。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母亲虔诚相信佛教，善良、淳朴，乐于帮助穷人。从父亲身上，他看到了专制的可恶；从母亲身上他看到善良的宝贵。在处理与父亲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明白了反抗强权与压迫的意义，从母亲身上他学到了同情弱者的精神。在母亲的熏陶下，毛泽东从小怜悯弱者，同情穷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造反精神表示赞赏。他对那些压迫农民的统治者表示反感，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表示愤慨，他盼望中国出现拿破仑、彼得大帝式人物，带领中国人民以反抗外国侵略者。拯救弱者的政治意识由此开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逐步形成。
社会地位低下农民出身的家庭环境孕育了他强烈的自尊心态，并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顽强意志的精神源泉。毛泽东回忆，他去湘乡读书时遭到有钱人家子女的奚落，也谈到了他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时遭受一些知识分子忽视的不公平待遇。很明显，由于毛泽东出身农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强烈的自尊心屡屡受到伤害。这一状况对毛泽东的重大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坚持认为，对于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人来说，唯一的出路是靠自己的顽强意志去奋斗，才能够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二是这种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铸就了毛泽东藐视一切权威和尊重心目中的“上帝”(即人民群众)的特殊领袖性格。于是，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毛泽东对国际社会中的霸权、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等方面一切权威的藐视。在毛泽东的著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各种权威坚决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当毛泽东的这种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和贫穷的旧中国无数渴望耕地的农民、企望改变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养家糊口的工人、为了穷人生存而衣不遮体转战深山的军队联系在一起时，这种顽强意志不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一个国家的理想。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时，指出了专制制度所具有的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不满。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迫使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观以人为核心，非常重视人的平等、自由问题，认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恩格斯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及剥削制度的存在等原因，在旧的社会中，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不可能得到保障。因此，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按劳分配和社会调剂是他们极力主张的。因此，在设想社会主义时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正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公正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心目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
毛泽东在构想社会主义社会时，明显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他针对中国实际，对封建专制制度普遍存在的不公现象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抨击。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的平等、自由问题，认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张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毛泽东在设想社会主义时，强调了政治上民主、经济上的公有制和为了保证人人平等而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尤其是强调了在新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地位、尊严、能力、价值方面的平等。在革命队伍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只有职业的区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全面地发展。
再次，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及国内现状的影响。
自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总数在一千个以上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样一个屈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探索救亡图存真理时，把公正放在首位而特别强调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是必然的。因为，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直接造成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而革命运动之目的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结束对中国的掠夺，在国际关系中，造就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公正的政治新秩序。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是社会平等的根本制度障碍，它严重限制了人的基本权利，不仅造成了封建社会的极度不公正，而且对现代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认为，中国男子一般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而女子则除了深受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到夫权的支配。因此主张农民运动，起来推翻地主政权，以及族权、神权和夫权。冲破“四权”的同时，就是要使农民和女性以及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待遇，并引导农民在伦理等观念上进行彻底革命。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表述了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平等决定人们在基本权利等方面的公正待遇。提出只有把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权利，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面对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和国内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老百姓的严重现状，毛泽东紧紧抓住公正问题来设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去探索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是20世纪前半叶苦难中国对他的召唤。
最后，对中国传统“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的扬弃。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描绘的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时代，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它给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有一些“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在抨击封建社会不公的同时提出自己新的社会理想，把广大老百姓的愿望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典型。可以肯定，否定阶级压迫、追求公正的“大同”理想对毛泽东设想构建社会主义的影响巨大。1917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而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谈到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时，提出用温和的实验办法建立无政府主义的“新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大同”社会的影子。更直接的是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大同”理想的肯定，他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通往大同社会的路，唯一的路是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逐步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不容置疑。这主要表现在，长期战斗在缺衣少穿的农村和农民相依为命的共产党人，在财富的支配上最担心分配的不公平，也就是说无论财富的多或少，分配公平才能得人心。只有分配的公正才能够在艰苦的农村有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和稳定和谐的环境。也“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同时，长期在农村生活，更能够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艰难，不能不受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等贵贱、均贫富”的观念影响，对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建立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的毛泽东来说，其影响是肯定的。这一影响，在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最为明显。
