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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挺颖，字策庸，号科生，陕西南郑人。1925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接受革命思想影响，并参加了“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创办《汉钟》杂志（后改名《新汉》）。1926年秋，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团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先后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协助毛泽东带领部队上井冈山、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24日，在大余战斗中身负重伤，在转移途经吉潭村时再遭敌袭击，不幸牺牲，年仅24岁。何挺颖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更是一位杰出的政工干部。从三湾改编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何挺颖始终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三湾改编，开始了毛泽东与何挺颖政治思想的第一次神交；何挺颖指挥黄洋界保卫战大捷，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何挺颖不幸牺牲，毛泽东倍感痛惜，多年后仍深切缅怀。
三湾改编：毛泽东与何挺颖政治思想的第一次神交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然而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部队连打败仗，由起义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部队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特别是芦溪遭袭以后，部队中不断发生的逃跑现象，更能说明党对这支连打败仗的部队缺乏有力的领导。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都是松散地存在，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事主官手里。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们是希望建立军事长官的权威的，不高兴看到由党代表参与指挥部队的一切。他们沿用的是一套旧的带兵方法，严重地妨碍着部队中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以上的这些情况，积压在毛泽东心里，使他感到焦虑不安，也成为他让部队停下来歇息一天的主要原因。他要腾出时间与一些同志交谈，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在如何有力地掌握部队的问题上，拿出一个好办法来。
从文家市出发以后，毛泽东一路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虑。在周围的政治工作干部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就是在第1团担任连指导员的何挺颖。
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的何挺颖，其实在北伐革命期间就已经是团指导员了，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在如何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何挺颖渐渐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较浓，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士兵们，对平时被人称为“卖狗皮膏药”的连指导员极为尊重，连队没有一个逃兵。这种现象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天上午，毛泽东让人把何挺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前委书记毛泽东喜欢与这个思维活跃、看问题很有见地的连指导员进行讨论。
“工农革命军走到今天，也算是经磨历劫吧！俗话说一个人要赢得起，也输得起，这样方为好汉。一支队伍也要胜得起，败得起。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人，可是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毛泽东声音低沉地道出了心中的忧虑。
何挺颖略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针对性地回道：“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上只剩下这么一些人枪。我看这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我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挺颖，你说的是呀！”毛泽东亲切地叫着对方的名字，继续说，“你说的正对我的思路！我也在考虑党如何抓住这支队伍的问题。”
毛泽东的思路骤然开阔，一抒这些天来的思考：“这次暴动中的诸多失利，就暴露出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麻痹轻敌等等，就是军事主官自行其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自行其是，不允许阳奉阴违，一切行动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何挺颖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地：“你说的问题对头，是这样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树立前委的领导，这不是一下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呀。”
