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思想空前活跃，文学艺术异常繁荣，“春秋笔法”几千年来为士人青睐。无论是苏轼、苏辙两文豪还是胡适、鲁迅，对彼时士人的精神品格都推崇有加。

　　孔门七十二贤之首的颜渊受鲁定公邀请去看马术表演，看到马跑了很远的路，但训练师仍然不停地鞭打它们，他便借机吐槽鲁国的国策，说百姓就像这些可怜的马，被逼得太紧。鲁定公听了，羞愧难当，赶紧认错改正。
　　《左传》《吕氏春秋》犹如“吐槽大会”现场，经常出现“寡人闻命矣”“寡人知过矣”等国家一把手检讨忏悔的表述。
　　那是一个“知耻”的时代，固有群雄并起，也无碍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春秋笔法”几千年来为士人青睐。后来的粉丝，无论是苏轼、苏辙两文豪还是胡适、鲁迅，对彼时士人的精神品格都推崇有加。
　　北宋时《春秋》为显学，据说欧阳修十多岁便可倒背如流，后来他作《廉耻说》，一句“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达成了文脉的传承。鲁迅则在微言大义中解构了历史的嬗变——春秋时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大都慷慨赴死，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少了气节，不知廉耻，个个成了地主官僚和黑白两道通吃的混混。耻感文化在不同时期的强弱，凸显出各个时代精神与文化的荣衰。

耻辱之刑与华夏文明的原始耻感

　　《水浒传》中，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大都“有前科”，他们有的被逼杀人犯罪，受到的刑罚都很相似，打一顿脊杖，随后在脸上刺下“金印”，最终发配充军或者囚禁，宋江、武松、林冲等人的脸上刺的是“囚”字。这种刑罚叫墨刑，让犯罪者脸上刻着永远都磨灭不掉的“耻辱”痕迹。追溯其渊源，还要到尧舜时期。
　　先秦时代，尚处于典范政治的原始社会，对违反道德、习俗行为的惩罚，国家采取激发羞耻感等象征性惩治手段，以达到“刑期于无刑”的社会效应。当时，以德行教化民众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道德体系，因而，用刑法羞辱的方式比较普遍。
　　《史记》和《尚书》记载，舜帝任命皋陶创造了最古老的法律《刑典》，其中的象刑据说是由舜帝亲自发明的。当时，人们通过罪犯所著之衣而知其罪行，由此激发犯人的羞耻感并引以为戒。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常使用黥面的囚徒去做苦役。秦国商鞅变法时，有一次太子犯法，商鞅让办案人员找来太子的师傅公孙贾，说他纵容太子犯法，应该治罪，施以黥面，以示惩诫。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奏请焚烧《诗》、《书》等书籍，规定说，如果命令下达之后三十天内不烧者，要“黥为城旦”，即刺面后罚作一大早就起来修护城墙的苦役工。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队伍中，有许多是受过黥面之刑的囚徒。汉初被刘邦封为淮南王的英布，年轻时也曾因小罪被黥面。
　　在《周礼》中还有“耻诸嘉石，役诸司空”的记载，对于恶人，国家官员可以让他们坐在嘉石上去羞辱他。耻诸嘉石在当时作为严厉的精神惩罚，它能够实行的前提条件在于民众心中有耻。到了民国，诸如游街、示众等与现代社会伦理相悖的刑法依旧大量存在。
　　用诸如象刑的刑法治罪而激发犯罪的羞耻心，在法学家荀子看来，这样的羞耻心是因为被剃发易服或者黥面而异于他人产生的不适感，十分原始，所以耻辱之刑法维系起来的也是原始而廉价的耻辱感。他说：“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也就是说，假如只是象征性地惩罚，不是太便宜恶人了吗？如何让世人发自内心地知廉耻，在儒家那里，有一套更为可行的方案。