四、重大影响
毛泽东心目中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经形成，就不会轻易放弃，当他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必然在实践中不断延伸和完善，并力图以制度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在中国具体化。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首先，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相对公正、党群关系比较和谐的社会。
公正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核心，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以超常规的速度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对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确立了人与人之间无论地位高低，贡献大小，不同的民族，不同职业的人，都是平等的关系。党员干部，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而是服务于人民的普通劳动者。国家在国际上的独立、自尊与中国老百姓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地位、尊严、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平等，初步得到保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平等观念在中国开始深入人心，几千年形成的“君权神授”传统观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辛亥革命没有做到的，共产党做到了。虽然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经济并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但在推翻几千年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毕竟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直接否定，对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凝聚力大大增强。人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深，且大多是片面的。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很坚定，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逐步树立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了社会思想共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得到加强。这一切，都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其次，由于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强烈不满，对公 正认识的不深刻和论证不严谨，容易在理论上把公正和平等、公平相混淆，造成实践中就容易偏向平均主义，从而有可能陷入“大同”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设想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对公正体系的几个原则有过反复的论述，并把建立公正的社会作为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他的论述和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更明显的是在思想上以平等代替了公正，在实践中平均主义又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在社会体制的选择上，除了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等客观原因外，在主观方面和毛泽东对公正的理解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毛泽东选择了高度集权、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政府可以统一指挥安排经济社会活动。在所有制的选择上，他追求纯粹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私有制是阶级对立的根源，是一切剥削和不公正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一切旧的剥削制度存在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的对象。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够保证按劳分配，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生活，防止两极分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强调的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统一思想。这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公有制的所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毛泽东设想建立的公正社会相一致，自然成为毛泽东的必然选择。以平等代替公正的理论错误在于，背离了公正只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最基本含义，也背离了公正规则体系里的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从而使公正的规则体系断裂，建立公正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其逻辑关系是：由公正偏离到平等，再由平等偏离到绝对平均。有了平均主义的根基，就有可能陷入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思想是小农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历史上“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支柱。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得温饱的贫困农民对土地及其他财富平均的渴望是最普遍的一种要求。所以，面对社会的不平等，“平均”是动员老百姓起来反抗压迫的最有力的口号，平均主义成为最革命的思想。早期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的时候，时刻警惕着平均主义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所以不时地进行批判。但是，又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平均主义看成是广大穷苦老百姓的愿望而加以迁就。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红四军内部的“绝对平均主义”有过严厉的批评，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然而，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也只是限于“绝对平均主义”，实际是指盲动式的平均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另外，毛泽东的批判也只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并没有在理论上下功夫进行总结。毛泽东对平等的理解，看重的是结果的平等，这也正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价值观核心所在。在理论探索方面的不足，为此后共产党探索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的失误埋下了隐患。终于，由公正偏离到平等，再由平等偏离到绝对平均，由平均主义而陷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之“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死胡同。
再次，由于对农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始终处于压迫地位的同情和他强烈的拯救劳苦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把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无产阶级的雇农混淆在一起、把中国农业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混淆在一起，过高地估计农民的政治觉悟，这就是造成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快并敢于急过渡、穷过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敢于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其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陷入左倾错误的一个主要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分为工业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三个部分。毛泽东把贫农划到半无产阶级范围，认为，“贫农是农村中的佃户，受地主的剥削”，所以“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毛泽东又特别指出：“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据此，毛泽东的结论是：“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此时，毛泽东在思想上是十分清醒的。但后来的实践表明，他在1933年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先是把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相混淆；随后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和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农业无产阶级相混淆。造成的结果是：