毛泽东听后叹出一口气，感到对方说得实在，切中了要害。何挺颖声音不高地说：“恐怕要从部队中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里的党支部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抓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这番话，猛然触发了毛泽东内心的深层次思考，他将目光落在何挺颖身上，说道：“挺颖，你在部队中搞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党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显而易见，何挺颖也在思虑这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方能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对！你讲得太好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另外啊，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都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毛泽东激动而兴奋地说下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毛泽东与何挺颖的这次交谈，两个人的思想互相受到启发，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从而开创了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三湾改编，把支部建立在连上。
何挺颖指挥黄洋界保卫战大捷，毛泽东挥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由于湖南省委的“左”倾错误，1928年湘赣边界根据地经历了“八月失败”。毛泽东为挽救红军，亲率红军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朱云卿、陈毅安所在的三十一团一营和袁文才任团长的三十二团在师党代表何挺颖的领导下，留在井冈山保卫根据地。8月底，国民党湘军吴尚部、赣军王均部趁根据地红军大队远去湘南未归、兵力空虚之际，纠集四个团的兵力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军一个团由宁冈、永新方向，湘军三个团由酃县、茶陵方向合力进攻黄洋界。何挺颖和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三个年轻的指挥官得知敌情后，从永新火速赶回井冈山。面对兵力和装备优势明显的敌军，镇定自若，周密部署。他们指挥两个连深入发动和组织军民削竹钉、垒木头、搬石块、修战壕、筑工事，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并在黄洋界哨口左边的工事安排一个连的兵力防守，控制通往大陇的小路；瞭望哨上驻守一个排，监视山下的湘军活动；暴动队、赤卫队则隐蔽在附近的山头上；袁文才带领三十二团一营埋伏在山下茅坪的桃寮、斜源、神山、周山一带，日夜袭扰敌人，牵制敌军的力量。
8月30日上午。湘军三个团为了抢功，先于赣军进犯井冈山根据地。他们顺着蜿蜒的山道疯狂地向黄洋界扑来。500米、400米、300米……30米，“打!”随着何挺颖一声令下，守山军民居高临下向湘军猛烈开火。遭到猛烈打击的湘军慌不择路，拼命往路旁草丛里钻。井冈山军民在路边布下的竹钉阵大显神威，许多湘军双脚被竹钉刺穿，痛得乱叫。说时迟、那时快，一部分守山军民搬起石头，狠狠地朝敌人砸去，砸得湘军头破血流；另一部分守山军民推动垒木，硕大的垒木潮水般向下翻滚，敌军无处躲身，狼狈逃窜。仅一个上午，就成功地打退了湘军的三次进攻。中午时分，疲惫不堪的湘军只得退回山脚下伺机反扑。
此时此刻的何挺颖不因暂时的胜利而满足，他果断指挥井冈山军民立即抓紧时间加固工事，根据战事需要，指派了几个红军战士迅速赶到茨坪把一门刚在军械处修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做好了新的战斗准备。
下午四时左右，湘军开始了第四次攻击。待战战兢兢的湘军刚爬上半山腰，红军阵地上就吹响了冲锋号，井冈山军民期望已久的第一颗迫击炮弹发出去了，可惜是一颗哑炮。三分钟后，第二颗迫击炮弹打出去了，又是一颗哑炮。湘军欣喜若狂，加速往上进逼。何挺颖、朱云卿、陈毅安等三位指挥员和全体守山军民心里更是捏了一把汗，经过紧张调试，又用了三分钟的时间，第三颗迫击炮弹打出去了，“轰”的一声，正中湘军的指挥所，顿时，红军官兵的军号声、锣鼓声、爆竹声、呐喊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湘军乱作一团、落荒而逃。这时，边界群众手持大刀、梭标，挥舞红旗、彩带，出现在附近各个山头上。湘军以为红军大部队回来了，连夜仓惶逃跑。袁文才率部急追，一直把湘军赶出江西地界。赣军比湘军晚来了一步，在路上得知湘军惨败的消息，吓得丧失了进犯井冈山的勇气。
黄洋界保卫战在何挺颖等的正确指挥下，以一个营的兵力击败了敌军四个团，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革命“会剿”。毛泽东为此欣然写下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此后，毛泽东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对于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和重要意义，再次作了肯定。
何挺颖不幸牺牲，毛泽东倍感痛惜，深切缅怀
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为了加强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的战斗力，调何挺颖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兼党委书记。何挺颖到了二十八团后，他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建军路线，积极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教育，亲自给全团的党支部委员（包括许多军事干部）和各连、营党代表及政工人员上课，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大家的欢迎。由于他重视做指挥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该团的政治气氛焕然一新，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更为密切。