儒家思想下反求诸己的知耻

　　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傅说，曾辅佐高宗武丁安邦治国，开辟中古时代的盛世画卷。一次，他與君王谈治国理政的经验，引出了古代士人理想主义的滥觞，“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也就是说，作为臣子如果不能让君王做尧舜，那这样的辅臣，都该心存惭愧耻辱，就如同在闹市被鞭打一样。
　　这是《尚书》中关于耻感意识的理性记录，至春秋战国，奴隶主阶级没落，新的社会秩序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经过儒家与法家的阐释，耻感演化为类似劝诫的“消极自由”，逐渐成为裁量是非的标准和社会内在的道德意识。
　　据台湾学者朱岑楼统计，《论语》中有强烈的耻感取向，在全文498章中，竟有58章与耻感有关。其中说的“行己有耻”，为后世士人提供了立身立言的第一行为准则——只要自己认为是可耻的，就不能去做。而“耻”事的界定，在孔子之前，法家的管仲关于“礼、义、廉、耻”国家四维的经典早已有定义。
　　法家通过刑赏论荣辱的体系，并不被“在野”的传统士人青睐，儒学提倡的通过自省而“知耻”的道德规范，被普遍接受，后世程朱理学、阳明心学，都秉持了这样的耻辱观。
　　春秋战国，国家对“耻”的敏感空前。知耻的先决条件就是敢于承认错误，当时的国君很少有闭目塞聪的，大夫、官宦，几乎都将个人人格与国格对等，上演了一出出悲壮的耻辱者故事。
　　据《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晋国理官李离，因为误听属下的话错杀了人，想以死抵罪。晋文公说：“这是你手下官吏有过失，不是你的罪责。”李离表示：“我听察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却要把罪责推诿于下级，说不过去。”并以错杀人就要以死偿命为理由，伏剑自刎而死。

　　在楚国，国相石奢的父亲杀了人后逃命，石奢追上他之后出于孝道和情感，不忍心把父亲逮回去偿命，便将其放走后自杀谢罪，“坚直廉正，无所阿避”是后人对他的褒奖。
　　东汉时期，杨震却金的“网红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多少巨野文人骚客为其立碑扬名，正是在于他知耻而不为，不为钱财贪欲烦恼，立起了廉官的榜样。宋代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同样强调“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

　　明朝思想家吕坤提出“五刑不如一耻”，认为“知耻”比国法更为靠谱。龚自珍意识到“教之耻为先”，认为要改变世道人心，不仅需要外在的制裁，根本上还在于人们内心的道德反省。

历史荒野上呼唤耻感的守望者

　　关于耻感意识，孟子有更为思辨的论述，他在《尽心》上篇中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这句话的意思是，羞耻对于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行巧诈之事从来不会感到羞耻。不把赶不上人看作羞耻，怎么能赶上别人呢？
　　这句话的后半句，跟孔子所言的“知耻近乎勇”异曲同工。在孟子这里，君子必须把耻感当成重要的事情，时刻告诫自己敬畏的律令，以此防范贪欲和玩弄机谋。除此之外，君子要以羞耻感作为进取的动力，来追赶别人。
　　儒家将个人耻辱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知耻”的精神榜样塑造着社会成员的共识、荣辱观，影响着国民性格。而耻感激发的积极力量，也常常融于历史上个人成败与国家荣辱的叙事中。
　　有的人以生命捍卫自尊自信的气节，而有的人以耻辱为激励，复兴一个国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一种积极的价值抉择。吴王夫差最后走投无路，勾践表示可以賜他百户人家，让他住在甬东（今浙江舟山）休养。夫差竟也是知耻之人，选择了自杀。
　　宋代靖康之耻后，高度发达和繁荣的宋文化为何再次遭受致命打击？尽管有岳飞“怒发冲冠”，有鲁迅在日本看到清国学生麻木不仁而弃医从文、投笔从戎，却都没有改变“国破”的最终结局。这就是顾炎武所忧虑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生活在王朝末世的顾炎武，目睹了贫国弱兵、厚黑横行，为唤醒社会的耻感而作《廉耻》一文，说：“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孔子和顾炎武的时代已然完全不同。在孔子的时代，“耻”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颇为寻常。而在顾炎武的时代，经历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士人、百姓，对于家国与自尊的理解，都被异化了。
　　在历史的荒野上，不仕于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们，才是能说“太难了”的那群人，因为他们是鹤立鸡群的知耻者，孤独而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