第一，把本来属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贫农雇农当作大机器工业的无产阶级来看待。这样就必然会人为地提高占农业人口90％的贫农思想觉悟，有可能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加以肯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小生产(小农经济)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绝对不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旧中国、建国初期一直到目前，中国的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它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当把贫农的思想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后，就必然会把本来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作无产阶级的思想肯定。比如：绝对平均主义、皇权思想、个人崇拜，宗派主义、自私狭隘等，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建国后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发展，这与毛泽东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作无产阶级的思想而加以肯定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由于以上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往往过高地估计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这就是造成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快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1955年夏季以后发展的速度急剧加快。其转折点是对邓子恢“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毛泽东主张合作社的发展要快，邓子恢则主张要慢，毛泽东和邓子恢的分歧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对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积极性认识上的不同。毛泽东认为邓子恢没有看到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放慢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减少合作社数量，是挫折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还强调，农民的积极性高，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度，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195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过高估计贫下中农积极性的思想。结果是：不仅造成了农业化运动的过快，而且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2年完成。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划分一脉相承。而其理论探索方面的不足，同样为此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的失误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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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泽东；社会主义；中国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0)05-0005-07
由于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对社会主义的特征没有做出过比较完整的表述，又由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犯过诸如“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左倾错误，所以毛泽东心目中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一直是个谜，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有人认为毛泽东就是要搞“暴力社会主义”，有人认为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本文试图通过毛泽东的大量著述，勾勒出他心目中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轮廓，作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参考。
一、基本设想
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就开始了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设想，这也是他探索社会主义的起步，这个探索过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毛泽东虽然对社会主义特征没有完整的文字集中论述，但对未来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仍然有自己的设想。我们把散见于不同论著中的一些比较分散的描述加以梳理，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社会的基本轮廓。
1.用温和的实验办法建立无政府主义“新村”。早年的毛泽东在探求真理和设计社会改造时，他并不主张暴力手段。1919年7月，他在写《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时讲道：“(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是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意义。”他主张进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因此，毛泽东最初对未来理想社会设想是，用温和的实验办法建立无政府主义的“新村”
1919年12月，毛泽东写《学生之工作》一文，首次对未来理想新社会有个描述。“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毛泽东认为，旧家庭、旧学校、旧社会相脱节，弊端很大。改造要从新学校、新家庭开始，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新社会(谓之新村)。“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生活在新社会里的人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农村的新村里“种田、种树、种林、畜牧、种桑、鸡鱼等”。
2.在“新村”的基础上，1920年到1921年初，毛泽东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政治主张。开始憧憬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体制。
毛泽东认为，旧的军阀独裁统治已经“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所以维护统一之主张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各省建国，全国建立27个国，最后以联邦制的办法解决全国的问题。应该建立“湖南共和国”以做示范。
湖南共和国的具体内容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要有独立的主权。他特别强调，湖南共和国的实质不是将省改为国一个字，而在于“自己处理自己事的完全独立”。第二，人民应该是政权的主宰。他说：“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第三，实行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民主政体。第四，政权中党派相互制衡。他说：“不论哪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第五，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他说，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根本目的，是造成一个好的环境，发挥人的主动精神，办教育、兴产业，促进经济发展。
3.1922年12月，毛泽东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时，号召反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压迫，是为了在中国“造就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
4.1938年有英国的记者问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设想时，毛泽东回答：“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受教育和娱乐的公平机会。婚姻习惯应该改革，道路要修建，工业要发展，还要建立六小时工作制。没有外来侵略。没有任何人压迫别人。实现平等、自由和博爱。共同建设世界和平。”
5.1945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十二项问题》中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6.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写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7.1953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讲解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诠释了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他说：“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