1929年1月14日，何挺颖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1月24日在大庾（今大余）同敌人开展激烈的战斗。战斗前，何挺颖一面擦着枪，一面对团党委成员说：马上要打仗了，对今天的敌人要切实地揍他一下，团党委的同志可随军部行动。讲完后他立即奔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毛泽东得知何挺颖负伤的消息后，极为关切，当即指示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区。1929年1月下旬，部队由大余向东转移，夜行军中，在吉潭遭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从马上摔下来不幸牺牲。毛泽东得知何挺颖牺牲的消息后，倍感痛惜。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曾跟他一起战斗在井冈山的革命战友，1951年3月亲笔致信汉中地区党委和政府，询问何挺颖的亲属。1954年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对何挺颖亲属珍藏的何挺颖当年寄回家中的一份《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作了鉴定，并复信回答了何挺颖亲属提出的询问。另外，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的正文和注释中曾有四处提到或赞誉何挺颖烈士。由此足见毛泽东对这位昔日战友的深切缅怀之情。
（责编任志）
三湾改编：毛泽东与何挺颖政治思想的第一次神交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然而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部队连打败仗，由起义时的5000余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部队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暴动前期还没有、也来不及在部队中实现前委的统一领导。各路部队的军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特别是芦溪遭袭以后，部队中不断发生的逃跑现象，更能说明党对这支连打败仗的部队缺乏有力的领导。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都是松散地存在，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事主官手里。那些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们是希望建立军事长官的权威的，不高兴看到由党代表参与指挥部队的一切。他们沿用的是一套旧的带兵方法，严重地妨碍着部队中的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以上的这些情况，积压在毛泽东心里，使他感到焦虑不安，也成为他让部队停下来歇息一天的主要原因。他要腾出时间与一些同志交谈，通过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在如何有力地掌握部队的问题上，拿出一个好办法来。
从文家市出发以后，毛泽东一路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虑。在周围的政治工作干部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就是在第1团担任连指导员的何挺颖。
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的何挺颖，其实在北伐革命期间就已经是团指导员了，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担任连指导员，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在如何做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何挺颖渐渐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干。他所在的连队政治气氛较浓，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士兵们，对平时被人称为“卖狗皮膏药”的连指导员极为尊重，连队没有一个逃兵。这种现象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一天上午，毛泽东让人把何挺颖叫到了自己的住处，同他进行了一番长谈。前委书记毛泽东喜欢与这个思维活跃、看问题很有见地的连指导员进行讨论。
“工农革命军走到今天，也算是经磨历劫吧！俗话说一个人要赢得起，也输得起，这样方为好汉。一支队伍也要胜得起，败得起。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人，可是部队怎样才能不垮掉、散掉呢？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毛泽东声音低沉地道出了心中的忧虑。
何挺颖略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针对性地回道：“部队接连打了一些败仗，军力上只剩下这么一些人枪。我看这并不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支队伍失去党的领导，我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党对队伍的领导权问题。”
“挺颖，你说的是呀！”毛泽东亲切地叫着对方的名字，继续说，“你说的正对我的思路！我也在考虑党如何抓住这支队伍的问题。”
毛泽东的思路骤然开阔，一抒这些天来的思考：“这次暴动中的诸多失利，就暴露出了党的领导问题。比如兵力分散、收编不当，麻痹轻敌等等，就是军事主官自行其是的结果。今后必须树立前委的领导，不允许自行其是，不允许阳奉阴违，一切行动得听从前委的指挥。”
对于毛泽东的想法，何挺颖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见地：“你说的问题对头，是这样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树立前委的领导，这不是一下命令就可以解决的呀。”
毛泽东听后叹出一口气，感到对方说得实在，切中了要害。何挺颖声音不高地说：“恐怕要从部队中的党组织去考虑。现在，部队里的党支部太少，这样不行，等于抓不住部队。”
何挺颖的这番话，猛然触发了毛泽东内心的深层次思考，他将目光落在何挺颖身上，说道：“挺颖，你在部队中搞过团指导员，又当过连指导员，你说，党怎样才能抓住部队？抓住士兵？”
显而易见，何挺颖也在思虑这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意见，他缓而有力地说：“党的组织，也就是党的支部，在我们的队伍里不是没有，而是太少了，一个团才有一个支部，连队一级都没有党的组织，这就不能抓住士兵，等于抓不住部队。我看要把党的支部建立到每个连队，就是班、排也要有党的小组，营以上建立党的委员会，举凡军中的重大事情，都要经过党支部、党委来决定，这样方能保证党对部队的领导。”