8.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家庭是原始公社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同年，“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农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
二、要点及核心
综合以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国家模式的设想，可以归纳出他思想的要点和核心。
其要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国际地位平等的社会；第二，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公正社会；第三，社会主义应该是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新型社会。
很明显，毛泽东通过紧紧抓住公正问题来设计社会主义制度，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公正。其目的就是把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从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主义压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富裕的国家。 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首先是公正，公正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始终的主题。在他看来，公正主要是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的内容。公正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主张各民族、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对内，消灭剥削压迫，消除阶级差别，反对特权阶层的形成，实现人人在政治和经济地位、尊严、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平等。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思想的含义相一致。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在这里他说的正义就是公正——作者注)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现代意义上的公正是一个规则体系，它是由对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予以保护的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和社会调剂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公正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公正包含了公平和平等。它们既有相同又有区别之处。公正体系强调的是价值取向和取向的正当性，而公平带有明显的“工具性”，强调衡量标准的同一尺度(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但它是不公正的)，平等强调的则是相同性。公正承认人人生而相同，主张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和基本权利应当得到保证，而且还承认人人生而有别，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认同个体之间自由的发展空间，认同人与人之间在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合理差距，因此，公正既能防止社会贫富差距的无节制扩大也能防止平均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处在被列强压迫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广泛存在的严重剥削现象，把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在此基础上追求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应该是毛泽东的一个贡献。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中国实际，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三、思想渊源
毛泽东早期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是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这样的理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和他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对中国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封建统治的现状不满、他的家庭出身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农民家庭的出身与毛泽东政治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公正社会的追求有直接关系。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慈母严父”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受父母相反性格的熏陶，在早年毛泽东的心里就埋下了反抗压迫与同情老百姓的种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价值观。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是了解并研究家庭出身对毛泽东影响的最完整的资料。在谈话中毛泽东回忆，一方面，父亲的严厉、苛刻、小气和暴躁，让他小时候在家庭受了不少委屈，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强烈的不满。很多年后，毛泽东仍然回忆起很多让他愤怒的事情。比如，父亲打他和弟弟，不让毛泽东在家闲着，不支持他多读书，还当着众人的面骂他，使他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开始用辩论到后来发展到用跳池塘的激烈方式进行反抗，迫使严厉的父亲让步。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母亲虔诚相信佛教，善良、淳朴，乐于帮助穷人。从父亲身上，他看到了专制的可恶；从母亲身上他看到善良的宝贵。在处理与父亲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明白了反抗强权与压迫的意义，从母亲身上他学到了同情弱者的精神。在母亲的熏陶下，毛泽东从小怜悯弱者，同情穷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造反精神表示赞赏。他对那些压迫农民的统治者表示反感，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表示愤慨，他盼望中国出现拿破仑、彼得大帝式人物，带领中国人民以反抗外国侵略者。拯救弱者的政治意识由此开始在毛泽东的脑海里逐步形成。
社会地位低下农民出身的家庭环境孕育了他强烈的自尊心态，并成为他政治生涯中顽强意志的精神源泉。毛泽东回忆，他去湘乡读书时遭到有钱人家子女的奚落，也谈到了他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时遭受一些知识分子忽视的不公平待遇。很明显，由于毛泽东出身农家，在成长的道路上强烈的自尊心屡屡受到伤害。这一状况对毛泽东的重大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坚持认为，对于一个出身农民家庭、不占有任何社会资源的人来说，唯一的出路是靠自己的顽强意志去奋斗，才能够改变命运，实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二是这种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铸就了毛泽东藐视一切权威和尊重心目中的“上帝”(即人民群众)的特殊领袖性格。于是，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毛泽东对国际社会中的霸权、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等方面一切权威的藐视。在毛泽东的著述中，我们不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各种权威坚决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当毛泽东的这种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和贫穷的旧中国无数渴望耕地的农民、企望改变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待遇养家糊口的工人、为了穷人生存而衣不遮体转战深山的军队联系在一起时，这种顽强意志不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象征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一个国家的理想。
其次，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时，指出了专制制度所具有的兽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不满。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迫使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观以人为核心，非常重视人的平等、自由问题，认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恩格斯说：“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及剥削制度的存在等原因，在旧的社会中，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不可能得到保障。因此，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按劳分配和社会调剂是他们极力主张的。因此，在设想社会主义时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泽东正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公正观的基础上，形成了心目中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
毛泽东在构想社会主义社会时，明显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思想。他针对中国实际，对封建专制制度普遍存在的不公现象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抨击。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人的平等、自由问题，认为这是社会发展过程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主张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毛泽东在设想社会主义时，强调了政治上民主、经济上的公有制和为了保证人人平等而实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尤其是强调了在新的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地位、尊严、能力、价值方面的平等。在革命队伍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只有职业的区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全面地发展。
再次，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及国内现状的影响。
自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一步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总数在一千个以上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特权，把中国变成了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样一个屈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探索救亡图存真理时，把公正放在首位而特别强调国家独立与主权完整是必然的。因为，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直接造成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而革命运动之目的就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压迫，结束对中国的掠夺，在国际关系中，造就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公正的政治新秩序。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法血缘关系是社会平等的根本制度障碍，它严重限制了人的基本权利，不仅造成了封建社会的极度不公正，而且对现代社会公正的实现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认为，中国男子一般要受到政权、族权和神权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而女子则除了深受三种权力的支配外，还受到夫权的支配。因此主张农民运动，起来推翻地主政权，以及族权、神权和夫权。冲破“四权”的同时，就是要使农民和女性以及全体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平等的权利，享受公正的待遇，并引导农民在伦理等观念上进行彻底革命。在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表述了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平等决定人们在基本权利等方面的公正待遇。提出只有把人的解放与社会解放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权利，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面对自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和国内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老百姓的严重现状，毛泽东紧紧抓住公正问题来设想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心里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去探索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是20世纪前半叶苦难中国对他的召唤。
最后，对中国传统“大同”、“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等思想的扬弃。
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描绘的财产公有、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时代，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它给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影响。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总有一些“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在抨击封建社会不公的同时提出自己新的社会理想，把广大老百姓的愿望用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陶渊明所著的《桃花源记》就是一个典型。可以肯定，否定阶级压迫、追求公正的“大同”理想对毛泽东设想构建社会主义的影响巨大。1917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而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谈到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时，提出用温和的实验办法建立无政府主义的“新村”，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大同”社会的影子。更直接的是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大同”理想的肯定，他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通往大同社会的路，唯一的路是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中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逐步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不容置疑。这主要表现在，长期战斗在缺衣少穿的农村和农民相依为命的共产党人，在财富的支配上最担心分配的不公平，也就是说无论财富的多或少，分配公平才能得人心。只有分配的公正才能够在艰苦的农村有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和稳定和谐的环境。也“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同时，长期在农村生活，更能够体会到农民生活的艰难，不能不受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等贵贱、均贫富”的观念影响，对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建立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己任的毛泽东来说，其影响是肯定的。这一影响，在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最为明显。
四、重大影响
毛泽东心目中以公正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想一经形成，就不会轻易放弃，当他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必然在实践中不断延伸和完善，并力图以制度的形式使这一思想在中国具体化。回顾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首先，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相对公正、党群关系比较和谐的社会。
公正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核心，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以超常规的速度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对几千年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确立了人与人之间无论地位高低，贡献大小，不同的民族，不同职业的人，都是平等的关系。党员干部，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剥削者，而是服务于人民的普通劳动者。国家在国际上的独立、自尊与中国老百姓在国内政治和经济地位、尊严、能力、价值观等方面的平等，初步得到保障。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平等观念在中国开始深入人心，几千年形成的“君权神授”传统观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辛亥革命没有做到的，共产党做到了。虽然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的经济并不发达，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但在推翻几千年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之后，建立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毕竟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直接否定，对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改变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凝聚力大大增强。人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深，且大多是片面的。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很坚定，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逐步树立起来，最大限度地形成了社会思想共识。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得到加强。