“对！你讲得太好了！是应该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基层组织，把党支部建到连队一级。另外啊，把各级指导员的名称改掉，设立党代表制度，都由党代表担任支部书记，党代表在政治上负有全部的责任。”毛泽东激动而兴奋地说下去，“一个人活着要有灵魂，一支队伍也要有军魂！我们的魂魄就是各个党的支部，一定要把支部建立到连队一级！”
毛泽东与何挺颖的这次交谈，两个人的思想互相受到启发，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从而开创了人民军队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改革——三湾改编，把支部建立在连上。
何挺颖指挥黄洋界保卫战大捷，毛泽东挥笔写下《西江月·井冈山》
由于湖南省委的“左”倾错误，1928年湘赣边界根据地经历了“八月失败”。毛泽东为挽救红军，亲率红军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湘南迎还红军大队。朱云卿、陈毅安所在的三十一团一营和袁文才任团长的三十二团在师党代表何挺颖的领导下，留在井冈山保卫根据地。8月底，国民党湘军吴尚部、赣军王均部趁根据地红军大队远去湘南未归、兵力空虚之际，纠集四个团的兵力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赣军一个团由宁冈、永新方向，湘军三个团由酃县、茶陵方向合力进攻黄洋界。何挺颖和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三个年轻的指挥官得知敌情后，从永新火速赶回井冈山。面对兵力和装备优势明显的敌军，镇定自若，周密部署。他们指挥两个连深入发动和组织军民削竹钉、垒木头、搬石块、修战壕、筑工事，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并在黄洋界哨口左边的工事安排一个连的兵力防守，控制通往大陇的小路；瞭望哨上驻守一个排，监视山下的湘军活动；暴动队、赤卫队则隐蔽在附近的山头上；袁文才带领三十二团一营埋伏在山下茅坪的桃寮、斜源、神山、周山一带，日夜袭扰敌人，牵制敌军的力量。
8月30日上午。湘军三个团为了抢功，先于赣军进犯井冈山根据地。他们顺着蜿蜒的山道疯狂地向黄洋界扑来。500米、400米、300米……30米，“打!”随着何挺颖一声令下，守山军民居高临下向湘军猛烈开火。遭到猛烈打击的湘军慌不择路，拼命往路旁草丛里钻。井冈山军民在路边布下的竹钉阵大显神威，许多湘军双脚被竹钉刺穿，痛得乱叫。说时迟、那时快，一部分守山军民搬起石头，狠狠地朝敌人砸去，砸得湘军头破血流；另一部分守山军民推动垒木，硕大的垒木潮水般向下翻滚，敌军无处躲身，狼狈逃窜。仅一个上午，就成功地打退了湘军的三次进攻。中午时分，疲惫不堪的湘军只得退回山脚下伺机反扑。
此时此刻的何挺颖不因暂时的胜利而满足，他果断指挥井冈山军民立即抓紧时间加固工事，根据战事需要，指派了几个红军战士迅速赶到茨坪把一门刚在军械处修好的迫击炮抬上了黄洋界，做好了新的战斗准备。
下午四时左右，湘军开始了第四次攻击。待战战兢兢的湘军刚爬上半山腰，红军阵地上就吹响了冲锋号，井冈山军民期望已久的第一颗迫击炮弹发出去了，可惜是一颗哑炮。三分钟后，第二颗迫击炮弹打出去了，又是一颗哑炮。湘军欣喜若狂，加速往上进逼。何挺颖、朱云卿、陈毅安等三位指挥员和全体守山军民心里更是捏了一把汗，经过紧张调试，又用了三分钟的时间，第三颗迫击炮弹打出去了，“轰”的一声，正中湘军的指挥所，顿时，红军官兵的军号声、锣鼓声、爆竹声、呐喊声、枪炮声响成一片，湘军乱作一团、落荒而逃。这时，边界群众手持大刀、梭标，挥舞红旗、彩带，出现在附近各个山头上。湘军以为红军大部队回来了，连夜仓惶逃跑。袁文才率部急追，一直把湘军赶出江西地界。赣军比湘军晚来了一步，在路上得知湘军惨败的消息，吓得丧失了进犯井冈山的勇气。
黄洋界保卫战在何挺颖等的正确指挥下，以一个营的兵力击败了敌军四个团，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革命“会剿”。毛泽东为此欣然写下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此后，毛泽东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8月30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对于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和重要意义，再次作了肯定。
何挺颖不幸牺牲，毛泽东倍感痛惜，深切缅怀
1928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为了加强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的战斗力，调何挺颖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兼党委书记。何挺颖到了二十八团后，他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建军路线，积极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教育，亲自给全团的党支部委员（包括许多军事干部）和各连、营党代表及政工人员上课，讲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大家的欢迎。由于他重视做指挥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使该团的政治气氛焕然一新，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更为密切。
1929年1月14日，何挺颖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1月24日在大庾（今大余）同敌人开展激烈的战斗。战斗前，何挺颖一面擦着枪，一面对团党委成员说：马上要打仗了，对今天的敌人要切实地揍他一下，团党委的同志可随军部行动。讲完后他立即奔赴前线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毛泽东得知何挺颖负伤的消息后，极为关切，当即指示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区。1929年1月下旬，部队由大余向东转移，夜行军中，在吉潭遭敌人袭击，身负重伤的何挺颖从马上摔下来不幸牺牲。毛泽东得知何挺颖牺牲的消息后，倍感痛惜。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位曾跟他一起战斗在井冈山的革命战友，1951年3月亲笔致信汉中地区党委和政府，询问何挺颖的亲属。1954年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对何挺颖亲属珍藏的何挺颖当年寄回家中的一份《红四军司令部布告》作了鉴定，并复信回答了何挺颖亲属提出的询问。另外，据统计，在《毛泽东选集》的正文和注释中曾有四处提到或赞誉何挺颖烈士。由此足见毛泽东对这位昔日战友的深切缅怀之情。
（责编任志）