这一切，都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其次，由于对封建剥削制度的强烈不满，对公 正认识的不深刻和论证不严谨，容易在理论上把公正和平等、公平相混淆，造成实践中就容易偏向平均主义，从而有可能陷入“大同”空想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设想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对公正体系的几个原则有过反复的论述，并把建立公正的社会作为目标，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他的论述和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更明显的是在思想上以平等代替了公正，在实践中平均主义又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在社会体制的选择上，除了只有苏联的经验可以学习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刻等客观原因外，在主观方面和毛泽东对公正的理解有直接关系。建国初期，毛泽东选择了高度集权、政府全面干预社会生活的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政府可以统一指挥安排经济社会活动。在所有制的选择上，他追求纯粹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私有制是阶级对立的根源，是一切剥削和不公正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一切旧的剥削制度存在的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的对象。在公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够保证按劳分配，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生活，防止两极分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他强调的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统一思想。这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公有制的所有制及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毛泽东设想建立的公正社会相一致，自然成为毛泽东的必然选择。以平等代替公正的理论错误在于，背离了公正只是给予每个人应该得到的最基本含义，也背离了公正规则体系里的按照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从而使公正的规则体系断裂，建立公正社会的目标难以实现。其逻辑关系是：由公正偏离到平等，再由平等偏离到绝对平均。有了平均主义的根基，就有可能陷入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就是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思想是小农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历史上“大同”社会理想的核心支柱。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里，不得温饱的贫困农民对土地及其他财富平均的渴望是最普遍的一种要求。所以，面对社会的不平等，“平均”是动员老百姓起来反抗压迫的最有力的口号，平均主义成为最革命的思想。早期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的时候，时刻警惕着平均主义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所以不时地进行批判。但是，又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平均主义看成是广大穷苦老百姓的愿望而加以迁就。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红四军内部的“绝对平均主义”有过严厉的批评，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然而，毛泽东对平均主义的批判也只是限于“绝对平均主义”，实际是指盲动式的平均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只要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另外，毛泽东的批判也只是针对具体的事情，并没有在理论上下功夫进行总结。毛泽东对平等的理解，看重的是结果的平等，这也正是小农经济平均主义的价值观核心所在。在理论探索方面的不足，为此后共产党探索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的失误埋下了隐患。终于，由公正偏离到平等，再由平等偏离到绝对平均，由平均主义而陷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之“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死胡同。
再次，由于对农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始终处于压迫地位的同情和他强烈的拯救劳苦群众的社会责任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过程中把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无产阶级的雇农混淆在一起、把中国农业无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混淆在一起，过高地估计农民的政治觉悟，这就是造成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快并敢于急过渡、穷过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敢于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其结果使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陷入左倾错误的一个主要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中国的无产阶级分为工业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三个部分。毛泽东把贫农划到半无产阶级范围，认为，“贫农是农村中的佃户，受地主的剥削”，所以“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毛泽东又特别指出：“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据此，毛泽东的结论是：“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此时，毛泽东在思想上是十分清醒的。但后来的实践表明，他在1933年制定土地革命路线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先是把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和农业无产阶级的雇农相混淆；随后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和在1957年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把工业无产阶级与农业无产阶级相混淆。造成的结果是：
第一，把本来属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贫农雇农当作大机器工业的无产阶级来看待。这样就必然会人为地提高占农业人口90％的贫农思想觉悟，有可能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看成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加以肯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小生产(小农经济)只能产生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绝对不会产生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旧中国、建国初期一直到目前，中国的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它不可能产生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当把贫农的思想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后，就必然会把本来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作无产阶级的思想肯定。比如：绝对平均主义、皇权思想、个人崇拜，宗派主义、自私狭隘等，都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建国后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发展，这与毛泽东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当作无产阶级的思想而加以肯定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由于以上原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往往过高地估计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这就是造成社会主义改造过急、过粗、过快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例。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1955年夏季以后发展的速度急剧加快。其转折点是对邓子恢“小脚女人走路”的批判。，毛泽东主张合作社的发展要快，邓子恢则主张要慢，毛泽东和邓子恢的分歧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对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积极性认识上的不同。毛泽东认为邓子恢没有看到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放慢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减少合作社数量，是挫折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还强调，农民的积极性高，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度，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
195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清晰地反映了毛泽东过高估计贫下中农积极性的思想。结果是：不仅造成了农业化运动的过快，而且带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12年完成。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划分一脉相承。而其理论探索方面的不足，同样为此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的失误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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